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42年正月，大唐改元天宝。改州为郡，改刺史为太守。

是年春，王维自隐居地终南山复出，官左补阙，时年四十二岁。

是年春，李白终于奉诏进京，诏令为翰林供奉，或曰翰林待诏，似无品职。李白也是四十二岁。

天宝元年（742）秋，李白得玉真公主的推荐，受诏进京。这是李白的二次入京，是“仰天大笑”着走来的。他满以为此行能够像管仲、张良、诸葛亮那样干一番大事业。然而，却在天宝三载（744）被“赐金放还”，被变相地撵出了长安。

李白于“翰林”之任职，还真不是个什么官儿，充其量是个享受一定待遇的、临时工性质的应召文士。他自称“翰林供奉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旧唐书·文苑传》说其为“供奉翰林”；《新唐书·文艺传》说其“与筠俱待诏翰林”。“翰林供奉”或“翰林待诏”，而非“翰林学士”也。虽然都是“翰林”，却有云泥之别也。翰林学士，乃朝廷重臣，皇帝的私人秘书和政治顾问，被称作“天子私人”，主要从事政治决策、政治顾问与负责皇帝诏书起草的工作，直接参与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工作。唐代中期，翰林学士往往十之八九是宰相的预备人选，所以被称之为“内相”。而李白在长安期间，虽得玄宗特别礼遇，却绝非政治重用，其润色王业、应景诗赋的工作性质与政治无关，因此也没有什么政治地位，更不可能在政治上发挥什么作用。晚唐所撰《松窗录》载，唐明皇与妃子赏花，“帝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辞为！’遂命李白作《清平调》辞三章，令梨园弟子略扶丝竹以促歌，帝自调玉笛以倚曲。”《旧唐书》本传亦载：“白既嗜酒，日与饮徒醉于酒肆。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可见，李白与李龟年的工作性质也没有多少本质区别。这些“待诏”“供奉”的“翰林”，或为文词高手，或为饱学之士，甚至还有卦者巫师、道士僧人、吹拉弹唱的民间艺人，平日聚于翰林院里，随时应召，陪侍皇帝从事文艺游赏之事。他们或许也有接近皇帝之便，偶尔被询问一些政治或民生方面的问题，甚至让他们起草一些并不重要的文书，这纯属临时差遣。事实上也有一些才华出众而表现优秀的文士待诏，逐渐在仕途上发展起来，而具有了政治身份，但这是极少的，李白不在其中。

李白虽贵为“翰林待诏”，而骨子里仍是个布衣。傅璇琮先生在《翰林供奉》的文章中就曾指出：“尽管历史上记载唐玄宗对他如何宠遇，却始终不给他一个官衔，实际上只不过把他当作一个陪同宴游的侍者。由此，我们确可认定，李白一生，始终是一个布衣，这倒是李白可以引自傲的。”^[1]唐玄宗根本就没有想在政治上用李白，李白在长安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担任过任何官职，想必就是领取一定的待诏俸禄而已。所以李白请求回家隐居，唐玄宗即准予，也没有通过吏部的手续。放行李白，就像放行其他翰林院中的僧道术士一样而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因此，李白此来京师，只是被玄宗当高级倡优使了一回。李白离长安与杜甫会见于洛阳。不久李、杜与高适同游梁、宋。李白自天宝三载被逐出京师，便再也没有挨近过朝廷一步，而成为浪迹于汴梁、齐鲁、江浙、燕赵等地的浪人。

李白自天宝元年秋进京，到天宝三载春出京，时间不足两年。此时王维官左补阙，一直在京，真个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然而，二人竟然就没打过一个照面。不仅他们各自的诗中无一字提及对方，王维与李白共同的朋友如孟浩然、王昌龄、高适、岑参、杜甫等，他们的诗中也从未提及王维与李白的关系。史书上也没有一点点关于二人交往或同在一个场合的记载。

李白与王维，最有可能见面的有两个机缘。

其一，二人曾同时侍从玄宗去温泉宫。王维与李白二人各自都有以侍从玄宗幸温泉宫为题材的诗。《旧唐书·玄宗纪下》（卷九）载：

冬十月（壬申朔）丁酉，幸温泉宫。辛丑，改骊山为会昌山，仍于秦坑儒之所立祠宇，以祀遭难诸儒。新成长生殿名曰集灵台，以祀天神。十一月（壬寅朔）己巳，至自温泉宫。

十月丁酉日为二十六，十一月己巳日为二十八，也就是说，玄宗幸温泉宫前后历时33天。而王维与李白侍从随行，或者就住在同一单元里，有的是见面的机会。李白诗《侍从游宿温泉宫作》云：“羽林十二将，罗列应星文。霜仗悬秋月，霓旌卷夜云。严更千户肃，清乐九天闻。日出瞻佳气，葱葱绕圣君。”王维的《和仆射晋公扈从温汤》诗，似乎也写于同时，写同一事件。从诗题看，这是李白自己主动写的歌功颂德之作，是“自说自话”的一般性的颂诗，而不是应制诗。李白没有具体的官职，似乎不大好参与应制类的创作，故而他平生没有什么应制诗。王维职别虽然不高，左补阙，从七品上，大小是个有级别的官儿，而且是个近身皇帝的官。王维与皇帝玩诗，每每需要加上个“应制”，应制也即成为其工作的一部分内容。他还需要不时地应付朝中大臣们的诗歌活动。

其二，天宝二年（743），王昌龄进京，李白与王维同在长安，应该有相见的机会。王昌龄是王维的族兄。王昌龄与王维、王缙、裴迪集长安青龙寺昙壁上人院，共赋诗。王维《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诗前序言：“时江宁大兄持片石命维序之，诗五韵，座上成。”按常理，王昌龄与王维同游，是很有可能也带上李白的。王昌龄与李白交好，情性甚为相投。李白与王昌龄巴陵分手时，王昌龄有“山长不见秋城色，日暮蒹葭空水云”（《巴陵送李十二》），以写其无尽怅惘。后来王昌龄贬官龙标（今贵州省锦屏县隆里乡）尉，李白则有“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之寄，而深情表白。不过，王昌龄此行长安，竟然也没有与李白会面的记录。

王维与李白，同为盛唐顶级诗人，均有广泛而十足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李白开元十八年前后和天宝初二时间段在京城活动，王维应该也都在长安。然二人却没有任何的联系，甚至连打个照面的记录都没有，这委实让人匪夷所思。然有学者曝惊人之语曰：二人所以无交往，是李白对王维不屑一顾，王维也不够资格与李白交往，“无论从哪方面而言，开元十八年前后的王维，都是无以与孟浩然和李白并论的。”^[2]此言从何谈起？真不知道持论者是何价值标准，且又有何根据？李白凭什么看不起王维？进士出身的朝廷命官，“第一代京城诗人的核心人物”（宇文所安语），王公大臣争相邀宴的上层社交圈红人，怎么就让一个流浪诗人李白所看不起呢？李白最引为骄傲的待诏翰林，也不过是一时走近了皇帝，却始终没有改变其“布衣”的性质。“二十世纪最有才气的中国文学史家”^[3]刘大杰先生精辟概括说：“李白的一生是最平凡的，也是最不平凡的。所谓最平凡的，他一生没有做过一点正经事；所谓最不平凡的，他是什么事也做过，什么生活也尝过。那最平凡的生活，使得他不能成为廊庙之器，但是那最不平凡的生活，使得他成为最伟大的诗人。”^[4]李白心比天高，目空一切，无端夸大了自己的辅弼才能，满以为能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倒不是自己的天纵诗才。平心公允地说，以当时的社会地位和在京城文化圈中的影响来看，王维也真不是个随便让李白“不屑一顾”的平庸之辈。姑且承认“李白看不起王维论”是对的吧，那也是无法解释李王无交之现象的。李白可以因为看不起王维而不愿与之交往，但却找不到李白有什么“看不起”的表述，也找不到王维有什么“被看不起”的表述，譬如白居易就曾写诗给韩愈责问他为什么看不起自己。李白王维他们各自的文字里没有任何互为关系的反映，他们同时代的任何第三者的文字里也没有任何李王关系的记录，唐人的任何文献史料，包括野史笔记里都没有二者同游、同在或同列的蛛丝马迹的信息。如果仅凭主观臆说，武断作判，那是无论如何也难以让人采信的。

王维与李白之间没有任何交往，一丁点的联系也找不到，这真是个谜。我们情知不能圆说，还是存谜吧。然而，无论是什么原因，却不可能是因为李白看不起王维这个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