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知南选，是其人生中的一大快事。

王维知南选而于南阳临湍驿遇神会，则成为其深膺南宗的转折点。

王维一生耽佛，兼修诸法，与禅宗的关联很深。禅原是禅那（Dhyana），起源于古印度瑜伽，后为佛教吸收而发展为“思维修”，成为修正觉性的方法，即戒定慧三学中的定学，六波罗密中的禅定。唐代禅宗兴起，北禅神秀系主“住心看净”，南禅惠能系主“即心是佛”。禅是中国佛教基本精神，不管宗派法门如何，均讲求心灵主体的超越解脱，是物我合一的方法与境界。除了南宗北宗外，王维与其他宗派僧人也有很密切的交往。一般而言以其四十岁为界，即以四十岁与神会相遇为标志，其此前信仰北宗禅，此后深膺南宗禅。

开元二十八年（740）秋冬之交，王维在知南选途中，与南宗禅大师神会相遇于南阳临湍驿。有十年“渐教”基础的王维，乍听南宗说法，而有醍醐灌顶之大觉悟。真可谓“六欲诸天来供养，天华乱坠遍虚空”（《心地观经·序品》）。

神会（668-760）禅师，俗姓高，湖北襄阳人，禅宗六祖惠能的晚年弟子，南宗的重要传人与创建者。神会在曹溪数年，很受惠能器重。景龙年（707-709）惠能将示寂时即授其印记。惠能去世后二十年间，曹溪之顿旨沈废，两京皆宗神秀，神秀与其弟子普寂及再传弟子义福等，均位居国师之尊，主持着“两京法席”，教内已尊神秀为禅宗六祖、尊普寂为七祖。开元二十年（732）神会初至洛阳，为确立南宗惠能正统，弘扬南宗的宗旨，在河南滑台大云寺设无遮大会，与山东崇远论战，指斥神秀一门“师承是傍，法门是渐”，认为达摩禅的真髓存于南宗顿教。但是，有三代国师地位的北宗，得到皇权支持，也为社会信奉，被尊为正统，而南宗则被视为旁门左道，神会也以古稀高龄而被四处放逐。然神会百折不挠，顽强地与北宗较量，最终确立了惠能的禅宗正统地位。惠能被尊为六祖，神会也被尊为七祖。王维问法于神会，是在开元二十八年（740），此时神会声望已著，虽然尚未取得正宗地位。

在南阳临湍驿，王维遇晤神会，二人“语经数日”。据《神会语录》载，王维曾以“修道解脱”之事相询。神会曰：“众生本自心净，若更欲起心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脱。”王维闻神会说法，不胜惊愕，连呼“大奇！”佛法修养甚深的王维也顿觉自己孤陋寡闻，他心悦诚服地连连说道：“曾闻大德，皆未有作如此说！”“此南阳郡，有好大德，有佛法甚不可思议！”^[4]神会认为，无须先“定”后“慧”，一切言语行事，只要心中“无念”，没有取舍执求之念，便是定慧，而且时时处处均可定慧，当下即是定慧，即是解脱。因此，神会的禅也称为“无念禅”，谓“不作意即是无念”。神会的南宗心要，开启了王维，让其深服其旨。神会也对王维深为认许与敬重，恳请王维为六祖惠能作碑铭。

南宗的出现，可谓七八世纪间中国宗教界的一场革命。陈寅恪称赞六祖曰：“特提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一扫僧徒繁琐章句之学，摧陷廓清，发聋振聩，固我国佛教史上一大事也！”南北二宗的根本不同是：北宗重行、南宗重知。北宗重在由定发慧，而南宗重在以慧摄定。北宗主张渐悟，南宗主张顿悟。南宗以最简捷的“顿悟”法，反对繁琐的教条的“渐悟”。南宗将“空”观发挥到极致，结果连“空”也空去，产生了某些“否定之否定”的客观效果。其结果是：由漠视人生转而珍爱人生，由超脱尘世转而不离人世，由四大皆空、六尘俱浊转而为“衣食住行皆是道”。

此遇神会，王维从此倾膺南宗。此后不久，王维写成《能禅师碑》，兑现了神会之请托。此碑序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是现存关于惠能及其禅法的早期资料。碑铭文开篇即写道：“无有可舍，是达有源。无空可住，是知空本。离寂非动，乘化用常。在百法而无得，周万物而不殆。鼓枻海师，不知菩提之行。散花天女，能变声闻之身。则知法本不生，因心起见。见无可取，法则常如。世之至人，有证于此，得无漏不尽漏，度有为非无为者，其唯我曹溪禅师乎！”王维深谙曹溪之旨，顿悟见性，妙解契道，对般若中观的思想运用自如。南宗的“无住心”“无念法”的思想，得无住心，即得解脱，对一切境遇不生忧乐悲喜之情，不起粘著是非之念，即反固执型的僵化思维方法，以“否定之否定”的方法认识世界，以相对的、变化的观点解释世界，以“中道”观、“不落两边”的方法消除偏执。王维“任运自在”“理事俱如”“气和容众”的生活态度与人生智慧，就是深受南宗义理启迪的结果，诚如他在碑铭文中所说“举足下足，常在道场，是心是情，同归性海”。出家亦在家，离世又入世，瞬间为永恒，有限即无限。这也就是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诗意禅境。“行到水穷处”，不生兴阑而归返之意。水穷则有云起，行尽则可坐观，无论水之穷否而内心自在平静。也就是说，一切都不“住”于心，无念进退，不起世虑。这与阮籍的“途穷哭返”^[5]不同，与王子猷“兴尽不入”^[6]也不同。阮籍“恸哭而返”，是因为触到内心“世路维艰”而感伤，乃放不下世情也；王子猷“何必见戴”，是因为顾虑重重，乃怕破坏兴致也。王维则行之所当行而止之不可不止，真正是超然物外，无所滞碍。这既体现了诗人随任之性，也应和了南宗“无住”之旨。

其实，在对待佛教宗派信仰上，王维不主一宗，兼取所需，为其所用，他在《为舜阇黎谢御题大通大照和尚塔额表》中将北宗“大通”神秀、“大照”普寂的经义概括为：“见闻自在，不住无为。理事皆如，终非有漏。”其要义大类南宗。王维一生遍访名寺，顶礼德僧，“以玄谈为乐”。他常去香积寺听法，接受的是净土宗。其《西方变画赞并序》说：“愿以西方为导首，往生极乐性自在”，对净土宗也倾心归向。王维自云：“十年座下，俯伏受教”（《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他所俯伏的道光和尚，乃华严宗僧人，或以为南宗僧人，其“顿教”虽然与惠能所倡之“顿悟”非一教门，却在精神实质上有共通处。也就是说，王维有其深膺南宗的思想基础，此遇神会，一拍即合，心领神会，与其法要无缝对接而深刻契合。

南阳临湍驿与南宗禅大师神会的相遇，对王维一生的影响极大，对于王维思想的发展与艺术的提升，都是至关紧要的。“顿悟见性”的南宗思想，让王维获得了精神上的高度自由，建立了以感性心理自由为指归的审美人格，而以妙有之心去感受自然，体悟自己心灵深处的奥秘，进而达到一种新的哲学境界和艺术境界。南宗主张见性成佛而不立文字的义理，助成了王维诗歌以空灵为美、以含蓄见长的特征，形成了空明谧静而又灵动圆满的风格，给人以极大的诗意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