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是官宦词家,也是文人墨客
北宋时光,虽然没有唐朝那么俊采星驰,但也不乏文人墨客。不说大晏小晏,苏轼秦观,与柳永同时的著名词家,尚有张先。子野才华之高,让大文豪倒屣相迎;其性情皆具,所谓“善戏谑,有风味”也;为官与欧阳修同僚,在慢词的开拓上与柳永齐名。因词作倾诉“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而被誉为“张三中”;又因词句“娇柔懒起,帘幕卷花影”、“柳径无人,堕飞絮无影”、“云破月来花弄影”,得名“张三影”。终生富贵,一时名噪。倘若子野也像柳子一般穷愁潦倒,没准就成了双星并列。
张子野有点类似后世的清才子李渔,因为太过富贵,所以才华没能尽情绽放。这可真是应了欧阳修的“穷而后工”之说。须知,子野词才不下柳子,随手引出一曲《天仙子》便可证知:
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
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
这子野也不算薄情,那《一丛花》写得催人泪下:
伤高怀远几时穷。无物似情浓。离愁正引千丝乱。更东陌、飞絮濛濛。嘶骑渐遥,征尘不断,何处认郎踪?
双鸳池沼水融融。南北小桡通。梯横画阁黄昏后,又还是、斜月帘栊。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
这“伤高怀远几时穷”虽然不及后主“春花秋月何时了”沉痛,但也切身感受了“无物似情浓”。然而,可能确实是活得太滋润的缘故,以致老来无聊,会弄出一个“我年八十卿十八,卿自红颜我白发”的桥段。当然,更加无聊的是,苏轼竟然会在一旁助兴:“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这种戏谑不要说柳永,即便在秦观都是断断乎有所不为的。苏轼呀。
张先的词作,虽然不全都是李渔式的闲情偶记,但也可说是“东池始有荷新绿,尚小如钱。问何日藕、几时莲”式的小聪明、小情调居多,如柳永般的“暮霭沉沉楚天阔”般的大手笔,太少。能够在官场上顺顺当当的,大都很难在词作里有大作为。这倒是与欧阳修颇为相似,所以永叔会感慨“穷而后工”云云。
北宋的官宦词家之中,欧阳修词多暖调,范仲淹词皆冷调。北宋当年,君气轻,臣气重。历代赵官家就没什么像样的,倒是诸多重臣,恃才傲物,而范仲淹又是重臣之中气势最重的一位。官宦世家的背景,少时贫寒的经历,造就了范仲淹一种孟轲般正义在手的自信人格,其生性又如同陈蕃、杜密那般的骨鲠: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耿直得让人害怕,同僚怕,皇帝也怕。看看他在那首《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里怎样睥睨枭雄: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好在宋仁宗愚钝无知。要是碰上唐太宗细细一想,既然曹刘孙诸雄都只配像刘伶那般烂醉、肩着铁锹嚷嚷死便埋我,那我辈天子又算何等阿物?如是也就不会有劳范大人去卫戍边塞,直接送上刑场大辟了事。
不过呢,也幸亏傻帽仁宗赋予范大人重任,所以宋词有了《渔家傲·秋思》名篇: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其中“燕然未勒归无计”算是忧君,“将军白发征夫泪”权作忧民,结果合成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心志。比起唐人高适、岑参的边塞诗,宋人范仲淹的边塞词显然不再以豪迈为意,而只是以凄楚见长了。同样的喝酒,唐人是“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及至宋人变成了“浊酒一杯家万里”。这在范仲淹尚有“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 。有宋王朝的种种凄楚,似乎都由范仲淹预感到了。儒臣典范,莫过于此。不仅忠到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地步,而且忠到了连赵家江山的未来都能下意识地预感出来:“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范仲淹词作,与其说是承李后主而来的凄楚,不如说是遥应唐诗“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而来的“争教我辈无欢绪”。那在杜牧是预感唐朝末年,这在范仲淹是隐忧北宋的前途。范仲淹词作无多,仅几首而已,但悲切得昏天黑地,“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不知是忧民忧君之悲,还是壮志难酬之悲,抑或燕然未勒之悲?思来想去,恐怕就是预感赵家王朝前路坎坷之悲,当然是下意识的。但不管怎么说,范词的那句“眉间心上”,倒是启迪了后世李清照的名句:“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与范仲淹“霜满地”般的凄冷相反,欧阳修的词作比较清朗:
群芳过后西湖好,狼藉残红,飞絮蒙蒙。垂柳阑干尽日风。
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
相比范仲淹“孤城闭”般的孤傲峻峭,欧阳修显得随和而豁达:
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耿直的范仲淹把官做得紧张,把词作得凄苦。生性豁达的欧阳修,刚好是反其道而行之,为官再坎坷也潇洒,作词再悲情也温馨。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深院、风雨、黄昏、泪眼,已够凄凉,但并非凄惨到走投无路的地步,结句“乱红飞过秋千去”既是无语,也是朝向天空的希冀。
虽然是同样为官同样作词,欧阳修比范仲淹多了些许人情味。若以“情”字而论,欧阳修属于有宋一代,范仲淹仿佛是东汉末年的一个遗响,或者杜甫感时、杜牧伤史的感伤延续。有宋的审美,以情见长,不再是“花溅泪”、“鸟惊心”的时代。与有宋经典绘画《清明上河图》相应的是柳永的《望海潮》一类词作,是欧阳修的《十二月鼓子词》,以及欧阳修歌咏西湖的《采桑子》组词和描画采莲女的《渔家傲》。个中情趣,令人莞尔:“妾有容华君不省。花无恩爱犹相并。花却有情人薄幸。心耿耿。因花又染相思病”,“ 花气酒香清厮酿。花腮酒面红相向。醉倚绿阴眠一饷。惊起望。船头阁在沙滩上” 。此情此景,倘若置入《清明上河图》,无疑会平添一股生气。
永叔抒情,但并不为情所苦。这恐怕是宋词当中的一大奇事。即便是张先那样的风流种子,也曾为情所困而作过一曲《一丛花》;惟独欧阳永叔四处留情,却从不因情而苦恼。似是薄情,亦像超脱。可能正因为超脱,才有了这曲《玉楼春》:
夜来枕上争闲事。推倒屏山褰绣被。尽人求守不应人,走向碧纱窗下睡。
直到起来由自殢。向道夜来真个醉。大家恶发大家休,毕竟到头谁不是。
写相思、写共枕之类词作多如牛毛,但把枕边吵架写得如此栩栩如生又如此尽释前嫌,独此一家。
欧阳永叔还真是《醉翁亭记》里的玩家,一派乐天,了无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那般忧君忧民腔调。唐宋散文八大家的共同特色便是官气浓重,不是庙堂踌躇,便是官场失意。永叔能够有此性情,算是异数。做官一本正经是一回事,作词也功架十足就很无趣。
永叔作词,可谓寄情相思也明媚:“百种相思千种恨。早是伤春,那更春醪困。薄幸辜人终不愤。何时枕畔分明问”,“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永叔很会调情,有时格调颇高:“秋千宅院悄悄。又是清明过了。燕蝶轻狂,柳丝撩乱,春心多少。”有时过于直白:“发妆酒冷重温过。道要饮、除非伴我。丁香嚼碎偎人睡,犹记恨、夜来些个。”有时疯疯癫癫:“半亸乌云金凤钗。行笑行行连抱得,相挨。一向娇痴不下怀。”有时难以自持:“玉人共处双鸳枕,和娇困、睡朦胧。起来意懒含羞态,汗香融。系裙腰,映酥胸。”但不能说庸俗。食色性也,人之常情。永叔明白,因为他知道佳人亦须情滋润:“窗在梧桐叶底。更黄昏雨细。枕前前事上心来,独自个、怎生睡。”这是体贴入微的温柔心肠。
倘若说永叔的情词中缺了什么,也许就是柳耆卿《少年游》里的朝气蓬勃。永叔的情词,再生动,也苍老。男女情爱,在永叔的词作中是不对等的。永叔始终站在一个无形的制高点上,观赏着女人的可爱,女人的可人,同时玩味着女人的风情,女人的香肌。说女人在永叔词中仅玩物而已,是很不准确的,但说女人在永叔词中是执手相看的对象,恐怕是很不靠谱的。永叔看不见女人的泪眼,事实上也不想看见女人的泪眼。永叔只看见她们采莲的可爱,相恋的娇羞,但从来不曾爱到无语凝噎的境地。此乃北宋高官、文坛领袖、一代文豪欧阳修与白衣卿相、江湖浪子柳耆卿的区别所在。在后世众多词评家词论家的道学面孔跟前,欧阳修词作不是庸俗的而是性情的;但在柳耆卿的词作面前,欧阳修再性情也世俗。这样的差异虽然不像《红楼梦》与《金瓶梅》之间那么巨大,但也差不多是相类的分别。柳耆卿首先把女人当人,然后才当作女人。欧阳修不懂女人首先是人,只知道她们是“弓弓小绣鞋”,是“裙腰”,是“酥胸”。因此,能歌善舞的众女子会将柳七视作知己,而绝对不会跪拜在欧阳大人墓前含泪凭吊。可见,欧阳修词的逊于柳词,其实是以是否得到姐妹们的尊敬、姐妹们的怀念,来作出评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