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衣襻儿上的小玫瑰花（记尤里·奥列沙）
我曾多次跟尤里·卡尔洛维奇·奥列沙见面。每次见面都使我久久无法忘怀。现在我就来讲一讲其中的一次见面。
这是一九四一年七月战事初起时的事。我从蒂拉斯波尔市郊的前线乘军用卡车来到敖德萨，在火车站附近下车后，便朝“伦敦旅社”走去。
我走在寂静无人的普希金大街上。天开始慢慢变亮。大雨倾盆而下。
战争爆发后的头几天，敖德萨的居民就用调得浓浓的烟怠涂在一幢幢南方的白色房子上。大家认为，从空中俯视，黑色的房子不像白色的房子那样醒目。
涂房子是件很复杂的事，人们美其名曰“迷彩”，但结果却是徒劳无益。这年夏天老是下雨，第一场雨下过之后，房子就褪了色，墙面上满是污迹。
我走在普希金大街上，这座可爱的、早就熟悉的城市我已经认不得了。这是敖德萨，但它已经面目全非。见到这座城市，我有一种似梦非梦的感觉。
不祥的雨水从一根根排水管哗哗地流下。除了急促的雨点敲打铁皮屋顶的声音，四周再听不到一点响声。也许只有湿漉漉的金合欢叶子才让人想起不久前那些晴朗的夏日。
当时，我不知为什么认为，战争带来了一种新的空气。它驱走了大地上空那个老的大气层——柔和的、温暖的、有时雾气弥漫的大气层，代之以硬性的、无聊的、能使一切地点和事物变形的空气。新的空气很像液态的硝化甘油，它的气味则像混合着刺鼻药味的焦味。
也许就是由于这种异常的空气，由于空旷的街道和潮湿的雨天，我感到十分孤独，仿佛来到了一座荒无人烟的城市。
因此，当我在“伦敦旅社”阴暗的厅堂里，看到那个满脸胡子、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衬衫和一条淡紫色吊带裤的老汉时，我轻松地舒了一口气。
他坐在柜台后面读大仲马的《玛戈皇后》。
在他面前，一截黄色的蜡烛头冒着笔直的火苗。一缕隐隐的青烟宛如一根短麻线在火苗上面缭绕。
“您是看门人吧？”
“大概是吧。”
“可以在你们这儿住宿吗？”
“真是个奇怪的问题！”老汉恼怒地说。“旅社里一个人也没有。所有房间任凭挑选。带壁龛的或不带壁龛的。您要是想摆阔，一个人可以住两间，要么就住三间。而且免收房费，无偿奉送！”
看门人说的最后这句话是旧时代商人和推销员的口头禅。
“无偿奉送！”老汉又说了一遍。“绝对没有人收钱。‘国际旅行社’已经撤退。我在这儿只管看守房子。”
“难道旅社里一个人也没有吗？”我听到走廊里传来一阵阵碎玻璃的声音，问道。
“怎么没有呢？！”老汉怒吼道。“难道尤里·卡尔洛维奇·奥列沙不算吗？”
“他在这儿吗？”
“当然啦。您说说，他要是不待在敖德萨，那他会待在哪儿呢？我早就认识尤里·卡尔洛维奇。他在这儿长大，在这儿生活，当年敖德萨就像一架旋转木马，整日整夜地转个不停，各种各样的景象一一从眼前跳过：轮船呀，乌托奇金[53]一家呀，时髦的女人呀，公子哥儿呀，船长呀，意大利的歌剧女主角呀，著名的医生呀，小提琴演奏家呀，我全知道。还能有谁知道呢！如今敖德萨遭殃了，可奥列沙从前在这儿，如今还是在这儿。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敖德萨人，您明白吗！现在他一个人待在房间里。病了一场。每次警报一响，我都去劝他到地下室躲一躲，可他怎么也不肯去，而且马上跟我开起玩笑来。说什么‘所罗门·萨耶维奇，请您照看一下，在德国人轰炸的时候，别让他们把我的童话作品《三个胖子》里描写的那些路灯给炸坏了’；我能说些什么呢？您知道吗，我也跟他开玩笑。我说，按照我的本意，我会把那些路灯都镀上一层银，好让敖德萨永远记住这本书。”
我上楼去奥列沙的房间找他。他无精打采地坐在桌旁，正在用粗大、奔放的字体写什么东西。
我们搂住一顿热吻。奥列沙胡子拉碴，瘦骨嶙峋，——他刚刚害过一场痢疾，形容枯槁，但那双眼睛却仍像以前那样敏锐，露出善意的讥笑，也像以前那样，马上就要燃起虚构和突如其来的灵感之火，迸发出恰如其分而又出人意料的比拟之光。只要他一开口，生活马上就会变得趣味盎然、灿烂辉煌。为什么呢？因为在他身上有一股幽默诙谐、富于诗意和转眼之间便能洞察人的心灵之火。
我老是觉得（也许事实的确如此），尤里·卡尔洛维奇一辈子都在无声地同天才们和孩子们，同快乐的妇女们和好心的怪人们进行对话。
他在进行辩论时无所畏惧，干脆利落。他的反驳总是无情地直击论敌，并以胜利告终。
在奥列沙周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时浓时淡的生活，它是奥列沙从周围的现实中仔细挑选、并用长着双翼的想象装饰起来的。这种生活在他周围沸腾，就像他在《羡慕》中所描写的那根花叶繁茂的树枝一样。
奥列沙身上有一种贝多芬式的大雷雨般的威力，连他的声音也是如此。他那双锐利的眼睛能够发现周围许多极其美好和令人快慰的事物。他在描写这些事物时又简练，又准确，因为他懂得一条规律：两个字的力量空前强大，而四个字的力量却会减弱四分之三。
房间的一角放着一根自制的手杖。手杖柄上挂着个方格背囊。
“瞧，”奥列沙说道，然后头朝手杖和背囊一摆，“到了最后一小时，最后一分钟，我就会步行到尼古拉耶夫去，然后去赫尔松。为了到达目的地，什么都不用想，必须一直往前走，只要两条腿还能动……顺便说一下，请您给弄一张地图来，哪怕中小学生用的地图册也行。没有地图，我就寸步难行了。”
我一面听他讲话，一面坐着打起盹儿来。是该休息休息了，哪怕躺一小时也好。奥列沙把我带到旅社空空荡荡的走廊里，以便挑选一间上等的客房。
几乎所有的窗户都被爆炸的气浪震坏了。穿堂风在旅社里四处乱窜，吹得一道道满是灰尘的深红色窗帘飘来飘去。接着便传来了干枯的棕榈树叶的沙沙声。
我的睡意已经消失了。我们在一间间客房里进进出出，挑三拣四，一间间都被淘汰了。有的是因为里面发出一股草莓香皂的气味，有的是因为壁镜破了，另一间是因为那幅名为《贵族的宴饮》的油画在不久前的一次轰炸中溅满了石灰浆。
最后我们选中了一间面积最小、光线最暗的客房。房间的窗户朝向内院，院子里长着几棵百年的法国梧桐。
“真是个避弹所！”奥列沙说。“它是旅社里最安全的客房。”
我和衣躺到床上，马上就睡着了。把我吵醒的是一群渐飞渐远的轰炸机的轰鸣声。夕阳给洞开的窗户上由于老化而布满鳞状波纹的玻璃镀上了一层金。
我跳下床，去找奥列沙。他不在客房里，我在旅舍那个又窄又暗的餐厅里找到了他。
那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餐厅。借用一句报纸文章常用的套话，“餐厅的四壁见证过”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不久前，这个餐厅里只见一件件水晶器皿、白银器皿、陶瓷器皿和白铜器皿闪闪发亮，一块块硬硬的浅蓝色桌布像羊皮纸那样沙沙作响，一盏盏状如葡萄果穗的吊灯在饰有精美浮雕的天花板下灼灼发光，冰块在一只只银质小桶里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而菜肴则又神秘又丰盛。
如今，餐厅里空荡荡、昏沉沉的，唯一的一盏战时用的小灯在天花板下发出要死不活的微光。这是一盏长明灯。两个像敖德萨本身一样老的侍者（奥列沙的朋友）穿着皱巴巴的白上衣，在餐厅里踱来踱去，为非常罕见的顾客端上一杯不加糖的茶水和一碗又黑又滑的面条。
奥列沙同一个忧心忡忡、沉默寡言的黑人坐在一张餐桌旁，后者是敖德萨电影制片厂的演员。
“刚才进行了一场空袭”，奥列沙对我说。“您睡着了，没有看到。喂，说说您的‘敖德萨印象’吧！”
我回答说，战争刚一爆发，城市就变了样，变得死气沉沉，敖德萨人也似乎失去了传统的活力。
“乱——弹——琴！”奥列沙清晰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敖德萨人不会屈服，不会等死。他们的诙谐幽默的性格是同大无畏的精神融为一体的，而他们的勇敢精神又是靠诙谐幽默的语言来培育的。您对敖德萨人有偏见，打个比方说，就像对第欧根尼[54]有偏见一样。”
我当然清楚，他的话跟我毫不相干，我从未在奥列沙面前谈到过我对第欧根尼的看法，原因很简单：我对他没有看法。第欧根尼仅仅是一个诙谐幽默的虚构故事的引子罢了。
“瞧”，奥列沙说，“所有的人，也包括您，都把第欧根尼当作犬儒主义者的首领。可他能算什么犬儒主义者啊！他是个胆小、糊涂的老头子。顺便说说，他住在一只大木桶里，这也是由于糊涂。大木桶虽然糟糕透了，但好歹也能住人，因此就得付钱。而第欧根尼呢，大家知道，从来就是身无分文。大木桶的主人经常威胁他，再不还账，就要把他撵到大街上去。于是第欧根尼就去找那些朋友。他满脸涨得通红，嘴里嘟嘟囔囔：‘借点钱给我付大木桶的租金吧！’我的天哪，只听见一片尖声大叫：‘借钱给你租大木桶？’‘不知羞耻！’‘自私自利！’‘犬儒主义者！’”
那个沉默寡言的黑人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奥列沙朝他迅速一瞥，说道：
“虽然目前正在打仗，但敖德萨人仍像平常一样勇敢、乐观、爱笑。我们不妨到城里去转一转，我敢担保，我们不定在什么地方就能看到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屈服的老敖德萨人。这也是一种英雄主义呢。”
我们步出旅社。透明的天空被夕阳映成了绯红色。林荫道上的树木沙沙作响。
几个大队的法西斯飞机正从大海上空朝奥恰科夫方向飞去。传来了海军高射炮响亮、沉闷的炮声。
我们朝希腊市场走去。市场里面，用奥列沙的话来说，有一家坚持到最后时刻的茶馆，供应地地道道的摩尔达维亚羊奶干酪。
然而，我们未能走到希腊市场。我们遭遇了空袭警报。民警们掏出手枪，朝空中一阵猛打（显然是为了提醒那些没有从收音机中听到警报的人）。此外，他们还把所有的行人一一赶进居民的院落。
我们躲进一个最近的院落。这是一个典型的希腊式院子。这种院子几乎是无法形诸笔墨的，必须亲眼看到，甚至还必须在里面住上几天，才能领略它的全部魅力。
这是一种长方形院落，四面都是旧式的两层楼房。唯一的出口是一扇通向街道的大门。这种希腊式房子每层都有单间和套间，每种房间都有一个旧式的木头露天凉台和同样的旧式木头露天楼梯。
一个个露台沿着房子的外墙延伸，摇摇晃晃。嘎嘎作响。它们是住房的附属物，也是人们最喜欢和最热闹的去处。
在露台上，人们用煤油炉煎青花鱼或比目鱼，制作著名的青鱼鱼子酱，给孩子们洗澡，洗衣服，跟楼上或楼下的住户吵架，听留声机，甚至翩翩起舞。
我们进入的就是一个这样的院子。里面空荡荡的。
德国轰炸机带着刺耳的啸声一次次俯冲，接着便响起了隆隆的爆炸声。高射炮的弹片也纷纷落到院子的石头地上，发出啪啪的响声。
我们躲在二楼的露台下面，以免被弹片击中。旁边的木箱上坐着一个扫院子的老汉，他正在打盹儿，肩上挂着一个破防毒面具。不管是隆隆的爆炸声、刺耳的啸声，还是飞扬的尘土，都没能把他吵醒。尘土像排炮似的从街上飞到院子里。
在我们的正对面，我们看到了一个门廊，它有一扇非常厚实的门。这扇门显然通向一个独立的套间。门上钉着一块小铜牌，上面刻着“牙医И.С.魏因特劳布”。
这个姓氏的最后一个字母是硬音符号，说明魏因特劳布在此定居已经很久很久了[55]。
“早在革命前就来了！”奥列沙说。“如今，它就是‘基督降生之前’或‘大洪水之前’的意思。”
门廊旁边有一个里面挂着窗帘的威尼斯式的窗户。透过窗帘，橡皮树盆景的黑色的叶子隐约可见。
一架飞机呼啸而来。响起了山崩地裂般的爆炸声和高射炮的排炮声。
这时我们目睹了一个很普通、很平常的场景。顺便说说，我至今仍不明白，为什么我和奥列沙后来一想起这个场景，便会哈哈大笑，而且要笑好一阵子。
事情是这样的：有人怒气冲冲地拉开威尼斯式的窗户的窗帘，用手掌把窗框猛地一推，于是窗户啪的一声打开了。两扇窗门向两边墙上飞去。
从窗口探出一个犹太老头的身子，他脸上的胡子没刮干净，身上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衬衣，裤子上的吊带也没系好。这显然是魏因特劳布医生本人。他手里拿着一张报纸，也许正在睡觉，并用这张报纸盖在脸上挡苍蝇。是炸弹的爆炸声和飞机的呼啸声把他吵醒的。
他用两只手掌撑住窗台，把身子探到窗外。那双硬化了的、由于气愤而发红的眼睛朝带着魔鬼般的啸声低低地从院子上空一掠而过的飞机望了一眼，然后怒吼道：“怎么啦？又来啦？无赖！！”
他怒不可遏地朝飞机的背影吐了口唾沫，然后啪的一声关上窗户，拉上窗帘。
这当儿，那个连炸弹都炸不醒的扫院人突然醒了，他打了个呵欠，伤心他说：“这是我们这个大院里最不怕死的人，简直就是拿破仑！”
空袭结束了。我们来到街上。天已经黑了。
“明白了吧”，奥列沙说道，“我说对了吧。这就是那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屈服的老敖德萨。”
“您只是走运而已。”我回答道。
我们朝“伦敦旅社”走去。歌剧院附近倒着一棵被连根拔起的金合欢。树根挂在一幢旧宅的二楼，被阳台的栏杆卡住了。
门口停着一辆急救马车。只见鲜红的血从二楼窗台上慢慢滴到人行道上。
大海上空弥漫着一缕缕烟雾。沙洲上有个地方着火了。也许是海滨咸沼后面月亮正在升起。
《三个胖子》里的那些路灯完好无损，对此我跟奥列沙一样感到高兴。
关于奥列沙，我本可以再讲很多故事，但目前有些不便。他不久前去世了，怎么也忘不了他那张俊俏的脸孔，一个在我们面前总是沉思默想的人的脸孔。也忘不了他那件旧上衣襻儿里的那朵小小的红玫瑰花。多年来我看见他一直穿着这件上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