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何以派王维去边塞劳军，尽管这不大好解释，但是，王维毕竟是出塞了，去到他青少年时期就神往的边塞。

问边河西，对于官员的王维来说，或许在任职升迁上并没有多大的受益；然而，对于诗人的王维来说，其意义则非同小可。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深入生活，而是一次精神的洗礼，一次灵魂的净化，一次情怀的飞升，也是一次诗观诗艺的质变。

王维出使河西，他要去的那是个什么地方呢？

王维在他脍炙人口的《使至塞上》中写道：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诗开始就说他已经过了“居延”，意谓已经进入边地了。居延在今甘肃张掖县西北，汉代称居延泽，唐代称居延塞。唐王朝边塞辽阔，附属国直到居延以外。诗中交代，不久便走出汉界，进入胡地，来到了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在萧关遇到候骑，得知主帅破敌后尚在燕然前线未归。言下之意，还要往前走。燕然，乃古山名，即今蒙古国杭爱山。《后汉书·窦宪传》：宪率军大破单于军，“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班固作铭。”古人说此诗之前四写“芜远”。其实，整个一首诗没有一句不在写“芜远”。

有人说，诗中抒发了作者漂泊天涯的悲凉和孤寂之情。其实，诗之感情基调昂扬而热切，充满了惊奇、自豪乃至喜悦。诗人单车赴边，轻简上路，何尝不是写的一种轻快而雀跃的心情呢？尾联两句虚写战争，从骑士口中得知都护仍然身在前线燕然，何尝不是写的一种民族自豪感、一种胜利喜悦与赞叹之情呢？“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二句则写大漠的万千风情，大漠雄浑无垠，烽烟挺拔而直上青天；长河横亘远方，落日浑圆而眷恋相依。诗人为塞外的奇特风光和阔大境界所迷倒和震惊，将积蓄已久的原始激情灌注到边地景物中，状难言之景于目前，含不尽之意于言外，其所呈现出来的何尝不是一种豁达情怀、一种超迈气势、一种风发意气呢？

因为解读者往往将王维出使河西定势在“被排挤出朝廷”上，而便总是在这些诗上用孤独、寂寞、悲伤之类的词来贴附。其实，王维出使河西的那些诗中的情绪真是极乐观的。

王维的《出塞作》题下自注：“时为御史监察塞上作。”这是直接描写战事的边塞诗，不仅在王维笔下不多，在所有的唐代边塞诗中也少见。诗云：

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

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

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渡辽。

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

暮云低垂，沙漠空旷，草枯无边，猎火腾起，盘马弯弓，夜渡朝驰，整个画面生动，人物传神，渲染了边关剑拔弩张的两军对垒之势。诗人以打猎声势之盛，写出了强悍吐蕃的咄咄逼人气势，暗示边情危急。诗人笔下的唐军雍容镇静，应付裕如，神速威猛，攻守兼备，自然也就必然以压倒一切的凌厉气势而夺取最后的胜利。诗尾顺带一点，透露出赏功劳军的题旨。从这些描写看，诗人对边地、对战事、对敌我双方、对军事部署等等，不仅全然在胸，而且能够巧妙构布，得体传写。这也是其前期作品中所不可能出现的，真可谓“句句从体验中来，从阅历里出”也。王维的《陇西行》，撷取军使飞马告急的一个典型片断，直写军使跃马，风驰电掣，形象飞动。“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关山正飞雪，烽戍断无烟。”因为作者置身艰苦凶险的战场前线，深切感受到敌我双方的军事特性与战前气氛。王维的《从军行》，有研究者认为是王维早期的边塞诗^[2]，其诗云：“吹角动行人，喧喧行人起。笳悲马嘶乱，争渡金河水。日暮沙漠陲，战声烟尘里。尽系名王颈，归来献天子。”诗中非常逼真而传神地写出边塞唐军行军作战的全过程，既有军队出征时的悲壮、赴敌时的无畏，又有鏖战时的激烈和凯旋时的感奋，显然不是取自历史的题材。诗人“堆砌”了尽可能多的具有边塞特色的物象，着力再现边塞广漠的场景。诗的最后两句，“尽系名王颈，归来献天子”，霸悍奋扬，凸现将士英勇杀敌立功的英雄气概，具有宣传鼓动与激励的意味，符合诗人犒劳使节的身份和观察视角，也折射出大唐帝国异常强盛的威势，千载之下，仍然虎虎生气，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慷慨强音。王维的《陇头吟》诗云：“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关西老将不胜愁，驻马听之双泪流。身经大小百余战，麾下偏裨万户侯。苏武才为典属国，节旄落尽海西头。”走出书斋，深入边地，使得王维的思考与感发具有了深厚的人性悯情，既关注边疆的安危和国家的命运，也关心士卒的生命与生活。应该说，这种深沉的人文情怀与道德关怀，在王维有了边地生活后而生成，则更加合理。

显然，王维的这些边塞诗，是一种劳军或监军者的立场与视域，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是对边地将士与卫戍精神的一种欣赏与钦服。边地生活，改变了王维边塞诗“捕风捉影”的作法，这对于诗人的王维来说是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换言之，王维早年的边塞诗也是那种“捕风捉影”的作法。“捕风捉影”式的写法是郑振铎在论岑参时提出来的，他说：“唐诗人咏边塞诗颇多，类皆捕风捉影。他却自句句从体验中来，从阅历里出。以此，他一边具有高适的慷慨壮烈的风格，一边却较之更为深刻隽削，富于奇趣新情。”^[3]而唐人似乎尤其喜欢写边塞诗，根据董乃斌先生统计，《全唐诗》中“凡是存诗一卷以上的中晚唐作家，无不多少写过一些直接或间接与边疆生活有关的作品。”而这些边塞诗的写作情况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未曾到过边塞而用边塞题材的；一类是曾在边塞居住和任职（包括曾游历边塞）而写边塞诗的。没有出塞戍边的经历，但都写过一定数量的优秀边塞之作的盛唐诗人如王昌龄、李颀、王翰、王之涣、陶翰、常建、储光羲、祖咏、刘长卿、刘湾等。大诗人李白、杜甫，也没有出塞从军的生活，李白的《关山月》《战城南》《北风行》《幽州胡马客歌》《塞下曲》六首等，杜甫的《兵车行》《前出塞九首》《后出塞五首》《高都护骢马行》等，也都是边塞诗作中的精品力作。有人在推崇岑参的论文中认为：“盛唐其他边塞诗人，因为没有涉足西部，他们笔下的‘玉门’‘楼兰’‘交河’‘天山’，都是虚拟想象之词。”^[4]唐代边塞诗人，因为没有深入边塞生活，没有血与火考验的经历，或者以乐府旧题进行旧调翻新的创作，表现怀才不遇的愤懑；或者借沙场点兵而释放胸中的积郁，抨击当朝者用人失度的腐败；或者通过间接的生活经验，塑造边庭将士英勇杀敌的英雄形象；或者以想象之辞写将士怀归的情绪，表现离情别恨等。王维出塞问边，深入河西其境，眼界大开，不仅对边塞恶劣环境具有深刻的体验，也为边疆将士的报国热情与拼死精神所鼓舞和激励。也因为这段难得的生活经历，王维此后的边塞诗则自觉地以相关的边塞生活经验为基础，大不同于他早期的边塞诗作，也不同于那些没有边塞经历诗人的边塞诗作，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自句句从体验中来，从阅历里出”，远离了“捕风捉影”的写法，创作了一批兴象饱满而气骨高峻的边塞作品，形象逼真、场景生动，改变了边塞诗偏重内容而疏于艺术的粗犷之风，创造了境界苍莽、气象雄浑的意境。而其出塞后的诗中，出现了大量的边地意象，出现了极其生动的塞外描写，让其超长的景物描写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些情味俱深、意境两佳的边塞景象描写，不仅平添了诗篇的现场感，也有效地渲染了边塞战事，烘托了驰骋疆场的边塞英雄。

如果说岑参后来将边塞诗的写景推上了极致，那么王维则是边塞诗写景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