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试图回忆一下，我的中篇小说《卡拉-布加兹海湾》的构思产生的过程。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

在我的童年时代，一个头戴沾满尘土的帽子、帽缘下溜的老头儿，每天晚上都来到基辅第聂伯河畔的弗拉基米尔岗。他带着一个油漆剥落的天文望远镜，把它安在三根弯曲的铁支架上，每次都要安老半天。

这个老头儿被称为“星占家”，而且被当作意大利人，因为他有意把俄语弄得怪腔怪调的，就像外国人讲话一样。

老头儿安好天文望远镜后，便用单调的、背书似的声音叫道：

“亲爱的先生们和女士们！晚上好！你们只要花五个戈比，就可以从地球飞往月球和各个星球。我特别建议你们看看火星这颗不祥之星，它的颜色跟人血一样。谁要是降生之时火星附体，那他一上战场，就会被火枪手一枪打死。”

有一次，我和父亲去了弗拉基米尔岗，用天文望远镜观看火星。

我看见了一个黑漆漆的深渊和一个浅红色的球，它没有任何支架，无畏地悬在这个深渊当中。当我观看这个球时，它开始悄悄地朝天文望远镜的边上移动，藏到它的铜圈外面去了。“星占家”轻轻地转动了一下天文望远镜，让火星回到了原位。但它又朝铜圈那边动了起来。

“喂，怎么样？”父亲问道。“你看见了什么吗？”

“是的，”我回答道。“我连运河都看见啦。”

我知道火星上住得有人——火星人，还知道他们不知什么缘故在自己的星球上挖了很多大运河。

“哼，未必是这样！”父亲说。“别瞎说啦！任何运河你都看不到。看到过这些运河的只有一个人，他是意大利天文学家斯基帕雷利^[1]，而且他用的是大天文望远镜。”

同胞斯基帕雷利的名字没有对“星占家”造成任何影响。

“在火星的左边，我还看见了一颗什么行星，”我信心不足地说。“但它不知什么原因在天上四处乱跑。”

“哼，这哪是什么行星！”“星占家”善意地大声说道。“那是一只虫子飞到你的眼睛里去了。”

他死死地抓住我的下巴，灵巧地从我的一只眼睛里弄出一粒尘土。

火星的景象使我感到又冷又怕。一离开天文望远镜，我便顿觉轻松，就连基辅街上的暗淡的灯光，出租四轮马车辚辚的声音，以及混合着尘土味的凋谢中的栗子花味，都使我感到又舒适，又安全。

不，当时我压根儿就不想离开地球，飞往月球或火星！

“为什么它是红色的呢？”我问父亲。

父亲告诉我，火星是一颗死亡中的行星，以前它也像我们的地球一样美丽——有大海，有高山，还有茂盛的草木，但大海和河流渐渐干涸了，草木枯死了，高山彻底风化了，于是火星就变成了一片大沙漠。也许火星上的山都是由红岩构成，因此火星上的沙子也是浅红色。

“那就是说，火星是一个由沙子构成的星球啰？”

“是的，好像是这样的，”父亲同意说。“火星上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地球将来也可能发生。它会变成沙漠。不过这将是亿万年之后的事。因此你不必害怕。而且在那之前，人总会想出一个法子，阻止这种荒唐的事发生。”

我口里回答说，我压根儿就不害怕，而实际上，我心里又害怕，又为我们的地球感到难过。而且我在家里又从哥哥那儿得知，就是现在，沙漠几乎已经占了地球总面积的一半了。

从那时起，对沙漠的恐惧（虽然我还没见过沙漠）就成了我心中挥之不去的念头。尽管我在《环球》杂志上也读了一些关于撒哈拉沙漠、西蒙风^[2]和“沙漠之舟”——骆驼的引人入胜的短篇小说，但它们并未使我着迷。

不久以后，我被迫第一次领略到了沙漠的滋味。这进一步加深了我对沙漠的恐惧。

夏天，我们全家人到住在乡下的祖父马克西姆·格利戈里耶维奇那儿去避暑。

那个夏天雨水很多，气候温和。草长得很茂盛，篱笆旁边的荨麻长得有人那么高。田里的庄稼正在抽穗。从菜园里飘出多汁的莳萝的阵阵香味。一切都预示着有个好收成。

然而有一次，我和祖父坐在河边钓鮈鱼，突然他慌忙地站起身来，用手掌做了个遮阳，久久地望着河对岸的田野，然后懊恼地啐了口唾沫，说道：“刮过来了，这个杀人魔王！真恨不得让它永远消失！”

我朝祖父看的方向望了一眼，只见到一道模模糊糊、又长又大的波浪形东西，别的什么也没看见。这个波浪形的东西迅速逼近，我以为是大雷雨要来了，但祖父却说：“那是干旱风！万恶的地狱之火！是从布哈拉，从沙漠里刮来的！所有的东西都会被烧毁！真是大祸临头呀，科斯契克。连气都喘不过来啦。”

那道凶险的巨浪沿着地面笔直朝我们涌来。祖父连忙收起他那根老长老长的榛木鱼竿，对我说：“快往家里跑，要不眼睛会被尘土封住，我随后就来，快跑吧！”

我朝家里跑去，但干旱风在半路追上了我。旋风发出呼呼的声音，疾驰而来，卷起满天沙尘，把一片片禽类的羽毛和一块块木片也刮到了空中。四周一片混沌。太阳突然变得毛茸茸的，变得像火星一样血红。一棵棵爆竹柳左右摇晃，发出尖厉的哨声。从后面吹来的热气滚烫滚烫的，就像衬衣后背起了火似的。沙子在齿间喀嚓作响，把眼睛也遮住了。

费奥多西娅·马克西莫芙娜姑妈站在家里的门槛上，双手捧着一个用绣花手巾包着的圣像。

“上帝啊，救救我们吧，宽恕我们吧！”她惊慌地嘟囔道。“圣洁的圣母啊，别让它刮到这儿来吧！”

干旱风旋转着向祖父的房子袭来。关得不严的窗玻璃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屋檐上的干草被掀了起来。一大群麻雀像一发发黑色的子弹从屋檐下飞奔而出。

当时父亲没有和我们一起来——他留在基辅。妈妈吓得脸色都变了。

我记得，最难受的事是温度越来越高。我以为，过一两个小时，屋顶上的干草就会起火，接着我们的头发、衣服也会烧起来。因此我禁不住哭了起来。

傍晚时分，稠密的爆竹柳的叶子都蔫了，就像一块块灰色的破布吊在那儿。在各家的篱笆旁边，都有几堆被风吹拢来的细如面粉的黑色沙尘。

拂晓的时候，树叶变黄了，干枯了。摘下的树叶用手一搓便成了粉末。风越刮越大，开始把那些枯死的、脏兮兮的树叶吹落下来，很多树变得光秃秃、黑黢黢的，就像深秋的景色一样。

祖父到野外转了一趟，回来时一副茫然失措和非常可怜的样子。他老半天都解不开麻布衬衣领子上的红结，两只手不停地抖着。他说道：“要是夜里风儿不停，那所有的庄稼就会烧个精光。果园也是这样，菜园也是这样。”

然而风还是刮个不停。整整刮了两个星期，虽然有所减弱，但后来风势又加大了。眼看着大地变得灰不溜秋，一片荒凉。

各家各户的女人都连哭带嚎，男人们无精打采地坐在墙脚边的土阶上，这里可以躲风，他们用粗棍子在地上剔来剔去，偶尔说道：“简直就是石头，哪里是地呀！这一下让死神拽住了袍子，叫人连躲的地方都没有啦。”

父亲从基辅来了，把我们带回城里。当我向他详细询问关于干旱风的事时，他不乐意地回答说：“收成完蛋了。沙漠正在向乌克兰逼近。”

“那能不能想想办法呢？”我问。

“毫无办法。你又不能用石头修一道两千俄里长的高墙。”

“为什么？”我问道。“中国人就修了一道万里长城呀。”

“那是中国人，”父亲回答道。“他们都是手艺高超的工匠，而且这是哪个年代的事啊。”

童年时代的这些印象，似乎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淡忘了。不过它们当然还继续存在于我的记忆深处，而且偶尔还会浮上心头。只要一出现干旱，它们往往就会引起我的无名的焦虑。

当我成年之后，我爱上了俄罗斯中部。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那里的自然界空气清新，有许多清澈、凉爽的江河，潮湿、稠密的树林，阴沉的天气和霏霏的细雨。

因此当干旱侵入俄罗斯中部，像一把烧红的尖刀刺入它的躯体的时候，我的焦虑就被对沙漠的无力的愤怒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