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议会

提要：

议会群体呈现出有名称异质群体共有的大多数特征；

看问题简单；

易受暗示及其局限性；

他们坚不可摧的牢固观点以及变化的观点；

举棋不定的主要原因；

领袖人物的作用；

他们为何享有威望；

他们是群体的真正主人，其选票只代表少数人；

他们拥有绝对权力；

他们演讲术的构成要素；

词语与形象；

领袖人物在心理上一般需要信念坚定且思维局限；

演讲者若无威望，只凭论点无法获得认可；

群体情感会有夸张的表现；

国民公会的情况；

议会失去群体特征时的情况；

出现技术性问题时专家的影响力；

所有国家中议会的利与弊；

它适应现代需要，但是这涉及浪费资金、限制自由；

结论。

议会也是有名称异质群体的一个实例。虽然议员的选举方式每个时代、民族各有不同，但议会仍然具有一些非常类似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种族影响会表现出来，削弱或突显群体的共同特征，但不会阻止这些特征的呈现。差别最大的一些国家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美国的议会，在辩论和投票方面却很相似，使各自的政府面临着相同的难题。

议会制度是所有现代文明民族的理想。这个制度体现了一个在心理学上不正确，但却被普遍承认的观念，即一大群人要比一小群人更有能力在某个问题上得出高明且独立的结论。

在议会里可以看到群体具有的一般特征：头脑简单、急躁、易受暗示、情感夸张以及少数领袖人物的重要影响。议会群体由于人员构成特别，因此也具有一些鲜明特征，这一点后面很快就会讲到。

看问题简单是他们最重要特征之一。议会各种党派，尤其是拉丁民族的各议会党派，一贯用适合于所有情况的最抽象原则和普遍规律解决最复杂的社会问题。当然每个党派各有不同的原则。但是由于每个议员都是群体的一部分，他们总会夸大本党派别原则的价值，力图将其发挥到极致。因此，议会往往更突出地代表着极端的观点。

议会在看待问题上表现出独有的幼稚、简单的特点，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党人提供了一个堪称完美的例子。他们全都重视教条和逻辑，满脑子是含糊不清的大道理，忙于应用固定不变的原则，却不考虑具体情况。他们以非常简单的教条作为指导，满以为可以彻底改造社会，使高度发达的文明回到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他们采用的实现梦想的方法带有极其简单幼稚的特点。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毁掉阻挡前进的一切障碍。他们所有的人无论是吉伦特派^[6]、山岳派^[7]还是热月党人^[8]，全都受到相同精神的激励。

议会群体非常容易受到暗示的影响。像所有群体一样，暗示来自有威望的领袖人物。只不过议会群体在易受暗示方面有着非常明确的界限，指出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

在关系到当地利益或地区利益的所有问题上，每一位议员都有固定不变的看法，丝毫不受争论的影响。就算有古希腊哲人狄摩西尼^[9]的才华，也无法改变一位议员在贸易保护和酿酒特权问题上的看法。这些问题涉及选民的利益。这些选民在投票表决之前就已经发出一些暗示，足以压倒来自其他人的暗示，使之无法生效，也使议员的意见保持不变。^[10]

在一般性问题上，比如推翻内阁、征收一种税赋，不存在任何不可改变的看法。因此领袖人物的暗示可以产生影响，具体方式与普通群体不大相同。每个党派都有自己的领袖，其影响力有时势均力敌。结果议员发现自己被夹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暗示中间，难免犹豫不决。这样一来，他就会经常在一刻钟之内做出立场相反的表决，或者补充一个条款使法案作废。例如，先是表示取消雇主自由挑选、开除劳工的权力，随后又提出一个修正案，几乎使这一措施作废。

由于同样的原因，每一届议会都有一些非常稳定的看法，以及一些非常易变的看法。总体看来，一般性的问题比较多，议会常常表现得举棋不定，因为他们总是惧怕选民。选民们总能发出一些暗示，而且往往会对领袖们的影响力产生制衡作用。

在辩论中，每当议员们对于辩论内容不抱有强烈的个人看法时，议会领袖人物仍然处于主导地位。

这些领袖人物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以团体首领的名义出现在每个国家的议会里。他们是议会的真正统治者。组成群体的人不能没有首领，因此可以说群体只代表少数人的意见。

领袖人物的影响力同他们提出的观点没多大关系，而同他们的威望却大有关系。一旦失去威望，他们的影响力也随之消失，这就是威望的作用的最好证明。

这些政治领袖的威望属于个人，同名气无关。关于这个事实，西蒙^[11]先生在谈及1848年国民公会（他也是其中的一员）的重要人物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例子。

路易斯·拿破仑在掌握大权、无所不能之前两个月，还是一位无足轻重的人物。

维克多·雨果^[12]登上了讲台，但却没有收到预期效果。人们听他讲话，就像听菲力克斯·皮亚^[13]讲话一样，但是他没有博得同样热烈的掌声。沃拉贝勒（Vaulabelle）在跟我谈到皮尔特时说道：我不喜欢他的那些想法，不过他是法国最伟大的作家和演讲家之一。埃德加·基内^[14]尽管聪明过人，却不受人尊重。在召开议会之前他还有点名气。但是在议会上他一点名气也没有。横溢的才华在政治集会中最不受重视。他们只关注同时间地点相适宜且符合本党利益的雄辩之才。是否符合国家利益，他们并不在意。要想获得1848年拉马丁^[15]和1871年梯也尔^[16]享有的崇敬，必须有紧迫而无法动摇的利益刺激才行。危险一过，议会立刻就忘记了感恩，忘记了恐惧。

我引用上述内容，是因为看中它所包含的事实，而不是给出的解释，其中的心理学知识有些贫乏。一旦群体认为其领袖在为一个党派和国家效力，这个群体就会失去个性。群体之所以服从领袖，是因为受其威望的影响。这种服从态度不受利益私心或感激之情的支配。

由于以上原因，威望很高的领袖几乎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众所周知，有位著名议员因为威望很高，多年来极有影响力，只是后来由于卷入一些经济事件，导致在最后一次大举中落败。他之前随便做个手势，内阁就倒台了。有位作家在下面几行引言中揭示出他的影响范围：

“主要因为X先生，我们付出了三倍的惨痛代价，我们在马达加斯加的地位长期不稳，在尼日尔^[17]被骗走了一个帝国，我们还失去了在埃及的优势。同拿破仑一世的灾难相比，X先生的理论让我们失去了更多的领土。”

对上面这位领袖人物，我们不要过于耿耿于怀。他确实使我们付出过惨痛的代价，但是他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对民意的顺应，民意在当时的殖民地事务上远不如后来那样有影响力。

领袖很少超越民意，他们几乎都是顺应民意，甚至助长其所有错误之处。

我们在此探讨的领袖人物运用的说服方法，除本身享有的威望外，主要是前文已经列举过多次的那些因素。要想巧妙地运用这些方法，领袖人物至少应该了解群体的无意识心理，懂得如何同他们打交道。他尤其应该了解词语和形象所具有的令人着迷的影响力。他应该具备不同凡响的口才，挥洒热情，运用断言的方法，抛掉论证的包袱，用生动的形象打动人，辅之以高度概括的简明论点。这种非凡口才在所有议会中都能遇到，包括气氛最为严肃的英国议会。

英国哲学家梅因^[18]说：“下议院可能不断地在进行辩论。整个辩论过程就是宽泛无力的言辞与气势汹汹的个人之间的较量。这种普遍运用的套话对纯粹民主的想象力具有极大影响力。历来很容易让大众接受用惊人之语说出的含义模糊的断言，尽管这些断言从未得到过证实，也许不可能得到证实。”

在上述引言中提到的“惊人之语”无论怎样重视都不过分。我们在前文中数次强调过词语和套话所具有的独特力量。为了唤起非常生动的形象，必须恰当地选用词语和套话。以下语句选自我们的一位议会领袖发表过的演讲，的确是一个极佳的范例：

“一艘船载着名声不好的政治家和犯有杀人罪的无政府主义者，驶向热病肆虐的刑事犯关押地。这对患难兄弟可以相互交谈，把彼此视为同一个社会状态中能够取长补短、互助互利的两派。”

上文中唤起的形象非常生动，使演讲者所有的对手都感觉受到了威胁。他们的脑海中呈现出热病肆虐的地区以及将他们带走的船只这两个情景。难道他们就不包括在那些定义模糊的政治家当中吗？他们体验到了国民公会那些人在听到罗伯斯庇尔于含义模糊的演讲中以断头台相威胁时感受到的那种恐惧。他们在这种恐惧的影响下，必定会向他屈服。

极尽夸张对于领袖人物极其有利。前文刚刚引用过其语句的那位议会领袖曾经斩钉截铁地说了下面这句话，却没有引起强烈反对：“银行家和牧师资助过扔炸弹的人，因此大型金融公司的董事应该受到无政府主义者那样的惩罚。”这种断言历来会对群体产生影响。凿凿断言，从来都不嫌强烈；滔滔雄辩，从来不嫌太具威胁。对听众最具震慑力的，莫过于这种非凡的口才。在场的人士生怕抗议过后，被当作叛徒或同谋遭到镇压。

前面说过，这种不同凡响的口才在所有集会中都产生过巨大影响。在危机当头的时候，其影响力会得到进一步加强。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国大革命时期那些演讲大师们在群众聚会上发表的演讲，至今读来仍很有趣。每一次发表演讲时，他们都必须先抨击邪恶、褒扬美德，然后便大骂暴君，宣称不自由毋宁死。闻听此言，听众们起立热烈鼓掌，平静下来后，又回到座位上。

有时领袖人物非常聪明，受过高等教育。但是这些素质对他来说却常常是弊多利少。因为他要说明事情有多么复杂，对此要做出解释，以便提高听众的理解效果。所以头脑聪明的领袖人物容易变得宽宏大量，缺乏说服追随者所需的信念强度和力度。所有时代，尤其是法国大革命时代群体中的伟大领袖，思维局限，眼界有限，令人大跌眼镜。然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恰恰就是这种智力最有限的领袖人物。

他们当中最著名的罗伯斯庇尔发表的演讲，其语无伦次的缺陷常常令人大为吃惊。只看这些演讲令人难以置信，这位大权在握的独裁者何以会发挥那么大的影响力：

“教学宣讲式的老生常谈和废话，连平庸都算不上的幼稚的拉丁文化，在攻击和辩护上所采用的对策不过是小学生的反叛态度，没有思想和措辞上的恰当变化，也没有一语切中要害。只有让我们生厌的狂乱宣言。读完令人不快的这些话语后，人们禁不住会同和蔼的德穆兰^[19]一起长叹一声：‘唉！’”

坚定的信念和极其局限的思维，会使一个享有威望的人能有多么大的影响力，有时想起来都让人感到可怕。一个人必须要满足这些条件，才能无视各种障碍，充分展现出意志的力量。群体本能地在精力充沛、信念坚定的人物中间寻找其历来需要的主子。

在议会中演讲能否获得成功，几乎仅仅取决于演讲者的威望，同他提出的各种论点毫无关系。在这方面最好的证据就是，每当由于某种原因演讲者失去威望时，他就会立即失去全部影响力，无法随心所欲地影响投票结果。

当一位没有名气的演讲者，带着一份论据充分的讲稿走向前台时，由于他仅有充分的论据，也只能让人听一听而已。议员德索布先生很能洞察人的心理，最近在下文中描述了那位缺乏威望的议员发表演讲时的情形：

他走上讲台，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讲稿，有条不紊地摆在自己面前，然后自信地开始发言。

他自以为可以让激励自己的信念在听众心中扎下根来。他反复斟酌了自己的论点，准备好了充分的数字和证据。他确信肯定能说服听众。在他要引用的证据面前，所有的抵抗都无济于事。他开始发言，坚信自己追求的事业是正确的，一切全靠同事们的关注支持，而他们只会一心一意地支持真理。

他刚一发言就吃惊地发现，大厅里的听众表现得不耐烦，人们发出的噪音更使他有些恼怒。

怎么会不保持安静呢？为何听众这样不倾听他的发言呢？那些正在交谈的议员在想什么？有的议员离开了自己的座位，他们到底有什么急事要办？

他脸上露出了不安的神色，皱了皱眉头，停了下来。在议会主席的鼓励下，他又继续发言并提高了嗓门。此时听他发言的人更少了。他加重语气，做出各种手势。周围的噪音更大了。他甚至无法听到自己的声音。最后他生怕自己的沉默会招来可怕的让他闭嘴的呼喊。于是又继续讲下去。喧嚣声简直令人无法忍受。

当议会达到一定的兴奋程度时，他们就变得与普通异质群体完全一样，结果他们的情绪就呈现出极端的特点。他们会有一些英雄主义壮举，也会表现得穷凶极恶，个人都已失去本性，甚至投票支持完全违背个人利益的措施。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表明议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丧失自我意识，从而顺从那些截然违背个人利益的建议。放弃自己的特权，这对于贵族而言是一种巨大牺牲。然而他们却在召开立宪会议期间一个著名的夜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了。那些国民公会的成员放弃了自己不可侵犯的权力，使自己一直受到死亡的威胁。然而他们走出了这一步，也不怕在自己的阶层中大开杀戒，尽管他们非常清楚，今天他们送自己的同事上断头台，明天他们自己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事实上，他们已经进入了一种前文描述过的无意识状态；任何因素都无法阻止他们顺从把他们搞得头昏脑胀的心理暗示。比劳-凡尔纳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下面一段选自他本人的回忆录，颇能说明问题。“使我们受到严厉责备的那些决定，”他说，“两天前，甚至一天前我们还不同意的决定就那么通过了。造成这种情况的是危机状况，不是别的原因。”再没有比这更准确的描述了。

在国民公会争辩激烈的开会期间，也可以看到这种无意识现象。

泰纳披露说：“他们批准颁布的措施连他们自己都感到恐怖。那些措施不仅愚蠢幼稚，而且本身就是犯罪——杀害无辜者，甚至杀害他们的朋友。左派在右派的支持下，在众人一致赞同的热烈欢呼声中，将丹东——他们的天生首领、法国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袖，送上了断头台。在最热烈的欢呼声中，左派在右派的支持下，一致投票通过革命政府的最恶劣法令。在一片热情的呼喊赞扬声中，在对德布瓦、库东和罗伯斯庇尔的热情支持气氛中，国民公会一致通过自发地反复改选，把嗜杀成性的政府保留下来。平原派^[20]憎恨它，因为它嗜杀成性；山岳派憎恨它，因为他们遭到它的残酷杀戮。平原派为多数派，山岳派为少数派，最后都同意为他们自相残杀出力。牧月22日，整个议会亲手把自己交给了刽子手。热月8日，在罗伯斯庇尔发言后一刻钟内，议会又做出了同样的事情。”

这幅画面也许显得阴暗昏沉，但却准确真实。议会在群情激动、神魂颠倒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显示出相同特征。他们成为情绪不稳定的人群，被每一种冲动牵着鼻子走。下面是描述1848年议会的两个段落，作者为斯布勒（Spuller）先生，是位国会议员，对民主抱有不容置疑的信仰。引文选自《文学杂志》，很能说明问题。引文的实例体现出前面描述过的群体特有的那种夸张情感以及情绪极其不稳定性。

共和派因分裂、嫉妒和猜疑，也因其盲目自信和无度的欲望，使本派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它的幼稚坦率和它怀疑一切的态度可以同日而语。它完全没有法律意识，不懂得什么是纪律，而且怀有无限恐惧和幻想。在这方面，他们的表现就像农民和孩子一样。他们既镇定自若，又同样没有耐心；既残忍凶狠，又驯服恭顺。这种情况是缺乏教育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这样的人无所畏惧，但是一切都能够使他们慌乱。他们有时吓得浑身发抖，有时却又勇敢地表现英雄气概；他们既能赴汤蹈火，有时又如惊弓之鸟，闻风而逃。

他们不懂得因果关系和事物之间的联系。他们既能立刻灰心丧气，又能瞬间变得情绪高涨。他们会受到各种惊慌情绪的影响，不是过于紧张，就是过于沮丧。他们从来不会处在同环境相适宜的心境和状态中。他们比水还易变，遇方则方，遇圆则圆。试问，能指望他们形成什么样的政府基础呢？

幸运的是，前面刚刚描述过的议会特征并不经常表现出来。只有在某些时候，议会才具有大众群体的特征。许多情况下，议会中的个人保留着自己的个性，这就解释了议会如何能制定出非常出色的法律。其实制定这些法律的人都是专家，在自己安静的书房里起草了这些法律。实际上投票通过的法律都是个人成果，而不是集体成果。这些法律自然是最出色的法律。只有当一系列修正案将其变成集体努力的成果时，这些法律才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群体的产物，无论性质如何，总是不如个人的产物。只有专家才会力图阻止议会通过一些考虑不周或者行不通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专家就成为群体的临时领袖人物。议会对他没有影响，但是他对议会却有影响。

尽管在工作中面临着各种困难，议会仍然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佳统治方式，尤其是人类逃避个人暴政压迫的最佳途径。无论如何，对于哲学家、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学者而言，对于文明社会中的精英人物而言，议会当然是理想的统治方式。

另外在现实中，议会只会造成两种严重的危险：一种是不可避免的财政浪费；另一种是逐渐增加对个人自由的限制。第一种危险是选民群体的迫切需要，以及由于缺乏远见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如果有位议员提出一项能够明显满足民主思想要求的措施，例如，提出一项议案，确保所有工人获得养老金，增加任何一类国家雇员的工资，那么其他议员由于害怕选民，就不敢无视选民利益去反对提出的议案。其实他们也知道这样做会给预算增加压力，而且必须设立新税种，尽管如此，他们也不可能在投票时表现得犹豫不决。增加支出所造成的后果近期不会显现，而且对他们个人也不会造成不良影响。如果他们投了反对票，当他们下次要选举连任时就会清楚看到相应的后果。

除了上述第一个增加开支的原因外，还有另一个同样具有强制性的原因，即必须投票为当地利益争取各种政府拨款。议员不能反对这种拨款，因为它们代表着选民的迫切需要，还因为每个议员只有在同意其他议员提出的类似要求的情况下，才能为自己的选区争取到政府拨款。

上面提到的第二种危险——议会不可避免地限制了个人自由，尽管不那么明显，但却真实存在着。这是由大量的法律——它们总是有限制作用——所造成的结果。议会认为有必要表决通过这些法律，而且由于议会本身缺乏远见，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看不到这些法律可能产生的后果。

这一危险的确很难避免，因为即使在英国，这个提供了最通行的国会体制范例、议员对选民表现出最大独立性的国家里，也不能避免这一危险。赫伯特·斯宾塞在一部旧著中指出，表面自由的增加，必然伴随着真正自由的减少。再来看他在近著《个人与国家》中所表述的观点。他在谈到英国议会时这样写道：

“从这个时期以来，立法机构一直遵循着我所指出的道路。迅速增加的独裁措施不断倾向于限制个人自由，表现在两个方面。每年都更多地制定一些法律法规，在从前完全自由的事情上限制公民，迫使他们丧失自由，有些事情做与不做身不由己。同时，公共负担尤其是当地的负担越来越重，进一步限制了公民自由，减少了他们可以自由花费的营利收入，提高了税收，以满足政府当局的支出需求。”

在每一个国家里，这种逐渐限制自由的做法都以斯宾赛没有指出的特殊方式表现出来。通过那么多全都带有限制性质的法律法规，势必会增加实施这些法律法规的公务员数量，扩大其权力和影响力。这些公务员就这样往往成为文明国家的真正主人。他们的权力会变得更大，因为在政府当局不断更迭的过程中，只有这些公务员没有受到影响，不用承担责任，不用受人情世故拘束，会永远存在下去。要论最具压迫性的专制统治者，当属具备以上三种特点的公务员。

不断制定限制性法律法规，以最复杂的繁文缛节约束着最细微的生活行为，其结果难免使公民可以自由行动的范围变得越来越狭小。各国都囿于这样的谬见，即制定的法律越多，越有利于更好地保证平等与自由，所以每天都赞同并忍受那些日益沉重的约束限制措施。他们接受这种立法制度并非没有付出代价。他们习惯于各种压迫，最后很快便到了欣赏奴性的地步，丧失一切自然天性与活力。那时，他们只不过是虚幻的影子，不过是被动驯服、无能为力的行尸走肉。

到了这种地步，个人必定会在外界寻找自身已不再拥有的力量。

随着公民变得越来越麻木不仁、无依无靠，政府的功能必然会相应地增加。政府必须要表现出个人所缺乏的创造性、进取心和指导精神。政府有义务承担一切、指导一切、保护一切。国家成为全能的神。实际经验表明。这样的神所具有的力量或者不长久，或者不强大。

有些民族自身的全部自由逐渐都会受到限制，尽管外在的一些虚象使他们错以为自己仍然享有全部自由。这种现象既是这些民族已经步入暮年的结果，也是由特定体制造成的。

它体现出到目前为止没有一种文明能够逃避衰败时期的一个早期征兆。

根据过去的经验教训来看，根据各方面表现的明显征兆来看，现在的几种文明已经到了衰败之前的老朽暮年阶段。所有的民族不可避免地要经历相同的生存阶段，因为历史经常重演其发展历程。

简要回顾下文明发展的这些共同阶段并不难。所以我要在本书结束前对它们做个概括总结。这种走马观花似的描绘，也许有助于理解大众群体目前所有的影响力。

如果我们沿着主线，对我们之前那些文明的伟大崛起与衰败的原因进行探讨，我们会看到什么呢？

在文明之初，一群出身来历各不相同的人，因偶然迁徙、入侵和征服的缘故，聚集在了一起。他们血缘不同，语言与信仰各异，唯一的共同联系纽带就是一个首领实行的没有完全得到承认的条令。群体的心理特征明显地体现在这些混乱的人群中。他们有着群体的那种短暂凝聚力、英勇表现、各种弱点、冲动行为和暴力倾向。他们的一切都不稳定。他们是野蛮人。

最后，时间完成了自己的杰作。环境一致、种族间的反复融合以及共同的生活需要产生了影响。不同的小群体聚集在一起开始形成种族，也就是有着共同特征和感情的群体，它们在遗传的作用下变得越来越稳定。这个群体变成了一个民族，于是终于能够摆脱野蛮状态。但是只有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经过反复必要的斗争和无数次从头开始，从而使它拥有一个理想时，它才完全摆脱了野蛮状态。这个理想的性质无关紧要。无论是对罗马的崇拜、雅典的强盛还是真主安拉的胜利，足以让正在形成的种族所有成员拥有统一的感情和思想。

在这个阶段，诞生了一个新的文明，它有着自己的制度、信仰和艺术。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这个种族将连续获得一些必不可少的品质，使其充满活力、繁荣强盛。有时无疑它还是一个群体，但是从此以后在其易变的群体特征下面形成了一个稳定基础，这就是一个种族的天赋秉性，它将民族的变化限定在狭小范围内，支配着机遇的作用。

时间在发挥出创造作用以后，便开始进行破坏，无论众神和人类都不能幸免于难。一个文明在达到一定的强盛和复杂程度后便不再继续发展。一旦停止发展，它注定会加速衰落。它的老朽暮年已经来临。

这种不可避免的时刻标志着：历来作为种族支持的理想已经衰弱。随着理想的衰弱，在它的激励下建立起来的所有宗教、政治和社会结构也开始发生相应程度的动摇。随着理想逐渐消亡，种族便会日益失去那些曾经使其团结统一、变得强大的各种品质。种族成员的个性和智力也许会增强，但同时种族的自我意识将被过度发展的个人自我意识所取代，而且还伴随着个性以及行动能力的削弱。曾经的民族统一整体，最后变成了由缺乏凝聚力的个人组成的群体，暂时按照传统和制度人为地划分在一起。在这个阶段，人们被各自的利益和愿望搞得四分五裂，再也无力自治，即使在最细微的事情上也需要外界指导，于是国家便开始发挥引人注目的影响作用。

随着古老理想的失去，种族的天赋秉性也会完全消失。只剩下一群孤立的个人，他们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乌合之众状态。没有统一性，也没有未来，他们只有乌合之众的一些难以持久的特征。其文明缺乏稳定性，只能随遇而安、身不由己。民众权力至上，野蛮之风日盛。此时文明也许仍然显得灿烂，因为它还具有昔日业绩所赋予它的光鲜外表，但实际上它却是一座正在崩塌的大厦，无依无靠，第一阵暴风雨注定使其瞬间崩塌。

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从野蛮蒙昧状态进入到文明阶段，接下来随着理想失去其优势，又走向衰落和死亡——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轮回过程。

【注释】

[1] 译者注：巴士底狱是一座非常坚固的要塞。它是根据法国国王查理五世的命令，按照14世纪著名的军事城堡的样式建造起来的。到18世纪末期，它成了控制巴黎的制高点和关押政治犯的监狱。

[2] 译者注：巴黎公社是一个在1871年3月18日（正式成立的日期为同年的3月28日）到5月28日期间短暂地统治巴黎的政府。由于评价者意识形态的不同，对它的描述也存在很大分歧，有人认为它是无政府主义，也有人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的早期实验，更有被认为标志当代世界政治左翼运动崛起光辉起始的里程碑，影响广大深远。

[3] 译者注：1873年2月，西班牙国王阿梅迪奥为应对国内的混乱局面，宣布主动退位。当日，第一共和国成立。一年后，保皇派发动政变，波旁王朝得以复辟。

[4] 译者注：路易十四（1638-1715），1643年5月14日至1715年9月1日在位，兼任巴塞罗那伯爵。他的执政期是欧洲君主专制的典型和榜样。路易十四因为使法国强大而受到尊敬，但他的无度的战争使法国的国家经济破产。

[5] 译者注：亦称金银复本位制，是指以金、银两种特定铸币同时充作本位币，并规定其币值对比的一种货币制度。其对称是单本位制，即银本位制或金本位制。英、美、法等国在确立金本位以前均曾在18世纪至19世纪长期采用复本位制。

[6] 译者注：有时称“布里索派”或“长棍面包派”，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立法大会和国民公会中的一个政治派别，主要代表当时信奉自由主义的法国工商业资产阶级。

[7] 译者注：法国大革命期间国民公会的激进派议员集团。其之所以被称为山岳派，是因为他们在开会时坐在议会中较高的长凳上。1792年秋，山岳派是作为国民公会中较温和的吉伦特派的反对者出现的，他们由巴黎和其他城市选出的代表组成，依靠小资产阶级和无裤党的支持，并与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关系密切。

[8] 译者注：发动热月政变及政变后上台的政治集团，史称热月党人。热月党人原是反对罗伯斯庇尔的各派人物的暂时结合，并无统一纲领。他们代表在革命中形成的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利益。

[9] 译者注：狄摩西尼（Demosthenes，前384——前322），古希腊最伟大的政治家、演说家和雄辩家，希腊联军统帅。

[10] 原注：下面一位资深的英国议员的说法，也验证了这种事先确定的、不会因有人争取选票而改变意见的情况：我在威斯敏斯特（译者注：英国议会所在地）的50年间，听过上千次演说，但是它们很少能改变我的观点，它们没有一次能够改变我的投票。

[11] 译者注：西蒙（Jules Simon,1814-1896），法国政治领袖、哲学家、法国激进党理论家。

[12] 译者注：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法国作家，19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文学史上卓越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被人们称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代表作有《巴黎圣母院》《九三年》《悲惨世界》《“诺曼底”号遇难记》等。

[13] 译者注：菲力克斯·皮亚（Felix Pyat,1810-1899），法国记者、剧作家、国会议员，巴黎公社重要人物之一。

[14] 译者注：埃德加·基内（Edgar Quinet,1803-1875），法国历史学家，教权主义的激烈反对者。1848年他当选为议会议员，呼吁政教彻底分离。

[15] 译者注：拉马丁（1790-1869），法国19世纪第一位浪漫派抒情诗人，也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前驱和巨擘。著作有《沉思集》《新沉思集》《诗与宗教和谐集》《一个女仆的故事》等。

[16] 译者注：梯也尔（Adol-phe Thiers,1797-1877），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奥尔良党人。早年当过律师和新闻记者。1871年至1873年，梯也尔担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首任总统。

[17] 译者注：西非主要河流，全长4200千米，是仅次于尼罗河和刚果河的非洲第三长河。

[18] 译者注：梅因（Henry James Sumner Maine,1822-1888），19世纪英国著名的法律史学家，历史法学派在英国的代表人物，晚期历史法学派的集大成者，因其著作《古代法》而被西方学者公认为英国历史法学的创始人。

[19] 译者注：德穆兰（1760-1794），法国记者、政治家，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扮演重要角色，与乔治·雅克·丹东关系密切。死于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

[20] 译者注：又称沼泽派。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中的中间派集团，由于其在国民公会中的座位在会场的最低处，故名。该派在议会中人数最多，其特点是拥护革命，赞成共和，提倡经济自由，但政治上不坚定，没有形成稳定的领导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