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冬天，我住在敖德萨一家以前的服装店里，店名叫“阿尔什万格及其伙伴”。我未经许可就擅自占用了二楼的试衣室。

我拥有三个镶着波希米亚刻花玻璃镜子的大房间。镜子紧紧地嵌在墙内，我和诗人爱德华·巴格里茨基^[1]费尽心机，试图把这些镜子拆卸下来，拿到新市场上去换些食品，但却无济于事。甚至连一块玻璃的咔嚓声都没有听到。

除了三个装着腐烂刨花的空箱子，试衣室里没有任何家具。好在玻璃门可以轻易地从铰链上卸下来。每天晚上我把它卸下，搁在两只箱子上面，把被褥一铺，以门当床。

玻璃门很滑，因此那条旧褥子和我老是从门上滑下来，滚到地板上，这种事一夜要发生好几次。

只要褥子一动，我便会立即醒来，气也不敢出一声，手指也不敢动一下，愚蠢地以为褥子也许会停下来。可是褥子却慢慢地、毫不留情地滑动着，我的妙计不起作用。

这件事一点也不可笑。那年冬天冷得出奇。从港口到“小喷泉”的海面都结了冰。猛烈的东北风把一条条花岗石马路刮得光溜溜的。一场雪也没下过，这比满街积雪更让人觉得冷得多。

试衣室里有一只小铁炉，但没有东西生火。而且靠这个可怜的小炉子把三个大房间烧热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只用小铁炉烧胡萝卜茶。做这件事有几张旧报纸就够了。

第三只箱子被当成了桌子。每天晚上我点一盏油灯放在上面。

我躺下的时候，把我所有的防寒物品都盖在身上，借着油灯的亮光阅读格奥尔基·申格尔翻译的何塞·马里亚·埃雷迪亚^[2]的诗集。诗集是在这饥馑的一年在敖德萨出版的，但我可以证明，它并未削弱我们的英勇精神。我们觉得自己像罗马人一样坚毅刚强，并且想起了申格尔本人的诗句：“朋友们，我们是罗马人，我们的鲜血正在流淌……”

我们的鲜血，当然没有流淌，但我们这些快乐的年轻人，有时毕竟感到极度饥寒交迫，不过谁也没有怨天尤人。

在楼下，也就是一楼店面开展活动的是一个美术合作社，他们的活动非常繁忙，但却颇有点可疑。这个企业的老板是个爱唠叨的老画家，外号叫“招牌大王”，在敖德萨可说家喻户晓。

合作社承制招牌、女帽和“木鞋”（一种具有古希腊、罗马简朴特点的女式便鞋：只要在木头鞋掌上钉几根带子，便大功告成），还绘制电影海报（这些海报是用水胶涂料画在不平整的胶合板上的）。

有一次，这个工作室非常走运，它接到为当时黑海唯一的轮船“彼斯捷尔”号制作所谓“船首装饰”的订货。这艘轮船打算前往巴统进行处女航。

装饰品是用铁板做的，然后在黑色的底板上画上金色的植物图案。

这项工作把所有的人吸引住了，就连民警若拉·科兹洛夫斯基有时也离开近旁的岗位，跑来看看热闹。

当时我在《海员报》当秘书。以报社工作为主的有许多青年作家，其中包括卡达耶夫^[3]、巴格里茨基、巴别尔^[4]、奥列沙^[5]和伊里夫^[6]。至于经验丰富的老作家中常来我们编辑部的，只有安德烈·索鲍里^[7]，他是个很可爱的人，老是心神不定，坐不安席。

有一次，索鲍里给《海员报》带来自己的一篇短篇小说，这篇小说支离破碎，杂乱无章，不过题材倒是有趣，而且的确才华横溢。

大家读了这篇小说后都感到棘手。发表这样草率的作品是不行的，而让索鲍里对它进行修改，谁都没有勇气。在这方面，索鲍里是说不通的——这倒不是出于作者的自尊心（在索鲍里身上，这种东西恰恰几乎没有），而是由于神经质：他不愿回头面对自己已经完成的作品，对它们已经失去了兴趣。

我们坐在一起冥思苦想：怎么办呢？跟我们坐在一起的还有我们的校对——勃拉戈夫老头，他从前是俄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俄罗斯言论报》^[8]的社长，大名鼎鼎的出版家瑟京^[9]的左右手。

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被自己的历史吓坏了。他仪表堂堂，跟我们编辑部这些衣衫褴褛、闹闹哄哄的年轻人毫不协调。

我把索鲍里的手稿带回阿尔什万格商店，打算再看一遍。

很晚的时候（还不到十点，但沉浸在黑暗中的城市从黄昏起就已经空旷无人，只有风在一个个十字路口幸灾乐祸地咆哮），民警若拉·科兹洛夫斯基来敲商店的门。

我把一张报纸拧成一卷，将它点着，像举着火炬一样举着它，去开那扇用一节锈痕斑斑的煤气管顶住的沉甸甸的店门。举着小油灯是不行的，它不仅经不住一丝最微弱的风儿，就连一个专注的眼神也会使它熄掉。

“有个公民找您”，若拉说。“请您证明一下他的身份，我就放他进来。这儿有工作室，光是颜料，据说就值三亿卢布。”

当然，要是注意到，比方说吧，我在《海员报》每月的收入是一百万卢布（按市场价这笔钱只够买四十包火柴），那么这个数目也就不会像若拉所觉得的那样令人啧啧称奇了。

站在门外的是勃拉戈夫。我证明了他的身份。若拉把他放进店里，还说过两三个小时，他要来我们这儿暖暖身子，喝杯开水。

“事情是这样的，”勃拉戈夫说。“我老想着索鲍里这篇小说。一篇很有才气的作品。不能让它埋没了。您知道吧，作为一个老报人，我有一个习惯，就是不放弃好的小说。”

“有什么办法呢？”

“把手稿给我。我用人格担保，我不动稿子一个字。我留在这儿，因为回兰热龙街去是不行的——肯定会把我的衣服剥光。我当着您的面把手稿弄一弄。”

“什么叫‘弄一弄’？”我问。“‘弄一弄’的意思就是修改呀。”

“我不是对您说过了吗，既不删掉一个字，也不增加一个字。”

“那您怎么做呢？”

“您等着瞧吧。”

在勃拉戈夫的话里，我感到有某种难以猜测的东西。在这个朔风怒号的冬夜，某种神秘的东西跟这个神态自若的人一起来到了阿尔什万格商店。

勃拉戈夫从口袋里掏出一截非常粗的蜡烛头，这种蜡烛是教堂用品。蜡烛头上像螺旋似的盘着一条条金色的纹路。他点燃蜡烛头，把它往箱子上一搁，然后坐到我的破行李箱上，手里握着一支木匠用的扁铅笔，埋头看起手稿来。

半夜里，若拉·科兹洛夫斯基来了。我正好烧了开水，还沏了茶，不过这次沏的不是干胡萝卜茶，而是切碎后烘干的甜菜茶。

“你们可要明白，”若拉说，“从远处看，你们两个像是造假票子的。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呢？”

“修改一篇小说，”我回答道。“给下一期用。”

“你们可要明白，”若拉又说道，“不是民警局的每个工作人员都明白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应该感谢上帝，当然上帝是不存在的，因为在这儿执勤的是我，而不是别的什么笨蛋。在我看来，文化是至高无上的。至于那些造假票子的，都是些行家，他们用一块牲口粪，既能造出钞票，又能造出居住证。据说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有一块黑天鹅绒垫子，上面摆着一只漂亮得难以形容的大理石手。这不是莎拉·伯恩哈特^[10]的手，也不是肖邦或维拉·霍洛德纳娅^[11]的手，而是欧洲最著名的伪币制造者的手的模塑品。我忘了他的名字。当时他的脑袋被砍掉了，而手却拿来展出，好像他是个高超的小提琴手似的。这是个很有教育意义的故事吧？”

“一般吧，”我回答说。“您有糖精吗？”

“有，”若拉回答说。“是片剂。我可以分一点给您。”

直到天亮之前，勃拉戈夫才定稿。他没有让我看稿子，当我们来到编辑部，女打字员把稿子打好之后，他才让我看。

我读完小说，不禁愣住了。这是一篇内容简洁、文从字顺的小说。一切都变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原先那种草率成文、佶屈聱牙的情况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与此同时，的确一个字也没有增删。

我朝勃拉戈夫一瞥，他正在抽一支用黑如茶叶的库班烟草卷成的粗烟卷，脸上带着微笑。

“这是一个奇迹！”我说。“您是怎么做到的？”

“我只不过是把所有的标点符号都打得正确无误罢了。索鲍里对标点符号简直是乱用一气。我特别仔细地把句点标上了，还分了段。亲爱的，这可是件大事啊。连普希金都谈到过标点符号问题呢。标点符号的意义，就是为了突出思想，理顺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使句子明白易懂，音调准确。标点符号就像音符。它们使文章浑然一体，而不致杂乱无章。”

小说登出来了。可是第二天索鲍里闯进了编辑部。他像往常一样没戴帽子，头发蓬乱，两只眼睛发出一种奇怪的光。

“谁动了我的小说？”他扯起嗓子叫道，然后手杖一抡，在放着许多报纸合订本的桌子上猛地一击，只见灰尘像一团浓云从桌子上升了起来。

“谁也没动过，”我回答说。“您可以核对原稿。”

“撒谎！”索鲍里嚷道。“瞎说！我反正会弄清楚是谁动的！”

一场大闹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胆小的同事们迅速逃离了办公室。但我们的两个女打字员柳辛娜和柳夏却像往常一样跑来看热闹，脚上的“木鞋”发出叭哒叭哒的声音。

这时勃拉戈夫沉着地、甚至有点沮丧地说道：“如果您认为给尊稿改正标点符号就是动它，那我承认，动它的是我。我要尽到校对的职责。”

索鲍里朝勃拉戈夫奔去，一把抓住他的双手，使劲地摇了摇，然后抱住老头，并按莫斯科的习俗，吻了他三次。

“谢谢！”索鲍里心情激动地说。“您给我上了一堂绝妙的课。遗憾的是，上得太晚了。我觉得对自己过去的那些作品有罪。”

晚上，索鲍里不知从哪儿弄到了半瓶白兰地，带到了阿尔什万格商店。我们请来了勃拉戈夫；巴格里茨基和下了班的若拉·科兹洛夫斯基也来了，于是我们为了文学和标点符号频频举杯，把白兰地喝得精光。

从此以后，我深深地相信，适时适地打上一个句号，能对读者产生多么惊人的影响。

【注释】

[1]爱德华·格奥尔基耶维奇·巴格里茨基（1895—1934），俄罗斯诗人。

[2]何塞·马里亚·埃雷迪亚（1842—1905），法国巴那斯派诗人。生于古巴，后定居法国，代表作为诗集《锦幡集》（1893），收十四行诗约150首。

[3]瓦连京·彼得罗维奇·卡达耶夫（1897—1986），俄罗斯作家。主要作品有《时间呀，前进！》、《黑海波涛》四部曲、《团的儿子》等。

[4]伊萨克·埃马努伊洛维奇·巴别尔（1894—1941），俄罗斯作家。主要作品有《骑兵队》等。

[5]尤里·卡尔洛维奇·奥列沙（1899—1960），俄罗斯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童话小说《三个胖子》等。

[6]伊里亚·伊里夫（1897—1937），原名伊里亚·阿尔诺里多维奇·法因济利贝格，俄罗斯作家，与叶甫盖尼·彼得罗夫合著《十二把椅子》、《金牛犊》等作品。

[7]安德烈·索鲍里（1888—1926），原名尤里·米哈伊洛维奇·索鲍里，苏联犹太作家。

[8]俄国自由资产阶级日报，1895—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1897年起由瑟京发行。

[9]伊凡·德米特里耶维奇·瑟京（1851—1934），俄国启蒙派出版家。

[10]莎拉·伯恩哈特（1844—1923），法国著名女演员。

[11]维拉·瓦西里耶芙娜·霍洛德纳娅（1893—1919），俄国女电影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