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群体观点与信念的间接影响因素
提要：
群体信念的预备性因素；
群体信念的出现是预备工作的结果；
对影响这些信念的不同因素的研究。
1.种族
它所产生的最重要影响；
它体现着来自祖先们的各种暗示。
2.传统
它们综合反映了一个种族的灵魂；
传统的重要社会性；
传统在失去必要性后如何又变得有害；
群体是传统观念最固执的维护者。
3.时间
它连续促成了信念的确立和破坏；
在时间因素的协助下，混乱可以转变为有序。
4.政治与社会制度
错误认识；
它们的影响极小；
它们是结果，不是起因；
各民族无法选择在他们看来是最好的制度；
制度只是标签，掩盖着同一名称下各种不相同的事物；
制度是如何创立的；
有些制度在理论上不好，比如中央集权制，但是有些国家却需要这样的制度。
5.教育
流行的错误观点对于大众教育的影响；
统计学上说明；
拉丁民族的教育系统对道德败坏所起的不良作用；
部分教学所起的作用；
不同民族提供的实例。
我们已经研究过群体的心理结构以及群体的感觉、思维和推理方式。接下来我们要探讨他们的观点和信念是如何形成的。决定其观点和信念的因素有两种：间接因素和时间因素。间接因素使群体能够接受某些信念，但绝对排斥另外一些信念。这些因素为某些突然出现的新观点奠定了基础。尽管这些新观点昙花一现，但其力量和影响力却令人感到惊讶。某些观点在群体中突然兴起并付诸实施，有时使人颇感意外、大为惊奇。不过这只是表面影响，还必须探寻其背后隐藏着的长期预备性影响因素。直接因素建立在长期准备过程之上，否则就不会发挥任何作用。直接因素是积极说服群体的根源所在。也就是说，直接因素是形成观点并使之传播开来，最终产生各种结果的关键因素。那些突然间使大众忘乎所以的各种决定便起因于直接因素。直接因素导致动乱爆发，也是罢工行动的决定因素。直接因素还促使大多数人赋予一个人推翻政府的权力。在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会看到这两种因素相继发挥作用的情况。法国大革命（在此仅举一个最为鲜明突出的事例），在其间接因素中就包括哲学家著作、贵族阶级的强征勒索以及科学思想的进步。大众心理已经有了这样的铺垫准备，很容易受到一些直接因素的鼓动激励，比如演说者发表的言论、政府抵制一些无足轻重的改革。有些间接因素具有普通性，是构成群体观点和信念的外围基础。这些间接因素包括种族、传统、时间、社会制度与教育。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这些不同因素所产生的影响。
1.种族
总之，这个因素必须放在第一位，因为它的重要性超过其他所有因素。我们在另一部著述[1]中对此进行过充分研究，因此没必要在此赘述。在前一部论著中，我们阐述了历史上的种族特点，以及其个性一经形成，由于遗传规律的影响，种族便具有这样的力量：各种信念、社会制度和艺术（即文明的所有要素），这些都是其天赋秉性的外在表现形式。我们还讲过，种族还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它会使一个要素从一个民族向另外一个民族传播时无一例外地发生深刻的改变。环境、情境和事件体现出当下的各种社会暗示。它们可能会产生很大影响，但是如果同种族的各种暗示相违背，或者说同一个民族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全部暗示相违背，这一影响便不会持久。在本书中，我们要利用数章篇幅再次讨论种族影响问题，并阐明这种影响非常大，在群体天赋秉性的独有特征中占据支配地位。我们由此得出结论，不同民族的群体在信念与行动上表现出相当大的差距，受到各种影响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2.传统
传统体现着过去的各种观点、需要和感情。它们综合地体现出种族的鲜明特点，对我们有着极大的影响。自从胚胎学表明过去对生物的演变会产生巨大影响以来，生物科学彻底发生了变化。如果这种观念变得更加普及，历史科学至少会发生同样大的变化。目前这种观念还不够普及，许多政治家仍然停留在上世纪理论家的水平，认为一个社会能够脱离过去，仅仅按照理性之光暗示的路线而完全重建。一个民族是由过去创造的有机整体。同其他每个有机整体一样，它只能在缓慢积累的遗传特点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各种传统指引着人们，尤其指引着群体中的人们。我经常反复强调说，他们轻易地在传统中引起的变化，只能对名称和外在形式产生影响。
没有必要对这种情境感到遗憾。离开传统，既不会形成民族的天赋秉性，也不会产生文明。因此，人类自存在以来有两件大事要做：一是创造一整套传统，二是当传统不再有任何益处时将其摧毁。没有传统就没有文明，不摧毁过时的传统，就不会有进步。难点（难度极大）是在稳定和变化之间寻找合适的平衡点。如果一个民族让自己的传统习俗变得过于稳固，他们就不会有任何变化，就像中国[2]一样无法取得进步。在这种情况下，暴力革命也于事无补，因为实际情况是，已损坏的链条碎片被重新拼接起来，一切如故，没有任何变化，或者链条碎片仍然散乱一地，在混乱形势之后，很快会出现衰败格局。因此，一个民族的理想就是保留过去的社会制度，只是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加以改变。这个理想不易实现。几乎只有古代罗马人和现代英国人实现了这个理想。正是大众群体执意坚持传统思想观念，极为固执地反对改变它们。在各阶层有地产的群体中，这种现象尤为明显。我一直坚持认为，群体有一种保守精神，并且事实表明，最猛烈的暴动最后仅仅改变了一些名称说法，换汤不换药。上世纪末，在教堂被毁坏、牧师被驱逐出境或者被送上断头台的情况下，也许有人认为，旧的宗教思想观念已经丧失了所有号召力。但是没过几年，在广大公众的普遍要求下，又不得不重新恢复已被取缔的公共崇拜系统。旧传统被打入冷宫一段时间后，又重新恢复了影响力。任何例证都无法更加充分地体现传统对群体心理的影响力。最令人敬畏的偶像不是供奉在寺庙里，最专制的暴君也不是居住在宫殿。这两者都可以立即被捣毁、消灭。但是看不见的偶像和统治者却主宰着我们的内心世界，不受任何反抗叛乱的影响，只会在千百年的时光里慢慢势微，以至消失。
3.时间
在社会问题上，如同在生物学问题上一样，时间是最活跃有力的影响因素之一。时间用沙粒堆成了大山，把地质学时代默默无闻的细胞提升到具有人类尊严的高度。千百年时间足以影响改变任何现象。有句话说得好，蚂蚁要是有了充足的自由支配时间，就可以铲平勃朗峰[3]。一个人要是能够随意控制时间，他就会具备信徒们认为上帝才拥有的神力。
但是在这里，我们只关注时间对群体思想观点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从这一点来看，时间仍然有着巨大影响力。种族等巨大力量也依靠时间，离开时间就无法形成。所有信仰的产生、发展和消亡，都是时间作用的结果。在时间的协助下，它们获得了力量；在时间的影响下，它们也会失去力量。尤其是时间促成了大众的思想观点和信念，或者至少提供了产生它们的土壤。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时代有些思想观念可以变成现实，而在另一个时代却不能的原因。时间积累起大量星星点点的信仰和思想，为某一时期思想观念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它们并不是随意偶然产生的。每一种思想观念都把根深深地扎在了过去。它们开花时，时间为它们准备了开花的条件。为了解它们的来龙去脉，就必须回到过去追根溯源。它们是过去的女儿，未来的母亲，但总的来说都是时间的奴隶。
因此时间才是我们真正的主人。只要任其发挥影响力，它可以彻底改变一切。目前，我们对于大众群体的那些极具威胁性的志向抱负以及由此预示的破坏和动乱深感不安。只有时间可以独自恢复平衡状态。拉维斯[4]先生非常恰当地写道：“没有任何一种统治形式是一天建立的。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都是数百年的产物。封建制度在混乱无序状态下存在了数百年后，才找到了自己的规律。君主专制政体也在存在了数百年后才找到了正规统治方法。那些等待的时期极为动乱不安。”
4.政治与社会制度
制度可以纠正社会弊端，国家进步是制度和政府进步的结果，可以通过法令的形式实施社会变革——这种思想仍然被广泛接受。它曾经是法国大革命的起点，也是当今各种社会理论的基础。最为连续性的经验也没能成功动摇这一重大谬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纷纷企图证明其荒谬之处，却都枉然无果，反而能够毫不费力地证明制度是思想观念、感情和习俗促成的结果。不能通过改变法令的形式去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感情和习俗。一个民族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就好像他们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头发和眼睛颜色一样。制度和政府是种族的产物。它们不是时代的创造者，而是被时代创造出来的。各个民族并非受临时冒出的各种奇怪念头的支配。民族性格决定统治支配方式。形成一种政治制度需要经过数百年时间，改变一种政治制度也需要数百年时间。制度本身并无固有优点，无所谓好坏。在某个时期对某一民族有益的制度，对另一个民族也许极其有害。
一个民族并不真正具有改变其社会制度的能力。毫无疑问，他们可以以暴力革命为代价改变其名称，但本质上制度依然如故，丝毫未变。名称仅仅是无意义的标签，喜欢对事物深究的历史学家几乎不需要对其表示关注。例如，在英国这个民主程度最高的国家里，人民生活在君主政体之下，而压迫最重、暴政肆虐横行的国家都是西班牙裔美洲人建立的共和国，尽管他们制定的是共和宪法。各民族命运由民族性格决定，不是由政府决定。我在前一部著作中举出了一些明确实例，力图阐述这个观点。
把时间浪费在炮制老一套宪法上，这样做非常愚蠢，是无知的修辞学者付出的无用劳动。如果我们足够明智的话，就应该让需要和时间这两个因素发挥作用，负责详细阐明宪法内容。英美人就采取这种方略。他们的伟大历史学家麦考莱[5]在一番话中教导我们如何去做，拉美国家的所有政治家都应该铭记于心。他在阐述了由法律可以带来的所有益处之后（这些法律从纯理性角度看，显得混乱怪诞、自相矛盾），又把曾经陷入拉美各民族动乱之中的几十部宪法同英国宪法进行了比较。他指出，英国宪法只是在直接需要的影响下，非常缓慢地逐渐修改，从来不受猜测推理的影响。
“只有感受到怨愤情绪，并且要消除怨愤情绪时，才推出新举措；制定的宪法条文管辖范围绝不超出具体情况需要的程度；从约翰国王[6]时代到维多利亚女王[7]时代，这些规则一直指导着我国二百五十届议会的审议过程。”
只有一一考察每个民族的法律和制度，才能清楚地表明它们在何种程度上体现了每个种族的需要，并且由于这个原因无法进行猛烈的修改变动。例如，在哲学论文中可以大谈中央集权制的利弊。但是当我们看到由非常不同的种族构成的国家一直致力于实行中央集权制；当我们看到以摧毁过去所有制度为目标的一场大革命被迫尊重这种集权制，甚至还加强了中央集权制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承认，中央集权制是极度需要所产生的结果，是有关民族的生存条件。我们应该可怜那些大谈摧毁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家的狭隘眼光。如果他们的这种企图偶然获得成功，那就意味着要爆发一场可怕的内战。而内战又会带来一种新的中央集权制，比起旧的中央集权制，其压迫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前文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社会制度中找不到可以深刻影响大众天赋秉性的手段。我们看到有些国家，比如美国，在民主制度下已经达到很高的繁荣程度；另一些国家，比如由西班牙裔美洲人建立的共和国，在极其相似的社会制度下却陷入可悲的混乱状态。由此我们应该承认，社会制度同一个民族的伟大和其他民族的衰败毫不相关。
各民族受其民族性格的支配。同民族性格不符合的制度模式仅仅是一件借来的衣裳、一种暂时的伪装。毫无疑问，血腥战争和暴力革命以前爆发过，将来还要爆发，人们将这种制度赋予了创造福利的超自然能力（就像圣人的遗物那样）。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制度影响了群体的想法，引发了社会动乱。但是在现实中，各种制度并不会以这种方式产生影响，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成败，制度本身并无任何优势。对群体心理产生作用的是幻想和词语，尤其是词语，既荒诞不经，又具有号召感染力。关于词语的惊人影响力，我们将在下文作简要说明。
5.教育
在当今重要的思想观念中有一种著名论断，即教育能够使人发生很大变化，能够确保提高人的素质，让他们变得平等。这一论断仅仅由于不断得到重复，最终就变成了最稳固的民主信条。如今攻击否定这种信条，就像过去攻击否定教会信条一样艰难。
在这一点上，正如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民主思想观念同心理学研究结果以及实际经验大相径庭。包括赫伯特·斯宾塞在内的许多杰出哲学家已经毫不费力地证明，教育既不能提高一个人的道德水平，也不能使一个人更幸福；教育既不能改变一个人的本能，也不能改变一个人的天生热情；有时教育在受到不良指引的情况下反而变得害多益少。统计学家已经为上述观点提供了充足佐证。他们以实际数据向我们表明，犯罪活动随着教育的普及，或者至少是某种教育的普及而增加。社会上最坏的敌人——无政府主义者往往出自于学校中的获奖者。著名法官阿道夫·吉约（Adolph Guillot）在最近出版的著作中指出，受过教育的罪犯同文盲罪犯之间的比例是3000:1000.五十年里，所有人口的犯罪率从每十万居民中的227人增加到552人，增幅为130%。他与同事们还注意到，年轻人中的犯罪率增加得尤为明显。众所周知，法国为年轻人着想，已经用免费义务教育替代了收费的学徒教育。
当然没有任何人坚持这样认为，在正确指导下，教育不能获得有用的实际效果。因为教育即使不能提高道德水平，至少可以培养专业能力。遗憾的是，拉丁民族，尤其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把他们的教育体系建立在非常错误的原则基础上。尽管有些最杰出的思想家，如布呂尔、菲斯泰尔·德·库朗日和泰纳等人已经提出了自己的相关见解，他们还是坚持自己的错误做法。我在以前出版的一部著作中指出，法国的教育制度把大多数受教育者变成了社会的敌人，为最恶劣的社会主义招徕大量信徒。
这种教育制度（非常适合拉丁民族）的主要危险是，它建立在完全错误的心理学观点上，认为智力可以通过死记硬背教科书得到发展。由于采纳了这种观点，学校便力争尽可能多地向学生灌输书本知识。从小学读到大学毕业，一个年轻人只是熟记书本知识，不发挥主观能动性，没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受教育对他来说就是死记硬背、接受服从。
前公共教育部长朱尔·西蒙写到：“学习课程，记住语法或纲要，准确重复，准确模仿，这是一种可笑的教育形式。每一次努力都是一种信仰行为，默认教师永远不会犯错误，其结果只能贬低自己，让自己变得无能。”
如果这种教育仅仅是无用，我们也许只是对学童们表示同情了。他们在学校学不到有用的东西，只能学一些有关克洛泰尔子孙族谱、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之间的冲突[8]以及动物分类方面的知识。但是这种教育制度还有一种更大的危险，它使那些被迫接受这种教育的人非常厌恶自己的生活状态，很想逃避它。工人不再想继续当工人，农民不再想继续当农民。中产阶级当中地位最卑微者，不想让他们的儿子去干别的职业，只是希望他们成为国家的公务员。法国的学校不是培养学生适应生活的能力，只是力图培养他们担任公职的能力。在公务员的岗位上，不需要任何自我导向，也不需要发挥任何个人主动性就能获得成功。在社会底层，这种教育制度造就了一大批对自己命运不满、时刻准备反叛的无产者。而在社会最顶层，这种教育制度则培养了轻浮无聊的资产阶级。他们既疑心重重，又轻听轻信，盲目信任国家，将其视为上帝般的存在，却又不忘向国家不断表示敌意。他们总是把自己的过错归咎于政府。如果没有当局的干涉，他们根本不会努力进取，从而一事无成。
国家凭借教科书造就出所有那些持有文凭的毕业生，可是却只能雇佣其中的一小部分人，迫使其他人找不到工作。结果，国家只能养活那些幸运者，把其他人变成自己的敌人。从社会金字塔的最顶层到最底层，从最卑微的职员到教授和地方法官，拥有文凭的大量人员都想挤进来谋个职位。一个商人极难找到合适人选代理自己在殖民地的业务，同时却有成千上万的人竞聘最普通的公职。仅在塞纳地区，就有两万名男女教师失业。他们全都轻视田野地头或工厂车间的工作，希望国家能够保障自己的生活。被录用者毕竟有限，而心怀不满者就肯定大有人在。后者时刻准备参加任何革命运动，无论领导人是谁，革命目标是什么。学了一些派不上用场的知识，肯定会把一个人逼上反抗之路。[9]
显然，想痛改前非已为时太晚。只有实践这位世界各民族的最高级别教师，才会尽心尽力指出我们的错误。只有实践才能充分证明，有必要用实业教育替代讨厌的教科书与可悲的考试，让我们的年轻人回到田野地头、工厂车间，回到他们当今极力逃避的殖民地事业中去。
如今所有开明人士所要求的职业教育，就是过去我们的先辈们所接受的教育。目前这种教育，在那些以自己的意志力、进取心和拼搏精神统治世界的各个民族中间仍然焕发着勃勃生机。伟大思想家泰纳先生在一系列精彩的篇幅中（其中几个主要段落我将在后面引用）明确指出，我们以前的教育制度如今在英国和美国大体上仍在流行。在对拉丁民族和英美人教育制度进行精彩的比较之后，泰纳明确指出了两种不同教育方式所产生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