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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鼓舞者，自己的保护神，那人通常也是作家。

只要读几行那人的作品，自己就会立即冒出创作的念头。某些作品似乎能够喷出酵母液，使我们心醉神迷，受到感染，迫使我们拿起笔来。

奇怪的是，这样的作家，这样的保护神，就其作品性质、风格和题材而言，往往与我们相去甚远。

我认识一位作家，他是一位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专以日常生活为创作题材，为人冷静、沉着。但他的保护神却是放荡不羁的幻想家亚历山大·格林。

盖达尔把狄更斯称为他的鼓舞者。至于我本人，那么司汤达的《罗马书简》^[1]的任何一页都能唤起我的创作的欲望，尽管我的作品与司汤达的小说截然不同，这使我本人也感到诧异。有一年秋天，我在读司汤达作品的同时，创作了短篇小说《273护林区》，它写的是普拉河畔的禁伐林。在这篇小说中，司汤达式的东西是绝对找不到的。

老实说，我并没有仔细琢磨过这种情况。我之所以提到它，仅仅是为了说明，有许多乍看上去微不足道的情况和习惯，却对作家的创作有所帮助。

大家知道，普希金最佳的创作状态在秋天。无怪乎“波尔金诺的秋天^[2]”成了创作大丰收的同义词。

普希金在给普列特尼奥夫^[3]的一封信中说：“秋天即将来临。这是我最喜爱的季节——我的体质通常会增强——我的文学创作季节即将来到”。

问题的实质，也许是不难理解的。

秋天天高气爽，略带寒意，它具有一种“临别的美”，远方清晰可见，空气清新宜人。秋天给大自然描绘的是一幅简洁的图画。深红色和金黄色的森林，每小时都变得更加稀疏，线条变得更加突出，剩下的唯有光秃秃的枝丫。

眼睛渐渐习惯了明朗的秋天景色。这种明朗的景色又渐渐地控制了作家的意识、想象和手。诗歌和散文的喷泉喷射出清澈、凛冽的泉水，这泉水还偶尔发出碎冰的叮当声。头脑是清醒的，心儿跳得有力而均匀。只有手指稍有点儿发冷。

秋天临近，人的思想的庄稼也在渐渐成熟。关于这一点，巴拉丁斯基说得非常精辟：“珍贵的庄稼正在成熟，你也将把思想的谷粒收割，实现人的完美的命运。”^[4]

普希金，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每逢秋天，他又会精神焕发；每逢秋天，他都会变得年轻。歌德曾经断言，天才的一生往往会几度青春，这显然是对的。

就在这样一个秋日里，普希金写了一首诗，非常鲜明地表现了诗歌创作的复杂过程。

这是对创作的极其精辟的分析。只有在精神昂扬、激情滚滚的情况下，才能做出这样的分析。

普希金还有一个特点。他在写作时若遇到钉子，就干脆放过，从不在此纠缠，而是继续往下写。以后他再回头把放过的地方补上，但也只是在灵感出现的时候，他对灵感从不孜孜以求。

我看到过盖达尔写作时的情景，这和作家通常的写作情景迥然不同。

当时我们住在梅晓拉森林的一个村子里。盖达尔住的是临街的一幢大房子，而我则住的是花园深处的一个旧澡堂子。

当时盖达尔正在写《鼓手的命运》。我们商定，从早晨到吃午饭前这段时间专心致志地工作，决不以钓鱼互相引诱。

有一次，我正在澡堂子敞开的窗户旁写作，连四分之一页都没写完，盖达尔就从大房子里出来，装出一副悠闲自在、冷漠无情的神态，从我的窗前走过。

我假装没看见他。盖达尔在花园里一面踱来踱去，一面自言自语，然后又从我的窗前走过，但这一次显然是要竭力对我进行挑逗。他又是吹口哨，又是故意咳嗽。

我一声没吭。于是盖达尔第三次从我窗前走过，气冲冲地看了我一眼。我仍然一声没吭。

盖达尔忍不住了。

“听我说”，他说道，“别装糊涂啦！你反正是个快手，对你来说，停一会儿不算一回事。瞧，好一个博博雷金^[6]！我要是这样写个不停，那我也能出一部一百八十卷的全集啦。”

他很喜欢这个数字。他又乐滋滋地重复了一遍：“一百八十卷！一卷也不少！”

“行了，”我说，“你就实话实说吧，你要干什么？”

“我要你听听，我想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妙句。”

“什么句子？”

“好，你听：‘老头儿受苦啦，受苦啦！——乘客们说道。’妙吧？”

“我怎么会知道！”我回答说。“得看搁在哪儿，具体语境如何。”

盖达尔勃然大怒。

“‘具体语境如何’，‘具体语境如何’！”他模仿我的语调说。“该是什么语境，就是什么语境呗！好吧，就算是这样吧！你就坐着写你的全集吧。我可要去把这个句子记下来。”

然而他却没能忍耐多久。过了二十分钟，他又来到我的窗前踱来踱去。

“喂，你又想出什么佳句来了吗？”我问。

“听我说，”盖达尔说道，“过去我只是模模糊糊地怀疑你是个没有自制力的知识分子，是个喜欢嘲笑人的人。可现在我对这点深信不疑，同时也感到非常难过。”

“走吧，走吧，你知道该去哪儿！”我说。“我好心好意求你了，别打扰我吧！”

“瞧，好一个拉热奇尼科夫^[7]！”盖达尔说，但毕竟还是走了。

五分钟后他又回来了，远远地给我大声念了一个新句子。这个句子，说真的，简直出乎意料的好。我对它称赞了一番。盖达尔需要的就是这个。

“好啦！”他说。“从现在起我再也不上你这儿来了。永远不来了！即使没有你的帮助，我也会写得马马虎虎。”

突然，他又用非常蹩脚的法语补充道：“再见了，俄罗斯苏维埃作家先生！”

当时他刚开始学法语，简直对它着魔了。

盖达尔又好几次回到花园，但并没有干扰我，而是在远处的一条小径上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

这就是他进行创作时的情景——一边走路，一边构思句子，然后把它们记下来，然后又构思。他一天到晚在屋子和花园之间踱来踱去。我感到奇怪，并且相信盖达尔的中篇小说进展缓慢。然而后来发现，他是在玩花招。比起那种一句句写的方法，他写的东西要多得多。

两三个星期后，他完成了《鼓手的命运》的创作，春风得意地来到我住的澡堂子，问道：“要不要我给你念一部中篇小说？”

我自然很想听听。

“行，你就听吧！”盖达尔说，他往屋子中间一站，双手往衣袋里一插。

“手稿在哪儿？”我问道。

“只有最差劲的乐队指挥才在面前的乐谱架上放一部总谱。”盖达尔教训式地回答道，“我要手稿干吗！它在桌子上休息呢。你究竟要不要听？”

于是他把中篇小说给我背诵了一遍，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

“你总会出点错吧，而且还是大错吧。”我半信半疑地说。

“那就打赌！”盖达尔吼道。“错误不会超过十个，要是你输了，你明天就去梁赞，到旧货市场上给我买只旧式晴雨表。我已经看中了一只。卖主就是那个老太婆，还记得吗？在下雨时她在头上扣了一个灯罩。我立即去把手稿拿来。”

他把手稿拿来了，又把中篇小说背诵了一遍。我边看手稿边听。只有几个地方背错了，而且都无关紧要。由于这件事，我们俩争论了好几天——盖达尔到底赢没赢。

总而言之，我买了晴雨表，这使盖达尔欣喜若狂。我们决定根据这个笨重的铜制仪器来安排我们的垂钓活动，但很快就上当受骗了，晴雨表明明预报“大旱”，而实际上却连下三天暴雨，我们都淋得一身透湿。

那真是神仙过的日子：玩笑不断、“对弈”、争论文学问题、去湖上和旧河床上钓鱼。这一切都无形中帮助了我们进行创作。

当费定^[8]开始创作他的长篇小说《不平凡的夏天》时，我正好有幸跟他在一起。

下面我想写写这方面的情况，希望得到费定的谅解。不过我总觉得，每位作家，特别是像费定这样的大师的工作方式，不仅对作家们，而且对所有文学爱好者来说，都是饶有趣味和大有裨益的。

我们住在加格拉^[9]临海的一幢小房子里。这幢房子很像革命前那种廉价的“带家具出租的公寓”，已经破败不堪。

每当风暴来临之时，它便在风浪中摇来晃去，轧轧作响，眼看就会倒塌似的。门上的锁都断了，穿堂风一吹，门就自个儿慢慢地、不祥地开了，一动不动地停那么几秒钟，想一想，突然砰的一声关上，震得天花板上的灰泥纷纷洒落。

新加格拉和旧加格拉的所有野狗都在这幢房子的凉台下面过夜。有时，它们趁主人临时外出之机，钻进屋里，往床上一躺，便泰然自若地打起呼噜来。

进屋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管侵占您的床铺的狗的性子如何。那种有良心的、胆小的狗会一跃而起，失望地叫着逃之夭夭。如果您挡了它的路，它会惊恐地咬您一口。

如果碰到的是一条无赖成性、非常老练的狗，那它就会躺在床上不动，并且用充满仇恨的眼光望着您，还发出可怕的叫声，使您不得不叫邻居前来帮忙。

费定那间屋子的窗户朝向凉台，凉台下面就是大海。每当风暴袭来之时，凉台上的藤椅就被摞到这扇窗户旁边，以免被浪涛打湿。在这摞椅子上老是蹲着一群狗，它们从高处望着伏案写作的费定，轻轻地叫着，示意要进入他那又明亮又暖和的房间。

起初，费定老是埋怨这群狗把他弄得直打哆嗦。只要他把稿子一放，稍作沉思，再往窗外一望，便看到几十只燃烧着仇恨之火的狗眼正盯着他。他甚至因此感到颇为尴尬，似乎犯了过错，因为他住在暖和的屋子里信笔涂鸦，干的是显然没有意义的事情。

这当然对费定的工作多少有些妨碍。但他很快便习惯了，对这群野狗不再予以理睬。

我以为，我们这种简单、杂乱的生活使他想起了青年时代，那时我们可以在窗台上，在油灯下，在墨水结冰的房间里——在任何条件下写作。

大多数作家在早晨写作，有些作家白天也写，只有很少的作家才在夜里写。

费定能够在一昼夜中的任何时候写作，而且经常是这样做。只是偶尔停笔休息休息。

每天夜里，他在哗哗地响个不停的海浪声中写作。这种习以为常的喧声不仅对他没有妨碍，而且对他有所帮助。相反，构成妨碍的倒是寂静。

一天深夜，费定把我叫醒，心情激动地说：“你知道吗，大海沉默了。咱们到凉台上去听听。”

原来，笼罩着海岸的是一种深沉的宇宙的寂静。我们屏住呼吸，想要在黑沉沉的夜里捕捉到一丝哪怕是最微小的涛声，然而除了耳鸣之外，任何声音都未能听到。耳鸣是我们的血液发出的声音。在高空那亦如宇宙般的黑暗中，有几颗星星在隐隐约约地闪烁。我们已经习惯了日夜喧闹的涛声，这种寂静反而使我们的心情感到压抑。当天夜里，费定没有拿起笔来。

在对费定的无意观察中，我发现他在伏案写作某章之前，都要经过冥思苦想、反复调整，并用沉思与回忆进行充实，做到对一这章的内容甚至一个个句子胸有成竹。

费定只写那些经过仔细观察、并且与整体密切相关的东西。

费定头脑清晰、坚定，目光犀利，他对构思和表现构思的模棱两可的情况是不能容忍的。在费定看来，小说应该写得极其精确，锤炼得像钻石一样坚硬。

福楼拜的一生是在追求文体完美的痛苦过程中渡过的。他竭力追求小说的晶化，有时简直难以自制。在某些情况下，修改手稿对他来说，并非使小说达到完美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他失去了正确的鉴别能力，弄得精疲力竭，陷入了绝望之中，把自己的作品改得枯燥无味，死气沉沉，或者像果戈理说的，“画呀，画呀，画得入迷了。”

费定却总是善于自制，做到适可而止。他身上的那个批评家从不打盹儿，但也不向作家施加压力。

福楼拜身上高度地显示出那种文学理论家们称之为“人格化”的特点，简言之，他能够与自己的人物紧密融合，因而他们（按照作家的意志）所遭遇的一切，作家本人也会惟妙惟肖地体验一遍。

大家知道，福楼拜在描写爱玛·包法利^[10]服毒而死时，他本人也感觉到了中毒的各种迹象，只得向医生求救。

福楼拜是个真正的苦命人。他写得很慢，以致曾经绝望地说：“如此写作，真该给自己一记耳光。”

对于巴尔扎克来说，他作品中的所有人物也都是生气勃勃、亲密无间的人。他时而气得声嘶力竭地骂他们是坏蛋和傻瓜；时而眉开眼笑，赞许地拍拍他们的肩膀；时而笨嘴笨舌地对他们的不幸进行安慰。

巴尔扎克相信他作品中的人物实有其人，他对他们的描写是不容置辩的，他的这种信心真是十分离奇。他生活中的一件趣事可以证明这一点。

巴尔扎克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其中有个年轻的修女（她的名字我不记得了，那就姑且叫她“让娜”吧）。有一次，修道院女院长派性格温顺的让娜去巴黎为修道院办事。年轻的修女对首都光怪陆离、熙熙攘攘的生活感到十分惊奇。在煤气灯的照耀下，她一连几小时注视着商店橱窗里的那些闻所未闻的宝贝。她看见了许多身着香气扑鼻的薄纱连衣裙的女子。这种连衣裙仿佛使这些美人儿变得赤身裸体，使她们那娇小的肩背、修长的玉腿、小巧的乳峰显得更加突出，楚楚动人。

她听到了男人们奇妙的、令人心醉的表白，种种的暗示和献媚的低语。她年轻貌美，在大街上常常被人跟踪。也有人对她说这种奇妙的话。她的心剧烈地跳动着。在一个公园的一株梧桐树的浓阴下面，她被人强吻了一下。这个初吻犹如一声霹雳，震得她头昏目眩，使她失去理智。

她留在了巴黎。为了使自己变成一个迷人的巴黎女郎，她把修道院的钱花得精光。

一个月以后，她就到人行道上拉客去了。

在这篇小说里，巴尔扎克用了一个当时实际存在的女修道院的名字。他的小说被女修道院院长偶然看到了。女修道院里正好有一个名叫让娜的年轻修女。院长把她叫去，板起脸孔问道：“您知道巴尔扎克先生是怎样写您的吗？！他侮辱了您！也中伤了我们的修道院。他是个诽谤者和渎神者。您读一读吧！”

修女读完小说，不禁号啕大哭。

“快！”女院长厉声说道。“快做好准备，到巴黎去一趟，找到巴尔扎克先生，要求他通告全法国，这是造谣，伤害了一个从未到过巴黎的纯洁少女。他侮辱了修道院和我们全体教徒。要他为这种滔天大罪忏悔。您必须把这件事办到，否则您最好别回来。”

让娜到巴黎去了。她找到了巴尔扎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巴尔扎克的接见。

巴尔扎克穿着一件旧长袍坐在那儿，像一头骟猪一样呼哧呼哧地喘气。房间里满是烟雾。桌子上像一座座小山似的乱堆着匆匆写就的手稿。

巴尔扎克眉头紧皱。他抽不出时间——他的一生早已作好计划，目标是完成不少于五十部长篇小说。不过巴尔扎克的眼睛里却闪烁着灼灼逼人的光芒。他死死地盯着让娜。

让娜的脸刷地一下红了，她垂下眼睛，一面在心中祈求上帝帮助，一面把修道院里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巴尔扎克先生，请他为自己洗刷耻辱，这种耻辱是巴尔扎尔先生不知为什么强加在她那贞节和圣洁的品质之上的。

巴尔扎克显然不明白，这个美丽、温柔的修女想要他做什么。“洗刷什么耻辱？”他问道。“我所写的一切永远都是神圣的真理。”

让娜把自己的请求又重复了一遍，并且悄悄地补充说：“可怜可怜我吧，巴尔扎克先生。如果您不愿帮助我，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巴尔扎克一跃而起，眼睛里怒火直冒。

“什么？！”他大声嚷道。“您不知道怎么办？您的所有情况，我不是写得明明白白了吗！明明白白！还会有什么疑问呢？”

“难道您是要我留在巴黎吗？”让娜问道。

“是的！”巴尔扎克大声嚷道。“是的，活见鬼！”

“您也要我……”

“不，活见鬼！”巴尔扎克又大声嚷道。“我只想要您脱下这件大黑袍。只要您那像活珍珠一样年轻、漂亮的身子知道什么叫欢乐和爱情。要您学会笑。去吧！去吧！但不要到人行道上去拉客！”

巴尔扎克抓住让娜的一只手，把她拉到房门口。

“我可是一五一十都写在那儿了，”他说。“去吧！您非常可爱，让娜，但为了您，我已经损失了三页小说。而且是多好的小说啊。”

让娜无法返回修道院了，因为巴尔扎克先生没有给她把污点洗掉。她留在了巴黎。据说一年后，有人在一家名叫“银驮子”的大学生小酒馆里见到了她。她跟一群年轻人在一起，快活，幸福而迷人。

有多少作家，便有多少写作习惯。

在我提到过的梁赞郊外那幢乡村府邸里，我发现了我国著名版画家约尔丹写给版画家波扎洛斯金的几封信（这几封信我也提到过）。

约尔丹在一封信中写道，他花了两年时间去临摹一幅意大利画，把它刻成版画。他在工作的时候，老是拿着雕版围着桌子转来转去，在砖砌的地板上踩出了一串明显的脚印。

“我好累，”约尔丹写道。“不过我毕竟还能走来走去，动来动去。而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却习惯于在斜面写字台旁站着写作，他又该多累啊！他才是自己事业的名副其实的殉道者呢。”

列夫·托尔斯泰只在早晨写作。他说，每个作家身上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批评家。最可恶的是，这个批评家往往是早晨出来，而夜里却睡大觉，因此每到夜间，作家便变得放任自流，无拘无束，写出许多愚蠢和无用的作品。托尔斯泰并且举出只在早晨写作的卢梭和狄更斯作为例子。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拜伦喜欢在夜间写作，这对他们的才能是一种损害。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写作可是件很苦的事，这当然不仅因为他在夜间工作，而且因为他不停地喝茶。不过，这毕竟对他的创作质量没有太大的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苦就苦在无法摆脱贫穷和债务，因此他不得不写得很多，而且总是仓促成文。

他总是在交稿迫在眉睫时才坐下来写作。他没有一部作品是在平心静气、全力以赴的情况下创作的。他的一部部长篇小说总是草草收场（不是指小说的篇幅，而是指叙事的广度）。因此他的作品比它们应有的样子，比它们在构思时的状况要逊色一些。“构思中的长篇小说比写作中的长篇小说要好得多。”^[11]

他总是竭力跟他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一起多待一些时间，以便随时对它进行修改和充实。因此他不遗余力地把写作时间拖长，因为每日每时都可能出现新的想法，一俟小说出版，当然就无法弥补了。

债务逼着他老是赶稿，虽然他在伏案写作某部长篇小说时，常常意识到它并未成熟。多少思想、形象和细节都白白浪费了，只因为它们来到脑海时已经太晚，不是小说已经完成，就是作家认为小说已经被弄得一塌糊涂，不可挽救了。

“由于贫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谈到自己时说，“我被迫老是赶稿，被迫为事务写作，因而肯定会弄得一塌糊涂。”^[12]

契诃夫年轻时能够在莫斯科窄小、喧闹的寓所的窗台上写作。而短篇小说《猎人》则是在水滨浴场写的。不过这种随遇而安的写作方式后来渐渐消失了。

莱蒙托夫写诗，抓到什么就把什么当纸，似乎这些诗句是一瞬间从他的脑海里冒出来的，它们在他的心灵里歌唱，他只是一字不改地把它们匆匆记录下来而已。

阿列克谢·托尔斯泰进行创作时，必须在面前摆上一叠洁净、优质的稿纸。他坦白承认，每当他坐到书桌旁边时，常常不知道要写什么。他脑子里出现了一个生动的细节，他就从这个细节写起，而这个细节犹如一根神奇的线，把整个故事渐渐牵了出来。

阿列克谢·托尔斯泰自个儿把工作状态、灵感称之为“来潮”。“如果来潮”，他说，“那我就写得快。而如果不来潮，那就应当搁笔。”

当然，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在很大程度上是位即兴作家。他的思想总是比手中之笔更神速。

所有的作家在进行创作时，大概都经历过这样一种美妙的状态，即新的思想或新的画面犹如一道道光焰从意识深处突然迸发出来。如果不马上把它们记下来，那它们就会同样突然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其中有光，有颤动，但它们像梦一样易逝。有些梦，我们醒来后仅仅记得那么一瞬间，但马上就遗忘了。以后不管我们怎样苦思力索，却总是想不起来。这些梦只留下一种异常的、神秘的感觉，一种果戈理所说的“美妙的”感觉。

应该及时记下来。只要有一瞬间的延误，思想一闪之后便会消失。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很多作家不能像记者那样在窄窄的纸条上，在条样上写作。不能动辄让手脱离稿纸，因为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一瞬间的延误，其后果也是致命的。显然，意识的活动是以一种神奇的速度进行的。

法国诗人贝朗瑞^[13]常常在廉价的咖啡馆写歌谣。还有爱伦堡^[14]，据我所知，他也喜欢在咖啡馆里写作。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最好的孤寂存在于热闹的人群之中，当然，不能让任何人和任何东西直接打断你的思绪，影响你的注意力。

安徒生喜欢在森林里构思自己的童话。他有敏锐的、非常犀利的目光。因此他能够仔细观察一小块树皮或一个老松球，并且像用放大镜那样看到上面的许多细节，而用这些细节去编童话是很容易的。

总之，森林里的一切——每个长满青苔的树桩，每只褐色的蚂蚁强盗（它拖着一只长着透明的绿色翅膀的昆虫，就像拖着一个俘获的美丽公主）——这一切都能变成童话。

我本来不打算谈自己个人的文学创作经验。这对上文所谈内容未必能增添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不过我仍然想补充几句。

如果我们希望我国的文学达到最大限度的繁荣，那就应该明白，作家社会活动的最有效的形式就是他的创作。在作品出版之前，作家的创作对所有的人都是秘密，一俟作品出版，他的创作就变成全人类的事业了。

必须珍惜作家的时间、精力和才能，而不要让它们浪费在与文学关系不大的各种繁重的杂务和会议上。

作家在进行创作时需要安静，尽可能不要分心。如果面临什么不愉快的事，哪怕还离得较远，那也最好不要动笔。否则不是力不从心，就是废话连篇。

我一生有好几次在进行创作时心情轻松，精力集中，从容不迫。

有一年冬天，我乘坐一艘空空荡荡的内燃机船从巴统前往敖德萨。海上灰蒙蒙、冷森森、静悄悄的。海岸隐没在浅灰色的烟雾中。一团团沉重的乌云仿佛进入了梦乡，酣睡在远处的峰峦上。

我在船舱内写作，有时站起身来，走到舷窗跟前，远眺海岸。一台台功率很大的机器在内燃机船的钢铁腹腔内轻轻地歌唱。海鸥吱吱地叫着。写东西感到非常轻松。任何人都不会来打断我的心爱的思绪。除了我正在创作的那个短篇小说，任何东西都不必考虑。任何东西都完全不必考虑，我觉得这是一种极大的幸福。一望无际的大海使我未受任何干扰。

此外，对在辽阔的大海上航行的意识，对我们将要游览的港埠的朦胧期待，对一些也许是令人愉快的、仓促的邂逅的预感，对创作都是大有裨益的。

内燃机船钢铁的船艏划开冬日苍白的海水，我觉得，它正带着我驶向那确定不移的幸福。我之所以这样觉得，显然是因为小说进展顺利。

我还记得，有一年秋天，我住在一幢农舍的顶楼上。我孤身一人，在蜡烛的噼噼啪啪的伴奏下写作，那是多么惬意。

漆黑无风的九月之夜笼罩着我，它也像大海一样，使我未受任何干扰。

当我意识到，屋外古老的乡村花园里落叶在通宵飘飞，这对我的写作很有帮助，尽管很难说出原因。我惦记着这座花园，就像惦记着一个活生生的人。它默默地、耐心地等待着我夜晚去井边打水烧茶。当它听到水桶的哐啷声和人的脚步声时，也许在度过这漫漫长夜时会感到轻松一些。

然而不管怎样，感觉到一座孤独的花园和村外一片延伸数十公里的寒冷的森林，感觉到一个个森林湖泊（在这样的夜里，湖畔当然不会有，实际上也没有一个人影，只有繁星跟百年前、千年前一样倒映在水里），——这种感觉对我是有帮助的。也许我可以说，在这些秋夜里，我的确是幸福的。

当你对某件有趣的、愉快的、心爱的事情心向往之，哪怕是去远处旧河床边忧郁的柳林垂钓这类小事，你就会得心应手，挥洒自如。

[1]根据这句话的语境判断，它并非指《罗马来信·论当代意大利文学》（及其续篇《论当代意大利文学的第二封信》）。对司汤达来说，这两部作品多少有些“一般”。帕乌斯托夫斯基很可能是指《罗马漫步》，他对该书极为赞赏。

[2]波尔金诺村是普希金家族的领地，位于尼热戈罗德省（今下诺夫戈罗德州）。1830年8月31日，普希金为了筹措结婚经费，从莫斯科前往波尔金诺村办理分产手续，他原打算在那儿住三个星期，后因周围发生霍乱疫情，滞留达三个月之久。在这段时间里，他创作了抒情诗29首、童话诗2首、叙事诗1首、“小悲剧”4部、中篇小说6部，《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最后3章。这三个月是创作丰收的三个月，在文学史上被誉为“波尔金诺的秋天”。

[3]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普列特尼奥夫（1792—1865），俄罗斯作家、诗人、批评家。从19世纪20年代中期起，普列特尼奥夫主持普希金作品的出版工作。此信写于普希金启程去波尔金诺的当天（1830年8月31日）。

[6]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博博雷金（1836—1921），俄国作家。彼得堡科学院名誉院士（1900）。著有长篇小说《生意人》等作品。他的中长篇小说广泛地反映了19世纪下半叶俄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

[7]伊凡·伊凡诺维奇·拉热奇尼科夫（1792—1869），俄国作家。擅长历史长篇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最后一个新贵》、《冰屋》等。

[8]康斯坦丁·亚历山大罗维奇·费定（1892—1977），俄罗斯作家。曾任苏联作协第一书记。主要作品有三部曲《初欢》、《不平凡的夏天》和《篝火》。

[9]原苏联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城市，黑海港口，海滨气候和矿泉疗养地。现属格鲁吉亚。

[11]这句话显然引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原文是：“对我来说，构思我的作品和想象它们脱稿后的情景，比真正写作它们更要愉快。”——原注

[12]见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他哥哥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1858）。

[14]伊里亚·格利戈里耶维奇·爱伦堡（1891—1967），俄罗斯作家、诗人。重要作品有《巴黎的陷落》、《暴风雨》、《解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