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承柳词之婉约，变为和雅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贺词曾经引起过一段词学公案。词学专家龙榆生特撰《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一文质疑胡适《词选》不选贺方回。文章开头引用黄庭坚诗曰：“解道江南断肠句，世间惟有贺方回。”鲁直盛赞方回的心境，可以理解。尽管事实上，能够写出江南断肠句并非贺铸一人，前有李重光，后有周邦彦，南宋年间尚有李清照，贺方回只是黄鲁直同代人当中最能“解道江南断肠句”的词家。但黄鲁直没有赞错，龙榆生也没有引用错。要说有错的话，应该错在胡适之的词学根底太浅，于宋词的审美能力太差。将宋词分作歌者之词、诗人之词、词匠之词，显然相当外行，不知宋词就里。因为自唐以降的教坊传统，诗也罢，词也罢，有不少是在坊间传唱的，或者说经由歌者传诵于世。被歌者未必低俗，不经歌者未必高雅。至于诗人之词与词匠之词的区分更是离谱。词家鲜有不作诗，一如古来诗文不分家。还有词匠之说也是草率之论。精通音律的，并非就是匠人，供职于大晟府的周邦彦也绝非词匠。因此，龙榆生在质疑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占理的：

综观上述诸例证，无论就豪放方面，婉约方面，感情方面，技术方面，内容方面，音律方面，乃至胡氏素所主张之白话方面，在方回词中盖无一不擅胜场；即推为兼有东坡、美成二派之长，似亦不为过誉。

需要推敲的只是，贺子的豪放与东坡有异，乃贺子本人的性情所致。要说相近者，惟后来的辛幼安而已。贺子的婉约则与美成有别，不是“拂水飘绵”的，而是接近于柳永“晓风残月”的。当然，贺词的这种特色，不要说龙榆生，即便是王国维也颇为茫然，以致会在《人间词话》中苛责如此：“北宋名家，以方回为最次。其词如历下、新城之诗，非不华赡，惜少真味。”对照《人间词话》认真感叹“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王国维断言方回“惜少真味”，真是不知从何说起。秦观词作虽然情深却很少涉及切身经历而少故实，小晏时而有涉小小莲的，也不过浅尝辄止，哪里就成了古之伤心人了？反倒是贺铸的悼念亡妻、思念旧情，字字皆是伤心人诉伤心语，何曾少过真味呀？再说，同样身为世家贵族，小山矜持得“楼台高锁”，方回才像耆卿一般的从不居高临下，而是有情有义地与所爱平等相处，携手扶肩。王观堂只从字面上讲说《人间词话》，而鲜有从字里行间领略词人的真情实意。王观堂能看懂李后主于家国身世的悲悯，却茫然于柳永、贺铸这般有情有义词家的心性品格。可能也是这种于人情世事的懵懂，致使王观堂会将周美成贬入倡伎之流。

一部《人间词话》，最令人感慨的致命伤在于，不知词为情物。就算诗是言志的，兴于青楼教坊的词令，顺理成章是言情的。词的优劣首先不在于炼字造句的如何成功，而在于情的有无和深浅。王国维不懂词为情物，所以才会将李后主之前的词作全都归于伶工之词，所以才会把小山读成伤心人、反而责怪方回少真味，所以才会将周邦彦词贬入倡伎之流。同样，胡适也是不懂词为情物，所以才会看低教坊中被歌伎演唱过的词作，顺便说一句，胡适这么说的时候，肯定忘了自己曾经流连忘返于青楼歌榭。即便是为贺方回抱不平的龙榆生，也没怎么深知词为情物，所以才会把贺词的深情混杂在诸如风格、技巧、音律之中浑然推举，所以才会在《南唐二主词叙论》中看低后主的宫中情词。其实，不啻王国维、胡适之以及龙榆生，千年来的诸多词论词话，几乎全都不知词为情物。甚或可说，历史上诸多言情词作，很不幸地遇上了一代代不知情为何物的士大夫，很不幸地流落在一个不懂爱的族群里。

有趣的是，在《人间词话》里将周邦彦贬入倡伎的王国维，在《清真先生遗事》里却认定：“词中老杜，则非先生不可。”这显然不是就词作成就而言，而是即词作在音律上的集大成者而论。不管怎么说，清真毕竟是北宋王朝的大晟乐府提举，不仅精通音律，而且学富五车，精研词令词调，且又才华横溢，仅一首《汴都赋》，便得三朝君王之欢心。倘若就诗词形式的精研而论，周清真与杜少陵确实相近；然就个人气质与作品风格而言，彼此可是泾渭分明。少陵不知情为何物，而清真却深谙情之微妙。

且看这曲《青玉案》：

良夜灯光簇如豆。占好事、今宵有。酒罢歌阑人散后。琵琶轻放，语声低颤，灭烛来相就。

玉体偎人情何厚。轻惜轻怜转唧。雨散云收眉儿皱。只愁彰露，那人知后。把我来僝僽。

被王国维十分不屑地贬入倡伎之流的，大概就是这样的清真词吧。要说香艳，确实香艳；但要说多情，也真是多情。如此的风流，前有李后主的“一晌偎人颤”、“教君恣意怜”，后有《西厢记》里“多愁多病身”与“倾国倾城貌”，“成就了今宵欢爱，魂飞在九霄云外。投至得见你多情小奶奶，憔悴形骸，瘦似麻秸。今夜和谐，犹自疑猜”。这在李后主是与小周后的缠绵，在《西厢记》里是男女偷情直至最终婚姻美满，但在周清真却是歌台楼榭里的一段私情。这类私情，在中国历史上的官宦达人几乎人人沾染，即便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之也不曾免俗。问题只是，这些个臭男人在色欲满足之后，很少有人会情意绵绵地诉诸诗词。更不用说，像周清真这般柔情款款，体贴入微：“琵琶轻放，语声低颤”，然后是“轻惜轻怜”，“只愁彰露”。如此的有情有义，王国维看不懂，龙榆生倒是有点明白，所以会在《清真词叙论》一文中有说“清真词虽写儿女柔情及羁旅行役之感，而能大笔振迅，幽咽而不流于纤靡，富艳而不失之狂荡”云云。

不过，龙榆生在《南唐二主叙论》一文中，对李后主为小周后所作《菩萨蛮》“教君恣意怜”之类的香艳，是不无微词的，有曰：“尤极风流狎昵之致，不愧‘鸳鸯寺主’之名。”因此，他也不喜清真这首《青玉案》，从而在《清真词叙论》中直言：“此类作品，亦或有如雅言之悔其‘无赖太甚’，稍自芟除。”由此可见，其“儿女及羁旅行役”一言之中，恐怕更为侧重羁旅行役而非儿女情长，说是：“今所传清真词，要多淳雅之作耳。” 这淳雅一语，应该是源自张炎对周清真的评介：浑厚和雅。清真如何浑厚，真是不得而知，但清真确实和雅。这与其说是风度，不如说是脾性，也是通常为江南才子所特有的温润如玉。

清真的这般温润，不仅见诸描绘私情的《青玉案》，也流露在与李师师相见时所赠的《洛阳春》里：

眉共春山争秀。可怜长皱。莫将清泪湿花枝，恐花也、如人瘦。

清润玉箫闲久。知音稀有。欲知日日倚阑愁，但问取、亭前柳。

据《耆旧续闻》记载，李师师读罢此作“欲委身而未能也”。清真词之于美人的体贴，于此可见一斑。

清真的这般温润，一旦诉诸羁旅行役之感，便有了淳雅的美丽。《大酺·春雨》：

对宿烟收，春禽静，飞雨时鸣高屋。墙头青玉旆，洗铅霜都尽，嫩梢相触。润逼琴丝，寒侵枕障，虫网吹粘帘竹。邮亭无人处，听檐声不断，困眠初熟。奈愁极顿惊，梦轻难记，自怜幽独。

行人归意速。最先念、流潦妨车毂。怎奈向、兰成憔悴，卫玠清羸，等闲时、易伤心目。未怪平阳客，双泪落、笛中哀曲。况萧索、青芜国。红糁铺地，门外荆桃如菽。夜游共谁秉烛。

上阕是“自怜幽独”，下阕是“夜游共谁秉烛”，能把闺怨羁愁写得如此潺潺舒流，真是好脾气，好心地。

周邦彦虽然与苏轼有过交往，但其词风却是完全承继了柳永的婉约。柳永有“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清真有“官柳低金缕。归骑晚、纤纤池塘飞雨。断肠院落，一帘风絮”。同样是羁旅行役，柳词写得落拓不羁，清真词则是曲径通幽，以细腻迷蒙见长。彼此的异同在各自的慢词中，最为显著。

且看柳七的《戚氏·晚秋天》：

晚秋天。一霎微雨洒庭轩。槛菊萧疏，井梧零乱惹残烟。凄然。望江关。飞云黯淡夕阳间。当时宋玉悲感，向此临水与登山。远道迢递，行人凄楚，倦听陇水潺湲。正蝉吟败叶，蛩响衰草，相应喧喧。

孤馆度日如年。风露渐变，悄悄至更阑。长天净，绛河清浅，皓月婵娟。思绵绵。夜永对景，那堪屈指，暗想从前。未名未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迁延。

帝里风光好，当年少日，暮宴朝欢。况有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竞留连。别来迅景如梭，旧游似梦，烟水程何限。念名利、憔悴长萦绊。追往事、空惨愁颜。漏箭移、稍觉轻寒。渐呜咽、画角数声残。对闲窗畔，停灯向晓，抱影无眠。

再看清真的《兰陵王·柳》：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柳词如风，一番洗清秋的空旷高远。清真如柳，烟里丝丝弄碧的拂水飘绵。两者如此这般的绝唱，让东坡读了怎能不生妒意？可笑无知无畏如王灼者，竟然以“浅近卑俗”贬抑柳词。至于他人以“深劲乏韵”讥嘲清真，那就只能归入撼树蚍蜉之流了。

正如后主词的所谓前期、后期只有风格不同，并无高下之分，清真词也当作如是观：京城风月是一景，游宦羁旅又一景，两种景观无有低俗高雅之分，皆为清真心声。周邦彦的风月词有风月词的细腻，羁旅词有羁旅词的优雅。温润的清真在女人堆里是块美玉，在大自然里化作了碧柳。玉有玉的清香，柳有柳的绰约。因此，周清真之于柳耆卿，是一个情种之于另一个情种的承继，是一片温良的心地之于一种高贵的气度的发扬。这样的心地这样的气度，不要说后世的诸多词论家，即便是当时的苏东坡，也难以企及。谈论柳词、清真词，是需要具备一种资格的。这资格既非官有多大，亦非学问有如何深厚，而在于能否懂得词乃情物，能否怀有一颗或者坦荡如砥或者温润如玉的爱心。古往今来，具备这资格的词论家实在太少，因此有关柳词、有关清真词的解读，极为贫乏。正是因为这种贫乏，导致苏词会被抬得过高，而柳词、清真词则被贬得太低。也是这种贫乏，导致楼台高锁的小山被再三追捧，而携手扶肩的方回却被弃如敝屣。在千年来的词论之中，词作是被误读的，词家是被颠倒的。这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在审美上的令人痛心疾首，就是这么呈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