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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期，王维有一个特忙的事，那就是应制，其应制诗似乎也集中在此时期，或者说，天宝年间是王维应制诗的丰收年，其存诗中近20首应制诗，绝大多数写于此时期。

天宝元年（742）至天宝四年（745），王维任左补阙；天宝五载（746）至天宝八载（749），迁库部郎中。742年到749年，由七品上至从五品，基本上属于亦步亦趋的平稳升迁，王维也已经48岁了。因为王维的工作性质，应制诗也成为其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他的工作性质与他的这些应制诗，无非说明了王维在当时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影响。

宇文所安说：“诗歌是京城名流广泛实践和欣赏的一种活动”。唐代有君臣唱和的风气，诗人中官位高的，差不多人人都有应制诗写作的经历。因为应制诗是君臣之间的文字酬答，其措辞立意，自有其特殊要求。此类诗词藻吉祥，声调响亮，对仗精工，富有富贵气象，而含有颂扬、祝贺、箴规的意义，一般的说，此类诗很难应付，也很少有杰作。而王维则在应制诗的写作上，表现出不同凡俗的诗才。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唐人的应制诗，几无人出其右也。王维娴熟而高超的应制诗写作技巧，也充分验证了宇文所安所说的他自小经受过严格的宫廷诗写作的训练。

所谓“应制”是一个封建政治语词。皇帝的命令，称为“制”或“诏”。唐代皇帝多擅诗，常常在令节宴会的时候作诗首唱，命诸大臣和作，因此，唐代诗人集中有不少“应制”或“应诏”的诗。应制诗的题目，往往标以“奉和”或“奉和圣制”，表示这是和皇帝之作的诗，那是何等的荣耀。也许是因为应制的需要，王维成为天宝年间朝廷重大活动的参与者，在这些活动中充当了侍宴豫游的角色。玄宗几乎每年十月都要游幸温泉宫，百官随行，岁尽方还。王维曾多次扈从唐玄宗前往骊山温泉宫。王维在骊山所作《和太常韦主簿五郎温汤寓目》的唱和，描写笼罩于万道霞光中皇家离宫的壮观和气派。王维因为经常扈从而侍宴侍游，对长安宫苑非常熟悉，其诗中频繁出现大明宫、兴庆宫、望春宫、九成宫、华清宫、曲江等皇家宫苑，诗人多借宫苑美景以颂圣，让我们领略到唐代皇都长安非凡的宏伟。他的这些诗，现场感特别强，叙事雍容严谨，描摹细腻周详，诗中洋溢着盛世气象与骄傲心态。如《大同殿生玉芝龙池上有庆云百官共睹圣恩便赐宴乐敢输即事》诗描写二祥瑞之事，一是兴庆宫大同殿的殿柱上生出玉芝，一是龙池上出现五彩祥云，而天光云影之下，玄宗与侍臣、百僚同庆共欢。王维有几首写三月三的应制诗。三月三，上巳节，重要的祭祀日，也是游春的日子，唐朝极其重视这个节日。王维五排诗《三月三日曲江侍宴应制》写于天宝元年：“万乘亲斋祭，千官喜豫游。奉迎从上苑，祓禊向中流。草树连容卫，山河对冕旒。画旗摇浦溆，春服满汀洲。仙籞龙媒下，神皋凤跸留。从今亿万岁，天宝纪春秋。”诗写曲江宴饮的场面，皇帝亲临斋祭，文武百官随从，游赏曲江，舟上摆宴欢庆，场面十分壮观，气氛非常热烈。“祓禊”是个祭祀的仪式。《后汉书·礼仪志》：“是月上巳，官民皆絜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絜。”而其《奉和圣制上巳于望春亭观禊饮应制》《三月三日勤政楼侍宴应制》《奉和圣制与太子诸王三月三日龙池春禊应制》等多首，多是描摹皇家春禊活动的雍容气派与长安城四面的风物景致，洋溢着大唐君临天下的豪情。王维应制之作，语多颂圣礼赞之辞，热情而由衷地讴歌那个全盛的时代，再现了风华绝代的盛世皇都，使千年之后的读者仍然能够感同身受，重拾长安宫殿旧日的繁华。

应制诗一般用五七言近体诗作，或律或绝或排，偶尔也有古体歌诗，甚至还有骚体诗，如王维的《奉和圣制天长节赐宰臣歌应制》：

像这种骚体应制诗是极少见的。王维用骚体诗记录了天长节皇宴活动的盛大场面，表现出盛唐盛世的恢弘气势，也传达出参与者身为大唐臣子的自豪与满足。入谷仙介赞曰：“王维应制诗，正是在贵族社会瓦解之前开放的贵族文学的最后之花。”他主要是从此诗的典故运用来说的。他认为是诗遵循的贵族文学的“规则”，即“文学的问题只能用文学的方法来对待。不能把典故的政治含义、用典者的品行作为问题提出来。对于用典，只能从是否贴切优美的角度来评判。这样的‘规则’，在唐代前半的贵族社会中是得到普遍认可的。”他的意思是，王维此应制诗中所用的典故，是容易被人从政治上来“曲解”的，譬如开篇的两句，典用曹植《洛神赋》“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与宋玉《神女赋》“极服妙彩照万方”，这是“不适合于挑剔文字的政治高压环境”^[1]的。

王维应制诗的代表作《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沈德潜极为推崇，说其“应制诗应以此篇为第一”（《唐诗别裁》卷十三）。其诗云：

潇潇春雨中漫步于从大明宫通向兴庆宫的阁道上，王维扣住题目中的“望”字去写，写“雨中春望”，写由阁道中向西北眺望所见的景象。回笔写“春望”，才以“回看”而“出题”，而有“銮舆迥出仙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之描写。诗视线越过长安城，而复将城北地区的形胜尽收眼底，描写由远景渐变至近景，诗笔由宫苑延伸至民居。其中最精彩的是颈联：“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这两句仍为“回看”之景：帝城之内高高翘起的凤阙，因为云遮雾绕的作用，仿佛在凌空盘旋；攒聚的万家与茂密的春树，在茫茫的春雨中，显得生机无限。好一幅春雨长安立体图啊！一切都在春雨中，一切也妙在春雨中，雨帘雾障，给所有的景象罩上了盎然之春意和氤氲之瑞气，也把诗题的“雨中春望”写足了。帝城宏伟，街市繁盛，风调雨顺，百姓安居，百业昌盛。诗人以壮观明丽的构图，展示出盛世帝都长安的神采，典型的八世纪中期的大唐气象。诗到结尾时才出现了“奉和圣制”的命意：“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重物华。”意思是说，这次天子出游，本是因为阳气畅达，顺天道而行时令，并非为了赏玩景物。赵殿成按曰：“结句言天子之出，本为阳气畅达，顺天道而巡游，以行时令，非为赏玩物华，因事进规，深得诗人温厚之旨，可为应制体之式。”^[2]这是一种所谓寓规于颂的作法，把皇帝的春游，说成是具有政治意义的活动。从收束看，诗人放收自若，从容于规矩，使本来不易写好的应制诗，化古板为灵动，富丽瑞祥而意趣淋漓，诗意饱满而意象飞扬，跳出了一般性歌功颂德的“应制奉和”的套路，独创新格。

应制诗，应该归入“歌德”类的文学。长期以来，人们对应制诗的印象不好，存有认识上的偏见。事实上，应制诗在内容上也的确多歌功颂德，甚至有庸俗攀附之嫌；形式上也多声色缀饰，有虚浮臃肿之病。但是，王维的应制诗，虽然亦属于歌功颂德、点缀升平的颂歌，但摆脱了初唐应制诗的局限，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抒写性情的体裁，描写生动，境界阔大，寓意深远，气象高华，往往从大处发意，笔走龙蛇，极其自在，扩大了应制诗的表现领域，赋予了此种诗格以丰富的表现内容，生动地反映了盛唐君臣际会的盛况，描述了大唐极盛时期重大国事活动的盛貌，具有艺术和史实的双重价值。因此，对于其应制诗的研究，不仅仅是诗歌艺术的研究，诗人经历的研究，也关涉到了历史、文化和政治的研究。

能够写应制诗的诗人，不是一般地位的诗人。能够把应制诗写好的官员，更不是一般内涵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