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为什么要出塞？这也是一桩公案。

关于王维出塞的原因，至今争讼不断，众说纷纭。

其实，这里边需要弄清楚的还包括：王维是什么时候去的？怎么会让王维去的？王维是以什么身份去的？王维在边地又做了些什么？

在王维问边河西的时间上，基本没有疑义。清人赵殿成的《右丞年谱》曰：“开元二十五年丁丑，为监察御史，在河西节度幕中。”张清华《王维年谱》（1984年），陈铁民《王维年谱》（1997年），都认可这个说法。

在王维出塞问边河西的缘由上，则争讼颇多。其基本观点有三个：其一为排挤说。其二为牵连说。其三为避难说。笔者以为，此三个观点，都是从政治上来解读的，属于臆测，乃闭门造车地想当然。此三说，不仅不合常理，也没有任何的事实根据，更重要的是没有读懂王维，把王维消极化，把王维的出塞被动化了。

在王维出塞问边这件事上，找不到与政治争斗的直接关系。于史载或于王维诗文中，也看不出王维有身受政治迫害而欲避祸朝廷的任何或明或隐的迹象。林继中则明言，王维是被李林甫支出的：“开元廿五年（737年）夏天，张九龄贬荆州。置于官小权不小的右拾遗位子上的王维，也借宣慰河西军队之名被李林甫支出中央，到荒远的凉州去。”^[1]像王维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八品言官，根本就不可能对李林甫构成任何威胁，说“支”也真是太抬举王维了。李林甫真要想动王维的话，何必要给他这么个荣耀的差事而“支”到边地去呢？政治避难说，也属于无稽之谈。张九龄外放，王维想隐退，这是实情，但也不是非去边地才是避难也才可避难的。我们以为，王维问边劳军，不仅不能解释为政治牵连性质的“支出”，或误读为加害性质的“左迁”，反倒应当看成是朝廷对王维的一种信任与重用。历代王朝都很重视劳军。劳军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将帅出征，于拜将祭师仪式上，劳军校阅，以整军容，以壮军威；一是边军大捷，或班师凯旋，遣使劳军，封赏激励。而这种劳军的差事，朝廷一般的是派遣亲信、大臣去完成的，有时候甚至皇帝亲往。《史记》中细柳劳军典故，说的是汉文帝亲自劳军的事。不管怎么说，劳军是代表朝廷行使封赏校阅的一种使命，还真不是随便“支”一个人所了事的。如果真有什么政治牵连的因素，劳军这个份儿是轮不到王维的。

王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使河西，出塞宣慰。王维原为右拾遗，是个言官，负责谏议、补阙、正言、司谏之类。按理说，右拾遗是不会被派去执行问边使命的。因此，此时王维应该是转官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官的品秩与右拾遗差不多，但权限大多了，职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唐六典》）。监察御史不仅可对违法官吏进行弹劾，也可由皇帝赋予直接审判行政官员之权力，并对府州县道等衙门进行实质监督，还可在监察过程中对地方行政所存在的弊端上奏。虽然监察御史也非要职，但从右拾遗到监察御史，似乎还有点重用的意思。譬如元稹十五岁明经及第，宪宗元和初年任右拾遗，后为监察御史，长庆二年官至宰相，一路升迁上来。王维被作为特使派出来犒军或监军，即使不能说是重用，显然也是不能用“支出”或“左迁”来解释的。

从积极意义上来解读，应该理解为王维是主动要求出塞的。这里也许含有回避的政治因素，但主要还是他的一种“情结”支配。“情结”是一心理学术语，心理学家荣格将“情结”形容为“无意识之中的一个结”，是一群无意识感觉与信念形成的结。王维生活于尚武风盛的盛唐，十八九岁开始就以边塞诗写作来表现建功马上的理想豪情。而其出塞归来，诗中也常见那种“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慷慨倚长剑，高歌一送君”的激扬。因此，出塞从戎以实现人生价值理想，早就成为王维神秘的心理纠结，以至于时而不时地表现出强烈而无意识的冲动。这种情结与意识，始终如影相随。开元二十五年三月，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在青海与吐蕃交战而大获全胜，朝廷派员问边劳军。这对于具有边塞情结的王维来说，真可谓千载难逢的机会。因此，我们宁可相信王维出塞是其请缨的结果。因此，成行边地的王维，其情绪可以说是相当愉快的。事实上，在边地一年多时间，他亲入兵幕，具体参与边军生活，充满了乐观与豪情，有一种了却心愿的快意。因而，王维此时期的边塞诗，也的确写得如火如荼，豪情万丈。

然而，朝廷何以派王维出塞劳军呢？这毕竟是个谜。无据可查，只能存疑。也许是王维真在“兵事”上有些才能，或者说问边后王维在“兵事”上增加了些才干，此后有一段时间，他又出使榆林、新秦二郡。不久便在兵部任职，先是库部员外郎，迁库部郎中。库部郎中从五品上，掌戎器、卤簿仪仗。从王维的《兵部起请露布文》等文看，因为有边地巡督经历，其对于兵事之著文，也得心应手，援经据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