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张九龄罢相；第二年秋，被逐出京门。

张九龄失势了！如何对待失势的张九龄，对王维来说是个人品的考验。宋人陈善《扪虱新话》曰：“盖趋炎附势，自古然矣。”自古官场人品恶劣者多甚，过河拆桥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恩将仇报者有之，如蚁附膻者有之，卖主求荣者有之，改换门庭者亦有之，凡此种种，王维是何表现？

张九龄对王维有知遇之恩，更重要的是张九龄被王维视为精神知音。知恩图报，善莫大焉。王维的《寄荆州张丞相》诗，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知恩图报的王维。诗中所表现出来的不仅是向心张相的思念，不仅是“终身思旧恩”的感激，也显示出诗人的义气、血性、胆魄与抗邪骨力。

张九龄，史上评价极高，是安史之乱前最后一位公忠体国、举足轻重的唐室大臣。史料盛赞张相之诤臣美德，说其守正嫉邪，骨鲠坚毅，刚直敢言，从不屈从于奸佞。张九龄还有一种“圣战”的坚毅，性格上与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有点相像。宋人称王安石“拗相公”，是中国最早白话小说《拗相公》的原型。王安石极为固执，越是遭人反对，他实施新法的决心就越大。他不允许任何人反对他的个性缺点，也使其无法接受忠言，甚至“欲钳人口”，毫不留情地打击所有的批评者，包括他的不少好朋友。张九龄则是“遇事无细大皆力争”的“拗”，不讲策略，不擅斡旋，不容异见，特别是他自恃文才出众，公开蔑视那些没有书香门第背景而文才一般的人，并以文才高下为尺度，取舍官员，甚至把文才作为担任高级官员的必备条件。张九龄的这种“拗”，不仅伤害了李林甫等一批人，还伤害了唐玄宗。玄宗欲拔牛仙客为尚书，九龄直言反对说：“尚书一职，多用旧相，或者用历任内外高职且德高望重之人。”玄宗欲赐牛仙客实封户，张九龄直言反对说：“唐遵汉法，太宗定下的制度，边将可赏钱财，不能封地。”玄宗生气地说：“你轻视牛仙客，是因他的寒士出身吧！难道你生来就有门阀？”张九龄叩头谢罪说：“臣生于荒野之处，陛下错爱，以文学用臣。牛仙客升任胥吏，不读诗书。韩信不过是淮阴一壮士，尚羞与周勃灌婴同列。陛下若必用牛仙客，臣以与他同列为耻。”

在对待安禄山的问题上，张九龄与玄宗持见不同。安禄山曾入京朝见，拜见过宰相张九龄。张九龄观其面相，对侍中裴光庭说：“乱幽州者，必此胡也。”开元二十四年（736），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使安禄山讨契丹败还，送京师问罪。张九龄毫不犹豫地在奏文上批示：斩。其奏文说：“穰苴出军，必斩庄贾；孙武行令，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玄宗却说：“卿岂以王夷甫识石勒，便臆断禄山难制耶？”意谓：你不要以王衍识石勒的事枉害忠良。安禄山的反叛，重演了西晋末年羯族石勒反晋乱华的一幕。

《资治通鉴》云：“上在位已久，渐肆奢欲，迨于政事。而九龄遇事无细大皆力争；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伤之。”此段话有三个层次，分写三个人。同时，也写出了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李林甫是个制度专家，精明强干，尤擅政治权术，然其人柔佞奸诈，结交宦官，串通嫔妃，打击异己。张九龄很正统，讲礼仪，秉公守则，尽忠体国，即王维所说的“大君子”，然其性格耿直，骨鲠坚毅，执拗固守，也不容异见。我们且不谈二人的人品，也不谈各自的能力，而就他们的言辞水平来比较。李林甫极善言辞，史称其“口有蜜，腹有剑”，即“善刺上意”“善养君欲”，顺风承旨，把话说得非常中听，给皇帝的行为找借口。因此，晚年倦政的玄宗，也特别宠爱与倚重李林甫。李林甫的长项，也正是张九龄的短板。张九龄刚直敢言，尤其喜欢较真，说话不会绕弯子，也不中听，似乎还比较任性，常否定旨意，弄得玄宗没面子，甚至下不来台。虽然玄宗对张九龄也非常爱重，但是，他实在吃不消张九龄的直面冲撞，另一方面他也吃不消李林甫的谗言攻心。于是，玄宗终于借个由头撤了张九龄的职。开元二十四年迁九龄为尚书右丞相，免去了知政事；开元二十五年，九龄坐“举非其人”而贬为荆州长史。玄宗撤张九龄的职，真有点迫不得已而为之的意味，似乎也只是想教训他一下而以观后效的。离开了朝廷的张九龄，贬官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从三品。开元二十八年（740）春，九龄回乡扫墓而病逝于韶关曲江。玄宗追赠其为荆州大都督，从二品，谥文献，爵封始兴公，并派特使去韶州祭吊，赠厚礼抚慰其家属。

张九龄的墓志铭，其撰文者为“徐安贞”。1960年，广东省考古发掘了韶关市南罗源洞山麓的张九龄墓。墓志铭保存完整，文字清晰。撰文者在墓志铭中自书：“太中大夫、守中书侍郎、集贤院学士、东海县开国男徐安贞撰。”太中大夫为唐代阶官，从四品上，中书侍郎为唐代职事官，正三品。东海县开国男（即“东海县子”），乃其爵号。爵位冠以开国称号，始于贞观十一年。唐代爵位分九等：王、嗣王（郡王）、国公、开国郡公、开国县公、开国县侯、开国县伯、开国县子、开国县男。据《旧唐书》职官志注，“玄宗即位，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张垍等召入禁中，谓之翰林待诏。”《旧唐书》又载：“上每属文及作手诏，多命安贞视草，甚承恩顾。”徐安贞不仅职位高，而且文笔好，是个为张相墓碑撰文的合适人选。开元二十八年，王维官七品，尚无甚资望，纵然文才甚高，张相墓志铭也是轮不到他撰文的。

自开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张九龄罢相，大唐从此进入了李林甫的“独裁”时期。《旧唐书·崔群传》中崔群对宪宗说：

安危在出令，存亡系所任。玄宗用姚崇、宋璟、张九龄、韩休、李元纮、杜暹则理；用林甫、杨国忠则乱。人皆以天宝十五年禄山自范阳起兵，是理乱分时，臣以为开元二十年罢贤相张九龄，专任奸臣李林甫，理乱自此已分矣。用人得失，所系非小。

崔群乃唐宪宗时宰相，他认为酿成安史之乱大祸的是“用人失策”。用人失策则理乱分矣，唐代由强而弱的急转，是从张九龄罢相开始的。

张九龄罢相且被逐出京门。王维寄诗题为《寄荆州张丞相》：

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

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目尽南飞雁，何由寄一言。

《资治通鉴》载：“九龄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在李林甫势焰熏天的高压之下，在举朝官员但求自保之时，王维却无所畏惧，顶风寄诗。这一封用诗写的信，对贬官荆州的张相倾诉衷肠，不仅有“终身思旧恩”的表白，也作“艺植老丘园”的归想。知恩图报，善莫大焉。感恩是王维的人性自觉，感恩也赋予王维胆魄和骨力。

张九龄收到王维的寄诗，即复以《答王维》诗：“荆门怜野雁，湘水断飞鸿。知己如相忆，南湖一片风。”从诗里可见，张相心情大好：自己所欣赏的王维，没有人走茶凉，更没有落井下石，在自己最需慰藉时，而有煦风南来，倍感温馨。而于王维，定然也心情大好：张相位极人臣，亦一代宗师，且为一时受挫，而竟以“知己”相称，尤觉亲切。可以想见，收到赠诗的王维，一定感到非常庆幸，而久久地沉浸于荣耀与自得的幸福中。

寄诗通信这类生活中极普通极普通的常事，却让王维做得那么崇高，也那么感人。然而，王维终究因为张相被贬而骤然失势，甚至进退失据。

王维将何为？

【注释】

[1]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88页。

[2]陈贻焮：《杜甫评传》（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页。

[3][英]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0页。

[4]《太平广记》卷二四○，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册，第1857页。

[5]详见陈贻焮：《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