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唐：元白主流，柳刘双璧，李贺最耀眼

以李白、杜甫为标记的盛唐气象过后，便是以元、白为主角的中唐诗风。当时的文坛领袖人物如韩愈，不过是个引子罢了。值得一提的是，与韩愈相近的柳宗元，与元、白交好的刘禹锡。最为光彩夺目的，数李贺。

初唐诗人热衷政治，投身政治。盛唐诗人有志于政治，然熟谙政治且能够在庙堂里安身立命的却很少，可以屈指数出来的恐怕也就是王维、张九龄、贺知章而已。李白、杜甫、孟浩然都是有心无力，或者说是志大才疏，尽管他们对仕途抱有各各不同的幻想。及至中唐，诗人对政治的热情明显减弱。诗人们尽管依然看重仕途，也很想在庙堂里有一立足之地，但他们的抱负却从政治理想转向了文学主张，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韩愈的“文以明道”以及相应的古文运动，更为突出的是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以及相应的、与元稹共同提倡的新乐府运动。

有关韩退之的评介，当数以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里的这几句话最为著名：“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这可能是苏轼比“大江东去”更为夸张的言辞，没有之一。韩退之倡言古文运动，固然纠正两晋以降那无文不骈的偏颇，但根本谈不上“文起八代之衰”。虽然汉末士子皆不以文章立身，而以政治事功著称于世，但也有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彰显文思才情；魏晋南北朝有向秀《思旧赋》，陶潜《归去来兮辞》、《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孔稚珪《北山移文》，王羲之《兰亭集序》；初唐有王勃《滕王阁序》，魏徵《谏太宗十思疏》，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乃至开元天宝年间，尚有李华《吊古战场文》，李白《与韩荆州书》。上述诸文，无论文意、文气、文笔、文采，皆为韩或者苏所不逮，何来八代之衰？韩可有李华如此悲悯么：“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韩可有骆宾王的如此气概么：“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韩可有陶潜的如此境界么：“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苏可及李白的如此雄阔豪放么：“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苏可及王勃的如此文采么：“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或者：“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王勃的一介书生也罢，李白的心雄万夫也罢，都是韩愈乃至苏轼远远及不上的气度。哪来的八代之衰！

有汉一代，散骈并行，司马迁《史记》文采，并不掩没司马相如的骈赋之绚丽。两晋以降，骈文过盛，以重古文纠之是有必要的，但并不存在前人皆衰、惟韩独大的景况。至于“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更是离谱。天下之溺，无关乎儒道失落。汉末儒道之盛，为历代王朝无出其右，结果留给后世的只是一个党锢悲剧而已。再说，韩倘若真的忠君，理当尊重唐宪宗的敬佛礼佛，而不是以儒道威慑之。宪宗之怒虽然事出有因，但最终也并没有将韩置于死地，事过之后，又依然将韩调回长安委以重任。君臣之间，孰明孰暗，一目了然。苏轼乱打个什么抱不平呢？

本笔曾在《妄人韩退之》中有说，儒史上先后有过董仲舒、韩退之、朱文公以及康南海四大妄人。其中，“韩退之在四大妄人当中是程度最轻的一个，虽然离谱，但危害不大。原因在于其智不高，其心也小。”韩的智商，不要说比之于嵇康、陶潜，或者李密、魏徵，即便比之于王维、贺知章，都要相差一大截。一千多年来，之所以被力捧，无非是捍卫儒道有功，诚如罗贯中编辑的《隋唐两朝志传》里杨慎所言：“韩愈佛骨一表，忠谅有余，功齐孟子而力倍。”其实，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的力灌孔孟教义之猛之烈，并不输给韩愈。相比之下，苏轼没头没脑的盛赞，乃不知就里之言，就像在“大江东去”中懵懂于史一样。杨慎才是个明白人，并且看出了韩的价值所在。

韩退之在《原道》、《师说》诸文中的思想，是不值一提的。儒生向来以偏见和夸张见长，韩的夸张前不及董仲舒，后不及朱文公，偏见倒是与孟轲有一拼，所以杨慎会说“功齐孟子而力倍”。孟只是把杨、墨归于禽兽之流，韩敢于朝着皇帝谤佛诋佛，愣头青得很。这并非韩真的勇夺三军之帅，而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无知无畏。韩并非不怕死，在华山顶上曾经被险峻之高吓得失声痛哭，写了遗书等死，从而留下“退之投书”的笑柄。倘若说韩有不怕死的时候，那么就是在他与权力合为一体的当口，比如身负朝廷重命前往镇州平定兵变，勇气百倍。或者在潮州刺史任上，以父母官的身份写下《祭鳄鱼文》与鳄鱼对话，要鳄鱼服从管辖的大义凛然。当然，韩最不怕死的是，为了纵欲而服丹以致中毒身亡。

倘若从喜剧的角度观察韩退之，会发现这是个很好笑也很好玩的人物。要而言之，那是心性与头脑的纠葛，一方面是颇有人情味的心性，一方面是为儒家教义所苦的头脑。韩文较多源自头脑的自以为是，韩诗则兼具两者。

若从心性与头脑纠葛来讲解韩诗，后世有关韩诗的众说纷纭，便可一目了然。北宋沈括有言：“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南宋张戒在《岁寒堂诗话》有说：“韩退之诗，爱憎相半。爱者以为虽杜子美亦不及，不爱者以为退之于诗本无所得。”清代刘熙载《艺概》则指出：“昌黎诗有正有奇，正者所谓‘约六经之旨而成文’，奇者即所谓‘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

上述众说，数刘熙载所言最有见地。韩诗确实可分两大类，一类是“约六经之旨而成文”，一类是“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前一类诸如《元和圣德诗》、《琴操十首》、《归彭城》、《驽骥》、《南山诗》等，后一类诸如《谢自然诗》、《秋怀诗十一首》、《暮行河堤上》、《盆池五首》、《游城南十六首》、《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等。韩诗大致上效仿老杜诗，所谓“爱者以为虽杜子美亦不及”，应该是韩的脑残粉之言。韩的诗才不知比杜甫差多少，那堂而皇之的《元和圣德诗》比之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有如干草之于青苖。刘熙载的分类是恰当的，但其概括却不够简约。事实上，两类韩诗，一类是言志诗，一类是抒怀诗。言志所言者，儒教儒道也；抒怀所怀者，心性情致也。而这两类韩诗，全都远远及不上杜甫。同样是对战争的感叹，杜甫的“三吏三别”岂是韩的《归彭城》一类的诗作能望其项背的？同样是心性的抒发或情致的寄托，韩诗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哪里及得上杜甫的“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同样写春雨，在韩不过是“廉纤晚雨不能晴，池岸草间蚯蚓鸣”，惟有杜甫才能够抵达“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高妙。可见，沈括说韩诗“终不是诗”虽然极言，但也不见得如何唐突。韩一会儿怕死怕得要命，一会儿又大义凛然得令人吃惊，既有上谏皇帝迎佛骨之举，又有服丹身亡之迹。好玩是很好玩，但要说有什么诗意，却实在是无从说起。本笔以为，诸多韩诗之中最具代表意味的，应该是遭贬之际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说是悲剧吧，却看不出有什么悲壮之意。倘若他认定那封朝奏是正义的，符合天道的，那就理当显示百折不回的勇气，而不是可怜兮兮的“九重天”、“路八千”、“家何在”、“马不前”。最好笑的是，遭贬之后，了无死谏的勇气，却要装模作样地嚷嚷准备一死：“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韩的儒生头脑、七情六欲、或者借刘熙载的说法叫作“六经之旨”、“感激怨怼”，全都在这首诗里表达得淋漓尽致。再借用一下韩诗来形容这首韩诗，真正叫作：“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本笔总结：韩子本无才，权作大雪飞。

一个莫名其妙的人，莫名成了古文运动的先驱，然后又莫名被后世一再称颂不已，以致被另一个文坛领袖夸张成了“文起八代之衰”甚至“勇夺三军之帅”。而古文运动的历程，又刚好就是从韩愈到苏轼。除了柳宗元之外，八大家散文，大都官气太重，心胸有限，空泛自恋，格局逼仄。就文章的审美品质而言，既比不上魏晋南北朝，又比不上初唐盛唐年间。且不说其他，仅以其气度论之，韩愈也罢苏轼也罢，皆远远及不上李华的“苍苍蒸民”或者李白的“心雄万夫”。倘若没有儒家意识形态之助，韩愈不过是在无文不骈的风气下、回归汉代古文写作的始作俑者而已。至于其文其诗是否超越前人，当然可以众说纷纭，但不应该水涨船高。因为作俑，就一定超越，是根本不成立的。

被后世士子认作与韩愈比肩而立的柳宗元，无论其性情其抱负其处世皆与韩子大相径庭。同样来自官宦家庭，柳宗元显然要比韩愈实在多了。不仅在庙堂的施展抱负实在，而且为人处世也实在，吟诗作文更实在，了无诸如投书、服丹之类的好笑言行，也不作大而无当的《原道》、《师说》之论。身世沉浮与屈子相近，故而《沧浪诗话》的作者严羽赞誉柳子：“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

有唐一代，官场失意者并不在少数，何以严羽偏偏独钟柳子？须知，杜牧有说李贺诗作“盖《骚》之苗裔”，而严羽却断言“惟柳子厚深得《骚》学”。两说似乎相背。细想之下，杜牧说李贺者，侧重其诗才；严羽说子厚者，偏重于气质。李贺诗才直追屈子，子厚品性恍如灵均。

柳宗元作为王叔文政治集团、后世称作“二王八司马”的要角，官场跌宕，在所难免。关键是如何面对？柳宗元没有韩退之那种装腔作势的要死要活，顾影自怜的唉声叹气，而是直面贬谪，如如不动，颇有士可贬而不可屈的气度。有《笼鹰词》为证：

凄风淅沥飞严霜，苍鹰上击翻曙光。

云披雾裂虹蜺断，霹雳掣电捎平冈。

砉然劲翮翦荆棘，下攫狐兔腾苍茫。

爪毛吻血百鸟逝，独立四顾时激昂。

炎风溽暑忽然至，羽翼脱落自摧藏。

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

但愿清商复为假，拔去万累云间翔。

此乃柳宗元的自画像。没有“家何在”、“马不前”之类的怨怼之辞，全然是“飞严霜”、“捎平冈”、“翦荆棘”、“腾苍茫”的雄劲。

柳宗元不是一个喜欢说大话的人，其散文擅以小见大，洞幽烛微。就文章而言，唐宋八大家以苏轼的《赤壁赋》为最；然就文章所呈现的气质或者人格的峻峭而言，首推柳子厚。《永州八记》于小丘小潭小城之间，引出一番含蓄隽永的遐思：

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景不大、话也不大，但寓意却既不小亦不浅。似乎是同样的以文明道，但在韩退之想明的是连自己都弄不清楚的儒道，而在柳宗元所明的却是朴素而坚实的为人处世之道。因此，柳子会在《天说》中直截了当地反驳韩的天之说：“子而信子之义以游其内，生而死尔，乌置存亡得丧于果蓏、痈痔、草木耶！”这与其说是理念的有异，不如说是为人处世的泾渭分明。

相对于韩退之的“浮云柳絮无根蒂”，柳宗元是“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倘若硬要说两者皆儒，那么韩退之者儒，董仲舒之儒也；子厚者儒，陈蕃、杜密之儒也。严羽说柳子深得《骚》学是说到点子上的，但倘若以汉末党锢士子相类，可能更为确切。

也惟有从这样的气度上，才能够领略柳诗的精彩。尤其是《早梅》里的“早梅发高树，迥映楚天碧。朔吹飘夜香，繁霜滋晓白”。更不用说那首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诗为心声。正如韩退之无法在诗作中掩饰自己一样，柳宗元在诗作中也无法不流露自己内心深处的孤傲。这已经不能用官场失意可以解说了，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命品质。或者说，正是这种品质，注定了柳子不可能在汲汲于功名利禄的庙堂里春风得意。同时，也证明了柳宗元不可能像韩退之那么荒唐、那么搞笑。后世将韩捧得天高，非但不能证明韩伟大，反而证明了后世的士子士风一代比一代更为堕落。儒家四妄的高耸入云，都是士子和世人的堕落标记。

杜牧说李贺诗作乃“《骚》之苗裔”，从诗风上说是成立的。倘若要从诗意上说，显然不及说柳宗元“深得《骚》学”更为确切。李贺的牢骚只是仕途失意而已，并非像柳子厚那样卷入庙堂政治的遭贬。柳子的孤傲颇有汉末士子的耿介，而李贺的傲气里却下意识地含有“唐诸王孙李长吉”的家世标榜，尽管其家道早已中落得不成模样，仅一县令之子，全家长守昌谷度日。

李贺的耀眼，是耀眼在其不世出的才华上。同样的牢骚满腹，在李白是《将进酒》里那样的“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在李贺却是《致酒行》这般的曲尽其妙：

零落栖迟一杯酒，主人奉觞客长寿。

主父西游困不归，家人折断门前柳。

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

空将笺上两行书，直犯龙颜请恩泽。

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

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

全篇诗意，跌宕起伏，一断，“家人折断门前柳”；一闻，“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一白，“雄鸡一声天下白”。先以杯酒诉说穷愁潦倒，接着借典主父不归抒发不得朝廷重用的郁闷；然后再以马周的无人识得至终得垂青，反衬自己如何的有志难酬；最后以迷魂不招说出一句惊天动地的负气话来：“雄鸡一声天下白。”说完之后，幽幽然地长叹：“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古往今来，把牢骚发得如此漂亮的，大概除了屈原就数李贺了。虽然就牢骚本身而言，李贺的郁郁不得志，不要说比之于屈原，即便比之于柳宗元，也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真可谓是，诗才的光芒掩去了牢骚的大小。正如骆宾王为一场无谓的宣战写了一篇惊天地、泣鬼神的檄文，李贺为一己小小的失意写了一首足以让李白搁笔的《致酒行》。

李贺诗才虽然没有惊到李白，却着实吓着了韩愈、皇甫湜。这里指的是，李贺的《高轩过》：

韩员外愈、皇甫侍御湜见过因而命作

华裾织翠青如葱，金环压辔摇玲珑。

马蹄隐耳声隆隆，入门下马气如虹。

云是东京才子，文章巨公。

二十八宿罗心胸，元精耿耿贯当中。

殿前作赋声摩空，笔补造化天无功。

庞眉书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

我今垂翅附冥鸿，他日不羞蛇作龙。

少年天才，信笔由缰，处处皆神来之笔，中唐诗才，无出其右。李贺另一首名作《雁门太守行》亦如是：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

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此作像极了当年的王昌龄，且不似昌龄，胜似昌龄，要说单纯，更为单纯；要说青春，更为青春。即便是激情也更胜一筹，字字铿锵。李贺诗才如斯，令中唐诸多诗家失色。不说其他，远比韩愈更有诗才的韦应物，便难望李贺项背。韦应物有得意之作《西塞山》：

势从千里奔，直入江中断。

岚横秋塞雄，地束惊流满。

景象不可谓不壮观，遣词造句不可谓不考究，“势从”、“直入”、“岚横”、“地束”，皆见匠心。然李贺只消一联“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便令韦诗之景之词黯然。《西塞山》过于实描，整首诗被塞得满满的，了无想象空间。而李贺仅以“衰兰”、“咸阳道”便已将景物赫然点出，接着茫茫然一句“天若有情天亦老”，将实景一下子拓了开去，从而拓出了无边无际的空灵感。天才与凡夫间的差异，于此一目了然。按说，韦应物的《滁州西涧》，算得是出色的了：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但怎抵得过李贺的《出城寄权璩、杨敬之》：

草暖云昏万里春，宫花拂面送行人。

自言汉剑当飞去，何事还车载病身？

一者将春天写得幽深孤空，一者将春天写得暖昏交集，更以宫花、人面对应于剑飞、还车，外加病身，层次丰富，情愫迭变。韦诗此处精致是精致了，但格局却逼仄得很。李贺此作看上去忧郁，却气宇轩昂。毕竟宗室王孙，再穷愁潦倒，贵族气度不减。相比之下，当年“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的轻浮子弟，即便学好了，长进了，视野依然有限，能够写出“野渡无人舟自横”已经算是超常发挥了。但这样的诗句，在李贺可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般地随意挥洒，并且还可以找出与“野渡无人舟自横”对称的妙句，“空山凝云颓不流”，与之匹配。此句出自李贺的另一首名作《李凭箜篌引》：

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

江娥啼竹素女愁，李凭中国弹箜篌。

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

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

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

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

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

太瑰丽了！如此才华，有唐一代，惟有王勃、刘希夷、李白、李商隐四子可及。

中唐诗家之中，不乏才华横溢，与韦应物《滁州西涧》不相上下的，尚有张继的《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此处“夜半钟声到客船”似乎要比“野渡无人舟自横”更加空灵一些，但就是比不上“空山凝云颓不流”那么的极致。三者之间，“野渡无人”是实见，“夜半钟声”掺有了想象，而“空山凝云”全然凌空虚蹈。才力的高下，有时就在于耳闻目睹之间，或之外。

李贺诗才的如此标高，让中唐其他诗人几乎无法写诗，所谓“郊寒岛瘦”，可能就是这种窘况的写照。“郊寒”的本意是指孟郊诗作大都关注民间疾苦，但倘若看作孟郊诗才平平之喻，也不算离谱。诸如《寒地百姓吟》之类的疾苦诗，大致上重复了杜甫的“三吏三别”，当然不及杜甫那么自然流畅。孟郊的传世之作是《游子吟》，因为家常，朴实人情。“密密缝”对“迟迟归”，细腻隽永。但《结爱》一诗中的“心心复心心”，却显然是出自《木兰辞》的“唧唧复唧唧”，无多创意。贾岛以“推敲”著称，其诗作也因为过于推敲而弄得刻意雕琢。仅仅“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一联，便“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也未免太没出息。贾岛的性喜孤独并不假，但诗中的孤影总是显得不无做作。“鸟宿池边树， 僧敲月下门”，“敲”字固然比“推”字好，但“鸟宿”与“僧敲”互为对照，安静是有的，孤独却无从说起。既然是题人家的幽居之作，需要突出的与其说是安静不如说是孤独。“郊寒岛瘦”两人，其人生都比其诗作更有诗意。倘若两人都不写诗，只让人生诗意盎然，倒也不失为精彩。诗的诗意，应当是像水一般流出来的，而不是煞费苦心地推敲出来的。

中唐最为传世的诗人是白居易、元稹。两人的成功在于另辟蹊径，在乐府诗上动足脑筋，开辟了新乐府的新路向，特色是浅白通俗。世称元白新乐府运动。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阐说道：“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又说可以诗“补察时政”，以歌“泄导人情”。在《新乐府序》里，白居易又对诗歌写作提出具体要求诸如“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实”、“其体顺而肆”等等。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曾如此解读道：“元白二公俱推崇少陵之诗，则新乐府之体，实为摹拟杜公乐府之作品，自可无疑也。”这是成立的。元白新乐府诗确实是杜甫《丽人行》、《兵车行》等等乐府歌行的发扬光大，而且其宗旨也相类。杜甫有忠君观念，白居易亦在《新乐府序》中明确声明：诗歌“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运动影响不小，可以列出的诗人名单，除了元白两位，中唐尚有李绅、张籍、王建，晚唐亦有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然而，就诗作本身的影响而言，无疑首推白居易的《琵琶行》、《卖炭翁》、《秦中吟》之类，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之类。与白居易的《长恨歌》相应，元稹有《连昌宫词》。白居易与元稹的诗友关系之深厚，远远超过李白与杜甫。白居易曾在《与元九书》有言如斯：“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杜甫只是没完没了地思念李白而已，但这在白居易与元稹，是相戒、相勉、相慰、相娱的亲密无间。

元白的成就当然在于各自的新乐府名作，但他们的诗才却可见诸各自的律绝。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此作虽然比不得杜甫《登高》、崔颢《黄鹤楼》，但也已颇具功力，将西湖写得玲珑剔透，诗心晶莹。与白居易的如此状景功夫相应，元稹的过人之处在于诉情。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

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这是元稹悼念亡妻的《遣悲怀》三首之二。首联是一腔悲切，扑面而来。颔联、颈联转入日常细节，睹物思人且见婢思旧。尾联乃一声长叹，将悲情散发开去，引出一句千古绝句：“贫贱夫妻百事哀。”倘若说白乐天是位趣人，那么元微之则是个情种。此悲之切，后世宋词之中能够与此相类者，恐怕也就是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了。或者说，在“贫贱夫妻百事哀”之后，正好可以跟上一句“十年生死两茫茫”。

大凡姓名会含有性格或者命运的信息。白乐天的“乐天”可以从其组诗《对酒》五首中窥见，元微之的“微之”可以从其另一组悼念亡妻的《离思》五首中领略。先看白乐天的《对酒》五首之二：

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

随富随贫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

白乐天早年也颇有耿直性子，在庙堂里口无遮拦。当年的贬谪江州，便是秉性直言之祸。但他确实很乐天，或者说很想得开，从而悟出人间是非，不过是蜗牛角上的小事一桩，人生在世犹如石击火光闪过。当然，乐天如此通达之际，好友微之却正在苦苦思念中打转如是：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爱得深切，说得决绝。元白二人，乐天一生阅女无数，却从来难曾像元微之爱过痛过。相反，元微之一生三段爱情，每一段都以悲剧告终。乐天在女人堆里不过图个欢乐而已，微之却在爱情面前一次次撞得头破血流。第一次爱情因为门第缘故，忍痛割爱。后世对此颇有始乱终弃的非议。应该说，非议没错，但微之的选择也有其选择的合理性，虽然不合情，但合理。所谓合理，是合当时的风气之理。因为当时要进身庙堂，婚姻是绕不过去的一个门槛。元微之选择了京城高官韦夏卿爱女，此前白乐天也同样娶京兆尹杨虞卿之妹为妻。但这并非是元微之负心之举，此后尚有《莺莺传》为证。可叹的只是，后人不知悲剧之痛，擅将劳燕分飞改作奉旨成婚。《西厢记》在立意上完全曲解了《莺莺传》。当然，此乃后话，略过不表。

元微之的第三段情洒落在著名才女薛涛身上。从大家闺秀到风尘女子的身世已然令人唏嘘，但薛涛的才华更令人惊叹。当年曾因《谒巫山庙》一诗令中书令韦皋拍案叫绝，又曾因《十离诗》软化过韦皋打发她的心肠。这是《谒巫山庙》：

朝朝夜夜阳台下，为雨为云楚国亡。

惆怅庙前多少柳，春来空斗画眉长。

此作即便让白乐天读了，也会震撼不已。不仅惊其诗才而且叹其一语中的：王朝世界里的权男莫不如是。

这是《十离诗》之六，《珠离掌》：

皎洁圆明内外通，清光似照水晶宫。

只缘一点玷相秽，不得终宵在掌中。

先是一番晶莹的明珠形象，然后是一声哀婉的娇嗔，人家不过有点小小的过失，就被你断然遗弃。那韦皋读了怎能不柔肠百转？更不用说，前面之四《鹦鹉离笼》已经认错在先：

陇西独自一孤身，飞去飞来上锦茵。

都缘出语无方便，不得笼中再唤人。

元稹遇上如此才情并茂之女，情不自禁是当然的。尽管对方已是人到中年，但那样的风韵，举世罕见。这场姐弟恋最后虽然以天各一方收场，但也留下了永世长存的印记。一者是薛涛热恋元微之时写下的《池上双鸟》：

双栖绿池上，朝暮共飞还。

更忆将雏日，同心莲叶间。

一者是彼此分离后薛涛的思念之作，《春望词》四首：

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

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

揽草结同心，将以遗知音。

春愁正断绝，春鸟复哀吟。

风花日将老，佳期犹渺渺。

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

那堪花满枝，翻作两相思。

玉箸垂朝镜，春风知不知。

此作宛如一个异常美丽的句号，缀入在繁星点点的夜空里。在竞相言志的唐诗丛中，此作犹如一声哀叹，化作一道流星，闪亮划过。在这样的才情面前，元稹显得很轻很轻，连《莺莺传》也轻浅。可能正是这样的轻浅，使微之的《连昌宫词》让人读来感觉平淡无奇。

即便是白乐天的《长恨歌》，都过于旁观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仅止于容貌罢了，“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更是将李隆基的专情给写反了。“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用笔相当冷酷，“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突出的竟然是李隆基的窝囊，而不是被太子幕后主持的兵变所威逼的愤怒和无奈。“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依然聚焦于容貌而不是气质，白乐天似乎除了女人的容颜，就不知道还有其他吸引多情男子如李隆基者之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算是写出了海誓山盟之语，但结语“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却与其说是怜悯，不如说是幸灾乐祸。一曲《长恨歌》流畅得像一道山坡上的溪流，世人只知水流得畅快，而不知这其实是一个不知爱情为何物的诗人写了一出爱情悲剧。

《琵琶行》里的江州司马总算有了遭贬的切肤之痛，所以会有“青衫湿”之语。但白乐天“湿”过之后，很快就在西湖边擦干泪水，寻欢作乐去了：“尽风光之赏，极游泛之娱。美景良辰，赏心乐事。”晚年更是“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左顾短红袖，右命小青娥”，“小奴捶我足，小婢捶我背”，快乐得不行。如此乐不可支，令人想起杜秋娘的《金缕衣》：“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玩吧，使劲玩吧，少年时玩，老年时更加玩，只要老爷快乐就行。至于白乐天那首《卖炭翁》，可能是快乐之余的良心发现所致：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杜甫的“三吏三别”，总算香火有继。更有元微之唱和般的《织妇词》推波助澜：

织妇何太忙，蚕经三卧行欲老。

蚕神女圣早成丝，今年丝税抽征早。

早征非是官人恶，去岁官家事戎索。

征人战苦束刀疮，主将勋高换罗幕。

缫丝织帛犹努力，变缉撩机苦难织。

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

檐前袅袅游丝上，上有蜘蛛巧来往。

羡他虫豸解缘天，能向虚空织罗网。

元稹尚有《田家词》相侪，但写得比较粗糙，不及描述织妇从容有致。不过，无论是白乐天的《卖炭翁》，还是元微之的《织妇词》，虽然于底层劳苦大众一掬同情之泪，但毕竟只是旁观而已，并非切肤之痛。用现代话语形容，仅止于政治正确，很难说是肺腑之言。诗言者，心声也，而心声只能是个人的，不可能是群体的。将心声系于群体，都有作秀嫌疑。政治人物通常是抱抱儿童以示关爱，古代诗人便是煞有介事于弱势群体。说得彻底点就是，开心的时候是“美景良辰，赏心乐事”，不开心的时候就唱一曲“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至于元微之，有工夫吟诵“织妇何太忙”，还不如认认真真给苦苦思念他的情人写封回信来得实在。情，有真有假，有深有浅。思念亡妻之情，无疑是既真且深。但写织妇田家之忙之苦，或者写卖炭翁之寒，其情究竟有多真有多深，也只有天知地知、元微之或者白乐天自己知了。杜甫的乐府诗，因为有稷契之志填底，即便偶尔有些夸张，但骨子里的真诚，一目了然。乐天、微之的新乐府，虽然力求真切，却越读越觉得虚假。不仅情感的真挚可以存疑，即便是对历史的叙述也让人疑窦丛生。唐玄宗遭遇的马嵬兵变，真的有如《长恨歌》说得那么简单么？杨玉环真是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么？乐天乐天，苍天真的有那么快乐么？

要说中唐的快乐诗人，其实并非白乐天，而是刘梦得。不管是梦中得到的快乐、还是天性禀赋的快乐，刘禹锡的诗歌，很少发悲切声作悲切状。同样的遭贬过后，柳宗元是“独钓寒江雪”，刘禹锡却在《再游玄都观》呵呵一笑：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说起来，梦得也是乐天挚友。彼此性格似乎是同样的开朗，但乐天的快乐通常是快乐在欲望的得以满足，而梦得的快乐却往往快乐在性情的得以陶冶。比如这首《堤上行》之二：

江南江北望烟波，入夜行人相应歌。

桃叶传情竹枝怨，水流无限月明多。

刚刚桃情竹怨过后，旋即便是流水明月，开朗豁达。哪怕事涉爱情，也宛如三月春光的明媚，比如这首《竹枝词》其一：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把世间男女情爱写得如此明媚者，有唐一代，惟刘梦得耳。同样是旁观，白乐天的《长恨歌》写得庸常俗气，而刘梦得这首《竹枝词》却天然清丽。诗风的明媚，源自心胸的畅亮。在坎坷的遭际面前，柳宗元作不平之鸣，刘禹锡却不过戏谑而已，如《百舌吟》，或《聚蚊谣》。

倘若说，柳宗元有嵇康之气度，那么刘禹锡乃阮籍之苗裔。事实上，刘禹锡确实仿效阮籍《咏怀》写有《学阮公体》三首，此处摘选之二：

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

出门有远道，平野多层阴。

灭没驰绝塞，振迅拂华林。

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

比之柳宗元《笼鹰词》的峻峭，刘禹锡此作呈现的是豁达。不管是“朔风悲”，或是“秋霜动”，依然是“有远道”，依然要“拂华林”。此乃梦得“信道不从时”、“忧国不谋身”之谓也。明镜无尘。一如其《陋室铭》所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也正是因为梦得心胸有如无尘之镜，故而能够了悟“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人间沧桑，能够看破“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的历史无常。

倘若说中唐诗人以元白为主流，那么必须补充的是，以柳刘为双璧。白是乐天派，元是情种身。柳以寒江蓑笠之绝，遗世独立；刘以陋室德馨之悟，笑傲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