洞察世界的艺术
绘画教人如何观察和洞察（这是两件不同的事，很难二者兼备）。因此绘画保持着儿童所特有的那种富有生气的、极其纯真的感情。[1]
——亚历山大·勃洛克
令人停步伫立、啧啧赞赏的往往是那些在人类生活中一无用处的东西：摸不着的影像、无法播种的悬崖、色彩奇异的天空。
——约翰·罗斯金[2]
由于我们的疏懒或无知，一些无可辩驳的真理往往被束之高阁，对人类活动毫无影响。
在这类无可辩驳的真理中，有一条真理与创作技巧、特别是与散文作家的创作密切相关。它的内容是：艺术的各个邻近领域（诗歌、绘画、建筑和音乐）的知识，能够极大地丰富散文作家的内心世界，赋予他的散文以一种特殊的表现力。于是散文便充满了绘画的光线与色彩、诗歌语言所特有的容量与清新、建筑的对称与和谐、雕塑线条的突出与清晰、音乐的节奏与旋律。
这一切都是散文的附加财产，似乎是它的补色。
对那些不爱诗画的作家，我是不信任的。说得好听些，这些人有点慵懒和高傲；说得不好听些，便是昏庸无知。
如果作家是一个内行而不是一个匠人，是一个瑰宝的创造者而不是像嚼美国口香糖那样猛啖生活的幸福的凡夫俗子，那他对任何可以使他开阔视野的东西就不能嗤之以鼻。
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在读完一个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甚至大部头的长篇小说之后，除了一堆杂七杂八、平庸无奇的人物以外，没有留下任何印象。你千方百计想把这些人看个明白，但却看不明白，因为作者没有赋予他们任何生动的特点。
而且这些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情节发生在某个凝固的、没有色彩和光线的日子，发生在可以言传、但作者却并未亲历目睹的情景之中，因而无法向我们读者展示这一情景。
这些作品的题材虽然具有当代性，但却平庸无奇。作者往往故弄玄虚，并试图以此取代欢乐，特别是劳动的欢乐。
这些作品之所以令人生厌，不仅因为作者感情冷漠、知识贫乏，而且因为目光迟钝、视野狭窄。
这样的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恨不得将它们统统砸烂，就像将积满尘土、闷热难耐的房间里关得严严实实的窗户砸烂一样。随着当的一声，玻璃碎片四处飞溅，于是从外面会立即吹进一股清风；雨的哗哗声、孩子的叫喊声、轮船的汽笛声、雨湿的马路的闪光，也会一拥而入——整个生活，连同它那乍看上去杂乱无章、但却极其绚丽的光线、色彩和声音都会闯入房间。
我们有不少书似乎是瞎子写的，可它们却是为眼睛好的人而写，它们的出版简直荒唐透顶。
为了做到有所发现，不仅要对周围进行观察，而且还要学会洞察。只有热爱人们和大地的人，才能洞察人们和大地。平平淡淡、毫无特色的散文往往是作家冷酷无情的结果，是他麻木不仁的可怕迹象。然而有时这只是因为能力很差，证明他文化水平不够。若是如此，那就如常言所说，仍可救药。
怎样洞察，怎样领略光线和色彩，这件事画家可以教会我们。他们的洞察能力比我们强，而且他们善于记住见过的东西。
当我还是个青年作家时，一位熟悉的画家对我说：
“我的亲爱的，您看事情还不完全清晰，稍微有点儿模糊，还很粗心。根据您的一些短篇小说判断，您只能看到一些基色和涂在表面的浓郁色彩，至于那些中间色和不同色调，在您的作品中都混为一体，变成了某种单调乏味的东西。”
“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辩解说。“只有这样的眼力呗！”
“乱弹琴！好的眼力是培养出来的。别偷懒，好好地把视力练一练。要像俗话所说的，动真格儿。在对一切进行观察时，您都要决心用颜料把它画出来。您就试它一两个月。坐电车也好，坐公共汽车也好，就用这种方法对人进行观察。两三天后您就会相信，在这以前，您在人们身上看到的东西，不到现在的十分之一。两个月之后，您就学会洞察事物了，而且不用勉强自己这样做了。”
我听了画家的话，果不其然，不管是人还是物，都比我以前匆匆忙忙进行观察时有趣得多。
于是，一种懊悔之情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这是对愚蠢地虚度的、一去不复返的时间的懊悔。在逝去的岁月里，我本可以看到多少美好的东西啊！多少有趣的东西付诸东流，你再也无法使它们复原了！
这是我从画家那儿学到的第一课的内容。第二课更直观。
有一年秋天，我从莫斯科前往列宁格勒，但不是取道加里宁和博洛戈耶，而是从萨维洛沃车站上车，取道卡利亚津和赫沃伊纳亚。
许多莫斯科人和列宁格勒人对这条路的存在连想都没有想过。这条路虽然远一些，但却比经由博洛戈耶的那条熟路有趣一些。它之所以有趣，是因为要经过荒漠和林区。
我的旅伴是个小个儿，穿着一身肥大的衣服。一对眼睛窄窄的，但却富有生气。这个人带着一只装油画颜料的大箱子和几卷涂好底色的画布。不难猜出他是一位画家。
我们聊了起来。我的旅伴说，他要去齐赫文市郊区，他在那儿有一个做护林员的朋友，他将住在朋友的护林哨所，描绘秋天的风光。
“那您干吗跑那么远的路，到齐赫文市郊区去呢？”
“那儿有我看中的一个地方，”画家信任地回答说。“一个最佳去处！这样的地方，您在天下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清一色的白杨树！有的地方只是偶尔才有那么几棵云杉。秋天一到，白杨树就打扮得花枝招展，任何树都无法媲美。它的叶子真是绚丽多彩。有绛红色、柠檬色、淡紫色，甚至还有黑底金斑的。太阳一照，看起来就像一堆光辉灿烂的篝火。我在那儿工作到冬天降临之前。冬天一到，就去列宁格勒郊区的芬兰湾。那个地方，您知道吗，有俄国最漂亮的霜。这样的霜，我在任何地方都没见到过。”
我对我的同伴说，既然他的知识如此渊博，那就可以编一本有实用价值的画家手册，说明在哪儿能画什么。当然，我这样说只不过是开开玩笑罢了。
“您这是出的什么主意！”画家严肃地回答道。“编本手册倒不难，但却没有什么意思。发现一个地方，大家一哄而上，而现在每个人都在独自寻美。这样做比什么都好。”
“为什么呢？”
“国家可以显得更加多姿多彩呀。俄罗斯的大地如此多娇，足够所有的画家画几千年呢。不过，您知道吗？”他担忧地补充道。“人们不知为什么开始肆无忌惮地糟蹋和破坏大地。其实大地的美是一种神圣的东西，是我国社会生活中一种伟大的东西。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之一。不知道您怎么认为，可我是相信这一点的。如果连这一点都不了解，又怎能算一个先进分子呢！”
白天我睡着了，但没过多久我的旅伴把我弄醒了。
“您千万别发火。”他难为情地说，“不过您最好还是起来。出现了一幅令人惊异的图画——九月的大雷雨。您去看看吧！”
我瞥了一下窗外。沉重的乌云正从南边向高空升腾，把半个天空都遮住了。乌云被一道道闪电照得阵阵抽搐。
“我的妈呀！”画家叫了起来。“有多少色彩呀！这样的色调你是绝对画不出来的，哪怕你是列维坦本人。”
“什么样的色调？”我张皇失措地问道。
“天哪！”画家绝望地说。“您往哪儿看呀？您瞧，那儿的森林黑乎乎、密麻麻的，这是因为它被乌云的阴影笼罩了。稍远一点，森林上面尽是浅黄色和浅绿色的斑点，这是穿过云层变得较弱的阳光造成的。再远一些，整座森林都沐浴在阳光中。看见了吗？整座森林就像是用赤金铸造的。而且，整座森林是透亮的，很像一道刻有花纹的金墙，又像有人把我们齐赫文绣金作坊女工绣的一块头巾铺在地平线上。现在您往近处看看那一行云杉。您看到针叶上青铜色的闪光了吗？它来自森林金墙。森林金墙把自己的光照射到云杉上，这就是反光。要画它是很难的，而画坏却很容易。您看那儿，只有一点点微光，我敢说，要想把这种柔和的色调表现出来，非沉着、忠实的妙手丹青莫属。”
画家看了我一眼，笑了起来。
“秋天森林的反光是多么强劲啊！整个包房都被反光所笼罩。特别是您的脸孔。要是能把您这个样子画下来该有多好。但可惜的是，这一切都是昙花一现。”
“画家的事业正在于此，”我说，“要让那些昙花一现的东西留存几百年。”
“我们正在尽力而为，”画家回答道。“假如这种昙花一现的东西不像现在这样弄得我们措手不及的话。说句实在话，画家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颜料呀，画布呀，画笔呀。你们这些作家强多了。你们把这些颜料存在记忆里。您看，这一切变化多么迅速。瞧，森林一会儿亮闪闪的，一会儿黑沉沉的！”
一片片被撕碎的白云，抢在积雨云之前朝我们飞驰而来，并以其急速的运动把大地上的所有色彩真的搅乱了。在远处的森林里，深红色、赤金色、白金色、孔雀绿、紫色和深蓝色开始交融在一起。
偶尔有一线阳光冲破乌云，照在一排白桦树上，于是它们一棵接一棵地如同金色的火炬光芒四射，但顷刻便熄灭了。雷雨前的烈风阵阵吹来，使原本混乱的色彩变得更混乱了。
“天空啊，什么样的天空啊！”画家嚷了起来。“您看，它能创造多么伟大的奇迹啊！”
积雨云冒着浅灰色的烟，迅速地坠向地面。它颜色单调，全是黑页岩色。但每次电光一闪，就可看到积雨云中一股股浅黄色的、凶猛的龙卷风，一个个蓝色的洞穴和一条条被暗淡的玫瑰色火光从内部照亮的曲曲弯弯的缝隙。
刺眼的电光在乌云深处变成了古铜色的烈焰。而在近地之处，在乌云和森林之间，则垂下了一道道大雨的雨幕。
“多么壮丽啊！”画家激动地嚷道。“这样的奇观，你不是经常能够碰到的啊！”
我和画家从包房窗口移到走廊的窗口。窗帘在风中阵阵抖动，加剧了光的闪烁。
下起了滂沱大雨。列车员急忙关好车窗。一股股斜雨沿着玻璃流了下来。光线变暗了，只有很远很远的地方，在地平线那边，透过雨幕还可以看到最后一排染上金色的森林在闪闪发光。
“您记住点什么了吗？”画家问道。
“一点点吧。”
“我也只记住了一点点，”他难过地说。“只要雨一停，色彩就会变得更强烈。您明白吗，阳光就会开始在潮湿的树叶和树干上闪烁。顺便说说，您最好在阴天下雨之前对光作一番仔细的观察。下雨前是一番景象，下雨时是另一番景象，下雨后则是一番极其特殊的景象。因为湿漉漉的叶子给空气增添了一种微光。灰暗的、柔和的、温暖的光。总之，我的亲爱的，研究色彩和光线是一种享受。我愿意做一辈子画家，决不改行干别的事。”
画家夜里在一个小站下了车。我走到站台上跟他告别。那里点着一盏煤油灯。机车在前面喘着粗气。
我很羡慕画家，并且突然对种种杂务感到十分恼火。由于这些杂务，我必须继续赶路，不能在北方稍许停留几天。在这里，每枝帚石南都能唤起无限的遐想，足够写几首散文体的叙事诗。
此刻我心里感到特别难受，因为在生活的进程中，我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往往不让自己按照心灵的旨意生活，而只是忙于那些急务和要务。
对自然界的色彩和光线，与其说必须进行观察，不如说必须倾注全部心血。对于艺术来说，只有那种在心灵中占有稳固地位的素材才是适用的。
绘画对散文作家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有助于作家看见和热爱色彩与光线，而且还因为画家往往能够发现我们根本看不见的东西。只有看到他们的画作之后，我们才能开始看见这件东西，并且因从前没有看见而感到惊异。
法国画家莫奈[3]去过伦敦，并以威斯敏斯特教堂为题材画了一幅画。莫奈总是在伦敦平常的、雾气弥漫的日子工作。在这幅画中，哥特式教堂为雾气所笼罩，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个轮廓。这幅画可说画得精美至极。
当这幅画公开展出时，它在伦敦人中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们深感震惊，因为莫奈笔下的雾成了紫红色，而大家知道，雾是灰色的。
起初，莫奈的果敢激起了公愤。然而，当那些被激怒的人们走上伦敦街头，对雾做了一番仔细观察之后，才破天荒第一次发现，雾的确是紫红色的。
于是人们开始寻找这种现象的原因。大家一致认为，雾的颜色之所以变红，是烟太多所致。此外，使雾染上这种颜色的还有伦敦一幢幢红色的砖房。
但不管情况如何，莫奈还是赢了。在他的这幅画之后，人人都开始用画家的眼光来看伦敦的雾。莫奈甚至还被誉为“伦敦雾的创造者”。
从我的私人生活中也出可以举出一些例子。例如我是在看了列维坦的《永久的安息》之后，才破天荒第一次发现俄罗斯阴天的色彩是多样化的。
在那之前，阴天在我的眼里只有一种抑郁的色调。我认为，阴天之所以令人愁肠百结，就是因为它吞没了各种色彩，使大地变得烟霭朦胧。
然而，列维坦在这种抑郁中却发现了某种宏伟乃至喜庆的色调，并且在其中发现了许多纯正的色彩。从那时起，阴天不再使我感到难受。相反，我甚至爱上了阴天清新的空气、让人面颊灼痛的寒意、江河里银灰色的涟漪和沉重移动的乌云。还因为每当阴天来临，你就会开始珍视人世间最普通的乐趣——暖烘烘的木舍、俄式炉子的旺火、茶炊的吱吱声、干草上铺一块粗麻布的地铺、屋顶上催眠的雨声和甜蜜的梦乡。
几乎每个画家，不管他属于什么时代和什么流派，都向我们展示了现实生活的一些新的特点。
我曾有幸几度参观德累斯顿美术博物馆。
除了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那里还有许多古代大师的绘画。在它们面前停留简直是一件危险的事。它们不会让你离开。这些绘画，可以一连看几小时，也许是几昼夜，而且看得越久，那种难以名状的心灵的激动就越强烈。这种激动发展下去，使人难以抑制自己的眼泪。
为什么会饮泣吞声呢？因为在这些油画里，有着精神的完美和天才的威严，它们促使我们去追求思想的纯洁、力量和高深。
在欣赏美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一种焦虑，它是我们内心净化的预兆。仿佛雨呀，风呀，百花盛开的大地呀，午夜的天空呀，爱的泪水呀，把一股清新的气息注入了我们懂得感恩的心灵，而且这股清新的气息将在我们的心灵中常驻不衰。
印象派仿佛在自己的画布上注满了阳光。他们常常在露天作画，有时也许是有意把色彩搞得很浓，从而使他们画中的大地具有一种欢快的色调。
大地变成了喜庆的大地。这并没有丝毫罪过，正如能够给人增添哪怕少许欢乐的东西一样。
印象派是属于我们的，如同过去所有丰富的遗产一样。拒绝印象派就意味着有意作茧自缚。我们不是没有拒绝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吗，尽管这幅天才的画作为宗教题材。革新家毕加索[4]、印象派画家马蒂斯[5]、凡·高或高更[6]对我们又有什么危险呢？顺便说说，后者还为了争取塔希堤人的独立，同法国殖民当局进行过斗争呢。
在这些画家的创作中，究竟有什么危险的或不好的东西呢？究竟在什么样的嫉贤妒能或随风转舵的脑袋中才会冒出这样的主意，即必须从人类文化中，其中包括从我们俄罗斯文化中排除一批卓越的画家呢？
在火车上同那位画家相遇之后，我来到了列宁格勒。它的一个个广场和一幢幢匀称的建筑的庄严的格局，又在我的面前展现出来。
我久久地端详着它们，力图揭示它们的建筑术的秘诀。这些建筑给人一种宏伟的印象，而实际上却并不很高，这就是秘诀所在。总参谋部大厦是最美妙的建筑之一，在冬宫对面呈弧形平稳伸展，其高度未超过一幢四层楼房，然而它却比莫斯科任何大厦雄伟得多。
谜底很简单。建筑的宏伟取决于它们的均衡对称、比例和谐和少量装饰——窗户上的花框、涡卷饰和浅浮雕。
仔细端详这些建筑，你就会明白，优美的风格首先在于分感。
我相信，正是各局部的对称这一规律和能使每根线条清晰可见并给人带来真正享受的朴实这一规律，也跟散文有着某种关系。
一个热爱完美的古典建筑形式的作家，是不会把自己的散文结构弄得臃肿、笨重的。他会使各局部做到均衡对称，在文字上做到一笔不苟。他会避免滥用那些淡化散文的装饰，即所谓装饰文体。
散文作品的结构必须达到这样一种境界，既不能减少一分，也不能增加一分，不然就会破坏叙述的内容和事件的合理进程。
像往常那样，我在列宁格勒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俄罗斯博物馆”[7]和“艾尔米塔什博物馆”[8]度过的。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各展厅内那种闪着金光的灰暗色调，对我来说是非常神圣的。当我走进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时，宛如进入一个人类天才的宝库。早在青年时代，当我第一次来到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时，我就感觉到了做人的幸福，而且明白了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为伟人和好人。
起初我沉迷于画家们华丽的画作之中。我被色彩的丰富和浓郁弄得晕头转向。为了稍事休息，我来到雕塑展览厅。
我在那里坐了很长时间。对那些无名希腊雕塑家的雕像或卡诺瓦的那些抿嘴微笑的妇女雕像看得越久，我就越明白，所有这些雕像都是对自身美的召唤，它们都是人类最纯洁的朝霞的预兆。有朝一日，诗歌将会主宰人的心灵，而社会制度——我们通过一年年劳动、忙碌和精神焕发地朝它走去的那个制度，将建立在公正的美之上，建立在理智、心灵、人际关系和人体的美之上。
我们的道路通向黄金时代。它一定会到来。当然我们活不到那个时代，这是令人遗憾的。但我们应该感到幸福，因为这个时代的风已经在我们四周发出呼呼的响声，使我们的心更加剧烈地跳动。
无怪乎海涅每次去卢浮宫，总要在米洛的维纳斯雕像前一连坐几小时，并且潸然泪下。
哭什么呢？哭人的遭到玷污的完美；哭通向完美之路既艰苦又遥远，而他海涅，把自己智慧的毒和光都献给了人们，肯定是无法到达他那不安的心所毕生向往的那片乐土的。
这就是雕塑的力量，没有这种力量的内在之火，进步的艺术，特别是我国的艺术，就是不可思议的，因而很有分量的散文也是不可思议的。
在转换话题，即谈诗歌对散文的影响之前，我打算稍微谈谈音乐，况且音乐和诗歌有时是分不开的。
这一段关于音乐的简短议论只能以我们所谓的散文的节奏和音乐性为限。
真正的散文总是具有自己的节奏。
散文的节奏首先要求遣词造句让读者一看就懂，不用费劲。关于这一点，契诃夫在给高尔基的信中写道，“小说应该在一瞬间，在一秒钟内进入”读者的意识。
不应该让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出现停顿，让他自己去恢复文字的正确运动，以适应某段散文的性质。
总之，作家应该使读者保持一种经常性的紧张情绪，引导他们前进，不让作品中出现晦涩难懂或没有节奏的文字，免使读者在此碰钉子，从而摆脱作家的控制。
使读者保持这种紧张情绪，控制读者，使他们与作者同思考、共感觉，这就是作者的任务和散文的功效。
我认为，散文的节奏性是永远不能用人为的方法获得的。散文的节奏取决于才华、语感和好的“作家听觉”。这种好的听觉在一定的程度上是与音乐听觉相同的。
然而，最能充实散文作家语言的还是诗歌知识。
诗歌具有一种惊人的特性。它能使词儿重返它那原初的、处女般的清新。那些最陈旧的、被我们“用滥了的”词儿，其形象性对我们已经丧失殆尽，只剩下一个语言外壳，但在诗歌中却开始闪闪发光、铿锵作响、香气四溢！
这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我认为，一个词在两种情况下是具有生气的。
第一，当它的语音的（声音的）力量得到恢复之时。而要做到这一点，在音调悦耳的诗歌中比在散文中容易得多。因此，在歌曲中也好，在情诗中也好，词语对我们的作用要比平常谈话时更强。
第二，即使一个陈旧的词儿，一旦被置于富有旋律和音乐性的诗歌行列之中，它就似乎充满了诗歌的共同旋律，开始跟所有其他的词儿和谐共鸣。
还有，诗歌有丰富的头韵。这是它的一个珍贵的特性。散文也有权使用头韵。
但主要的问题不在于此。
主要的问题是，当散文达到完美的境界时，它实质上便是真正的诗歌了。
契诃夫认为，莱蒙托夫的《塔曼》和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证明散文与富于表现力的俄罗斯诗歌具有亲缘关系。
“散文和诗歌的界限何在，”列夫·托尔斯泰写道，“我永远也弄不明白。”他在《青年时代的日记》中以他罕有的激动心情问道：
为什么诗歌与散文、幸福与不幸是如此密不可分呢？应该怎样生活呢？是极力把诗歌与散文突然连在一起，还是先享用一个，然后再沉湎于另一个呢？
幻想有优于现实之处；现实也有优于幻想之处。完满的幸福将是二者的结合。
尽管这些文字是匆匆匆写成，但它们却蕴含着一个真理：文学中最崇高、最迷人的现象，以及真正的幸福，只能是诗歌与散文的有机融合，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是充满着诗的本质，充满着诗的生意盎然的汁液和清澈透明的气息，充满着诗的俘获的威力的散文。
在这一场合，我不怕用“俘获”二字，因为诗歌能够俘获人，征服人，能够不露痕迹地、但却以不可抗拒的力量使人得到提升，并且使人渐渐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即真正成为大地的精华，或如我们的祖先纯朴而真诚地所说，成为“万物的灵长”。
弗拉基米尔·奥多耶夫斯基说过：“诗歌是人类不再获取，并将开始利用已经获取的东西这一境界的预兆。”[9]这是颇有道理的。
【注释】
[1]语出勃洛克的《色彩和语言》一文。
[2]约翰·罗斯金（1819—1900），英国作家、历史学家、艺术理论家。
[3]克洛德·莫奈（1840—1926），法国画家，印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4]巴勃洛·毕加索（1881—1973），法国画家，原籍西班牙。
[5]亨利·马蒂斯（1869—1954），法国画家，野兽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6]保罗·高更（1848—1903），法国画家，后期印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7]建于1895年。藏有大量俄罗斯和苏联艺术品。
[8]建于1764年。俄罗斯的美术、文化、历史博物馆。世界最大的博物馆之一。
[9]弗拉基米尔·费奥多罗维奇·奥多耶夫斯基（1803/04？—1869），俄国作家、音乐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