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五载（756）七月十三日，太子李亨在灵武（今属宁夏）继位成为大唐的新皇，史称肃宗，改元至德。唐肃宗灵武即位后，不仅要对付安史叛军，还要对付其弟永王李璘。

然在唐室大厦将倾时，天降战神，郭子仪横空出世。子仪开元年间以武举登第，才华绝世，满腹韬略，精于谋划，善于治军，用兵如有神，平定安史之乱其功居首。《旧唐书·郭子仪传》载：天宝十七年十月，郭子仪入朝，“天子遣兵仗戎容迎于灞上，肃宗劳之曰：‘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郭子仪还曾救过代宗皇帝的命，故代宗从不当面直呼其名。大历十四年（779），德宗继位，郭子仪被尊为尚父，加封太尉兼中书令。两年后，郭子仪去世，享年85岁。《太平广记》中高度评价郭子仪，说其“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终始人伦之盛无缺焉。”

相传郭子仪和李白有一段恩恩相报的交情。晚唐裴敬所撰《翰林学士李公墓碑文》曰：“（白）客并州，识郭汾阳于行伍间，为脱免其刑责而奖重之。后汾阳以功成官爵，请赎翰林。上许之，因免诛，其报也。”是记于唐武宗会昌三年（843）。《新唐书·李白传》亦载：“安禄山反，转侧宿松、匡庐间，永王璘辟为府僚佐。璘起兵，逃还彭泽，璘败，当诛。初，白游并州，见郭子仪，奇之。子仪尝犯法，白为救免。至是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宋人乐史《李翰林别集序》亦有同记：“白尝有知鉴。客并州，识汾阳王郭子仪于行伍间，为脱其刑责而奖重之。及翰林坐永王之事，汾阳功成，请以官爵赎翰林，上许之，因而免诛。翰林之知人如此，汾阳之报德如彼。”郭李的这段传奇，《旧唐书》中却无此记。虽然野史传说有时包含了更大的真实性，但我们还是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凭郭子仪的救唐之功以及显赫地位，如果真是施以援手，李白于至德三年（758）出狱后而不至于长流夜郎。李白能够出狱，比较可靠的记载是崔涣与宋若思的作用。李白在狱中曾多方投书以自救，《送张秀才谒高中丞并序》诗投高适，这位平乱的功臣竟然没有理会他昔日的老友。后来李白得知崔涣以宰相之尊充任江淮宣慰使，便接二连三地投诗崔涣。宋若思时为御史中丞，其乃太白早年好友宋之悌之子，亦行次浔阳。崔宋二人合力一起救出李白。出狱后的李白，一度为宋中丞的幕府而参与军事。

当时的杜甫受审而被韦陟等人营救，则是确凿的事实。杜甫获罪与安史之乱则是间接关系。至德二年（757）五月，“宰相房琯请兵万人，自为统帅以讨贼，帝素重琯，许之。兵及陈涛，为贼所败，丧师殆尽。”（《旧唐书·郭子仪传》）杜甫因上疏为房琯辩护，触怒肃宗，罢左拾遗，推交三司审讯。主审法官是韦陟，冒死上书解救杜甫，加之时为宰相的张镐也出面疏救，杜甫才幸免入狱。翌年六月，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王维出狱，据说其弟王缙有相救之力。至德二年十月，大唐的军队收复东京洛阳，接受伪官的三百余人被押往西京长安受审。其中高官如陈希烈等被关押在大理寺或京兆狱，一般文官被关押在宣阳里杨国忠旧宅。两个月内，惩处“叛徒”的条例公布出来，按罪行大小分为六等。罪大恶极者处死；次之者赐其自尽；再次者重杖一百；最轻的也要贬谪或流放。那么王维为什么没有被判罪呢？《旧唐书·王维传》曰：“维以《凝碧诗》闻于行在，肃宗嘉之。会缙请削己刑部侍郎以赎兄罪，特宥之，责授太子中允。”也就是说，王维得以免罪，除了有其“潜为之”的诗赢得了肃宗好感，还有就是其弟“请削己刑部侍郎以赎兄罪”的救赎，故而被“特宥之”。安禄山叛乱时，其弟王缙为太原少尹，与李光弼共同驻守太原，因功加授刑部侍郎，正三品。

至德二年，李白杜甫和王维，都曾经面临一死，而都有死里逃生的险情，然李杜二人从此却彻底诀别了朝廷，而王维却从此仕途看好。

王维出狱，李遵即派车来迎请。李遵，何许人？皇族宗子，唐太祖景帝七世孙，因平定安史之乱有功，封郑国公，翌年加特进，授工部尚书，正二品。他没有嫌弃王维，没有觉得王维是个被释放的犯人，是个有污点的文士，相反却以最隆重的礼仪来迎请他，祝贺他否极泰来而安全出狱。王维的《与工部李侍郎书》有记载：

一昨出后，伏承令从官将军车骑至陋巷见命，恨不得随使者诣舍下谒。才非张载，枉傅玄以车相迎；德谢侯生，辱信陵虚左见待。古人有此，今也未闻，所以竦踊惕息，通夕不寐。维自结发，即枉眷顾，侍郎素风，维知之矣。宿昔贵公子，常下交布衣，尽礼髦士，绝甘分少，致醴以饭，汲汲于当世之士，常如不及，故夙著闻望，为孟尝平原之俦。

于此书中可见，王维非常感动，而将李遵比作傅玄、信陵，简直就是当代的孟尝、平原。于此书也得知，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乃结发之交；且王维一直受李遵眷顾。书中“侍郎素风，维知之矣”，亦可这么推解：“维之为人，遵亦知之矣。”看来，王维出狱，李遵等人似亦有幕后助力也。

王维归来，杜甫把王维比作南北朝的庾信。其《奉赠王中允维》诗云：“中允声名久，如今契阔深。共传收庾信，不比得陈琳。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心。穷愁应有作，试诵白头吟。”诗中盛赞王维的忠心，突出他的气节和意志，也非常欣赏王维“独此心”的忠义观，从政治角度为王维正名。诗以庾信比，庾信奉梁元帝萧绎之命出使西魏，被强留北方，官至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庾信虽身居显贵，却为身仕敌国而羞愧，深念故国乡土，常使用比兴手法自悲身世，其诗赋如《拟咏怀》与《枯树赋》《哀江南赋》。然而，庾信没像王维那种自残以抗节，也没能像王维实现回归愿望而老死北国。杜甫诗以“中允”相称，分明写在王维出狱而被证明清白之后。诗“共传收庾信”句，意思是王维归来不是我杜甫一人高兴，大家为之而额手相庆，奔走相告。诚如刘克庄崇高评价说：“右丞不污天宝之乱，大节凛然。”^[9]

然而，讲存天理、去人欲的大理学家朱熹则说：“王维以诗名开元间，遭禄山乱，陷贼中不能死，事平复幸不诛。其人既不足言，词虽清雅，亦萎弱少气骨。”^[10]元代吴师道也说：“维文词清雅，风度高胜，超然山林间，疑其非世之人。而居位显荣，污贼不能死，适累是图，惜哉。”^[11]他们同一逻辑推导：陷贼者皆当以死来尽忠，不死者不忠；王维陷贼不死，故王维不忠；王维既然不忠，其诗虽清雅而无气骨。清人李绂则从信仰上来解释王维陷贼未死的原因，他指出：“（维）心未尝忘君，惟未能引决耳。欧阳公谓老氏贪生，释氏畏死，然则其不能引决，亦学佛之误也。”^[12]而清代顾炎武则甚至认为《凝碧池》是王维欺世的幌子，他尖锐地批判说：“古来以文辞欺人者，莫若谢灵运，次则王维。”^[13]

其实，关于王维的气节问题，是无须辩驳的。即便是对王维作极苛刻的考量，也不能说王维节义上有什么大碍。如果王维的“失节”罪成立，最轻也当判流放。然而，肃宗皇帝不仅未加任何罪责，反而用作近臣。《旧唐书·王维传》载：“代宗常谓缙曰：‘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尝于诸王座闻其乐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进来。’”代宗皇帝对王维诗的编辑非常满意，“优诏褒赏”；在其“旰朝之后，乙夜将观”后，而于《答王缙进王维集表诏》中诏曰：“卿之伯氏，天下文宗。位历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长揖楚辞。调六气于终篇，正五音于逸韵。泉飞藻思，云散襟情。诗家者流，时论归美。诵于人口，久郁文房。歌以国风，宜登乐府。”（《全唐文》卷四十六）此属极评，古今罕见。王维如果真有什么“失节”的政治问题，岂能为代宗所推崇备至呢？或言之，王维真有什么问题，也不至于是事关政治名节的“致命”问题。

古人对王维陷贼事件虽也有些“微词”，但基本上不属于歪曲与诋毁，更非信口雌黄。而蒋勋则全然不顾历史事实，“戏说”性质地虚构说：“王维是一个音乐家，当时是乐臣，管音乐的。安禄山要做皇帝，登基的时候，命令王维为他谱乐。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不写，然后死亡；一个是写。王维写了，因为他想活下来。皇帝登基的时候，王维写的音乐在演奏，他在旁边哭。在标准的儒家道德看来，这是叛国。”^[14]真可谓善者见善，恶者见恶也。有个叫江弱水的学者说，王维要来找蒋勋拼命。他在《东方早报》等媒体发表文章指出：“我从来没有见识过这样不严谨的写作，比所有的‘戏说’和‘大话’都强，几乎算得上‘穿越’了。如果说这是中文世界的三聚氰胺或者塑化剂，不算是过于严厉的指控吧？”用“三聚氰胺”比喻蒋说，真是太贴切了。蒋说误人不浅矣！蒋勋在台湾的声誉很高，他的书在大陆也卖得很火，还不知道有多少青少年，包括不明事理的读者，喝了这种加入了三聚氰胺的文学之奶也。

王维是不会来拼命的。王维的洁好几达洁癖程度，即便人家不泼脏他，他仍不断洗刷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