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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切尔诺贝利镇^[1]乘轮船沿普里皮亚季河回基辅来。夏天我是在切尔诺贝利镇近郊退伍将军列夫科维奇的荒芜的庄园里度过的。我的班主任安排我到列夫科维奇家里当家庭教师。秋天，将军那个吊儿郎当的小儿子有两门课要补考，我必须给他补课。

一幢老式的地主府第矗立在洼地上。一到晚上，四周就升起寒冷的雾霭。青蛙在周围的沼地里拼命叫嚷，而且喇叭茶的气味直熏得人头痛。

喝晚茶的时候，列夫科维奇那几个喜欢胡闹的儿子常常直接在露台上开枪打野鸭子。

列夫科维奇本人身体臃肿，胡子灰白，两只黑眼睛瞪得大大的，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他从早到晚坐在露台上一张柔软的安乐椅里，被哮喘病弄得上气不接下气。有时，他扯起嘶哑的嗓子吼道：“这哪像个家呀，简直是一帮二流子！一个小酒馆！我要把你们统统撵出去！不让你们继承遗产！”

不过对他那种声嘶力竭的吼叫谁都不予理睬。庄园和府第由他的妻子——“列夫科维奇夫人”掌管，这女人并不算老，性格开朗，但却十分吝啬。整个夏天她都穿着一件吱吱作响的紧身儿。

除了那几个喜欢胡闹的儿子，列夫科维奇还有一个女儿。这姑娘二十岁光景，外号叫“贞德”^[2]。她从早到晚像男子一样骑着一匹性子刚烈的深褐色牡马，摆出一副女强人的架势。

她有一句口头禅——“我蔑视”，不过在通常情况下并无具体意义。

当我被介绍给她时，她从马上伸给我一只手，盯着我的眼睛，说道：“我蔑视！”

我没料到我能从这个狂暴的家庭中挣脱出来，因此，当我终于登上大车，坐到用粗麻布盖住的干草上，而车夫“伊格纳季·罗耀拉”^[3]（在列夫科维奇家里，每个人都用一个历史人物的名字作绰号。平常大家随便称他为“伊格纳特”）把缰绳一拉，我们的大车便从容不迫地朝切尔诺贝利镇驶去，这时我真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我们的大车刚出庄园的大门，迎接我们的便是矮树丛生的洼地的静谧。

当我们好不容易到达切尔诺贝利镇时，落日已经西沉，我们在一家客店留宿，因为轮船误点了。

客店老板是一个姓库舍尔的上了年纪的犹太人。

他把我安顿在一个挂着祖先遗像的小客厅里睡觉，那些祖先都是蓄着白胡子、戴着绸圆帽的老头儿和戴着假发、裹着黑色花边披肩的老太婆。

厨房里的灯发出一股难闻的煤油味。我刚在厚实、闷热和鸭绒褥子上躺下，臭虫就钻出所有的缝隙，成群结伙地向我袭来。

我一跃而起，连忙穿上衣服，走到台阶上。客店位于河岸的沙地旁边。普里皮亚季河时不时在昏暗中闪着光。河岸上是成垛的木板。

我坐到台阶上的一条长凳上，翻起中学生制服大衣的领子。夜里寒气逼人，我浑身发冷。

台阶上坐着两个陌生人，由于天色昏暗，我无法看清他们的脸庞。一个人在抽马合烟，另一个人躬着腰，似乎在睡觉。从院子那边传来伊格纳季·罗耀拉响亮的鼾声——他睡在大车的干草上，我现在真羡慕他。

“臭虫？”那个抽马合烟的人高声问我。

凭声音我知道了他是谁。他就是那个个子矮小、性情郁闷、光脚穿着一双套鞋的犹太人。当我和伊格纳季·罗耀拉来到客店时，是他给我们打开院子的大门，并要求付十戈比小费。我给了他一个十戈比银币。库舍尔发现了这一情况，便在窗口吼道：“从我院子里滚出去，臭花子！难道要跟你说一千遍不成！”

可是那个穿套鞋的人连看都不回头朝库舍尔看一眼。他向我丢个眼色，说道：“您听见了吗？每个银币都让他双手发痒。他太贪财了，总有一天会送命的，请记住我的话！”

当我问库舍尔，这个人是何许人时，他不乐意地回答说：“啊，约西卡！疯子。嗯，我明白，既然你穷得叮当响，那至少对别人要尊敬。别像坐在宝座上的大卫王^[4]那样看人。”

“就为这些臭虫，您还得给库舍尔多付一笔钱呢。”约西卡使劲吸了一口烟，对我说，于是我看见了他双颊上的胡子茬，“一个人如果财迷心窍，那他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干得出来的。”

“约夏！”那个躬着腰的人突然用喑哑的、凶狠的声音说。“你干吗要害死赫莉斯嘉？这一年多我一直睡不着觉……”

“尼基福尔，你脑子里真是少根弦，竟然说这种混账话！”约夏生气地吼道。“她是我害死的？您去您的神父米哈伊尔那儿问问，是谁害死了她。要么您就去问警察局长苏哈连科。”

“我的多尼娅！”尼基福尔绝望地说。“我的太阳落到沼地后面去了，永远落下去了。”

“够了！”约夏对他呵斥道。

“连安灵弥撒都不让给她做！”尼基福尔不理约夏，说道。“我要到基辅去找都主教。要是不赦免她，我就赖在那儿。”

“够了！”约夏又呵斥道。“只要能换她一根头发，我情愿舍掉我这条可恶的命。可您却尽说大话！”

他突然一吸一顿地哽咽起来。由于他想竭力忍住，以致喉咙里发出轻轻的吱吱声。

“哭吧，傻瓜，”尼基福尔心平气和地、甚至赞许地说道。“要不是赫莉斯嘉爱过你这个徒有其表的倒霉鬼，我马上就可以要你的命。那我也就作孽了。”

“你动手吧！”约夏喊道。“您请便吧！也许这正对我的心思。我不如在坟墓里烂掉还好些。”

“你以前是个傻瓜，如今还是个傻瓜，”尼基福尔伤心地回答道。“行，等我从基辅回来，我就要你的命，免得你毒害我的心。我成了个十足的穷光蛋了。”

“那您把房子留给谁了？”约夏不再哽咽，问道。

“谁也没留。门窗一钉，就万事大吉！如今这个房子对我毫无用处，就像鼻烟对死人毫无用处一样！”

听了这场谈话，我感到莫名其妙。浓雾在普里皮亚季河上空升了起来。潮湿的木板发出阵阵刺鼻的药味。从镇上传来声声沉闷的狗叫。

“那个魔鬼的发面缸，就是那条轮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尼基福尔懊丧地说。“约瑟夫，咱俩要是能喝上半瓶白酒就好了。酒一下肚，心情就会好一些。可现在去哪儿弄半瓶酒呢？”

由于穿着大衣，我身上变暖和了，于是靠在墙上打起盹来。

早上轮船还没有来。库舍尔说，由于有雾，轮船不知停在什么地方过夜，叫我不必担心，反正轮船会在切尔诺贝利镇停几个小时。

我美美地喝了一顿茶。伊格纳季·罗耀拉赶着车走了。

由于闲得无聊，我到镇上逛了起来。大街上的几家店子已经开门，从里面飘出一股股鲱鱼和肥皂的气味。理发店门口一个椽钉上挂着一块招牌，一个身穿长罩衫、脸上长着雀斑的理发师站在门口嗑葵花子。

我无事可做，便进去刮脸。理发师一边叹气，一边把冰冷的肥皂沫涂到我的面颊上，然后就开始像外省理发店通常为了表示客气那样进行询问：我是什么人，到这个镇上来有何贵干。

突然，几个男孩子吹着口哨，挤眉弄眼，从窗外的木板人行道上飞奔而过，然后传来了约西卡熟悉的、粗大的声音：

“拉札里！”板壁后面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喊声。“快把门闩插上！约西卡又喝醉了。我的天啊！怎么会弄到这个地步呢！”

理发师插上门闩，拉上窗帘。

“只要看见理发店里有人，”他叹了声气，解释道，“就会立即跑进来，又是唱，又是跳，又是哭。”

“他出了什么事？”我问。

不过理发师没来得及回答。从板壁后面走出一个年轻的女子，她头发蓬乱，一双眼睛闪着惊异、激动的光芒。

“你听我说，先生，”她说道，“首先向您问好！其次，拉札里啥都讲不清楚，因为男人无法明白女人的心。什么？你别摇头，拉札里！您好好听着，然后仔细想想我对您说的话。为的是让您知道，一个姑娘要是爱上了小伙子，下什么样的地狱都不在乎。”

“玛尼雅，”理发师说，“您别自作多情。”

从远处什么地方传来了约西卡的叫嚷声：

“太可怕了！”玛尼雅说。“这就是约西卡！就是那个应当在基辅学医，毕业后当上医士的约西卡，他是切尔诺贝利镇最善良的女人彼霞的儿子。谢天谢地，如今她不在了，不用跟着丢丑了。先生，您明白吗，一个女人愿为男人受尽折磨，她该有多么痴情！”

“你这是说的什么呀，玛尼雅！”理发师嚷道。“你的话这位顾客压根儿就听不明白。”

“以前我们这儿搞过一次交易会，”玛尼雅说道。“来参加那次交易会的有护林员尼基福尔，他是个鳏夫，是从卡尔皮洛夫卡来的，还带着自己的独生女赫莉斯嘉！嗬，您要是见到了她，准会神魂颠倒！我跟您说吧，一双眼睛蓝晶晶的，就像天空一样；一对辫子黄灿灿的，就像在金水里洗过一样。性情是那么温柔，身材是那么苗条，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说！嗯，约西卡一见到她，连话都不知道怎么说了。爱上她了。这件事，我跟您说吧，我认为一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就算沙皇本人见到了她，也会得相思病的。奇怪的是，她也爱上了他。您不是见过他吗？个子矮矮的，就像那个小男孩一样，头发红红的，嗓子尖尖的，尽干些怪里怪气的事。一句话，赫莉斯嘉撇下父亲，来到了约西卡家里。您去看看这个房子吧！您去欣赏一下吧！连一只山羊在里面都嫌挤，别说是他们三个人了。不过屋里真干净。您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彼霞把她像公主一样接到家里来了。于是赫莉斯嘉跟约西卡就像夫妻一样住在一起，约西卡他是这样开心，像盏灯一样浑身发光。可是您知道，一个犹太男子和一个信正教的女子同居是什么后果吗？他们俩不能在教堂里举行婚礼。全镇的人像一百只抱窝的母鸡一样咯咯地叫了起来。于是约西卡决定受洗改教，并且到教堂里去找米哈伊尔神父。可是神父对他说：‘应该先受洗改教，然后再糟蹋信正教的姑娘。你正好倒过来了，现在不经都主教批准，我是不会给你这个耶路撒冷的贵族施洗的。’约西卡骂了他一通脏话就走了。这时我们的拉比^[5]出来进行干涉了。他听说约西卡去要求受洗改教，便为这件事在犹太教堂里把他的十代祖宗诅咒了一番。而就在这个时候，尼基福尔也来了，他扑通一声跪在赫莉斯嘉面前，央求她回家去。而她光知道哭，说啥也不肯回去。唉，那些毛孩子准是受人唆使。他们一见到赫莉斯嘉就大声叫嚷：‘喂，赫莉斯嘉，你是块犹太人不禁食的肉，要不要一块犹太人禁食的肉？’然后把拇指夹在食指和中指中间，对她进行侮辱。在大街上，人人都回头看她，望着她的背影冷笑。有一次，还有人从篱笆里面捡起一块牲口粪扔到她的背上。彼霞大婶的房子被人涂满了柏油。您看看！”

“唉，彼霞大婶！”理发师叹了口气。“她可是个真正的女人。”

“等一等，让我说下去！”玛尼雅对他呵斥道。“拉比把彼霞大婶叫到他那儿，说：‘尊敬的彼霞·以色列芙娜，您姑息养奸，家里竟然出了这种男盗女娼的事，您已经触犯了教规。由于这件事，我要诅咒你们全家，耶和华也会把您视为淫妇进行惩罚。您应该怜惜自己的满头白发。’那么您知道她是怎么回答他的吗！她说：‘您不是拉比，而是个警察！人家两相情愿，与您有什么相干，为啥要用一双油腻腻的爪子去干涉他们。’她啐了口唾沫就走了。于是拉比又在犹太教堂里把她诅咒了一通。瞧，我们这儿多么会整人。不过，我这些话您不要告诉任何人。全镇的人都把这件事当作头等大事。最后，约西卡和赫莉斯嘉受到警察局长苏哈连科传讯，局长说：‘约西卡，你因侮辱希腊—俄罗斯教会^[6]教士米哈伊尔神父，我要把你交付法庭审判。你会在我这儿尝到服苦役的滋味。至于赫莉斯嘉，我要强行把她送回父亲家里。我给你们三天时间考虑。你们搅得全县乱成了一锅粥。由于你们俩的事，我准会挨省长大人一顿申斥。’

“苏哈连科马上把约西卡关进了看守所，——后来他说，只是想吓唬约西卡一下。那么结果呢，您猜怎么着？我的话您是不会相信的，赫莉斯嘉因悲伤过度死了。看着她好可怜的。那些心地善良的人好心痛啊。她哭了好几天，后来连眼泪都哭干了，眼睛也干枯了，啥也不吃，只要求让她去见约西卡。正好在最后审判日那天，她晚上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她躺着，皮肤是那样白净，神色是那么幸福，也许是感谢上帝把她从这个肮脏的世界接了回去。为什么要这样惩罚她，让她爱上那个约西卡？请告诉我，这是为什么？！难道世界上就没有别的人了吗？约西卡马上就被苏哈连科放了，但是他的精神已经彻底崩溃了，从那天起他就开始喝酒，挨家挨户讨饭。”

“我要是像他这样，宁可去死，”理发师说。“在脑门子上来他一枪。”

“嘿，您可真是个勇士！”玛尼雅大声嚷道。“要是真碰上这样的事，您见了死神准会躲得远远的。您压根儿就不懂，爱情会怎样把女人的心烧成灰。”

“女人的心也好，男人的心也好，”理发师回答道，然后肩膀一耸，“还不是一样！”

我离开理发店，回到了客店。约西卡也好，尼基福尔也好，都不在那儿了。库舍尔穿着一件破坎肩坐在窗边喝茶。一只只大头苍蝇嗡嗡叫着，在房间里飞来飞去。

小火轮来到时已是傍晚。它在切尔诺贝利镇一直停到夜里。我的座位是客舱里的一个褪色漆布沙发。

夜里又起了雾。小火轮船头靠岸停着，一直停到上午九或十点钟夜雾消散。我在船上没有找到尼基福尔。也许他和约西卡一起喝酒去了。

我之所以把这件事讲得这样详细，是因为我回到基辅之后，就把我那些写有早期诗歌习作的练习本烧掉了。目睹那些矫揉造作的诗句化为灰烬，目睹“泡沫般的水晶”、“蓝宝石般的苍穹”，以及一个个小酒吧和一段段西班牙吉卜赛女郎的舞蹈一去不复返，我丝毫也不感到惋惜。

我茅塞顿开。原来与爱情相伴的并非“即将枯萎的百合的苦恼”，而是一块块牲口粪。它被扔到美丽的、恋爱中的女人的背上。

我这样想着，脑子里就出现了这样一句话：“可怕的世纪，可怕的人心”，决定创作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即我自己所谓的描写赫莉斯嘉遭遇的“真正的短篇小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绞尽脑汁，搜索枯肠，但我不明白的是，尽管小说写的是一个悲剧故事，为何在我的笔下却显得苍白无力。后来我悟出来了。首先因为小说是用别人的话写成，其次因为我只热衷于赫莉斯嘉的爱情，而把镇上的残忍的风俗撇在一边。

我把小说重写了一遍。我自己感到奇怪的是，那些矫揉造作、华而不实的词句怎么也“搁不进去”。它要求真实和纯朴。

当我把自己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带到过去我曾发表诗作的那个杂志的编辑部时，编辑对我说：

“您白费力气了，年轻人，这篇小说无法刊登。光是那个警察局长就会让我们吃尽苦头。不过总的来说，小说写得很好，给我们带点别的什么东西来吧，而且请您一定要署笔名。您还是个中学生，这件事会让您受到开除的。”

我收回小说，把它藏了起来。第二年春天我才把它取了出来。重读之后我又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小说中觉察不到作者的气息——既没有作者的愤怒，作者的思想，也没有作者对赫莉斯嘉爱情的崇敬。

于是我又把小说修改了一遍，然后把它带给编辑——不是为了刊登，而是征求意见。

编辑当着我的面把它读了一遍，然后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只说了三个字：“祝贺您！”

于是我第一次确信，对一个作家来说，其主要任务是在任何一篇作品中，甚至在一篇这样简短的短篇小说中，最彻底、最充分地表现自我，从而表现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人民。在这种表现自我的过程中，任何东西都不应当成为作家的障碍，无论是在读者面前的虚伪的羞愧，无论是担心重复别的作家已经说过的话（当然是用另外的方式），无论是对批评家和编辑的顾虑。

在进行创作时应该忘掉一切，就像是为自己创作，或是为世上最亲近的人创作一样。

应该赋予自己的内心世界以自由，给它打开所有的闸门，这样你会突然惊奇地发现，你的意识里蕴藏的思想、感情和诗的力量大大超过了你的预料。

随着自己的进程，创作过程将会逐渐获得新的品质，逐渐变得复杂和丰富。

这与自然界的春天颇为相似。太阳的热量是不变的，但它却能使冰雪融化，使空气、土壤和树木变暖。大地上充满了喧闹声、汩汩声，还有水滴和雪水的嬉戏，可说是春光无限。不过我要重复一遍，太阳的热量并无变化。

创作也是如此。意识在本质上是不变的，但在创作时它却能唤起新的思想、形象、感情和语言的旋风、急流和瀑布。因此，人有时对自己所写的东西也未免感到诧异。

只有能给人们讲述新鲜的、有意义的、有趣的东西的人，只有能见别人之所未见的人，才能成为作家。

至于谈到我本人，那么我很快就明白了，我所能讲述的东西实在少得可怜。我还明白了，如果不补充营养，创作的激情就如同它的产生一样容易熄灭。我的生活经验的储备太贫乏、太狭隘了。

当时我的书本知识多于生活经验，而不是生活经验多于书本知识。必须用生活经验极大地充实自己。

明白了这一点以后，我彻底放弃了写作（有十年之久），并且像高尔基所说的“到人间去了”，开始在俄罗斯漫游，不断更换职业，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

然而这并非人造的生活。我并非职业观察者或素材搜集者。

不！我纯粹是过日子，并不力图记录点什么或记住点什么，以供将来写书之用。

我生活过、工作过、恋爱过、痛苦过、憧憬过、幻想过，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或迟或早，到成年之时，也许甚至到垂暮之年，我会开始写作，这绝不是因为我给自己下达了这样一项任务，而是因为这是我的生命提出的要求。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对我来说，文学是世界上最壮丽的现象。

[2]贞德（约1412—1431），法国抗击英军的女民族英雄，被称为“奥尔良姑娘”。后被俘并被处以火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