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盛唐：一朵富丽堂皇的牡丹花

倘若可以将初唐诗人诗作比作春寒料峭时节的梅花，那么盛唐诗人诗歌好比富丽堂皇的牡丹。盛唐的这朵牡丹要从张九龄讲起，而要讲这位相国，又不得不提唐明皇李隆基。李隆基者，乃李唐所有皇帝之中最有治国成就又最诗意盎然的一个。大凡为人处世，有头脑的未必有性情，而有性情的又未必有头脑。皇帝也同样如此。唐太宗有头脑，但了无性情可言。宋徽宗有性情，却没头脑。惟玄宗者，既有头脑，又有性情。故而，玄宗在位的开元天宝年间，最著名的贤臣有张九龄，最亮丽的诗星有李太白。每每有人向朝廷推荐人才，玄宗都会垂问道：“风度得如九龄否？”因为他知道什么样的人是股肱之臣，一如他知道李白写诗是天才，但从政太搞笑，所以欣赏过后，请出宫门。亦如他听到孟浩然向他诵读“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马上回应：“卿不求朕，朕岂弃卿？何不云：‘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李隆基写诗固然写不过孟浩然，但智商显然要比那位诗人高多了。开元盛世不是凭空而降的。张九龄遇到李隆基这样的君主，应该说是太幸运了。在山水与庙堂之间忸怩作态的孟浩然，得不到唐玄宗重用，也是理所当然的。李隆基争夺天下的本事固然不如李世民，但治理国家却远胜唐太宗。故而玄宗治理出一个李唐盛世，却转而差点失了李唐的天下。这其实跟李隆基谈不谈恋爱无关。大凡诗家过于兴旺，国家就会变得文弱。这种例子不只玄宗一朝，古今中外，不胜枚举。雅典曾是古希腊最有文化的城邦，结果被尚武的斯巴达给灭了。伏羲族是开创华夏文化的农耕民族，结果给游牧民族黄帝族给灭了。后来的姬周灭殷商、嬴政统一天下，几乎就是那场野蛮战胜文明的炎黄之战的重复。即便是开元天宝盛世的衰败，也前有李渊、李世民父子灭了隋炀帝的先例为镜，后有金兵攻陷赵宋东京的历史重演。

由此可见，当张九龄上奏：“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行令，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李隆基断然驳回：“卿岂以王夷甫识石勒，便臆断禄山难制耶？”绝非毫无来由。这要放在李世民，安禄山必死无疑。但李隆基不是李世民。打天下的李世民有铁石心肠，治天下的李隆基乃性情中人，一颗悲悯之心柔软得几近后来的南唐后主李重光。更何况张九龄又很不明智地例举孙武斩宫嫔的典故。就算李隆基不联想到杨贵妃头上，也会伤到他那颗面对女人时的柔软之心。好在张九龄毕竟是玄宗爱卿，不会惹出龙颜大怒。再说，当年玄宗赐死宋之问，是因为那厮已然劣迹斑斑，再加上皇权争夺中站错了队。然而这在安禄山，却只是犯了军法，其时并不至十恶不赦更不曾流露谋逆行迹，玄宗凭什么判其死刑？后世有人以唐玄宗拒绝处死安禄山来证明张九龄比唐玄宗高明，唐玄宗没有张九龄那么明察秋毫，是不能成立的。诛杀恶人，也得有实实在在的证据才是。因此，唐玄宗说张九龄臆断并没有说错。

唐明皇最遭非议的，当然是与杨贵妃的那场爱情。就连白居易都在《长恨歌》中指责“汉皇重色思倾国”。真是的。白乐天也不想想，能够“三千宠爱在一身”的专情皇帝，能有几个？因为皇帝要满足情欲太容易了，不容易的是，皇帝能够与心上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白乐天一生阅女无数，却从来难曾有过山盟海誓的爱情经历，所以看到人家爱得死去活来，就断言人家“思倾国”了。殊不知，这恰好是李隆基其人的诗意所在。倘若要评出一个开元天宝年间最富诗意的人物，非李隆基莫属。因此，要解读盛唐诗歌的奥义秘辛，李隆基的诗意性情，乃是不可忽略的历史密码。路易十四式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三位。除了李后主，宋徽宗，应该就是李隆基了。且不论政治成就如何，若要说才情诗意，他们全都在路易十四之上。

在中国历史上，贤臣通常是幸逢了明主才得以成立。诸葛亮再能干，也得碰上刘备才能施展。故而张九龄言“夫人之所以为贵者，以其有信有礼；国之所以能强，亦云惟信与义”不知就里。王朝国家，得碰上明君才撞上好运，与信义无关。倘若唐明皇与刘阿斗一样，能有开元盛世么？就算李世民在李隆基的位置上，也未必能够治国昌盛如彼。张九龄的政治成就，与其说是识破安禄山，不如说是开凿大庾岭，修通梅关古道，从而使他的另一句名言“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有了点实际的意味。中国历史上的文官政治是颇有文明内涵的，只是中国文人为政都习惯于言义不言利，张九龄也未能免俗。但又因为如此重义轻利，才能得到后世儒生仰慕，也为同时代的杜甫盛赞如斯：“相国生南纪，金璞无留矿。仙鹤下人间，独立霜毛整。”倘若张九龄言利不言义，杜甫会说“仙鹤下人间”么？

如此的言义习惯，构成了张九龄的诗歌特色，下意识地表白如何洁身自好。哪怕再是“白云愁不见，沧海飞无翼”，才要“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所以就有了《在郡秋怀》中的“宦成名不立，志存岁已驰。五十而无闻，古人深所疵。平生去外饰，直道如不羁。未得操割效，忽复寒暑移”。最后的结句，道破真谛：“兰艾若不分，安用馨香为。”一言以蔽之，操守比成就更为重要。可见，哪怕有本事出仕入相如张九龄者，在诗歌里也得优先强调道德操守。因此，张九龄的诗歌之美，美在高洁，以《望月怀远》最为经典：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美得一尘不染，美得十分矜持。但就诗歌而言，总觉得缺了什么。这样的缺失，得比较一下李白的狂野，方知缘由。先看张九龄的《湖口望庐山瀑布泉》：

万丈洪泉落，迢迢半紫氛。

奔飞下杂树，洒落出重云。

日照虹霓似，天清风雨闻。

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

好，现在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来了：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一者是“奔飞下杂树”，一者是“飞流直下三千尺”；一者是“洒落出重云”，一者是“疑是银河落九天”。陇西少年虽然也向往宫阙楼台，但毕竟了无儒生的为官心态，所以能够在诗歌里心无旁骛，飞流直下。诗歌的审美境界，就是这么区分出来的。

这就要说到孟浩然的困境。仅以诗才而论，孟浩然并不逊于李白，当初曾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名动京城。但一碰到张九龄，窘态毕露。那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首鼠两端：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可见，后来唐玄宗那句“何不云：‘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端的是明察秋毫，一针见血。诗人孟既然有“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那样的浩瀚，又何以躬身“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还要“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这首诗的前半部分与后半部分，仿佛两张面孔：一张大气磅礴，一张低声下气。所以唐玄宗会棒喝：你就不能把腰背挺挺直么？这么个没出息的，只能放归襄阳算了。但即便如此，人家也没有剥夺诗人孟继续进京赴考的权利。至于一再落第，怪不得皇帝，只能怪自己太不科举，根本不是个做官的料子，只好“徒有羡鱼情”了。话再说回来，这个孟浩然也太不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了。按说，丞相也见了，皇帝也见了，应该明白自己不像是个做官坯子，理当知难而退，怎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进京赴考？官本位文化，果然荼毒。

王士源《孟浩然集序》盛赞孟诗：“骨貌淑清，风神散朗；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充满堆砌辞藻的快感，像泥水匠砌砖一般。且不说六根是否清净，至少可说孟诗老是被为官的欲望纠缠得苦。在丞相面前几近哀求，在皇帝面前语无伦次，即便闲适之作，也会写得魂不守舍。不信读一读这首《夏日南亭怀辛大》：

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

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

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

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

感此怀故人，中宵劳梦想。

诗人孟所谓的“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乃自欺而已。散发乘凉之际，都会“恨无知音赏”，哪里“自怡悦”了？有人还说孟诗“冲淡中有壮逸之气”，更加离谱。理当改为“神游时怀庙堂之冀”才是。所谓冲淡，非但不是孟诗特色，而且是孟诗的著相之处所在。诗人孟经常写出追求冲淡的诗作，初看淡泊，细读方知，著了冲淡之相。比如《夜归鹿门山歌》：

山寺钟鸣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

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

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

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

这首被人称作有隐逸情怀的七言古诗，我相人相众生相三相俱在。最后“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亮出了底牌，恍如后世陆游的“寂寞开无主”。此处的情怀，像极了陆游的《卜算子·咏梅》。山水之间，孟浩然感受到的不是乐趣，而是寂寥。可见，苏轼评介孟诗“韵高而才短”，恰好说反了，应当是才高而气短。孟浩然的诗才，一点不短，起码在王维之上。倘若诗人孟不为及第出仕所苦，随手一挥，便天然浑成：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这首《春晓》才短么？才高八斗。仅以诗才而论，孟浩然绝对一流。但孟诗的精彩并非在于冲淡，而是在于朴实，通常很不经意地就会写出杰作来：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这首《过故人庄》乃上乘佳作，宛如陶潜再世。亲切，自然，布衣芒鞋的感觉，也许拄杖，也许不拄杖。全诗不用典，淡辞藻，日常人生，家常人情。以“绿树”、“青山”勾勒景致，以“重阳日”、“就菊花”点明时节，以“面场圃”、“话桑麻”铺陈相聚。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此作可说是孟诗之冠，足以与李白的《月下独酌》、崔颢的《黄鹤楼》比肩而立。孟浩然的诗才，可令苏轼仰止。诗人孟的窝囊是窝囊在气短：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这首《宿建德江》日暮移舟不算，还要“天低树”、“月近人”，渲染宿客新愁。不过仕途失意而已，至于如此悲悲切切么？即便没人话桑麻，独自一个看看明月也挺好。美，是无处不在的。崔颢那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说的是乡愁。乡愁之美，美在人情味。相反，官愁没有人情味，故而再愁也不美。

不管怎么说，孟诗的基本特色，恐怕还得数那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虚是虚了，空却不空。看上去混沌，实际上糊涂。相比之下，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却于苍茫中见出清晰。孤烟，落日，一直一圆，轮廓分明，虚实相间。

同样被称作山水田园诗人，王维活得可要比孟浩然明白多了。在庙堂里做官做得沉稳，在山水间徜徉，又徜徉得安静。那边厢是：“绛帻鸡人送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这边厢是：“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的诗才及不上孟浩然，但心绪的沉静，却与不无虚浮的诗人孟成鲜明对照。比起孟诗的“气蒸”、“波撼”，王维是“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能于云中看无见空。同样的投宿，在孟浩然是“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而在王维则是“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彼此皆傍水而息，一者投宿投得愁云惨雾，一者投宿投得朗朗有声。

庙堂有如城堡，进去的人有点头脑的都想着如何脱身，而在外面打转的人通常会迷失在那样的打转里。像杨炯那样死做官、做官死的，属于不入流的官宦。上乘的官宦，知道什么时候理当直言不讳，什么时候应该沉默，什么时候只能挺身而出，什么时候可以止步抽身。王维诗才略逊孟浩然一筹，但做官却进退有据，在李唐王朝的官场上如如不动。即便身陷安史之乱，最后照样全身而退。一首《凝碧池》，尽显王维的非凡定力：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

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生死关头，处变不惊。“伤心生野烟”，“叶落空宫里”，两句仅以“野烟”、“空宫”，便道出了事变故实，连同内心惨痛。以叶落自喻，于伤心之余深表无奈。倘若让李白处在同样的境地，或许会夸张；倘若将孟浩然置于如此关头，或许会失色。孟浩然羡慕的官场，一点不好玩哪。此刻再回首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方才得知此君直在哪里，圆在何方。孟浩然的寂寥，是牵挂着庙堂的寂寥；而王维的“孤烟直”、“落日圆”，才是历经沧桑之后的孤寂和落寞。所以王维能够看无见空，孟浩然只能气蒸波撼，无以见空入空。

倘若将王维的《凝碧池》与《息夫人》（参见拙文《王维像牛车走过》中的读解）对照着读，大致上可以读出王维一个完整的庙堂形象。但是，王维在山水田园间的自画像，必须补上诸多日常的人情味十足的五言诗、七言诗，才能得窥全貌，诸如“红豆生南国”，“每逢佳节倍思亲”，还有“下马饮君酒”、“渭城朝雨浥轻尘”等等。

孟浩然的上乘诗作是朴实，王维的脍炙人口往往在于隽永的亲切，淡淡的一句“遍插茱萸少一人”，或者“西出阳关无故人”，直入心扉。可见，王维善根颇深，晚年不要说退隐，即便是出家入寺，都不算突兀，而是水到渠成。

要准确评介诗人着实不易。王之涣身后有墓志铭如斯： “孝闻于家，义闻于友，慷慨有大略，倜傥有异才。”好像写得有声有色，但与诗人王之涣何干？王之涣才气横溢，并非异才，而是正得不能再正的正才。王之涣一生最令人瞩目的也并非孝义，而是与妙龄少女的一桩恩爱婚姻。明明是才闻于世，情闻于世，就不必强用孝义描画。与其说是贴金，不如说是抹黑。王之涣若要是九泉有知，没准会气得让白日不尽，让黄河倒流。

就诗歌形象而言，王之涣仿佛一个黄河少年。黄河有多汹涌，少年有多澎湃：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王之涣、王昌龄、高适、岑参四者之中，数王之涣才情最盛，仿佛初唐刘希夷的变奏。或者说刘希夷倘若不死而长大了的话，那么很可能就是王之涣这副模样的。不屑官场，遗世独立，走到哪里都鹤立鸡群。虽然也像后世北宋的小晏一样出自名门大家，但丝毫没有楼台高锁的自恋自闭，而是一派自信自尊的潇洒豁达：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什么叫作盛唐气象，这就是。汉唐文化以黄河为摇篮，以黄河为象征。黄河文化的特征就是气度恢宏。太阳落山，黄河入海，多么日常而又平常的景观，可以被写得如此回肠荡气又如此天然无饰。整个画面起伏流动，随落日而低伏，逐流水而远去，为了看得更远，在楼台上再度向上登高。前两句是大自然的转换、去远，后两句是人的目光的致远，人的心气的向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心胸开阔而又自处谦卑。倘若从气象上选辑唐诗，理当以此为首。

以七绝见长的王昌龄，在气象上略逊王之涣，特色是雄劲。尤其是被后人称作边塞诗的，全都豪气冲天。例举两首《从军行》：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

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

在王之涣是“黄河远上白云间”，在王昌龄是“青海长云暗雪山”、“大漠风尘日色昏”，在王之涣是“一片孤城万仞山”，在王昌龄是“孤城遥望玉门关”、“红旗半卷出辕门”。两者在气象上的差异，一目了然。再比较彼此最后的结句，更有意思。一者是“春风不度玉门关”，一者是“不破楼兰终不还”、“已报生擒吐谷浑”。在王之涣是孤傲而又无奈的决绝，在王昌龄是激昂而又必胜的自信。王之涣气度高远，王昌龄是气冲云霄，一者是明心见性的空旷，一者是壮志凌云的豪放。彼此之间的差异虽然微妙，但天才与人杰，有时也就相差这么一点点。

王昌龄最出色的边塞诗《出塞》，可算是巅峰之作，但就是抵达不了空旷：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胡马度了阴山又如何呢？真有实力，度不度阴山，胡马都在掌控中。更不用说非得要请出龙城飞将助阵造势。李广活着的时候，难封；死了之后，成神。雄劲的诗句背后，有时就是这么的搞笑。而豪放的局限，就是陷在豪放的情境之中。王昌龄有如边塞少年，单纯，可爱。

四位诗人当中，数王昌龄最可爱。一面信誓旦旦地“不教胡马度阴山”，一面又会在《闺怨》里体贴如是：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在《芙蓉楼送辛渐》里重友如彼：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还在《采莲曲》快乐如稚童：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

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在《送人归江夏》仿佛突然长大了：

寒江绿水楚云深，莫道离忧迁远心。

晓夕双帆归鄂渚，愁将孤月梦中寻。

然后在《长信秋词》变得一本正经起来：

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

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倘若再加上李白，盛唐最有意趣又最富才情的诗人，就是这三位翩翩少年，陇西少年，黄河少年，边塞少年。当然不是少年在年龄上，而是少年在诗句诗行里。

在王昌龄的单纯面前，高适的边塞诗极为老辣。同样说到李广，不是教不教胡马度阴山，而是：“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即便在《塞下曲》中的壮怀激烈，也不全是“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自信满满，而是：

青海阵云匝，黑山兵气冲。

战酣太白高，战罢旄头空。

战争是残酷的，战场是凝重的。诗歌突出的并非是必胜的信心，而是生灵涂炭的惨烈。双方打得难解难分，我方士气高昂，敌方终至败北。虽然仍有自信，但也毕竟赢得不易，因此不是豪气，而是对战争本身的观感，占据着主要位置。于是有了战酣与战罢的重复迭唱。

倘若再将此句与《蓟门行》里的“一身既零丁，头鬓白纷纷”互相映照，那么高适边塞诗的特色就赫然可见了：苍凉而遒劲。当然，这还只是高适边塞诗的一个侧面。在庶几可看作高适代表作的《燕歌行》里，世人可以读出高适边塞诗的面面观。其中既有“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的断然出征，又有“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愤然不平。一边是“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惨烈厮杀，一边是“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生离死别，最后才是那声沉重极了的感叹，“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不知是因为战争的悲惨从而看透了胜败的无趣，或者因为看透了胜败的无趣而感叹战争的悲惨，高适的边塞诗聚焦的始终是战争本身的残酷，而不是求胜的信心。上述七言诗如是，五言诗《蓟门行》亦如是：

黯黯长城外，日没更烟尘。

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

古树满空塞，黄云愁杀人。

士兵们并非不尽力，已经奋不顾身了。但这战争依然暗无天日。相对于彼处“青海阵云匝，黑山兵气冲”的凝重，此地可是“古树满空塞”，从而“黄云愁杀人”。得胜的追击是寒冷的，失败的抵抗是绝望的。在高适边塞诗里，了无得意洋洋的豪放，更无血淋淋的效忠表示。有的全然是战争的残酷，战场的寒冷，战士的战死，以及在战争中丧失亲人的哀恸女子。

高适边塞诗的老辣，不仅老辣在只写战争不写胜败的透彻，而且更是老辣在深切悲悯战争给平民百姓带来的创伤和哀痛。这样的老辣，并非是人情世故上的如何深湛，而是因为诗人内心充满悲悯情怀的缘故。高适不仅在边塞诗里悲悯不已，即便是《哭单父梁九少府》那样的悼念亡友之作，都充溢着人情味浓浓的关怀：

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

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

此处诗人之于亡友的哭悼，令人联想起其《燕歌行》中的“少妇城南欲断肠”。尽管一者是生老病死之死，一者是战场阵亡之魂，但其间的悲哀，却是一样的。倘若读懂了高适的如此悲悯，那么就会从这首《塞上听吹笛》中领略那纷纷落落满关山的梅花，是什么样的隐喻：

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

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

开在风雪中的梅花，仿佛女人的哀伤和泣诉，随风吹满关山。白雪红梅，血色黄昏，戍楼羌笛，即便月明也悲切。盛唐年间的边塞诗，并非只是雄壮而已。那透彻的凄凉，更令人瞩目，也更让人感慨。何况又是那么的含而不露，那么的哀而不怒。艺术的魅力，有时就在于含蕴。《塞下曲》中的“日轮驻霜戈，月魄悬雕弓”是含蕴，《塞上听吹笛》里的“风吹一夜满关山”更是含蕴。同一种寒冷，两种不同的写法，又一样的魅力无穷。

由于高适的老辣，读其边塞诗必须细品。但岺参的诗情画意，却是一股脑儿地跃然纸上。尤其是那首著名的杰作，《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著。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能够将一次辕门送别写得像一场旅游一般，恐怕惟岺参耳。那样的青春气息，确实“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这里没有“青海阵云匝”，也没有“黄云愁杀人”，有的是毫无杀气可言的“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感觉像是王勃写完《滕王阁序》之后到此一游，于是又留下了这篇边塞诗章。若要说是雄壮，其实是美丽；若要说单纯，却又有些空灵。结句结得仿佛高僧参禅一般：“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岺参的边塞诗，好比在军营里栽了一盆牡丹。盛唐诗歌的总体形象，就是富丽堂皇的牡丹花。

其时，朝廷的大臣当中，虽然张九龄负有诗名，但要说人本身的诗意，远不及贺知章。张九龄只是与诗人有些交往而已，而贺知章却直接与诗人为伍，醉酒，厮混，放浪形骸得不行。那群酒友之中，有像云彩般飘忽的张若虚，有名震天下的李白，有沉稳的王维，亦有虚蹈的孟浩然，还有醉酒后龙飞凤舞的草书大家张旭。在李白尚未出道之时，是贺知章发现了那个来自陇西的天才，称作谪仙人。贺知章既在朝中当过太子的老师，又在京城混迹于文人学士，宫廷里乐，江湖上也乐。晚年告老还乡，快快活活地散发弄扁舟去了。一生诗意盎然。享年八十有六。传世之作是《回乡偶书》二首：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

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全然随手挥就，诗意是淡到不能再淡。仿佛活得太富诗意，写诗反倒随便将就了。因为诗意早已注入人生，挥洒在了醉醺醺的日子里。活得如此过瘾，故而字里行间只能是一派乐呵呵的心满意足。不是笑问，就是春风。还有一首《咏柳》，同样有春风吹拂。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剪刀之喻出于裁柳叶的缘故，非但了无杀气，反而将春风衬托得更加栩栩如生。事实上，贺知章潇潇洒洒的一生，庶几就是在春风中度过的。贺知章既是盛唐的人文象征，亦是盛唐诗歌气象的象征。开元天宝年间，是诗的黄金时代，是诗人的天堂乐园。贺知章以其人生、而不是其诗歌，写照了这个年代。

这个年代最负盛名的，当然是李白、杜甫。只是后世只知这两位诗名之盛，却不知他们生逢其时的幸运是如何个幸运。开元天宝盛世，盛在李唐王朝已然成型的科举制取代了早先的门阀制度，使学有所成的士子有了入仕的可能，从而使王朝政治有了活力。皇帝是世袭的，但官员却是选拔的。再加上李唐的科举制偏向士子的文学才华，使社会风气自然而然有了很强烈的人文倾向。李白也罢，杜甫也罢，都很容易交结到志同道合的诗友，其中更是不乏权高位重的朝廷大臣。开元天宝盛世的另外一根支柱，无疑是李隆基那样既有头脑又有性情的开明皇帝，极重诗才。而且，开元天宝之后的诸多继位皇帝，也都受此影响而看重文学，致使诗意风尚始终不曾衰减。此乃寅恪先生所言“盖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的涵义所在。故而李白、杜甫者，人生历程再坎坷，亦可说是时代宠儿也。天宝元年，李白进宫觐见，玄宗皇帝可是降辇步迎，此后还以七宝床赐食于前，亲手调羹。这是何等的礼遇？这要放到某某某，恐怕会把头都磕破了。但李白不需要如此惶恐。这不仅因为李白没有那样的奴性，而且也因为玄宗皇帝并非草莽霸主。

笔者在《无厘头李太白》一文中说过，李白是个很无厘头的诗人：“儒不儒，道不道，仙不仙，侠不侠；却又既向往庙堂，又浪迹江湖；既想做剑客，又好行隐逸，还要‘已将书剑许明时’，精力旺盛得不行。尽管事实上，除了写诗极有天赋，其他什么都不像。”笔者在那篇文章中没说的是，李白其实又是个幸运儿。从陇西那么偏僻的地方，到京城闯荡，一路上不是遇见诗友，就是碰上贵人。诗友中没有一个让李白尝过“高标见嫉”的苦头，达官贵人们又争相向皇帝推荐这位心高气傲的陇西少年。最后，在玉真公主和贺知章大人的力荐之下，终得觐见，并且获得极高礼遇，供奉翰林，伴随于皇帝左右。想想初唐当年，王勃也罢，刘希夷也罢，乃至张若虚、陈子昂，哪一个有过这样的幸运？而此后的李商隐、杜牧、韦庄、温庭筠，更是无缘如此幸遇。至于白居易、元稹、韩偓等等，都是靠自己本事一路做官做进朝廷里的。可以说，有唐年代，没有一个诗人像李白这样一步登天。

至于李白没有混迹朝廷的本事，那是另外一回事。这就好比在赌场上，拿了一手好牌，不会打，照样输得精光。李白不仅不会做官，而且还一身的野性。倘若换了杜甫有此幸遇，可能还会应付。来自奉儒守官世家的杜甫，至少知道如何为官；但李白却是天生的野生动物，根本不可能被驯服成家禽。事实上，玄宗皇帝也根本没有闲工夫将李白驯养在宫殿里。但这位皇帝的开明在于，一旦看出李白不是个做官的料子，就恭送出宫。这绝对不是怠慢，而是放生。

经过这么一个起伏，李白理当明白，自己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人生。但他就是不明白，最后竟然会投到永王李璘幕下，卷入政治斗争，被判流放夜郎。此乃李白极其无厘头之处。倘若要问为什么？解答的密码，是在李白的诗歌里，《侠客行》：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

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

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李白除了写诗的天赋，还有一个爱好是剑术，据说还在剑术上颇有造诣，段位仅次于唐朝首席剑客裴旻，自称是“十五好剑术”。《新唐书·文苑传》还曾说过，李白“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殊不知，李白一生所误，刚好就误在这剑术上。因为写诗是不需要去报效什么人的，但剑术在身，蠢蠢欲动。想干什么？《侠客行》里流露了心迹：渴望着信陵君那样的明主，让他有机会成为朱亥、侯嬴那样的英雄：“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羡慕之情，溢于言表。由此也就可以读解，晚年何以误入政治歧途：误将永王当信陵。

李白年轻时，并非怀诗江湖，而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换句话说，写诗在李白只不过是爱好而已，成为侠客，才是他的人生理想，叫作“已将书剑许明时”。因此，李白会在玄宗狩猎之际，献上《大猎赋》。并非偶然巧合，而是下意识里的功业认领。李白内心深处希望玄宗将他看作朱亥、侯嬴那样的侠客，而不是诗仙。倘若玄宗能让他去暗中诛杀安禄山，李白的人生理想就实现了。可是，玄宗根本不知道李白是个剑术高明的侠客，就算知道也不会让李白去行刺，做那种在玄宗眼里的下三烂勾当。君臣之间，就是这么一个极其微妙的错位，最后导致了李白的错位人生。李白的出宫，在玄宗是放生，但在李白看来，却是不被重用。所以有了《行路难》的感慨，如斯：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此处“停杯投箸不能食”的原因绝对不是诗才得不到赏识，而是“拔剑四顾心茫然”，剑客的夙愿难以如偿。至于“多歧路，今安在”的自问自答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亦即坚信自己以后还有机会了却侠客心愿，此乃以后投奔永王的伏笔。

由此再反观李白进京之前的《蜀道难》，并非难在没有科举机会，而是难在找不到信陵君那样的明主，以致他只能“侧身西望长咨嗟”。由此再读解李白在离京和投奔永王之间写的《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一目了然。《将进酒》与《蜀道难》，同样的乐府歌行，同样的气势磅礴，雷阵雨一般劈头盖脸地泼将下来：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这哪里是诗人之志，当然是侠客之豪气。皇帝那里碰了壁，依然“天生我材必有用”。不服气得很。倘若只是一个诗人，有那么一份殊遇殊荣，已然十分满足。哪来的怨气？无非是玄宗有眼无珠，不识李白有仗剑行侠之夙愿。但他又不敢、当然更是不好意思责怪皇帝，只能悻悻然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因此，他在《梦游天姥吟留别》里显得焦灼不安，一会儿“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一会儿又“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矛盾得很，别扭得很。已经“身登青云梯”了，还要“且放白鹿青崖间”。太过折腾自己。

陇西少年的野性，释放到诗行里，便是任性。李白的乐府歌行，好看就好看在任性，好玩也好玩在任性。好看者，气势奔腾；好玩者，一厢情愿式的无厘头折腾。相比之下，李白献给玄宗的《大猎赋》，虽然洋洋洒洒，笔走龙蛇，但毕竟不是直抒胸臆。“白以为赋者古诗之流，辞欲壮丽，义归博达”，声气是洪亮的，意思是浮夸的。还不如献给玉真公主诗中的那句“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实在。因此，玄宗没当回事，也在情理之中。倘若李白索性将《蜀道难》让玄宗过目，没准就不需要他人举荐了。但即便是《蜀道难》，李白也不曾明言自己的志向究竟是什么。最好的方式是当场舞剑，但李白若有这种进身本事，那就不叫李白，而叫毛遂了。是的，李白根本没有自荐能力，只能靠他人举荐。李白自以为他是个朱亥、侯嬴那样的侠客，其实，骨子里就是个诗人，而已。

不过，李白一旦内心摆脱侠客与诗人的纠葛，旋即就能写出鬼斧神工的杰作。这类作品，以七绝为多，并且以吟咏大自然的最为上乘。比如《望天门山》：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或者《望庐山瀑布》：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辞别之作，以此为最，《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不过，李白最出色的诗作，写在酒与月色之间，即四首《月下独酌》，尤以第一首最为绝妙：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尽管诗中的孤独感并不彻底，但此时此刻却并不聚焦于功名的烦恼，而是试图从月色美酒之间，感触自己，观照自己。剑客也罢，诗名也罢，似乎被人、酒、月的相知相悦消解了。这与其说是孤独的，不如说是身心解放的，或者说是趋于自由的。李白一生为剑客所困，为英雄所困，为报效所困，为功名所困。惟有在这对影成三人之际才得以暂时地解困，从而无心插柳般地给世人留下了一首绝唱。假设让李白自己评说自己的诗作，他肯定不会把这首诗当回事。他可能会让人去读一下《侠客行》，或者吟诵他的乐府歌行《蜀道难》、《行路难》以及《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诸如此类抒发他人生大志的作品。尽管后人读李白读的都是诗，但李白自己看重的不是笔下的诗，而是手中的剑。就此而言，孟浩然不会舞剑，真是幸运。

杜甫虽然性格、诗风与李白迥然有别，但少年时代却也是神童一个，“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并且也像李白一样，好动而顽皮。李白有《少年行》如彼：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少年杜甫的模样如此：

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

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差异在于，一个笑入酒肆，一个操练上树。后来入酒肆的那个得了浩荡的皇恩，而上树的那个虽然也得皇恩，但可怜得微不足道。杜甫也曾献赋，也得玄宗赏识，却只是排入集贤院待选行列而已。后来又被肃宗授官左拾遗，却又因同僚之故，触怒龙颜，遭贬。最搞笑的是，天宝六年，杜甫应玄宗招揽天下贤士的“通一艺者”之诏到长安赴试，结果被宰相李林甫玩了个“野无遗贤”的把戏，一个不取。

杜甫没有李白那样的侠客理想，但因家传的奉儒守官，造就了一副儒生人格，并且不是孔丘那么世故的，而是孟轲那么硬邦邦的，说要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李白的榜样是朱亥、侯嬴，杜甫的雄心是“窃比稷与契”，亦即帝尧的农官后稷和司徒阏伯。比起李白的以侠客自居，杜甫的攀比贤臣，自我要求更高，如愿以偿的难度也更大。要成为后稷或阏伯，前提是皇帝也得相应地具有帝尧的高尚。孔丘的理想也不过是梦见周公而已，孟轲出言气势不小，但也只是与君王言义不言利。说实话，能够遇上玄宗那样的明主，已经算是非常幸运了。开元天宝盛世，未必要比帝尧时代贫瘠嘛。倘若说李白的侠客梦不无夸张，那么杜甫的贤臣梦几近疯癫。

在诗歌写作上对自己要求高一点，那是艺术造诣的精益求精，没事；但在政治理想上对自己作出如此标高，不仅让皇帝为难，让同僚尴尬，也跟自己过不去。而且志向如此宏大，故而小官又是绝不肯将就的，“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结果，好不容易混了个左拾遗，还没拾多久呢，就出事了，被贬之后，从此更加颠沛流离。写于天宝十四年的那首《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只是字面上好看，实际上被这样的理想害得不浅。说杜甫是“傻瓜”，会惹很多杜粉愤怒，但若说杜甫“聪明”却实在不好意思。当年孟轲在君王面前滔滔不绝，是吓唬吓唬人家的，而且亦或是图个话语过瘾，从来没见其为民多做过什么事情。他是叫别人去如何如何，让别人去做别人做不到其实他自己也做不到的事情。不言利者，其实很明白说大话的乐趣，不是一本万利，而是一言万利，当然不是利别人，而是利他自己。后世的傻儒生不懂此中的奥妙，结果把自己的人生白白赔了进去。杜甫不过是那无数傻儒生当中的一个罢了。要不是杜甫写了些传世诗作，被教条葬送掉也就葬送掉了，不会有人在意，不会有人当回事。

贫困飘泊之际，杜甫嘶哑着嗓门唱出的悲怆，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据说历史上有不少读者被这首诗感动得涕泪悲泣，可本笔读了却哭笑不得。穷到这个地步，竟然还作稷契之言，还演孟轲之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既然如此，那又在意什么南村群童“公然抱茅入竹去”呢？几根茅草都如此，真有广厦能“大庇天下寒士”么？可能也正因为穷得叮当响，所以才会说那样的话。儒生的豪言壮语是难以当真的。杜诗的高调也不能当真。更何况又是那么的失态。王勃有说“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有志于稷契的杜工部，怎么就弄成了“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的一副狼狈相了呢？这可能是杜工部最失态的一篇歌行。不管被后人读成什么经典，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

同情他人是容易的，“三吏三别”写得掷地有声；但同情自己却是困难的，因为杜工部始终没有弄明白自己究竟是怎么回事，始终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倘若认定朝廷昏庸，官场腐败，那么索性自食其力，像陶潜那样种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倘若真有志于为官，并且是为民造福之官，那么不妨学学张九龄，铺条道路之类，也是回事。就算准备混迹官场，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也可以学学贺知章，快快乐乐地喝酒，不会为自己成不了稷或契而焦虑而揪心。可见，所谓理想，有时就是毒药。理想，理想，世上多少恶行假汝之名横行！

由此可见，当年杜甫与李白的相聚甚欢，有道是“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或许是两个疯子的同病相怜。一个要成为惊世骇俗的侠客，一个要成为万古流芳的贤臣；而写诗，其实只是他们的业余爱好而已。假如连这都弄不明白，那么他们两个的诗真是白读了。从历史上读书人有关李白、杜甫的定论定评来看，这种白读的可能是存在的。

所谓的“诗言志”，诗只是言志的工具，“志”才是诗人的目标。李白、杜甫两位诗歌天才，骨子里都以诗为矢，以志为的。因此，要读明白这两位的诗歌，理当从的、亦即他们的“志”读起。然后再及其矢，亦即他们的诗作本身。就其志而言，李白志在侠客，因此就算难以实现，也比较适合混迹江湖。但杜甫的情形截然不同，志在贤臣，惟有在庙堂里才可能兑现。因此，杜甫的颠沛流离显然要窘迫得多。换句话说，杜甫对庙堂的依赖，要远远超过李白。正是因为这样的依赖，才有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

四镇富精锐，摧锋皆绝伦。

还闻献士卒，足以静风尘。

老马夜知道，苍鹰饥著人。

临危经久战，用急始如神。

奇兵不在众，万马救中原。

谈笑无河北，心肝奉至尊。

孤云随杀气，飞鸟避辕门。

竟日留欢乐，城池未觉喧。

也有了如此这般的欣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从这些诗作中，根本看不出他曾经有过稷契之志，不过一个非常依赖朝廷官府的普通老百姓而已。所谓儒生理想，其实是一种幻觉。实在的杜甫，是“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的杜甫，是颂扬官兵“竟日留欢乐，城池未觉喧”的杜甫。倘若说，孟浩然的朴实，是朴实在“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那么杜甫的朴实，便是朴实在这种小民视角。杜甫愤愤不平地有言：“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殊不知，正因无家可别才得知世道真相。杜甫虽然家小俱全，但长年的流离也让他体味到了一无所有般的落魄，或者说将他从稷契之志的云端，抛落到了几近“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的境地。正是这样的人生低处，才使杜甫写出了“三吏三别”。其中，最凄婉的当数《新婚别》，最悲切的当数《垂老别》，最深刻并且最具有自我感慨意味的，无疑是《无家别》。《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侧重于战乱世相的描述。倘若从“三吏三别”反观杜甫此前所写的《丽人行》、《兵车行》，那么与其说是其朴实的一以贯之，不如说那二行凸显了杜甫的孟轲式民本立场，并且还杂有女祸的传统之见，所谓“炙手可热势绝伦”，或者“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是也。这种民本立场的另外一个侧面，当然是忠君观念。尽管“三千宠爱在一身”不是被爱者的过失，而是爱者的痴迷，要责怪也该责怪皇帝才是，何以拿皇帝的所爱来说事呢？但儒生立场就在于皇帝是不能责怪的，要怪就怪皇帝周围的人，男的叫奸臣，女的叫妖精。马嵬兵变，他虽然不在现场，但其立场肯定会认同那些要求处死杨玉环的将士。国难当头，拿女人说事、拿女人抵罪，是儒生式的“光荣传统”。杜诗在《丽人行》、《兵车行》中的慷慨激昂，不过是这种传统中的一部分。可见，稷契之志虽然高耸入云，但说穿了不过就是这种以忠君为核心的民本立场。一方面痛心疾首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方面又真心诚意于“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

杜甫的乐府歌行与李白的乐府歌行一样，都是煌煌言志之作。其间不乏佳句，可敬而不可爱。个人比较偏爱的是杜甫所擅长的五律七律。比如《春夜喜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仿佛是很不经意地随笔一挥，便将一场春雨写得栩栩如生。“潜入夜”的“潜”字，用得极好，致使“润物细无声”水到渠成。“花重锦官城”的“重”字，也是绝妙，满城繁花皆随“重”字而出。并且，此处不言春雨，胜言春雨。

再如《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前面四句，字字珠玑。杜诗炼字造句的精湛，于此可见一斑。李白的诗才是不拘一格，杜甫的功力却是字斟句酌，无一字虚弱苍白，无一句草率夸张。如此的严谨也同样体现于其七律诗，比如《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 潦倒新停浊酒杯。

此间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可谓绝联。对仗工整，平仄有致，画面清晰，水木清秋，无法想象还有更为出色的诗句能出其右。登高登楼之作能够写到这种境地，已然登峰造极。想来可以与此般配的七律，也就是崔颢的《登黄鹤楼》了：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这两首诗可谓七律双璧。那边厢，无边落木是树叶的飘零，故而萧萧；不尽长江是水的流动，故而滚滚。这边厢乃是光线明暗的美丽，光照下的河流和树木，谓之历历；遮着阳光的芳草和岛渚，谓之萋萋。前者结句道出诗人的潦倒，后者结句倾诉诗人的乡愁。彼此的潦倒与乡愁，又因各自的登高望远而放逐到大自然中去了，在草木流水中黯然消散，从而使悲伤和忧愁有如江水长流，又如草木生长，互相融为一体，在天地之间，徘徊徜徉。

据说，乡愁沉暮的崔颢终老在异乡，而空怀稷契之志的杜甫，在一条小船上去世，终年不到六十。不知他最终有没有真的“生逢尧舜君”？应该没有。后来封他左拾遗然后又贬谪他的那位肃宗皇帝，不要说尧舜，就连其父亲唐玄宗都远远及不上。但这不重要，能够被人记住的皇帝太少太少，但诸多杜诗绝唱，却会永永远远脍炙人口。倘若杜甫生前有知，就不必“致君尧舜上”了，专心写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