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元年（742），玄宗五十七岁，开元盛世已经持续了三十年，李林甫担任宰相已经八年。

是年，王维四十二岁。“谈笑无还期”的王维，隐居不足一年时间，便走出了南山。

天宝年（742年正月—756年七月），共计15年。玄宗朝共有三个年号：登基第一年的年号是先天；第三年改为开元；二十九年后则改年号为天宝。《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载：玄宗诏书“天宝改元制”；“（天宝）三载正月丙辰朔，改年为载。”唐玄宗何以要改元呢？唐人杜光庭《历代崇道记》载曰：开元二十九年田同秀上表“函谷宝符，潜应年号”。说是老君赐灵符于函谷，符书有“天宝千载”。玄宗遂改元亦改“年”。宋人谢守灏《混元圣纪》亦载此事，情节类同。《历代崇道记》和《混元圣纪》皆为道书，带有浓厚夸诞的编造色彩。故《资治通鉴》云：“时人皆疑宝符同秀所为。”即指出当时就有人怀疑这是田同秀之辈为了谄媚皇帝而杜撰的道教神话或神秘事件。李唐以道教立国，武后为了政治需要则以佛教制约道教。玄宗就曾多次亲自导演太上老君降世的好戏，形成了举国崇拜道教的狂热氛围。

李白也正是在道教的狂热中奉诏入京的。

王维为什么也在此时出山了呢？

有人说王维此出是因为没有了经济来源。这显然是想当然的皮相之见，以常人之心而度高人之腹也。王维有《赠从弟司库员外絿》诗云：

少年识事浅，强学干名利。徒闻跃马年，苦无出人智。

即事岂徒言，累官非不试。既寡遂性欢，恐招负时累。

清冬见远山，积雪凝苍翠。皓然出东林，发我遗世意。

惠连素清赏，夙语尘外事。欲缓携手期，流年一何驶！

于诗中可见，王维的心理很矛盾，其思想斗争也很激烈，处于两难境地而作“欲缓”之选择。诗共十六句，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八句说：少年气盛时不谙世事，为求取功名吃尽辛苦。尽管自知没有超人才干，几欲归隐而“遂性欢”，却怕有负明时而招人蜚语。诗的后八句，表达自己进退维谷的内心挣扎，其忧谗畏祸的心情溢于言表。据考，此诗当写于天宝十年左右，距王维此隐出山要晚十年，但其中所表述的思想与心态则是相同的。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理解：王维之出山向阙，是其“恐负时累”的思想占了上风。纵观王维一生，其处事不执着，不刻意，不迷狂，无为而无不为，天如何人亦如何。根据王维年谱考，其《赠房卢氏琯》写于开元二十一年左右，其中提出“达人无不可，忘己爱苍生”的思想。也就是说，王维早在其未擢右拾遗前就已经是以此思想支配自己行为的。诗所赠之房琯乃何许人也？房琯时任虢州卢氏令，后曾为玄宗、肃宗两朝宰相。王维此诗赞房琯政多惠爱，一片安居乐业的景象：“浮人日已归，但坐事农耕。桑榆郁相望，邑里多鸡鸣。”诗人特别欣赏其治下，一无争讼，社会和谐，“萧条人吏疏，鸟雀下空庭”。此诗以“达人无不可，忘己爱苍生”二句开篇，如同论文之撰写，先以提出中心论点，再出以论据而进行论证。所谓“无不可”，语出《论语·微子》。孔子讨论道德价值观，将历史上有名的隐士分成三类：一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二是“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三是“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孔子自云：“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所谓“无可无不可”，《孟子·万章下》解释说：“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意思是凡事随机应变，顺天应理，得时则可，没有什么非这样不可，也没有什么非不这样不可的。王维认为，唯有“达人”，方可“无可无不可”，即进退得失而无所不宜；而唯有天下为公且爱恤百姓者，方可谓之为“达人”。王维这样的“为政观”，还有如“心在苍生”“薄赋省役”等类似表现。

其实，“无可无不可”也正是南宗禅理的核心。佛禅认为，众生病根在于无明，无明如乌云遮蔽了智慧的阳光，故而生成各种妄想和执着。所谓执着，是指片面而孤立地理解并固执事物的妄情和妄想。执着的原因，是人之占有心太强，务贪必得，把外相看得太过真实，不知一切皆缘起性空的道理。王维倾心南宗之后，以“无住”“无念”的破执思想，而求“达人”境界，绝去执着与妄想，顺逆无碍，得失无心，一切随缘而动，无可无不可。因此，王维于仕隐，无可无不可，身性自如，高蹈自在，仕即为隐，隐亦即仕。王维消释了仕隐两极对抗的形态，不执着入，也不执着出，身拖朱绂而浪迹山水，在官不仅可以安命，亦同样可养心成隐，身在欲海而不为人欲所累也。“达人无不可”之“达人”，是否便是一种夫子自道呢？

【注释】

[1]入谷仙介：《王维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21页。

[2]川合康三：《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刘维治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4-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