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时代，人们在搬家的时候，常常雇用本地监狱的囚犯搬运物品。

我们这些孩子总是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和同情心等着这些囚犯出来。

押送囚犯的狱吏蓄着小胡子，腰里别着大号“斗犬”牌左轮手枪。我们聚精会神地望着那些身穿灰色囚衣、头戴灰色圆形囚帽的人。在打量那些腰间用小皮带系着做工讲究、叮当作响的脚镣的囚犯时，我们不知为什么总是怀着一种特殊的敬意。

这一切都显得非常神秘。但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囚犯看上去都是些普普通通、疲惫不堪的人，而且心地都是那样善良，怎么也不会相信他们是歹徒和罪犯。恰恰相反，他们不仅谦恭有礼，而且简直是温文尔雅。在搬运大件家具时，最怕撞着什么人或撞坏什么东西。

我们这些孩子经过跟大人一番商议，想出了一条妙计。妈妈把狱吏们带到厨房里去喝茶，而我们这时候便连忙往囚犯们的衣袋里塞面包、香肠、白糖、烟草，有时还塞钱。这些东西都是父母给我们的。

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冒险的事，因此当囚犯们一面朝厨房那边眨着眼睛，一面低声地向我们道谢，并且把我们那些小礼物藏到贴身的衣袋里去时，我们真是兴高采烈。

有时囚犯们还悄悄地交给我们一些信件。我们给信贴上邮票，然后一伙人就去往邮箱里投信。投邮之前我们四面张望，看看附近有没有警官或警察。仿佛他们料事如神，知道我们要寄什么信似的。

在那些囚犯中，我记得有一个生着白胡子的人。囚犯们管他叫班长。

搬运物品的事由他安排。有些物品，特别是橱柜和钢琴，常常卡在门里，难以转弯。有时，不管囚犯们如何费尽心机和力气，它们怎么也不肯在预定的新地方就位，公然进行反抗。遇到这种场合，例如一个橱柜不肯就范，班长就说：

“它想待在哪儿，就把它放在哪儿吧。你们干吗折磨它！我搬东西搬了五年了，它们的脾气我了解。既然它不愿意待在这儿，你整它，它也不会服从。哪怕它被砸坏了，也不会服从。”

我在思考作家的提纲和文学主人公的行为时，想起了老囚犯的这段箴言。家具和主人公们的行为有某种相同的东西。主人公们常常跟作者对着干，而且几乎总是把他打败。不过，这个问题留待以后再谈。

当然，几乎所有的作家都给即将动笔的作品草拟提纲。有的作家拟得详细准确，有的作家则拟得非常马虎，还有一些作家，其提纲只有寥寥数语，而且它们之间似乎毫无联系。

只有那些具有即兴创作才能的作家，在进行创作之前不拟提纲。在俄罗斯作家中，在这方面最有才华的是普希金，而在我们同时代的散文作家中，当首推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我认为，天才的作家无需任何提纲也能进行创作。天才的内心世界是如此丰富，任何题材，任何思想，任何事件或任何对象，都会使他浮想联翩。

青年时代的契诃夫对柯罗连科说：“瞧，您的桌子上摆着一个烟灰缸。您要是愿意，我马上以它为题写一篇短篇小说。”

他肯定会把它写出来。

可以设想这样一个情景：有人在街上检到一张皱巴巴的一卢布纸币，就从这张纸币开始撰写自己的长篇小说，开头像是在开玩笑，轻松而随便。然而不久之后，这部长篇小说便既向深度开掘，也向广度扩展，充满了人物、事件、光华、色彩，在想象力的驱动下，开始毫无拘束地、汹涌澎湃地迸发，要求作家不断做出牺牲，要求作家把形象和语言的宝藏都献给它。

于是在从一个偶然事件发端的叙述中，产生了一个个思想，产生了一个个人物的复杂命运，而作家也已无法抑制自己的激情。他会像狄更斯那样伏在自己的手稿上号啕大哭，会像福楼拜那样痛苦呻吟，或者像果戈理那样开怀大笑。

这就恰似在崇山峻岭之中，只要一个非常轻微的声音，只要猎枪发出的一声枪响，便能使积雪像一条明晃晃的带子沿着陡坡滑落，很快变为一条宽阔的雪河飞流直下，几分钟之后，雪的洪流朝山谷冲去，轰隆隆的响声震动山谷，银灿灿的雪尘在整个空中弥漫。

很多作家都曾谈到，那些才华横溢而又具有即兴创作才能的人，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创作状态。

无怪乎非常了解普希金创作情况的巴拉丁斯基，这样描绘普希金：

……年轻的普希金，这个杰出的浪荡公子，

大笔一挥，一切便具有了生命……^[1]

我曾经说过，有些提纲让人觉得是词句的堆砌。

下面举个小小的例子。我有一篇题为《雪》的短篇小说。在动笔之前，我写了整整一页提纲，这篇小说就是从这个提纲里诞生的。那么提纲的内容是什么呢？

一本被人遗忘的关于北方的书。北方的基本颜色——箔的颜色。河上的蒸汽。妇女们在冰窟窿里洗衣服。烟。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家的门铃上的字：“我挂在门旁，请拉得愉快些！”“门铃是瓦尔代^[2]的礼品，在拱门下发出悲戚的声音。”它们的名字就叫“瓦尔代的礼品”。战争。塔尼娅。她在哪儿，在哪个偏僻的小镇？孑然一身。云层里面的昏暗的月亮，——可怕的远方。生活被压缩在一个不大的光圈里。这光是灯光。墙里面有什么东西响了一整夜。树枝刮在玻璃窗上。在最寂静的冬夜，我们极少出门。这应当试验……孤独和等待。一只心怀不满的老猫。任什么也不能使它感到满意。一切似乎都是可见的——甚至三角钢琴上的几支螺旋状的蜡烛（橄榄色的），不过暂时没有更多的东西。她想物色一套有三角钢琴的房子（女歌唱家）。疏散。讲述等待的故事。别人的家。旧式房子，自有它舒适之处，几盆橡皮树，“斯塔姆博里”牌或“梅沙克苏迪”牌这些老牌烟草的气味。住过一个老头，去世了。胡桃木写字台，绿呢桌布上黄斑点点。小女孩。灰姑娘。保姆。暂时没有别人。俗话说得好，千里姻缘一线牵。只能写一篇关于等待的短篇小说。等待什么？等待谁？她本人也不知道。这使她肝肠寸断。人们在成千上百条道路的十字路口邂逅，但并不知道他们过去的全部生活都是为这次邂逅做准备。概率论。适用于人心。对于傻瓜们来说，一切都很简单。国家陷在雪中。一个人必然要出现。不知什么人老是给一个死者寄信。桌上的信摆了一大摞。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什么信？信中写的是什么？海员。儿子。对他到来的恐惧。等待。她的心善良到极点。信件变成了现实。又是螺旋状的蜡烛。质量不同。乐谱。一条绣着几片橡树叶的毛巾。三角钢琴。桦树劈柴的烟。调音师——所有的捷克人都是优秀的音乐家。头巾包到眼睛上边。一切都明白了！

这就是那个可以非常勉强地称之为这篇短篇小说的提纲的东西。如果读一读这个提纲，即使不知道那篇小说，也会明白：它虽然进展缓慢，而且不甚清晰，但却是对主题和情节的执著的探索。

那么，那些经过深思熟虑和仔细校订的非常准确的创作提纲的情况又怎样呢？说句实在话，它们大多是短命的。

一旦业已动笔的作品出现人物，一旦这些人物按照作者的旨意变得生气勃勃，他们马上便会开始对提纲进行反抗，与提纲对着干。作品开始按其内在逻辑发展，而逻辑的推力自然是作家给的。主人公们的行动与他们的性格是相适应的，尽管这些性格的创造者就是作家。

如果作家迫使主人公们不按产生于内部的逻辑行动，如果作家硬要使他们回到提纲的框架中去，那么主人公们便会开始变得死气沉沉，变成活的公式，变成机器人。

这种观点，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表述得非常简单。

在雅斯纳雅·波良纳^[3]的访问者中，有人责备托尔斯泰，说他让安娜·卡列尼娜投身于火车之下，对她太残酷了。

托尔斯泰莞尔一笑，回答道：

“这个意见让我想起了普希金的一件事。有一次，他对自己的一位朋友说：‘你看，达吉雅娜^[4]跟我开了个什么样的玩笑。她嫁人了。她这样做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关于安娜·卡列尼娜，我可以说的是同样的意思。总之，我的男女主人公们有时开一些非我所愿的玩笑！他们往往做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应该做和常常做的事，而不是我希望做的事。”^[5]

所有的作家都非常了解主人公们的这种不可塑性。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说，“当我处于创作高潮的时候，我不知道主人公在五分钟之后会说什么。我惊奇地追随着他们的足迹。”

有时，次要的主人公排挤他人，自己成了主要的主人公，扭转了作品的整个进程，领着作品向前走。

只有在作家进行创作时，作品才开始真正地、充满活力地占据作家的意识。……因此，提纲遭到破坏和颠覆，一点都不特殊，一点都不可悲。

恰恰相反，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它仅仅证明，真实的生活喷涌而出，占领了作家的提纲，然后清除障碍，以其生气勃勃的攻势，摧毁最初的创作提纲的框架。

这绝不是对提纲的贬损，也不是要把作家的作用仅仅归结为按照生活的提示记录一切。要知道，作品中形象的生命是由作家的意识、记忆、想象力及其整个内心体系决定的。

【注释】

[1]叶甫盖尼·阿勃拉莫维奇·巴拉丁斯基（1800—1844），俄国诗人。普希金的朋友。重要作品有叙事诗《埃达》等。这两行诗引自《伊·费·波格丹诺维奇》一诗。

[2]瓦尔代，俄罗斯城市。

[3]列夫·托尔斯泰的庄园。他在这里住了约六十年。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以及许多中、短篇小说，都是在这里写的。

[4]普希金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女主人公。

[5]见H.鲁萨诺夫的《雅斯纳雅·波良纳之行》，载Н.阿波斯托洛夫编的《永生的托尔斯泰》一书。——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