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南选，是王维人生中的又一大事件。

王维知南选，也应该是王维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一大课题。

所谓“知南选”，即朝廷派员去南方铨选官员，或于桂州（今桂林），或于黔州（今重庆彭水）。创设南选制度，是唐代政府落实民族政策的一大举措，有利于增进中央集权，安定大一统的社会局面，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据《新唐书·选举志》载云：“太宗时，以岁旱谷贵，东人选者集于洛州，谓之东选。高宗上元二年，以岭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即任土人，而官或非其才，乃遣郎官、御史为选补使，谓之南选。”《通志略》云：“其黔中、岭南、闽中郡县之官，不由吏部，以京官五品以上一人充使就补。御史一人监之，四岁一往，谓之南选。”《唐会要》卷七五《南选》有高宗敕书云：“上元三年八月七日敕，桂、广、交、黔等州都督府，比来所奏拟土人首领，任官简择，未甚得所。自今已后，宜准旧制，四年一度差强明清正五品以上官充使选补，仍令御史同往注拟。其有应任五品以上官者，委使人共所管督府，相知具条景行艺能政术堪称所职之状奏闻。”

综合这些文献，我们对“南选”归纳出这样几点认识：

其一，“南选”是唐朝在江淮以南地区设置的一种特殊的铨选制度。唐朝采取不同于中原地区的政策，在京师以外的南方，定期选补郡县官吏。始置“南选”应早于“上元”，既是“宜准旧制”，估计“南选”制始自于高宗之时，或太宗贞观时即已存在。

其二，南选四年一度，差使选补。鉴于桂、广、交、黔等州都督府士人首领“任官简择，未甚得所”，故而朝廷派员充使前往选补。南选使由五品以上清正强明的官员承担，并派监察御使同往监察，力纠选人不当之弊。

其三，南选亦兼有为中央政府发现并吸纳岭南土著人才的重任。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七月敕：“如闻岭南州县，近来颇习文儒，自今己后。其岭南五府管内白身，有词藻可称者，每至选补时，任令应诸色乡贡，仍委选补使准其考试。有堪及第者具状闻奏，如有情愿赴京者亦听。其前资官并常选人等有词理兼通才堪理务者，亦任北选及授北官。”官至开元宰相的张九龄就是广东韶关人，武周长安二年（702）中进士，并在中宗、睿宗时连中制举。其兄弟九章和九皋，也在科举中脱颖而出。

总之，唐政府的“南选”，是件很严肃的事情；朝廷派员知南选，也是件很慎重的事情。对于王维来说，能够摊上个知南选的差事，应该说是件优选获胜的事情。也就是说，知南选是万万不可敷衍的，知南选也绝不是随便派个人去就可以的。

此次知南选，是王维第二次作为“钦差大臣”被派出。先是去西北劳军，此次去西南知选。而王维再次出使，让我们对王维的看法有了彻底的改变：

其一，王维给朝廷的印象并不错。即便是王维出使边塞真是被“支”出的，但可以十分肯定地说王维在边地的表现肯定不错。此次能再度受命而知南选，可以确证他已是一个政治上值得信任、能力上适合外派的官员。再度出使，相当于一次褒奖，再次给他一个实际锻炼的机会。

其二，王维的实际才能并不弱。唐代诗人几乎都有强烈的从政愿望，然其人根本没有踏入官场一步，且其诗中也没有什么施政的思想，实在难以知道他到底有多大的为官能力。此前出使河西，此后又出使榆林、新秦二郡，说明王维的能力与表现还不一般般。能够再知南选，说明其工作与表现还是为朝廷所赏识的。换言之，王维就是个实际工作能力比较强、原则性也比较强的行政官员，甚至可能还是个干才。

其三，王维在张相被逐后并未一蹶不振。文学史上往往简单化地将王维一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这种分法以张九龄被罢为界，说王维此前积极，此后消极。但是，从王维连续出使看，他不仅没有一蹶不振，反倒积极作为。否则，朝廷绝不会让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出使的。

开元二十六年（738）五月，崔希逸改任河南尹。是年秋，王维也自河西还长安，仍任监察御史职。开元二十八年（740），秋冬之间，王维以殿中侍御史知南选。

王维“知南选”，这是没有争议的史实。有争议的是王维“知南选”的行程路线。而争议的焦点主要是：选毕北还，王维有没有绕道吴地。

一是“绕道说”。此说认为王维知南选路线是：自洛阳出，经南阳会神会禅师，至襄阳访孟浩然，过郢州应邀画浩然像，再自夏口至岭南。翌年春正月选事毕，自岭南北归，盖自桂州历湘湖抵大江，而后沿江东下，过庐山、江宁至京口，再循邗沟、汴水、黄河北归秦中。^[1]

一是“未绕道说”。此说认为王维知南选路线是：自长安经大散关入蜀，知南选于黔州。翌年春正月选事毕，于渝州顺长江东下至夏口，然后逆汉水直抵襄阳，并于南阳临湍驿与神会等“谈经数日”，旋北归长安。^[2]

“绕道说”的理由是，王维有《谒璿上人》诗，璿上人为瓦官寺主持，瓦官寺位于润州江宁县，谒璿上人自然当至其居地。而至润州时间，似只有此时最合适，即开元二十九年，因此只有绕道了。

“未绕道说”针锋相对反驳说，绕道不可信。王维行到夏口，当径取道襄阳而还长安，而不会绕道镇江再北上河南开封而归秦中。此说认为《谒璿上人》诗有可能写于洛阳。璿上人为瓦官寺主持，并不意味着《谒璿上人》诗就一定写于润州瓦官寺。普寂开元二十七年于洛阳兴唐寺圆寂，而璿上人乃普寂的四十六位法嗣之一，自然要来洛阳参加普寂的葬礼。王维其母曾“师事大照禅师（即普寂）三十余年”，故而王维母子，都有可能参加普寂的葬礼仪式。因此，也就有可能在仪式上拜谒璿上人。

在王维知南选的行程问题上，我们对“绕道说”的前半是认同的，即王维去时的路线；而对其后半则不敢恭维，即王维回来的路线。何以“绕道”说不能成立呢？其一，王维选事毕而北归，回长安交差前却先绕个大圈子去了一趟润州，这是当下“假公济私”的思维，似也只有当下官员做得出。其二，按《元和郡县志》所记里程，岭南之邕州、钦州等地距长安约五千唐里，而在舟楫鞍马的交通时代，绕道在时间上也不可能。其三，王维开元二十八年秋南行，南阳谈经而深膺南宗，不可能于翌年北返时再绕道专程再去拜北宗。

不妨细玩《谒璿上人》诗，看看诗中能否为我们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其诗云：

少年不足言，识道年已长。事往安可悔，馀生幸能养。

誓从断荤血，不复婴世网。浮名寄缨珮，空性无羁鞅。

夙承大导师，焚香此瞻仰。颓然居一室，覆载纷万象。

高柳早莺啼，长廊春雨响。床下阮家屐，窗前筇竹杖。

方将见身云，陋彼示天壤。一心在法要，愿以无生奖。

此诗的解读，因为角度不同，理解也截然不同。全诗二十句，四句一个层次，共五个层次。其表述的角度，基本上是“我怎么”而非“你怎么”，是第一人称而非第三人称。诗的基调是“悔”。或者说是前“悔”后“悟”。从开篇看，王维拜谒璿上人时，情绪非常低落，肯定是仕途多舛，或家中发生了什么重大变故。王维何以深“悔”如此？“少年不足言”句开篇，颇值得深究。王维少年得志，风光无限，怎么“不足言”？非少年不足言也，是当下不足言也，即自出官济州后不足言也。虽然说“事往安可悔”以自解，往事不追，唯思余生，但诗人却沉浸于深深的“悔”中。“誓从断荤血”四句，写其谨遵佛法教敕与上人风训的誓愿。意谓：我发誓从此茹素戒杀，再也不受凡尘世俗的网累。放弃所有的虚名包括官服，已然认识到诸法皆空，还有什么尘俗之事务能够羁绊的呢。“颓然居一室”四句，写其勤求出世解脱之道。意谓：能够跟从得道高僧而向佛修行是我早就存有的心愿，烧香诵经表达我对佛祖的无限敬仰。我寂然静默而独居一室，承载着世间万物的纷扰。“颓然居一室，覆载纷万象”二句，结合王维的生平经历看，似乎反映的是其丧妻不久后的现实。王维时年三十余，孤居一室，精神颓废而纷乱。“高柳早莺啼”四句，写的是其想象中的诵经隐居的生活。最后四句从“方将见身云”起，写的是其“识道”后的预期：将来我或许能够修成正果而可见佛身围绕的祥云，但我现在仍浅陋而不识“天壤”之貌^[3]。我一定专心致志地研习佛法要义真谛，非常乐意获得上人无生无灭的劝勉。

《谒璿上人》诗中，王维诚恳请益，咨受心要，仿佛寻到了出世解脱之道。细读此诗，我们得出了两点结论：其一，这是王维的自写。或者说是通过自写而达到写璿上人的目的。其二，这是王维“行止不明”时的作品，当写于其失职与丧妻之时。

王维耽佛，南北兼修，与南北宗禅师均有交往，而前期主要受北宗影响。其母“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其弟王缙“尝官登封，同学于大照”（王缙《东京大敬爱寺大证禅师碑》）。王维写过《为舜阇黎谢御题大通大照和尚塔额表》，写的就是北宗禅师神秀与其弟子普寂。《谒璿上人（并序）》写的道璿，出于普寂门下。他结交的燕子龛禅师、福禅师等，也都是北宗禅师。安史之乱后，道璿弟子元崇，亦曾游王维辋川别业。而其知南选遇见六祖门下神会禅师，则成为他渐修南宗的分水岭，即其后期深受南宗影响。

如果《谒璿上人》的写作时间，提前至王维“行止不明”的那段时间里，就不存在王维绕道江宁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