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深研隋唐制度和唐代政治的陈寅恪，于唐诗、唐代文学也给世人留下了一部《元白诗笺证稿》。有道是：

以是欲了解元诗者，依论世知人之旨，固不可不研究微之之仕宦与婚姻问题。而欲明当日士大夫阶级之仕宦与婚姻问题，则不可不知南北朝以来，至唐高宗武则天时，所发生之统治与社会风气之变动。

那是什么样的社会风气之变动呢？寅恪先生指出：

重词赋而不重经学，尚才华而不尚礼法。以故唐代进士科，为浮薄放荡之徒所归聚，与倡伎文学殊有关联。观孙棨《北里志》，及韩偓《香奁集》，即其例证。

寅恪先生立足史家以治唐诗，无可厚非。更何况其间也不乏真知灼见。比如为元稹始乱终弃辩解：“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相当的实事求是，并不屈就后世的道德观念，而是强调当时的社会风气如彼。再如以质疑朱彝尊的杨贵妃是处女入宫之说证明李唐“源于夷狄”而“闱门失礼”，亦即不拘礼法，无疑是独到见地，指出了李唐王朝不以汉族礼法为囿的历史事实。事实上，也正是李唐的这种特色，致使女性在唐朝的地位、声誉乃至轶闻之类，要比其他王朝耀眼亮丽得多。不仅有称帝的武则天，有千古传诵的杨贵妃，尚有令元稹倾倒的薛涛、让温庭筠折服的鱼玄机，还有《会真记》的崔莺莺，还有被孙棨写入《北里志》的一众风采各异的青楼歌妓。寅恪先生秉董狐之笔据实言之，能否让学问家如钱锺书者读懂，其实并不要紧；要紧的是，寅恪先生何以要将唐代进士科比作“浮薄放荡之徒所归聚”？并且还以孙棨《北里志》、韩偓《香奁集》为例？韩偓诗作倘若去掉《香奁集》，成就至少减半。至于孙棨的《北里志》，更是唐朝的文史经典，足以令后世五代王仁裕的笔记小说《开元天宝遗事》犹如零星补遗，不仅研唐诗者必读，治唐史者也理当细阅。《北里志》的不同凡响在于，一举打破了《史记》、《汉书》以降只为男人写史、只写男人历史的帝王将相传统，为女性同时也为以女性为主角的世俗人生、日常细琐写照，在历史上留下了一席之地。老实说，这样的女性传记文学，在中国历史上不是太多，而实在是太少太少。孙棨在《北里志》中理直气壮地声称：“比常闻蜀妓薛涛之才辩，必谓人过言，及睹北里二三子之徒，则薛涛远有惭德矣。”此言不虚。尽管早在唐初诗人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中，就已经浓笔渲染过长安城中的青楼景象，“鸦黄粉白车中出，含娇含态情非一。妖童宝马铁连钱，娼妇盘龙金屈膝”；但真正将烟花女子的辛酸苦辣详加记述，却直到晚唐的《北里志》方才有案可稽。唐朝的繁荣昌盛之中，青楼是不可或缺的一景。一边是“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一边是“专权意气本豪雄，青虬紫燕坐春风”。衮衮诸公嫖妓嫖得意气风发，失意书生不过写一写歌妓生涯怎么就“浮薄放荡”了呢？难道女子一定要像《半生缘》里的女主角那样出将入相，才能入寅恪先生法眼么？事实上，寅恪先生后来也曾为“倚门婉栾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柳如是作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写作《柳如是别传》的寅恪先生与写作《元白诗笺证稿》的寅恪先生，似乎不太一样。当然，一以贯之的是寅恪先生的家国情怀：爱情必须与家国兴亡相关才算爱情，或如孟丽君，或如柳如是，否则就有浮薄放荡之嫌疑。寅恪先生曾经感叹过中国文化缺乏纯粹思辨，但从来没有感叹过鲜有中国士大夫由衷赞叹纯粹的不计功利、不较门第、不涉家国兴亡的爱情。由此观之，寅恪先生读不懂《红楼梦》一语，似可成立。此语出自王元化先生，当年私下聊及寅恪先生与《红楼梦》。

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论说唐代科举如是：

盖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德宗本为崇奖文词之君主，自贞元以后，尤欲以文治粉饰苟安之政局。

且不说贞元以后的王朝政治如何苟安，重要的是晚唐的世风更重词赋，更尚才华，以致汉唐之气到了晚唐发生了由气及情的转折。不仅有孙棨著《北里志》，有元稹写《会真记》，有韩偓写《香奁集》，还出现了韦庄、温庭筠等以情入词的一批晚唐词人词作，最后汇成一部《花间集》传世。此乃晚唐不可磨灭的诗词成就。

倘若说，唐初诗坛，像刘希夷那样吟咏“洛阳女儿惜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的诗人凤毛麟角，那么及至晚唐已然蔚为大观。而唐诗最为可观之处，就在于如何从初唐气壮如牛的言志，演变成晚唐温柔婉约的抒情。所谓汉唐之气，以初唐最为丰沛，盛唐、中唐次第递减，至晚唐转为风月之情。这一轨迹，很像北宋词风，由官气而风情，及至柳永蔚为大观，最后从周邦彦飘拂开去。从文学演变的次序上说，自然是唐诗宋词；但就审美价值而言，唐诗的成就其实逊于宋词。遗憾的是，史家只坐实历史细节，不考据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