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夫内的大雷雨
多年以后，沙漠又让我想起了它。
1931年，我去奥廖尔州的利夫内市避暑。当时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早已脱稿，正准备付印。因此我一心只想找一个没有熟人的小城市，在那里可以专心致志地进行创作，而不受任何人事的干扰。
以前我从未到过利夫内。我很喜欢这个小城的整洁，喜欢处处盛开的向日葵，用整块整块石板铺成的马路，以及那条名叫“贝斯特拉娅索斯纳”的河，这条河在黄澄澄的泥盆纪[3]石灰岩深处冲出了一个峡谷。
我在郊区一幢破旧的木板房里租了一个房间。这幢房子盖在河边的悬崖上。房子后面伸展着一个半荒芜了的花园，园子里像河岸上一样杂草丛生。
房东上了年纪，生性胆怯（他在车站报亭里卖报），他的妻子是个性格忧郁、身体瘦弱的女人，还有两个女儿：大的叫安菲莎，小的叫波琳娜。
波琳娜是个身体虚弱、皮肤洁白的姑娘，她在跟我谈话时，总感到很难为情，把一条金黄色的辫子反反复复地解了又编，编了又解。她年方十七。
安菲莎是个十九岁光景的姑娘，身材匀称，脸色苍白，长着一对森严的灰眼睛和一副声音很低的嗓子。她老是穿着一身黑衣服，俨然是一个见习修女。她在家里几乎不做任何事情，只是几小时几小时地躺在花园干枯的草地上看书。
在房东家的阁楼上乱堆着许多被耗子咬坏了的书籍，大部分是索伊金[4]版的外国古典作家的文集。我也从阁楼上拿过这些书。
有几次，我从花园里向下俯视，发现“贝斯特拉娅索斯纳”河岸上有安菲莎的身影。她坐在陡峭的悬崖下一丛山楂旁边，在她身旁则坐着一个消瘦的十六岁光景的少年，他一头浅黄色头发，神态非常斯文，长着一双目光专注的大眼睛。
安菲莎经常偷偷地带东西到岸边给他吃。男孩子吃的时候，安菲莎总是温存地望着他，有时还在他的头发上一阵抚摸。
有一次，我看见她突然用双手把脸蒙住，失声痛哭起来，哭得身子不停地抖动。男孩子停止进食，吃惊地望着她。我悄悄地走开了，好久好久都力图不去想安菲莎和那个男孩子。
而我曾经天真地以为，在宁静的利夫内，任何人都不会把我从我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的人物和事件的范围中拽出去呢！可是生活却立即把我的天真的幻想彻底打破了。不用说，在我没弄清楚安菲莎的情况之前，压根儿就谈不上专心致志、安安静静地进行创作。
当我还没见到她和那个男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每次看到她那痛苦不堪的目光，我就猜想在她的生活中一定有一个什么伤心的秘密。
事实果然如此。
几天以后，我在半夜里被轰隆隆的雷声惊醒了。利夫内经常有大雷雨。居民们把原因归结为利夫内矗立在铁矿床上面，似乎是这个矿把大雷雨“吸来了”。
夜在窗外忙乱着，时而被急速的白光冲破，时而又缩成一片混沌。从隔壁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后来我听到安菲莎愤怒地吼道：
“这是谁的主意？是哪部法律规定我不能爱他？你们把这部法律给我看看！既然给了我生命，你们就不能把它夺走。他一天比一天虚弱，就像一支小蜡烛。就像一支小蜡烛！”她大声吼道，喘得上气不接下气。
“孩子他妈，你别说了！”房东信心不足地对妻子吼道。“让这个傻瓜蛋随心所欲地活着吧。你是管不住她的。至于说到钱，安菲莎，反正我是不会给你的。”
“我才不要你们的臭钱呢！”安菲莎吼道。“我自个儿去挣，我要把他带到克里米亚去。也许他在那儿能够多活一两年。反正我要离开你们。你们的脸都会丢尽。这一点你们可要弄清楚！”
我开始琢磨发生了什么事。门外走廊上有人也在哭哭啼啼和擤鼻涕。
我打开门，借着一道突如其来的闪电的亮光，我看见了波琳娜。
我轻轻地叫了她一声。突然一个霹雳炸开天空，仿佛一击就把这座破房子连屋顶一起砸进了地里。波琳娜惊慌地抓住我一只手。
“上帝啊！”她喃喃地说。“这件事会是个什么结果呢？而且还是这样的大雷雨天气。”
她悄悄地告诉我，安菲莎一个心眼地爱上了科利亚。他是寡妇卡尔波芙娜的儿子。卡尔波芙娜挨家挨户去给人洗衣服。这个女人性情温和，不爱说话。而科利亚却有病，他得了肺结核。安菲莎脾气暴躁，性烈如火，不服任何人管。要么让她按自己的心愿去做，要么让她自杀。
隔壁屋里的声音突然静寂了。波琳娜跑回了自己的房间。我躺下后凝神细听了很久，一直无法合眼。房东屋里静悄悄的。于是我打起盹儿来了。在睡意蒙眬中，我听到了一阵阵懒洋洋的雷声和汪汪的狗叫声。后来我就进入了梦乡。
我入睡的时间大概不长，突然被一阵猛烈的敲门声吵醒了。敲门的是房东。
“我们家不得了啦，”他在门外无精打采地说。“打扰您了，请别见怪。”
“到底出了什么事？”
“安菲莎跑啦。事情就是这样。我马上去斯洛博特卡，去卡尔波芙娜家里。她也许上那儿去了。请您照看一下我的家人。妻子昏死过去了。”
我连忙穿上衣服，给女主人带了缬草酊。波琳娜叫了我一声，我跟她一起走到外面的门廊上。我虽然无法解释原因，但我知道不幸的事马上就会降临。
“我们去河边看看吧。”波琳娜小声说。
“你们家里有手电筒吗？”
“有。”
“快点拿来。”
波琳娜拿来了一只不很亮的手电筒，于是我们沿着滑溜溜的悬崖向下面的河边走去。
我相信，安菲莎就在这儿附近的什么地方。
“安菲莎——莎——莎！”波琳娜突然绝望地大声喊道，这喊声不知为什么把我吓坏了。“她犯不着喊！”我心里想。“犯不着！”
闪电在河对岸发出阵阵白光，不过亮度已经减弱，变得温和些了。雷声只是隐约可闻。悬崖上的灌木丛里响起了沙沙的雨声。
我们沿着河边向下游走去。手电筒的光非常微弱。后来一道迟来的闪电在我们头顶上一闪，把天空照得通明，借着这道闪电的亮光，我看到前面的岸边上有一个白色的物体。
我走到这个白色的物体跟前，弯腰一看，发现是安菲莎的连衣裙和汗衫，她的一双打湿了的鞋子也在这里乱摆着。
波琳娜大叫一声，就转身朝家里跑去。我跑到渡船跟前，叫醒了摆渡人。我们登上平底小木船，顺流而下，在两岸之间划个不停，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河面。
“深更半夜的，只怕找不着，又下这么大的雨！”摆渡人说，然后打了个呵欠——他还睡意未消。“要不是浮起来，你反正找不着。就是说，死神连美人儿也不怜惜呢。事情就是这样，亲爱的。她把衣服也脱了，这就是说，她只求快一点儿死。这姑娘真是！”
第二天早晨，安菲莎在拦河坝附近被发现了。
她躺在棺材里的样子，有一种说不出的美。一对湿润的、沉甸甸的辫子犹如赤金，两片苍白的嘴唇上挂着一丝歉疚的微笑。
有个老太婆对我说：“亲爱的，你别看她。不能看。她的这种美呀，无意中会使人心碎呢。”
然而我却无法不看安菲莎。我平生第一次见证了女性那种无限的、比死神还强大的爱情。到那时为止，关于这种爱情我仅仅在书本上读到过和听别人谈到过。当时，我不知为什么认为，这种爱情主要落在了俄罗斯女人的身上。
送葬的人很多。科利亚远远地跟在后面——他怕安菲莎的亲人。我本想走到他跟前去，但他没等我靠近就狂奔起来，拐入一条小胡同，便无影无踪了。
这件事弄得我心乱如麻，连一行字都无法再写了，不得不从郊区搬到市区，说得更准确些，不是市区，而是火车站，住进了铁路医生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沙茨卡娅那又矮又暗的房子里。
安菲莎死前不久的一天，我路过城市公园。夏日电影院附近的地上坐着许多男孩子。看来，他们在等待什么，吵吵闹闹，就像一群麻雀。
不一会，从电影院出来一个头发花白的人，他给孩子们一人分一张电影票。孩子们边挤边骂，涌进了厅里。
从脸部来看，那个头发花白的人显得比较年轻，不会超过四十岁。他和蔼地把眼睛微微一眯，朝我看了一眼，向我挥了挥手，便离开了。
我决定从孩子们那里弄弄清楚这个怪人的情况，于是进电影院去看了一部旧片《红小鬼》[5]，我坐了一个半小时，只听见孩子们不断地吹口哨、跺脚、欢呼、惊叫和呼哧呼哧地喘气。
散场后，我和孩子们一起出来，便问他们，那个头发花白的人为什么给他们买电影票。
一大群孩子立刻吵吵嚷嚷地朝我围了过来。事情多多少少算是弄清楚了。
原来那个头发花白的人是铁路医生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沙茨卡娅的兄弟。他是个病人，“脑子出了毛病”。他从苏维埃政府领取一笔数目可观的退休金，但原因却不清楚。每当给他送退休金来的那天，他就召集车站的所有孩子，领他们去看电影，这种事每月一次。
孩子们知道送退休金的确切日期。这一天，他们一清早就在沙茨基家附近逛来逛去，或者坐在站前的小花园里，装出一副来到那里纯属偶然的样子。
这就是我从孩子们那里了解到的所有情况。那些与主旨无关的细节自然不包括在内。例如亚姆斯卡娅镇的孩子们也想在沙茨基身上捞一把，但车站的孩子们对他们进行了毁灭性的反击。
安菲莎死后，我的女房东一直卧病在床，老说心痛。有一天，她家里来了一位医生，这就是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沙茨卡娅，于是我就跟她认识了。她戴着一副夹鼻眼镜，是个身材高大、性格坚定的女人。她虽然已经上了年纪，但却保持着高等女校学生的风姿。
我从她口里得知，她的弟弟是个地质学家，得了精神病，并且的确因撰写过许多在我国和欧洲都很负盛名的学术著作而领取一份特殊的退休金。
“您不能再住在这儿啦，”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用一种医生惯有的不容反驳的口吻对我说。“秋天快来了，雨会下个不停，这儿尽是烂泥，无法通行。而且环境也很凄惨，怎么写得出东西！搬到我家里去吧。我家只有一个老母亲、一个弟弟和我。而车站宿舍有五个房间。弟弟是个性情温和的人，对您不会有妨碍的。”
我表示同意，并且搬到了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家里。于是我就结识了地质学家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沙茨基，他是我未来的中篇小说《卡拉-布加兹海湾》的主人公之一。
家里的确非常安静，甚至有点儿冷寂。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整天待在门诊部里或是出诊，老太婆整天坐着摆纸牌卦，而地质学家则很少出房门。他从早晨起便开始一版一版地读报，然后便急急忙忙地写什么东西，几乎一直写到深夜，每天要把一本厚厚的普通练习本写满。
偶尔从僻静的车站那边传来唯一的一辆调车机车的几声汽笛。
沙茨基开始怕见我这个生人，后来习以为常了，便开始跟我交谈。从多次的交谈中，他的病的特点便显露了出来。从早晨起，当沙茨基还不感到疲倦时，他是个完全健康的人和有趣的交谈者。他知识面很宽。但只要稍感疲倦，便开始出现谵妄，这种谵妄源于一种狂想，但这种狂想是按照严格的逻辑展开的。
沙茨基的病史在《卡拉-布加兹海湾》中已有记述。他在中亚细亚进行地质考察时被白军俘虏。每天他都和其他俘虏一起被带去枪毙。但沙茨基很走运，当枪毙每队名列第五的人时，他名列第三，而枪毙每队名列第二的人时，他名列第一。他毫发无损，但却精神失常。他的姐姐费了很大的劲才在克拉斯诺沃茨克找到他，他当时住在一节坏了的铁路货车车厢里。
每天傍晚，沙茨基都要去一趟利夫内邮局，给人民委员会寄一封挂号信。邮政局长根据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的要求，并不将这些信发往莫斯科，而是交给她，她则将信付之一炬。
我很想知道沙茨基所写的这些报告的内容。不久我就弄清楚了。
有一天晚上，他走进我的房间，当时我正躺在床上看书。我的两只鞋子搁在床边，鞋尖朝外。
“鞋子是永远不能这样搁的，”沙茨基气冲冲地说。“这是很危险的。”
“为什么？”
“您马上就会知道。”
他走出房间，一分钟后给我带来一张纸。
“您读读吧，！”他说。“读完后，就敲敲墙告诉我，我会再来。如果您有什么地方不明白，我给您解释。”
他走了。我读了起来：
致人民委员会。我曾不止一次警告人民委员会，一场预示着我国将要毁灭的严重危机已经临近。
众所周知，地层中蕴藏着强大的物质能（如在煤炭、石油、页岩中）。人类已经学会将这种能释放出来，并对它加以利用。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些地层中也凝聚着它们形成的那些时代的精神能。
利夫内市位于欧洲泥盆纪石灰岩最深广的地区。在泥盆纪，朦胧的意识在地球上刚刚萌生，这是一种残暴的、没有丝毫人性特点的意识。当时处于主宰地位的是多板纲[6]的迟钝的脑子。
这种未发育的精神能浓缩在软体动物菊石中。泥盆纪石灰岩的所有地层中遍布着菊石的化石。
每一块菊石都是当时的一个小小的脑子，含有巨大的、凶险的精神能。
在多少个世纪中，幸亏人类没有学会释放地质层中的精神能。我之所以说“幸亏”，是因为这种能一旦被从静止状态中释放出来，它就会使整个文明遭到毁灭。被它毒害的人类就会变成凶残的野兽，一任卑鄙、盲目的本能主宰。而这就意味着文化的毁灭。
然而，正如我不止一次向人民委员会所陈述，法西斯分子已经找到了释放泥盆纪精神能和复活菊石的方法。
既然最丰厚的泥盆纪石灰岩就在我们的利夫内下面，那么法西斯分子也就打算在这里把这种能释放出来。如果此事得以实现，全人类的精神的灭亡和随之而来的肉体的灭亡便无法预防。
法西斯分子释放利夫内地区泥盆纪精神能的计划，制订得极其详细。犹如所有最复杂的计划一样，这个计划的弱点也是不难找到的。只要有一个小小的细节被忽略，这个计划就会失败。
因此，一方面必须立即用大部队包围利夫内，另一方面应当严令市民改变习以为常的行为举止（因为法西斯分子的计划正是针对利夫内的习以为常的生活流程制定的），与法西斯分子的期待反其道而行之。现举例加以说明。利夫内的所有公民在睡觉时往往把鞋子置于床前，鞋尖朝外。今后应当让鞋尖朝里。正是这个细节可能受到计划的忽视，因此，这件原本很小的事就会导致计划失败。
应该补充的是，从利夫内泥盆纪地层中自然渗出的（当然是微不足道的）传染性精神病毒导致该市的风俗较之其他规模相同、类型相同的城市要粗野得多。有三个城市位于泥盆纪石灰岩最深厚处，它们是克罗梅、利夫内和叶列茨。无怪乎关于这三个城市有这样一句古谚：“克罗梅——小偷的天堂实在美，利夫内——小偷活得有滋味，叶列茨——小偷个个像公子。”
法西斯政府派往利夫内的密使是当地的一位药剂师。
现在我终于明白，沙茨基为什么要让我的鞋子鞋尖朝里了。与此同时，我不禁感到毛骨悚然。我明白了，沙茨基家的平静是一点也不稳固的，每分钟都可能发生爆炸性事件。
不久以后，我发现这种爆炸性事件并不稀少，但沙茨基的母亲和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善于掩饰它们，不让外人知道。
第二天晚上，我们大家坐在桌边喝茶，心平气和地谈论着顺势疗法问题，沙茨基却一把抓起牛奶壶，神态自若地把牛奶倒进茶炊的烟筒里。老太太大叫一声。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严厉地望了沙茨基一眼，问道：“你这是玩什么花招？”
沙茨基一边歉疚地微笑着，一边开始解释，这种把牛奶倒进茶炊烟筒的奇招肯定是法西斯分子的计划无法预料的，因此它当然会破坏这个计划，拯救整个人类。
“回自己房里去！”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依然严厉地说道，她站了起来，生气地把窗户打开，把烧焦的牛奶的烟雾放出去。
沙茨基头一低，老老实实地回自己房里去了。
不过沙茨基在“神志清醒的时刻”却谈笑风生，口若悬河。我这才知道他过去主要是在中亚细亚工作，是卡拉-布加兹海湾的最早的勘查者之一。
他走遍了海湾东岸各地。这在当时几乎是一项有生命危险的工作。他把这些描绘下来，标到地图上，并且在海湾附近干燥的群山中发现了煤矿。
从沙茨基嘴里，我第一次知道了卡拉-布加兹海湾的情况，这是里海的一个恐怖神秘的海湾，海水中的芒硝储量是取之不尽的，沙漠是能够消灭的。
沙茨基对沙漠的恨犹如对活人的恨一样——极其强烈，极其坚决。他把它称为干瘟、狼疮、破坏大地的癌、自然界令人不解的卑劣行径。
“沙漠唯一的长处就是毁灭，”他说。“他就是死神。人类应该清楚这一点。当然，如果人类还没有发疯的话。”
奇怪的是，居然听到一个疯子说出这样的话。
“应该降服它，不让它喘息，应该不停顿地、致命地、无情地对它进行打击。要不倦地打击它，直到它一命呜呼。这样在它的尸体上就会生长出一座雨量充沛的热带乐园。”
他唤醒了在我心中沉睡的对沙漠的仇恨——这是我童年时代那些感受的回声。
“如果人们把耗费在互相残杀上的一半财力和人力，”沙茨基说，“用来根治沙漠，那沙漠早就消失了。各国人民的财产和千千万万的人的生命都被投入战争。还有科学和文化。就连诗歌也被巧妙地变成了大屠杀的同谋者。”
“瓦夏！”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在自己的房间里大声喊道。“放心吧！再也不会有战争了。永远不会有了。”
“永远不会有，这是瞎说！”沙茨基突然回答她道。“最迟今天夜里，菊石就会复活。你们知道在哪儿吗？在阿达莫夫斯卡娅磨坊附近。咱们出去逛逛，检查一下。”
他开始胡言乱语。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把弟弟带了出去，给他服了“别赫捷列夫药水”[7]，让他躺到床上。
而我却想早点完成那部长篇小说，以便开始创作一部关于消灭沙漠的新书。《卡拉-布加兹海湾》的尚不清晰的构思就这样产生了。
我离开利夫内时已是深秋。临走之前，我去向原来的房东辞行。
暮霭沉沉。车辙里的冰喀嚓作响。果园里的花叶几乎都凋谢了，但苹果树上还稀稀落落地挂着几片粉红的枯叶。在冻结了的天空中，披着冰冷的夕阳余晖的最后一朵云彩正在渐渐变暗。
波琳娜跟我并肩走着，信赖地挽住我的一只手。这一举动使我觉得她仍是一个小姑娘，于是一种对她，对这个孤独、羞涩的少女的柔情洋溢在我的心中。
从城里的电影院飘来隐隐的音乐声。家家户户灯火通明。茶炊的轻烟在一座座果园上空缭绕。点点繁星已经开始在光秃秃的树枝后面闪烁。
一种无名的焦虑使我的心都揪紧了，我想，为了这片美好的大地，甚至为了波琳娜这样一个少女，也必须唤起人们投入争取欢乐的、理性的生活的斗争。一切使人苦恼和忧伤的东西，一切哪怕会勾起一滴眼泪的东西，都应该连根拔除。还有沙漠，还有战争，还有不公平，还有谎言，还有对人类心灵的鄙视。
波琳娜把我送到城边的街区。我在那里同她告别。她低下头，开始拆解她那条金色的辫子，突然说道：“从现在起我要多读书，康斯坦丁·格奥尔基耶维奇。”
她抬起那对羞涩的眼睛，握了一下我的手，便急匆匆回家去了。
我回莫斯科坐的是硬席车，里面的人挤得满满的。
夜里，我去连廊抽烟。我放下车窗，把头探到窗外。
火车沿着路堤在树叶凋零的森林里飞驰。树木几乎看不见。主要是根据声音判断，因为车轮的轰隆声在密林里引起急促的回声。空气仿佛经过粒状雪的冷却，吹到脸上可以闻到一股冻坏了的树叶的气味。
秋夜的天空在森林上面与火车同步飞驰，灿烂的星光把它照得一片朦胧。一座座铁桥发出短促的隆隆声。尽管火车在急速行驶，但仍然能在桥下黑乎乎的水中（不知是沼泽呢还是江河）看到转瞬即逝的繁星的反光。
火车不断地轰响着，被蒸汽和烟雾紧紧地裹着。车灯摇来晃去，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里面的蜡烛即将燃尽，但依然十分明亮。车窗外面，一道道紫红色的火星沿着轨道飞掠而过。机车欢叫着，沉醉于自己的高速运行之中。
我深信，火车正载着我奔向幸福。一部新书的构思已经在我的脑子里诞生。我相信，我一定能把它完成。
我把头探到窗外唱了起来，这是一些不连贯的词句，我歌唱夜，歌唱世上没有比俄罗斯更可爱的地方。风像少女散开的芳香的辫子，拂在我的脸上。我好想吻吻这辫子，吻吻这风，吻吻这清凉的、满是泉水的大地。但这件事我无法做到，只能像着了魔似的瞎唱。在东方的天际，出现了一抹微弱的、非常柔和的青色光芒，这一美景使我感到十分震惊。
我惊异于东方天际的那种迷人的魅力，惊异于它那纯净的、微弱的光芒，不一会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正在升起的新的曙光。
我在窗外所看到的种种景象和在我心中涌动的种种欢乐之情，莫名其妙地汇成一个决心——创作，创作，再创作！
但创作什么呢？在那一瞬间，我那些关于大地的迷人的魅力的沉思，我那不让大地陷入贫瘠、干枯和死亡的热望，究竟以什么为中心聚集，究竟像磁石那样吸干什么主题，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
过了一段时间，这些想法汇成了《卡拉-布加兹海湾》的构思。不过，它们也可以汇成另一本书的构思，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肯定相同，而且同样充满当时支配着我的种种感情。很明显，构思几乎永远是源自内心的。
从那以后，生活中的一个新阶段——所谓构思的“酝酿”阶段便开始了。说得更确切一点，就是以现实的内容充实构思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