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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诗传
1.16 后 记
后 记

本书让出版社感兴趣,主要是有“可读性”吧?

河北人民出版社的王静兄,是个很会抓“可读性”选题的编审,而且,我们在“可读性”问题上的认识也颇为一致。

那么,本书到底有什么“可读性”呢?

其一,可读性,是有东西可读。诗传应该说是学术的,而学术的更不应该是人云亦云的。我反问自己:王维诗传如何?我与王维耳鬓相磨已20余年,但还是发现很多研究没有到位,甚至还有不少地方没关注到;特别有感于学界在有些问题上至今没说清楚,或者是说错了,譬如犯案舞黄狮子的问题,公主援手的问题,“三次出使”的问题,一生分期的问题,辋川庄购置与经营的问题,等等。就这些问题而发表于众不同、也不同于自己之前的见解,算是些新“东西”吧?这应该是有“可读性”的。

其二,可读性,是从诗的角度来读,读其诗性人生。本书不是讲故事,或者满足于讲故事,更不是降低学术品位以迎合读者,或作哗众取宠式的戏说。王维最有可读性的是他的诗,是他的诗性人生。细读王维的诗,而对其诗其人有了些新感觉新认识与新思考,虽然有些问题没有史料以实证,或只能通过想象力来助解,或作比较性考察以推测,或只能存疑,但是,这样的解读尝试,充满了探险与开拓的新鲜感,抑或能够吸引读者积极参与,这肯定是一种“可读性”的。

其三,可读性,是语言的文学性。文学研究,绝不是材料的罗列堆砌,也不是简单地把事情说清楚了事,或故弄玄虚作高深状。我得益于散文诗写作,比较重视研究性文字的文学性,追求语言的个性化与抒情性。诗传也体现了笔者一贯的行文特点,语言散文化,不知这能否让人感到可读?

这三点是我对“可读性”的理解,也是我在“可读性”上的追求,抑或算是《王维诗传》的特点。

当我收到本书清样时,更有望外之喜,心中充满了被包装的幸福感。非常感谢王静兄的精致包装,势必也强化了拙著的“可读性”。

责编王岚严格把关,精益求精。这让我倍生谢忱。

而在书稿清样校对中,研究生吴莉莉将稿中所引文献,按照原文通校一遍;潘鸣则遵照我以批判眼光读清样的要求而细检苛评。潘鸣是董乃斌先生的博士,学殖深厚,也敏锐细致,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修改意见。这些都让我心生感动与敬畏。

我一直对自己的文字没有信心,总感到没有表达好,或总感到还有更好的表达。因此,我的文章也总是改了又改。书稿的不少部分,不只是修改,简直就是重写。然而,仍然不能说已不可再作斟酌,甚至不能说没有疏失悖谬之处,尚祈读者不吝赐教。

拙著出版,惊动诸大家,让我于心不安,也甚为感激。上海大学终身教授、著名文学史学家董乃斌先生题写书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王维研究会原会长陈铁民先生为序;中国王维研究会会长、著名歌诗专家吴相洲先生与厦门大学博导、著名文史专家吴在庆先生为跋。

傅璇琮先生如若未成古人,定然也有几句激励语的。傅先生揠我热切,悉心呵护,曾序拙著《纵横论王维》。呜呼!憾甚!谨以此著而作微薄之祭献焉。

又是一部书出版了。内子讥嗔我说:“多一本书少一本书,对你来说有什么实际意义?”她常在我耳边絮聒:“像你这年龄,早该想着法儿去玩啦。”其实,我何尝不是在玩儿呢!

于王维,生活就是艺术,艺术也就是生活。我亦然否?

丙申初夏于三养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