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力的基础
有一次,左拉在跟几个朋友聚会时宣称,对一个作家来说,想象是毫无必要的。作家的创作只需建立在精确观察的基础之上,如同他左拉那样。
莫泊桑当时在场,他问道:“您本人的一些大部头长篇小说就是根据报上的某条短讯创作的,而且在创作时往往几个月闭门不出,这又作何解释呢?”
左拉默然无语。
莫泊桑拿起帽子,拔腿就走。他的离去可能被视为一种侮辱,但他并不畏惧。任何人,甚至是左拉,他也无法容忍其对想象的否定。
如同每个作家一样,莫泊桑对想象极其珍视,认为它是让创作思想开花的媒介,是诗歌和散文的含金的土壤。
它是艺术生命力的基础,正如拉丁区那些亢奋的诗人们所说,它是艺术“永恒的太阳和上帝”。
然而想象这个令人目眩的太阳,只有在与大地接触时才会发光。在真空中它是不会发光的,而只会熄灭。
什么叫想象呢?对这种伤透脑筋的问题的最佳答案就是盖达尔的回答。他往往疑惑地望着交谈者,问道:“你又想钻我的空子吧?绝不可能!反正我不说。”
为了把某些概念多少弄得明白一些,最好仿照大人与孩子的谈话方式,对它们进行深入的剖析。
孩子们问道:“这是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为什么?”他们逼着我们找出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哪怕是只能将就的答案,否则是不会罢休的。
假如我们同一个小孩交谈,而他又能说出“想象”这个词儿,那么谈话显然会这样开场:
“什么叫想象呀?”
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我们开口就谈什么“艺术的太阳”或“神圣的珍宝”,那我们就会钻牛角尖,剩下的唯一出路便是撇下自己的交谈者逃之夭夭。
孩子们要求明白易懂。因此我们不得不回答那位假想的交谈者,想象是人的一种本性。
“什么本性?”
“这是人利用所积累的生活经验、思想和感情,创造与现实生活同时存在的虚构的生活、虚构的人物和虚构的事件的本性(当然,这段话应该讲得尽量通俗)。”
“那是为什么呢?”交谈者问我们。“既然有了真实的生活,干吗还要虚构另一种生活呢?”
“因为真实的生活是博大的、复杂的,一个人永远无法了解它的全貌和方方面面。而且有许多事情他是不可能看到和体验到的。例如他不可能一下子回到三百年前,成为伽利略[1]的一名弟子,或参加一八一四年攻克巴黎之战[2],或坐在莫斯科,却可用手摸到卫城[3]的大理石圆柱,或同果戈理一起在罗马漫步街头,互相交谈[4],或坐在国民公会里聆听马拉[5]的演说,或从甲板上观赏星光点点的太平洋。这至少是因为,这个人一生中连海都从未见过。而人却希望了解、看到和听到一切,希望体验一切。于是想象便会把现实没来得及提供和不可能提供的东西赋予他。想象能够填补人生的空白。”
这时您肯定会把自己的交谈者忘诸脑后,而给他讲一些难以理解的东西。
谁能在想象和思想之间划出一道明显的界限呢?它是不存在的,这种界限。
想象创造了万有引力定律、牛顿二项式定理、特里斯坦和绮瑟的悲惨故事[6]、原子裂变、列宁格勒的海军部大厦、列维坦[7]的《金秋》、《马赛曲》、无线电、电灯、哈姆莱特王子、相对论和电影《小鹿斑牛》[8]。
没有想象,人的思想是不会结果的,正如脱离现实生活的想象不会结果一样。
有这样一句法国谚语:“伟大的思想源于心灵。”也许,更准确的说法是,伟大的思想源于人的整个身心。心灵、想象和理性便是产生我们谓之文化的东西的媒介。
然而有这样一种东西,那是连我们旺盛的想象力都无法设想的,这便是想象的消失,这意味着它所创造的一切的消失。如果想象消失了,那就人将不人了。
想象是自然界的伟大赠品。它蕴蓄于人的天性之中。
我在前面说过,离开现实生活,想象就不能存在。它靠现实生活提供养料。而另一方面,想象又常常在一定的程度上对我们的生活流程,对我们的事业和思想,对我们的人际关系产生影响。
关于我前面提到的这个问题,皮萨列夫说得非常精辟。他说,假如一个人不能用想象把未来描绘成一幅幅明朗、完美的图画,假如一个人不善于幻想,那么就不会有任何东西迫使他为了这个未来而付诸行动,进行顽强的斗争,甚至献出生命。[9]
在一把小刀上偶然发现
遥远异域的一粒微尘——
世界又将变得无比奇妙,
它将笼罩在迷蒙的彩雾中。
这是勃洛克的诗句[10]。而另一位诗人则说:
每一个水洼都有海洋的味道,
每一粒石子都有沙漠的气息。
遥远异域的一粒微尘和路上的一粒石子!想象的无法遏止的活动往往就是从这样的微尘和石子开始的。因此我不禁想起了一个年迈的西班牙贵族的故事。
也许这个贵族以前的日子过得挺富裕,但在我们这个故事发生之时,他却在卡斯蒂利亚的领地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所谓领地,只不过是一小块土地,外加一幢像要塞囚室一样阴森的石头房子,——这还是他从祖先那儿继承的遗产。
贵族孑然一身。他家里只有一个老保姆。她做一顿最简单的饭菜都很吃力,而且记忆力已完全衰退。连跟她谈话都是枉然。
贵族整天整天地坐在尖拱窗边一张安乐椅上读书。只有书脊上干透了的糨糊的咔嚓声打破寂静。
有时贵族望望窗外。那儿耸立着一棵像生铁一样黑的枯树,而地平线上则伸展着一片枯燥的台原。西班牙的这一地区荒凉而冷漠,但贵族已经习以为常了。
他已经不算年轻了,无法撇下自己的家园,进行长时间的辛苦的旅行,而且还可能遇到许多烦恼。再者,既然他在整个王国没有一个亲戚,没有一个朋友,那他干吗要去旅行呢?
贵族过去的生活怎样,很少有人了解。据说他曾经有过一个妻子和一个美丽的女儿,但她们在同年同月死于鼠疫。从那以后他就大门不出,就连那些由于天色已晚或天气恶劣偶然求助的路人,他也往往不愿意开门接待。
有一天,一个身披粗布斗篷、风尘仆仆的人前来敲门。他把一头老驴系在那棵黑树上。在火光熊熊的炉子旁吃晚饭时,他对贵族说,感谢圣母保佑!他终于从那次前往西方的危险航行中平安归来,这是国王听信了一个叫哥伦布的意大利人的妖言之后,派几艘轻快帆船进行的一次航行。
他们在大洋上航行了几个星期,听到了海中女妖——塞壬[11]的声音。女妖们用甜言蜜语央求将她们拽上帆船,让她们用自己的长发如同盖布裹住自己裸露的身子,在甲板上暖和暖和。
船长下令不得应允塞壬的要求。水手们怒气冲天。他们欲火难耐,向往女人丰满的、有弹性的大腿。
这一切以一场失败的造反告终。三个领头的人被吊死在横桁上。
他们继续航行,看见了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布满海草的大海。海草上开着大朵大朵的蓝花。于是他们作了弥撒,开始绕过这个海,直到海平面上突然出现了一片新大陆——一片神奇而美丽的大陆。风儿从它的岸上送来了森林温和的喧响和植物醉人的馨香。
船长登上了桥楼,拔出长剑,向天一指,只见剑锋上金光一闪——这是他们终于发现黄金国[12]的信号,在那里,每座山都埋藏着宝石和金银。
贵族默默地听着过路人的讲述。
那人临别时,从皮囊中取出一个从黄金国带来的玫瑰色海洋贝壳送给老贵族,以对他留餐和留宿表示感谢。这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因此贵族也就收下了。
过路人走了。夜里雷雨大作。闪电在多石的台原上空缓缓地忽明忽灭。
贝壳摆在贵族床边的桌子上。
他醒来后看见了这个被天火的闪光照亮了的贝壳。在贝壳的深处,那个由玫瑰色光泽、浪花和云彩组成的神奇的国度的幻景时隐时现。
闪电熄灭了。贵族等待着下一次闪电,他又看见了贝壳中的国家,这次比第一次更清晰。一道道宽阔的瀑布水花四溅,闪闪发光,从陡峭的岸上注入海中。这是什么?想必是一条条河流。他甚至好像感觉到了这些河流的清凉气息。他的脸上都被溅上了水花。
他以为自己还在做梦,便起身把安乐椅移到桌边,面对贝壳坐下,俯身看着贝壳,他的心不知为什么剧烈地跳动着,极力想把贝壳内那个国家的种种新奇景象看个明白。但闪电越来越稀少,不一会便完全消失了。
贵族害怕点燃蜡烛,担心在昏暗的烛光下证实这一切都是错觉,贝壳内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国家。
就这样他一直坐到天明。在晨光下贝壳毫无妙处可言。除了一缕隐约可见的烟色的反光,贝壳深处一无所有,仿佛那个神秘的国度一夜之间就跑得远远的了。
当天贵族便去了马德里,跪请国王恩准他自费装备一艘轻快帆船,西去寻找那个神秘的国度。
国王是仁慈的,批准了他的这一请求。他在贵族走后对他的近臣们说:“这个贵族分明是个疯子!靠一艘可怜的轻快帆船,他能办成什么事呢?不过就是疯子,上帝也会给他引路的。也许这个老头儿真会给我们的王国增添新的国土呢。”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贵族一直向西航行。他只喝水,别的东西吃得很少。他心情焦急,形容枯槁。他尽量不想那个神奇的国度,生怕永远不能到达那里。他还担心,即使见到了那个国度,而它却是一片杂草莽莽的不食之地,狂风在地上卷起一根根灰色的尘柱。
贵族祈求圣母,不要让他陷入这种绝境。
用木头草草雕成的圣母像钉在船首。她引领着帆船,左右摇晃,乘风破浪,向前飞驶。她那双睁得圆圆的蓝色眼睛,定定地凝视着大海的远方。在她那镀金层剥落的头发上和褪了色的紫红斗篷上,只见水珠点点,熠熠闪光。
“带着我们去吧!”贵族恳求她道。“这个国度是不可能不存在的。醒时梦里,我都看得十分清楚。”
一天傍晚,水手们从水里捞起了一根断了的树枝。这说明陆地近在咫尺。
树枝上长着许多类似鸵鸟羽毛的大叶子。这些叶子飘出一种甜丝丝的、令人神清气爽的香味。
这天夜里,船上的人一个也没有睡觉。
当灿烂的朝霞升起时,终于出现了一个横跨大海的国家,岸上山岭重重,万紫千红。一条条清澈的河流从群山之中倾泻而下,注入海洋。在苍翠欲滴的森林上空翱翔着一群群快乐的鸟儿。树叶是那么稠密,以致鸟儿无法钻进森林内部,而只能在森林上空盘旋。
清馨宜人的花香和果香从岸上阵阵飘来。令人觉得,胸中吸入的每一口香气都能使人长生不老。
太阳出来了,这个被瀑布的水珠笼罩的国度,突然变得流光溢彩,就像阳光折射在多面棱状的水晶器皿上一样。
这个国度光彩夺目,宛如贞洁的天空和光明女神忘在海边的一条金刚石腰带。
贵族双膝一跪,向这片神秘的陆地伸出战栗的双手,说:
“感谢你啊,上帝!是你在我的垂暮之年唤起了我对新奇事物的向往,使我的心灵为幸福之邦的幻景而陶醉。否则我永远不会去寻找它,我的眼睛就会因台原那单调的景色而干枯和失明。我想用小女的名字佛罗伦西娅来命名这块幸福的陆地。”
从岸边飞来迎接帆船的是数十道细细的彩虹。贵族被彩虹照得头昏眼花。这些彩虹是阳光照在瀑布的水花上形成的,但不是彩虹奔向帆船,而是帆船朝彩虹飞驶。
一面面风帆在桅杆上庄严地呼呼作响,由全体水手升起的一面面喜庆的旗帜发出欢快的啪啪声。
贵族扑倒在温暖、潮湿的甲板上,一声未吭。他那颗疲惫的心再也经受不住这一天赐予他的唯一的、巨大的欢乐。他死了。
据说,后来称为佛罗里达的那块陆地就是这样发现的。
这个故事的含义,未必需要进行阐释。不过仍然应该指出它的关键所在,使下面这种思想变得一目了然,那就是:源于生活的想象有时也会主宰生活。
激发贵族想象力的是那个身披粗布斗篷的人。从那一时刻起,想象便占据了老贵族的心灵,因此,他才在贝壳深处看见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国度。
想象有一个了不起的特点,那就是人相信它。没有这种信任,它就会变成一种空洞的智力游戏,变成儿童玩耍的、毫无意义的万花筒。
对想象的这种信任也是一种力量,它迫使人到生活中去探寻想象中的东西,为它的实现而斗争,像那个老贵族的所作所为那样去响应想象的召唤,最终在现实生活中创造想象中的东西。
然而,同想象联系最密切的、居于首位的却是艺术、文学和诗歌。
想象是建立在记忆的基础之上的,而记忆是建立在现实生活现象的基础之上的。记忆的储备并非什么大杂烩。有那么一种规律——联想的规律,或者如罗蒙诺索夫所称的“共同想象的规律”,它能把这个回忆的大杂烩按照时间和空间的相似性或相近性通通进行分类,换句话说就是加以综合,拉出一条串在一起的、连续不断的链条。这条联想的链条便是想象的主线。
联想的丰富说明作家内心世界的丰富。只要联想丰富,任何思想和题材便会立即拥有许多生动的特点。
有许多浓度很高的矿泉。只要往这样的矿泉里放一根树枝或一个钉子,随便什么都行,不久之后,它们身上就会蒙上许多白色的结晶,变成真正的艺术品。如果人的思想沉浸于我们记忆的矿泉之中,沉浸于联想的浓度很高的媒介中,也会出现大体相同的情况。思想会逐渐变成艺术品。
关于联想的例子可以信手拈来。同时必须记住,我们每个人的联想都是与自己的生活和经历,与自己的回忆相联系的。因此,一个人的联想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是殊异的。同一个词儿在不同的人那儿会引起不同的联想。作家的工作就在于把自己的联想告诉读者,或者如通常所说,传达给读者,使之引起类似的联想。
罗蒙诺索夫在其《演说术》一书中,举了一个关于联想的最简单的例子。用罗蒙诺索夫的话来说,联想“是一种跟一件已知事物一起共同想象与这一事物稍许有关的其他事物的精神禀赋,例如:我们的脑海里出现了一艘海船,便会想象出一个海船航行的大海,从大海会想象出风暴,从风暴会想象出海浪,从海浪会想象出海岸的响声,从海岸会想象出岩石,等等。”
这是那种所谓“文选式”的联想。在通常情况下,联想往往要复杂得多。
下面举一个例子。
此时此刻我正在里加湾海滨沙丘的一幢小屋里进行创作。一个拉脱维亚诗人,一个乐天派,在隔壁房间里朗诵自己的诗作。他身穿一件红色的高领绒线衫。这种绒线衫我早在战时看到电影导演爱森斯坦[13]穿过。当时,我在阿拉木图的一条街上遇见爱森斯坦,他提着一捆刚刚购买的书。这些书选得有点令人纳闷:什么《排球比赛指南》呀,什么中世纪史文选呀,什么代数课本呀,还有诺维科夫-普里波伊[14]的《对马》。
“一个导演应该什么都懂,”爱森斯坦说。“而且应该给任何东西赋予表情。”
“连代数公式也要赋予表情吗?”我问道。
“当然啰!”爱森斯坦回答道。
当时弗拉基米尔·卢戈夫斯科伊[15]正在创作一首大型叙事诗。其中一章题为《阿拉木图——梦的城市》,是写爱森斯坦的。诗中描写了爱森斯坦房中挂的几个墨西哥面具,这是他去中美洲访问时带回来的。
总之,征服美洲的整个历史是人类的一部卑劣的历史。这部历史应该冠之以一个标题。对于一部历史小说而言,最佳标题就是《卑劣》。它像一记耳光那样响亮。
唉,给作品取名,常常弄得人焦头烂额!
取名是一种特殊的才能。有的人笔下生花,但却不会给自己的作品取名。相反,有的人能说会道,但写得实在糟糕。他们只会饶舌。应该具备高尔基那样大的才华,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先是反复讲述同一个故事,然后把它写下来,这时它已经面貌一新,与原来那个口述的故事迥然不同!高尔基讲故事的本领是非常高超的。一件真实的事情到他嘴里顷刻就会生出许多细节。同一件事,每讲一次在细节方面都会添枝加叶,有所变化,变得更加有趣。他的口头故事其实就是真正的创作。因此高尔基只要置身于那些没有才气、性格古板,并且对他所讲的故事表示怀疑的人之中,他就会觉得百无聊赖,不堪忍受。他双眉紧皱,一言不发,仿佛在说:“同志们,跟你们一起活在这个世上真无聊啊!”
这种把真人真事编成美妙的口头故事的能力,很多作家都是具备的。马克·吐温就是一个例子。有一个喜欢在细节上较真的批评家,指责马克·吐温撒谎。马克·吐温勃然大怒。他对批评家说:“如果您自己连最起码的谎都不会撒,而且对撒谎一窍不通,那您怎么可以断定我是否撒了谎呢?为了做出这种大胆的断言,在这方面需要有丰富的经验。而您却没有经验,也不可能有。在这方面您是个无知者和门外汉。”
伊里夫说,他在马克·吐温故乡的那个小城看到过汤姆·索耶和哈克贝利·费恩[16]的纪念碑。在这个纪念碑上,费恩抓着一只死猫的尾巴。说真的,为什么不在我们这儿也给文学作品的主人公们立一些纪念碑呢?例如堂吉诃德或格列佛,保尔·柯察金、达吉雅娜·拉林娜、塔拉斯·布尔巴、契诃夫的三姐妹、莱蒙托夫的马克西姆·马克西姆维奇或梅丽[17]。
上述的一切便是一根联想的链条。其数量可以达到无限。如果把这一联想之链的第一环和最后一环——红色的高领绒线衫和梅丽的纪念碑扣在一起,那么这个原本非常自然的联想过程,便会是一篇胡话了。
我之所以大谈特谈联想,仅仅因为它与创作的关系极其密切。
关于想象,上面唠唠叨叨,说了不少,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即没有想象就没有真正的散文,没有诗歌。
也许,关于想象说得最精辟的还是别斯土舍夫-马尔林斯基:
“杂乱是某种真实的、崇高的和富于诗意的创造的先声。只有天才之光才能冲破这片黑暗。互相仇视的、迄今势均力敌的尘屑将在爱与和谐中重生,聚集成一颗最强的尘屑,严严实实地粘在一起,凝成闪闪发光的晶体,升则如群山耸立,溢则如海洋浩渺,于是充满生气的力量将在新世界的额头写满巨大的象形文字。”[18]
夜正在临近,心灵的力量正在渐渐苏醒——它目前还无以名之。把它称为什么呢?称为想象、幻想、对人的意识角角落落的渗透力、灵感?称为心灵的狂喜或宁静?称为欢乐或悲伤?谁知道呢!
我关掉灯,于是夜开始慢慢变亮了。黑暗渗透了雪的反光。海湾结了冰。它像一面浑浊的大镜子,自下而上地照着夜空,使夜色变得一片迷蒙。
可以看到一棵棵波罗的海松黑色的树冠。电气火车从远处驶过,发出均匀的、渐行渐大的轰隆声。然后又归于寂静,静得让人觉得窗外针叶那极其轻微的沙沙声和某种秘密的、轻微的噼啪声都隐约可闻。这些声音应和着星星的闪烁。也许这是晚霜从星星上飘到地上,小心翼翼地发出的噼啪声和沙沙声吧。
屋子里空空荡荡。我孑然一身。旁边就是延伸数百海里的大海。沙丘后面是一个个大沼泽和一片片矮树林……附近一个人也没有。但只要点上灯,坐到桌边,开始进行创作,不管写的是什么,孤独感便会逐渐消失。这时我并非孑然一身。在这个窄小的房间里,我可以跟千千万万的人,跟全世界说话。我可以给他们讲述各种故事,激起他们的喜怒哀乐,唤起他们的沉思、爱情和怜悯,像向导那样牵着他们的手,沿着生活之路前进。生活是在这里,在这四壁之内创造的,但它却能冲向宇宙。
牵着他们的手去迎接朝霞。朝霞是一定会升起的。它已经在东方隐隐地揭开了黑色的夜幕,用暂时还非常遥远、只能勉强看到的淡蓝色的光照亮了天际。
暂时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会写什么。我思绪翻腾,渴望把此刻充满我的理智、我的心灵、我的整个躯体的一切传达给别人。思想在我的脑海中汹涌澎湃,但它会流向何方,会以何种方式表现,我自己也还不太清楚。但我知道我将为谁写作。我要跟全世界说话。当然,要让“全世界”这个概念在想象中具体可见,那是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你总是想着每一个人,哪怕是想着某个小女孩,她长着一双光亮夺目的眸子,有一次她在牧场上向我迎面跑来,到了跟前便抓住我的胳膊,气喘吁吁地说:
“我在这儿等您很久了。已经采了一大把鲜花,还把《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二章背了九遍呢。全家人都在等您,因为一家人都觉得好闷。您现在就给我们讲讲您在湖上都做了些什么,请您还编点什么有趣的东西吧。不,您就别编了,您就把那些亲眼见过的事统统讲一遍,因为不用编造,牧场就够迷人的了,野蔷薇已经二次开花了。一切都那么美!”
也许是为了一个女人。多年来,她与我同甘共苦,互相体贴,因此我们现在已经一无所惧。
也许是为了朋友们。到了我这个年纪,朋友一年少于一年。
然而归根结底,我是为所有愿意读我的作品的人写作。
我不知道我会写什么。也许因为我想讲述的东西太多,暂时还没能选中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将像磁石一样把其余的思想吸引过来,使它们在叙述范围之内井然有序,各得其所。
对于所有从事创作的人来说,这种状况都是熟悉的。
屠格涅夫说:“诗人们常常谈论灵感,这是不无原因的。当然,缪斯是不会从奥林匹斯山下凡来找他们,也不会给他们带来现成的诗歌的,但他们常常会产生一种类似灵感的特殊情绪。费特的一首诗极好地表达了这种情绪。他在这首诗中说,他自己也不知道将要歌颂什么,但‘歌儿渐渐在成熟’,可是这首诗却受到了讥笑。有的时候你产生了写作欲,但你还不知道具体内容,仅仅觉得你会写些什么。这种情绪,诗人们称之为‘神的降临’。这种时刻是艺术家唯一的享受。如果没有这种时刻,谁也不会去进行写作。在此之后,当必须对脑海中翻腾的种种思绪进行梳理,并使之跃然纸上时,烦恼便开始了。”[19]
半夜里突然出现了一种声音。那是从远方传来的轮船的汽笛声。这里的海面都结了冰,它是怎么来的呢?
昨天里加的一家报纸报道,有一艘破冰船从列宁格勒来到海湾。显然,这是破冰船的汽笛声。
突然间,我不由地想起了一艘破冰船上的一位航海长讲的故事。当破冰船在芬兰湾破冰时,他在冰上看到了一束冻坏了的野花。上面蒙着一层雪。是谁把它遗失在这儿,遗失在茫茫冰海的呢?显然是一艘轮船在冲破薄薄的头冰时,从船上掉下来的。
一个形象冒了出来。它以一种秘密的力量开始引向一篇还模糊不清的童话。
必须揭开这束冻坏了的花的秘密。所有的人都参与揭秘工作。每个见过这束花的人,各有各的想法。
我也有自己的想法,虽然我连这束花都没有见过。这是不是向我迎面跑来的小女孩在牧场上采集的那束花呢?也许就是那束花。但它是怎样掉到冰海中的呢?这种事只有在不受时空限制的童话里才可能发生。
这时又冒出了一个想法,即女性对花的那种特殊的态度。它跟我们男人的态度是有区别的。对于我们来说,花是装饰品,而对于女人来说,花却是鲜活的生灵,是从我们这些事务缠身的成年男子只是偶尔一瞥并且对其抱着一种鄙夷不屑的态度的那个世界来的客人。
遗憾的是,朝霞很快地升起来了。白昼的光华会将这些思想驱散,使它们在正人君子们的眼里变得可笑。
一见到阳光,许多童话会把身子缩成一团,像蜗牛那样藏进自己的硬壳之中。
可不是吗,不过暂时还有些模糊不清的童话毕竟诞生了。当童话、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即将出世时,几乎是无法阻挠的。这不啻杀害生灵。它们仿佛是自然而然地开始在我们的意识中展蕊怒放。
让童话倾注于笔端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创作童话,多半与用文字描述草的轻微的气味同样困难。你在创作童话时,几乎屏住呼吸——以免吹掉盖在童话上的那一层细细的花粉。而且你的写作速度很快,因为光、影和某些景象往往急速地、轻飘飘地一闪而过。延误是不行的,落后于想象的奔驰也是不行的。
童话完成了。很想怀着感激之情再看一看那时明亮的眸子,那是童话常住的地方。
【注释】
[1]伽利略(1564—1642),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
[2]指1814年反法联军攻克巴黎之战,迫使拿破仑一世退位。
[3]古希腊许多城市都有卫城,其中以雅典卫城最著名。
[4]1836年后,果戈理曾多次旅居罗马。
[5]马拉(1743—1793),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袖之一。
[6]原为中世纪凯尔特民族的一个传说,12世纪法国诗人贝鲁尔和托马斯根据这一传说写成诗篇,1900年约瑟夫·贝迪耶用现代法语整理出版完整的《特里斯坦和绮瑟》传说。男女主人公是一对倾心相爱的恋人,后双双死去。
[7]伊萨克·伊里奇·列维坦(1861—1900),俄国巡回展览派画家。
[8]美国电影导演兼画家华尔特·迪斯尼拍摄的动画片(1942)。其他重要作品还有《白雪公主》和以唐老鸭、米老鼠为主角的短片。他还创办了“迪斯尼儿童乐园”。
[9]这是德·伊·皮萨列夫《幼稚想法的失算》一文中一段话的大意。原文是:“假如一个人完全没有幻想的能力……假如他不能偶尔超前一些,用自己的想象力洞察他刚刚开始形诸笔墨的那部作品严整的、完善的美,那我就绝对无法想象,有什么动机会迫使他去从事艺术、科学和实际生活方面丰富而又劳累的工作,并将这些工作进行到底。”——原注
[10]见勃洛克的诗《你可记得,在我们那梦幻的港口……》。
[11]希腊神话中人身鸟足的美女神,共八名(一说三名)。她们住在地中海的一个小岛上,常用美妙的歌声引诱航海者触礁毁灭。
[12]西班牙征服者虚构的美洲的黄金与宝石之国。
[13]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爱森斯坦(1898—1948),苏联电影导演和电影艺术理论家。重要作品有《战舰“波将金”号》等。
[14]阿列克谢·西雷奇·诺维科夫-普里波伊(1877—1944),俄罗斯作家。长篇小说《对马》曾获1941年度斯大林文艺奖金。
[15]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卢戈夫斯科伊(1901—1957),俄罗斯诗人。
[16]汤姆·索耶和哈克贝利·费恩分别为马克·吐温的长篇小说《汤姆·索耶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主人公。
[17]堂吉诃德系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同名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格列佛系英国作家斯威夫特长篇小说《格列佛游记》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系苏联作家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达吉雅娜·拉林娜系普希金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女主人公;塔拉斯·布尔巴系果戈理的同名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契诃夫的三姐妹系指其剧本《三姐妹》中的人物;马克西姆·马克西姆维奇·毕巧林和梅丽系莱蒙托夫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中的人物。
[18]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别斯土舍夫(别名马尔林斯基,1797—1837),俄国作家,十二月党人。这段话见他1832年致尼·阿·波列伏依的信。
[19]见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关于屠格涅夫的回忆录。——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