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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作家来说，只有当他确信他的良心和别人的良心一致时，才能体会到最大的快乐。^[1]

我住在沙丘上的一幢小屋里。整个里加^[2]海滨都被白雪覆盖着。积雪不断地从高高的松树上一长缕一长缕地飞落下来，然后散成细细的粉末。

积雪不时飞落，有时是风吹所致，有时是松鼠在树上跳跃使然。每当四周寂静无声的时候，可以听到松鼠咬松球的声音。

小屋紧挨着海边。不过要看海景，必须走出篱笆的小门，经过一幢门窗封闭的别墅，沿着一条在雪地上踏出的小径再走几步。

从夏天起，这幢别墅的窗户就蒙着窗帘。微风一吹，它们便轻轻地飘动。也许是风儿透过那些看不见的缝隙，钻进了那幢空空的别墅，然而远远看去，却仿佛有人在掀动窗帘，仔细地窥视着你的一举一动。

海上没有结冰。雪一直铺到海边。雪地上可以看到一个个兔子的脚印。

当海浪阵阵袭来时，听到的不是浪涛拍岸的轰隆声，而是冰的轧轧声和积雪下沉的沙沙声。

冬天的波罗的海又荒凉，又阴沉。

拉脱维亚人管它叫“琥珀海”。这也许不仅仅因为波罗的海盛产琥珀，而且还因为海水略带琥珀黄。

地平线上从早到晚笼罩着一层层浓重的阴霾，低低的海岸的轮廓被它遮蔽。只有在这阴霾中的某个地方，从大海的上空，垂下一条条白色的毛茸茸的带子——那儿正在下雪。

今年来得太早的大雁，有时落到海上，发出阵阵叫声。它们那惊恐的鸣叫沿着海岸传到远方，但却没有引起回应——冬天海岸的树林里是几乎没有鸟儿的。

在我住的那幢房子里，白天过的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生活。劈柴在彩瓷砖壁炉里噼噼啪啪作响，打字机发出低沉的嘀嘀嗒嗒的声音，少言寡语的女清洁工莉莉娅坐在舒适的前厅里织着花边。一切都平平常常，普普通通。

然而一到晚上，房子就被漆黑的夜幕所笼罩，松林紧紧地贴近小屋，当你从灯火通明的前厅来到屋外，单独面对严冬、大海和黑夜的景象时，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就会袭上心头。

大海伸展到黑黢黢的、千百里外的远方。海面上看不到一星火光，也听不到一丝涛声。

小屋宛如最后一座灯塔，屹立在烟雾弥漫的深渊边上。这儿是大地的尽头。然而屋子里却安详地亮着灯光，收音机播送着歌曲，柔软的地毯消解了人的脚步声，桌子上放着打开的书本和手稿，这一切简直令人感到惊异。

从这儿往西，往文茨皮尔斯^[3]方向，越过一层层烟雾，有一个小小的渔村。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渔村，一张张晾在风中的渔网，一幢幢矮小的房屋，一道道低低的炊烟，一艘艘拖到沙滩上的乌黑的小汽艇，还有一条条毛茸茸的、容易受骗的狗。

几百年来，拉脱维亚渔民世世代代住在这个村子里。一个个目光腼腆、语声悦耳的金发女郎渐渐变成了皮肤粗糙、身体敦实、用厚实的头巾裹着的老太婆。一个个面颊红润、头戴漂亮鸭舌帽的小青年渐渐变成了须发粗硬、目光安详的老头儿。

不过，情况还是跟几百年前一样，渔夫们依然出海去捕鲱鱼。而且还是跟几百年前一样，不是人人都能平安归来。特别是秋天，当波罗的海上风暴肆虐，冰冷的白浪像魔鬼锅里的开水那样翻滚的时候。

然而，不管发生过什么情况，不管多少次人们在得知自己的伙伴遇难之后不得不脱帽致哀，反正还得继续坚持自己的事业——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危险而艰难的事业。向大海低头是不行的。

在村边的海中耸立着一块巨大的花岗石。那是很久以前，渔夫们在巨石上刻下了这样一行字：“谨向所有死于海上和将要死于海上的人表示悼念”。这行字老远就能看到。

当我得知这一题词之后，我觉得它像所有的墓志铭一样令人伤感。然而给我讲述题词一事的那位拉脱维亚作家却持异议。他说：

“恰恰相反。这是一个大无畏的题词。它说明，人类是永远不会认输的，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们都会坚持自己的事业。我倒想把这个题词置于每部描写人类劳动和顽强意志的作品的卷首。对我来说，这个题词的含义大致是：‘谨向那些曾经征服和将要征服这个大海的人致意’。”

我同意他的意见，并且认为这个题词对那些论述作家劳动的著作也很适用。

作家一分钟都不能在苦难面前认输，在障碍面前退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们都必须不停顿地坚持自己的事业，因为这事业是先辈们遗留给他们的，是同时代人委托给他们的。无怪乎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说，如果文学不再发出声音，哪怕只有一分钟时间，这也将无异于人民的死亡。

文学创作不是一种手艺，也不是一种职业。文学创作是一种使命。如果我们研究研究某些单词，研究研究它们的发音，就会发现它们的原来意义。“使命”（призвание）一词就源于“召唤”（зов）一词。

就某个人而言，别人从来都不会召唤他去干什么手艺活，而只会召唤他去履行职责和完成艰巨的任务。

究竟是什么促使作家去从事那种有时让他非常苦恼、但却十分美好的劳动呢？

首先是自己心灵的召唤。良心的声音和对未来的信念不允许一个真正的作家像一朵无实花那样生活在大地上，而不把他全身蕴含的丰富多彩的思想和感情慷慨地、彻底地奉献给人们。

谁不能使别人的眼光变得稍许敏锐一些，他就不配称为作家。

一个人之所以能成为作家，不仅仅是由于心灵的召唤。心灵的声音我们往往只有在青年时代才能听到，那时我们鲜活的感情世界还没有受到任何东西的摧残，还没有被弄得支离破碎。

然而，一俟进入成年时代，除了自己心灵召唤的声音，我们还能清清楚楚地听到一种新的、强有力的召唤——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人民的召唤，人类的召唤。

只要是按照使命的吩咐，只要是为了自己内心的冲动，人就可以创造一个个奇迹，经受一次次最严重的考验。

荷兰作家爱德华·戴克尔^[4]的遭遇就是一个明证。他发表作品时用的是笔名“穆尔塔图利”。在拉丁语中，这个笔名意为“命途多舛的人”^[5]。

正是在这里，在晦暗的波罗的海岸边，我想起了戴克尔，其原因可能是也有这样一个昏暗的北方的大海展现在他的祖国——尼德兰^[6]的海滨吧。他曾怀着痛苦和羞惭的心情谈到自己的祖国：“我是尼德兰的儿子，是位于弗里西亚群岛和斯海尔德河之间的那个强盗之国的儿子。”

当然，荷兰不是文明的强盗的国家。他们是少数，代表人民的并不是他们。这是热爱劳动的人的国家，是叛逆的“乞食团”^[7]和梯尔·欧伦施皮格尔^[8]的后裔的国家。时至今日，“克拉阿斯的骨灰仍在敲击”许多荷兰人的心。以前，那骨灰也敲击过穆尔塔图利的心。

穆尔塔图利出身于海员家庭，曾被任命为爪哇岛的政府官员，不久以后，甚至升任该岛一个区的驻扎官。等待着他的是荣誉、奖赏、财富，也许还有总督一职，然而……“克拉阿斯的骨灰在敲击他的心”，因此穆尔塔图利对荣华富贵嗤之以鼻。

他以罕见的勇气和毅力，试图从内部摧毁荷兰当局和大批发商对爪哇人所实行的长期奴役。

他常常出面保护爪哇人，不让他们受到欺侮。对贪污受贿者他严加惩处，对总督及其亲信他冷嘲热讽。当然，那些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基督徒，因此他常常引用基督关于要爱邻人的教义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解释。他的话是任什么都驳不倒的，但他这个人却是可以消灭的。

当爪哇人的起义爆发的时候，穆尔塔图利站到了起义者一边，因为“克拉阿斯的骨灰在继续敲击他的心”。他怀着动人心弦的爱描写爪哇人，描写这些容易上当的孩子，而对自己的同胞则是义愤填膺地加以抨击。

他揭露了荷兰的将军们挖空心思想出来的卑鄙的战法。

爪哇人素性好洁，讨厌肮脏的东西。荷兰人便利用他们的这个性格特点想鬼点子。

当士兵发起冲锋的时候，他们奉命向爪哇人投掷大粪。即使面对最猛烈的炮火，爪哇人也毫不动摇，但他们却无法忍受这种战法而退出战斗。

穆尔塔图利遭到撤职，并被遣返欧洲。

一连几年，他一直呼吁荷兰议会公正地对待爪哇人。他到处宣传这一点。他还给大臣们和国王写了很多请愿书。

然而这一切都是枉然。人们在听他讲话时显出不乐意和不耐烦的神情。不久以后，他被宣布为危险的怪物乃至疯子。他到处求职无门，一家人饥肠辘辘。

这时穆尔塔图利听从了心灵的声音，换句话说，听从了在他身上早已存在、但直到当时却并不明朗的使命的召唤，开始从事创作。他写了一部揭露荷兰人在爪哇的罪行的长篇小说《马格斯·哈弗拉尔，或荷兰贸易公司的咖啡拍卖》。不过，这只是初试锋芒而已。在这部作品中，他似乎还在摸索他并未熟练掌握的文学创作的基本技巧。

然而他的第二部作品《情书》的创作却具有极其强烈的震撼力。这种力量源于穆尔塔图利对自己的正义性的坚定信念。

在这部作品中，有的章节犹如人在见到骇人听闻、极不公平的事情时的抱头哀号；有的章节犹如尖锐泼辣的寓言式檄文；有的章节犹如对所爱之人的温存的，带有悲伤、幽默色彩的慰藉；有的章节则是试图复活自己天真的童年时代信仰的最后拼搏。

“上帝是不存在的，否则他就应该行善，”穆尔塔图利写道。“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对穷人的巧取豪夺呢！”

他离开了荷兰，想在别处挣口饭吃。妻小留在阿姆斯特丹——他囊空如洗，无法把他们带在身边。

这个喜欢冷嘲热讽、备受折磨、不见容于上流社会的人，在欧洲各城市颠沛流离。他写呀，不停地写呀。他几乎没收到过妻子的信，因为她连邮票都没钱买。

他想念她和孩子们，特别想念那个长着一双蓝眼睛的小儿子。他生怕这个小男孩对别人那种信任的笑容会消失，因此恳求成年人不要过早地把他弄得眼泪汪汪。

穆尔塔图利的作品谁都不愿意出版。

不过最后还是成功了！荷兰一家大出版社同意购买他的手稿，但有一个条件，即他今后不能让这些作品在任何地方再版。

饱经风霜的穆尔塔图利认可了。他回到了祖国。他甚至还得到了一小笔钱。而他们购买手稿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解除此人的武装。手稿虽然得以出版，但印数极少，定价昂贵，这与销毁手稿无异。荷兰商人和当局在没有控制这个火药桶之前，心里总是惶恐不安的。

穆尔塔图利去世了，他从未受到过公正的待遇。而他本来还可以写出许多杰作——这样的杰作，常言说得好，不是用墨水写成，而是呕心沥血之作。

他竭尽全力地进行过斗争，并且献出了生命。然而他却“征服了大海”。也许不久以后，这位大公无私的殉难者的纪念碑，将在独立的爪哇，在雅加达巍然耸立。

这就是那位将两项伟大的使命融于一体的人的一生。

就对自己的事业的那种狂热的忠诚而言，穆尔塔图利有一位同道，也是荷兰人，还是他的同时代人，这就是画家文森特·凡·高。

凡·高为了艺术而忘我奋斗，他的一生是无与伦比的。他梦想在法国创立“美术家协会”——一个类似公社的组织，在这个组织里，任什么也不能使他们放弃绘画。

凡·高备尝艰辛。从《吃马铃薯的人》和《囚徒放风》这两幅画可以看出，他已经坠人了人类绝望的深渊。他认为，画家的事业就是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才能对抗苦难。

画家的事业就是创造欢乐。于是他运用他最擅长的手段——色彩来创造欢乐。

他用自己的油画改变了大地的面貌。他仿佛用一种神奇的水把大地洗涤一新。大地上闪耀着明亮浓郁的色彩，使每棵老树都变成了一尊雕塑，每一块三叶草田都洒满阳光，这阳光与千千万万朴素的小花冠交相辉映。

他用自己的意志遏制了色彩的不断变幻，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洞察色彩的美。

这样一来，难道就可以断言凡·高对人是冷漠无情的吗？他把自己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献给了人类，这就是在流光溢彩、变幻莫测的大地上生活的才能。

他一贫如洗，桀骜不驯，不切实际。他与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分享仅有的一块面包，他以亲身经验深刻认识到什么叫社会不公平。他蔑视廉价的吹捧。

当然，他并不是一名战士。他的英雄主义表现为对劳动者（农民和工人，诗人和学者）的美好未来满怀信心。他未能成为一名战士，但他愿意而且事实上已经向未来的宝库奉献了自己的一份珍宝，这就是他那些歌颂大地的绘画作品。

从各种形式的美中，凡·高兴选择了一种：颜色。大自然那种使色彩配合得天衣无缝的特点，色彩的无穷无尽的转换，还有大地的那种时时刻刻都在变化、但一年四季和在任何纬度都同样美丽的色彩，总是使他为之倾倒。

是时候了，对凡·高，对弗鲁别尔^[9]、鲍里索夫-穆萨托夫^[10]和高更^[11]等画家及其他许多人，该重新进行公正的评价了。

凡是能够使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内心世界得到充实的一切，凡是能够使他们的感情生活得到提高的一切，都是我们需要的。这个家喻户晓的真理难道还需要证明吗？

其实，我们应当成为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艺术的主宰。我们应当把那些由于美不服从其意志而存在，便对美恨之入骨的伪君子从自己的国家驱赶出去。

请原谅我节外生枝，从文学转入绘画的话题。我认为，各种艺术形式对作家提高技巧都会有所帮助。不过，这一点需要专题论述。

使命感是不能丧失的。无论是冷静的思考还是文学经验，都不能替代它。

在作家的使命中，丝毫没有庸俗的怀疑论者强加给他们的那些毛病，如虚伪的激情呀，作家自恃的特殊作用呀。这才是对作家使命的正确理解。

普里什文是一个具有绝对的作家使命感的人。他的一生都服从于使命。然而正是他说过一句至理名言：“作家最大的幸福不是以特立独行自诩，而是做一个跟所有人一样的人。”

[1]引自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寄语波谢洪尼耶人》。原话是：“作家不是在黑洞里履行自己天赋的使命的田鼠，而是社会的、好交往的人。对他来说，只有当他确信他的良心和别人的良心一致时，才能体会到最大的快乐。”

[2]原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今拉脱维亚）首都，滨波罗的海。

[4]爱德华·戴克尔（1820—1887），荷兰作家。1838年随父去荷属东印度群岛，曾任西爪哇勒巴克县助理县长，因反对本国的殖民政策而被撤职。著有反殖民主义的自传体讽刺小说《马格斯·哈弗拉尔，或荷兰贸易公司的咖啡拍卖》。

[7]最初为1565年反对西班牙政府的尼德兰贵族的绰号，后来则指在陆地和海上同西班牙人进行斗争的游击队员。

[8]梯尔·欧伦施皮格尔是比利时法语作家德·科斯特（1827—1879）的历史小说《欧伦施皮格尔和拉姆·戈查克在佛兰德和其他地方的光荣、快活、英勇的奇遇和传说》的主人公。他是民间传说中的一位反抗西班牙统治的农民英雄，其父克拉阿斯死于火刑。他将父亲的骨灰缝于囊中，终生挂于胸前，并说：“克拉阿斯的骨灰在敲击我的心”。

[9]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弗鲁别尔（1856—1910），俄罗斯画家。画风接近现代派。

[10]维克多·埃利皮季福罗维奇·鲍里索夫-穆萨托夫（1870—1905），俄国画家。擅长画装饰画。作品精致优雅，情调伤感。

[11]保罗·高更（1848—1903），法国画家。后期印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作品富于装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