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二十三年（735）三月九日，王维受知于张相而出任右拾遗，时年35岁。从诗干到被擢，其间不到半年时间，王维在嵩山尚未屁股坐热，便赶往东都洛阳赴任。王维不曾有诗记录此时的心情，但肯定不是仰天大笑出门去的。

是年，差不多同龄的李白，则在“南徙莫从，北游失路”的慨叹中刚刚离京。开元二十年左右，李白的第一次入京约两年时间，游走于王公贵族之间，却始终徘徊在魏阙之外，也便混迹于长安市井少年中，据说还险些遭人毒手。后来他反思说是自己误与“五陵豪”交。李白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不禁发出了“主人苍生望，假我青云翼”（《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的呐喊而渴望找到政治上的出路。

是年，杜甫才24岁，应试不第。次年，他又在齐赵一带开始了第二次漫游，“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他的第一次漫游是于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开始的，在江南一带，到过金陵、姑苏，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

王维步入唐王朝的朝廷行政中枢，其官右拾遗，归属中书省。拾遗，是以谏为职的官员，被形象地称作言官。唐代进谏使命由门下省和中书省共担。史曰：“谏官掌献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纠察，以绳百僚。”台谏制度的建立，从制度上保证了小官能够谏诤皇帝，弹劾大官。国家专门禄养一批谏官，不管实际行政事务，而专门来批评朝政，劝谏皇帝，挑剔百官，还有举荐贤才的职能。这虽然不能算是封建专制体制下的平等和民主精神，但确实是一种巧妙的确保政治清明的设计。这些言官，如侍御史从六品，殿中侍御史和左、右司谏正七品，左、右正言和监察御史从七品，左、右拾遗从八品，他们官品虽低，却在极其要害的部门工作，从事着极其机密也极其重要的职事，“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

步入中央机关的王维，虽然没有仰天大笑的高迈，也没有致君尧舜的幻想，却也一定有豪情万丈的心气。但是，他的外在表现却极其从容，极其平静。记得有个诗人说过：大骄傲是藏在骨子里的，小骄傲则表现在脸上。王维或许是大骄傲，他到任不久，又写了一首诗给张九龄，题为《献始兴公》。此属感恩言志之作，表达他受聘的心情，表白他的衷心谢忱，也盛颂张九龄反对植党营私和滥施爵赏的政治主张。其诗之表达，却有一种深隐其中而分明可感的“傲”。这首题为《献始兴公》的诗，题下原注云：“时拜右拾遗。”

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不用坐粱肉，崎岖见王侯。

鄙哉匹夫节，布褐将白头。任智诚则短，守任固其优。

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雠。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

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

这哪里是在献诗宰相？好像是在跟同事怄气，与朋友抬杠。劈头两个“宁”字故作峻急，非常生硬，简直不近人情，似乎有一种激愤的意味，带出一种慷慨的气氛。诗的前八句写自己，整个的意思是：我宁可栖隐荒野林，宁可饮取山涧流，而绝不为一脔膏粱而屈节谒王侯。我虽地位低贱，而却是个有气节守气节的人，宁可一辈子布衣短褐也不失节；我虽才疏而智浅，但是要说守节不移而固本不苟的话，那可是我最重要的优长。这八句诗，语柔见刚，话中有话。虽然他所面对的是当朝宰相，且是自己的恩公，然其却仿佛是说，我可不是给您献媚来的。

这哪里像是王维？史上多说王维性格懦弱，温文尔雅，而此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傲骨与节气，翻遍唐诗也是很难寻见的！而这样的气度我们又似乎在哪儿见过？有几分像是骆宾王的刚，有几分像是陈子昂的烈，又有几分像是李白的狂，还有点杜甫的拗。然而，都是，又都不是。凸显在我们目前的是一个坚持气节，不善圆通而刚直不阿的书生形象。诗人所反复自我表白的是：我有我的价值观，我有我的道德操守，我有我的人格尊严，我是绝不会为了出人头地而去阿谀权贵巴结王侯的。换言之就是，如果要我低三下四地去讨好您张相而获得一官半职，我也是不会去做的。王维坚守其道德底线，不管入仕与否都不丧失自己人格。纵观历史，环顾周边，这样的不亢不卑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啊！人们在当官的面前，尤其是遇到当大官的，就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骨子里所存有的奴性来，甚至还往往把自己在正常情况下应该得到的譬如评职、升迁或胜诉之类的，看成是一种别人的恩赐与施舍，而在脸上堆出一种过度感恩的笑容。王维这样面对达官、面对恩赐的“不近人情”，引发了我们深深的思考。

这也正是王维。这正是王维所要感恩的张相。因为王维深知张相的道德品性，迎合了贤相以节气取人的用人原则。王维这样出语，建筑在其与张相的精神相知之上。诗的后八句，在思想脉络上与前八句紧密相承，转到自己为张相所用的意思上来了。诗以赞美承接，其表述非常艺术，以第三者旁听的口吻赞美张相天下为公的贤明。后四句很自然地转向陈情张相的本意。诗人十分恭敬虔诚地问：像我这样的人，配做您的下属吗？诗中用“跪”而“陈”之，这不只是一般性的礼节，而是心悦诚服的五体投地，顺理成章地扣上了“献”题，表现出对张九龄由衷的倾慕敬服。而从诗人自谦的表述中，也可见其投身政治的决心，流露出效力张相帐下的幸福感。这也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效忠性质的表决心吧。结尾的两句，在结构上环顾开篇，既照应了上文对张九龄正直贤明、不徇私情的颂扬，同时又再次强调自己讲气节、重操守的品格。此二句谓：如果任用我是出以公心的话，那是让我非常感动而激奋的；假如是因为照顾性质而有所偏私，则不是我所希望的。深察王维与张相其人以及二者关系后，也可以解释王维何以这么表达。

王维“献”诗的写作重心，却落在表白自我的表述上，是在为张相提供自己的性格与人品的履历，为其提供知人善任的用人信息，这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王维思想与人品的极好资料。“献诗”能够写得这样气骨高朗而声色凛然的，在唐诗中委实不多见。诗中的“献”语，没有一点庸俗的感恩色彩，更非不负责任的一味阿谀，可见诗人献诗的目的也并非单纯为了一己私利。其诗表现了两个人，一是诗人慷慨刚正、绝不苟且的节操，一是张相不徇私情、治国以公的品行，两相辉映，相得益彰。王维此前出任的也是朝官，太乐署太乐丞，据说此后还曾任集贤院校书郎。可是，那些个职务，顶多是个技术性的工作。右拾遗可是在皇帝跟前当差。王维踌躇满志地说：“当从大夫后，何惜隶人馀。”从此，王维追随张相，做了一个谏官，虽然只是正八品上。

此后二十二年，至德二载（757），杜甫也终于博得了个左拾遗之职，史称“杜拾遗”。陈子昂也曾任拾遗职，后人因称“陈拾遗”。据钱牧斋杜诗注，唐授杜甫左拾遗诰全文为：“襄阳杜甫，尔之才德，朕深知之。今特命为宣义郎行在左拾遗。授职之后，宜勤是职，毋怠！”命中书侍郎张镐赍符告谕，至德二载五月十六日行。右敕用黄纸，高广皆可4尺，字大2寸许。年月有御宝，宝方5寸许。此委任状清时尚藏于湖广岳州府平江县裔孙杜富家。杜甫的左拾遗受命于流离之中，却是他平生做得最大的官，故而他也非常在乎这个职位。但其屁股还真的没有坐热，就被贬去华州任司功参军，其在此谏官任上满打满算只有半年时间。乾元元年（758），杜甫出金光门时，感慨万端，有其诗《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为记。诗扣题从“悲往事”写起，述说往日虎口逃生而投奔来归的险象，着重表现了不忍去君而留恋故职的感伤。好不容易拾遗了一回，却因出言不慎而被贬，要不是韦陟等人的积极相救，则将置身囹圄。元人赵汸《杜律赵注》卷上评云：“子美乃心王室，出于天性。故身陷贼中而奋不顾死，间道归朝。及为侍从，虽遭谗被黜，而终不能忘君。”谏官时间不长，杜甫却留下了不少表现其谏官生活的诗，如《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紫宸殿退朝口号》《春宿左省》《晚出左掖》《题省中壁》等。

几乎与杜甫同时，岑参也担任过这种拾遗的工作。岑参和杜甫在唐肃宗至德二年至乾元元年初，同仕于朝，岑参任右补阙，从七品上；杜甫任左拾遗，从八品上。拾遗和补阙都是谏官，他们既是同僚又是诗友。杜甫任左拾遗，属于门下省，在殿庑之左，称“左省”；岑参为右补阙，属中书省，在殿庑之右，称“右省”。元人赵汸注云：“杜公为拾遗，荐参识度清远，议论雅正，时辈所仰，宜充近侍。当是荐后除补阙官也。”意谓岑参的补阙一职乃是官为拾遗的杜甫所举荐。此说不可信。岑参有诗赠杜甫，题为《寄左省杜拾遗》，写他在言官位上的状态与感受。诗云：“联步趋丹陛，分曹限紫微。晓随天仗入，暮惹御香归。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圣朝无阙事，自觉谏书稀。”国事纷纭，百废待兴，岑参不愿做一个位列朝堂的闲官，很不耐烦这种枯燥而死板的谏官生活，而很想去做点实际工作。杜甫即以《奉答岑参补阙见赠》和奉：“窈窕清禁闼，罢朝归不同。君随丞相后，我往日华东。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蕊红。故人得佳句，独赠白头翁。”杜甫答诗，和意而不和韵。意思似乎是在劝勉与开导岑参，“君随丞相后”，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吧。杜诗之境界与立意，远逊岑诗，二诗真不在一个档次上也。

李白也做过左拾遗，名义上的左拾遗。他的拾遗名分，乃其死后代宗皇帝封的。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碑文题以“左拾遗”称。范传正官至光禄卿，从三品，卒赠左散骑常侍。据史籍记载，李白原葬于当涂县南十里之龙山东麓，唐元和十二年（817），与李白有通家之好的范传正，会同当涂县令诸葛纵，将李白墓由龙山迁葬青山，并亲撰此碑文，立碑石于墓前。范刻碑今仍在，已有1200年历史，是李白祠内现今仅存的最早的历史文物。范制碑文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李白墓由龙山迁葬青山的经过及原委，言及白之出生地、家世、晚年与其身后的境况，乃至思想、经历及其性格特征，是研究李白的珍贵资料。碑文中记云：“代宗之初，搜罗俊逸，拜公左拾遗，制下于彤庭，礼降于玄壤，生不及禄，没而称官，呜呼命与！”范公于碑文中为李白大鸣不平，“生不及禄，没而称官，呜呼命与”！也就明白地交代，李白得擢拾遗官是在其逝后。李白还有一个墓碑，是晚唐裴敬所撰，即《翰林学士李公墓碑》。严格意义说，不是墓碑，而是祭文。此碑文见于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据载唐会昌三年（843）二月，秘书省校书郎裴敬“南游江左，过公墓下”，具酒馔祭祀李白时撰写了一篇祭文。后于墓前立碑一方，今碑已不存。裴敬在文中运用借宾扬主的手法极力称赞李白异于常人，最后写道：“嘻！享名甚高，后事何薄。谢公旧井，新墓角落。青山白云，共为萧索。巨竹拱木，如公卓荦。天长地久，其名不朽。此为祭文，写授元宥。又为碑曰：‘贵尽皆然，名存则难，故予重名不重官。’作李翰林碑，十五字而已。”大概最后的十五字，是作刻碑用的。

右拾遗的职位不高，而王维却很满足，肯定也很勤勉。他在其任上的那段日子是极其快乐的，极其风光的，也可以说是极受信任与重用的。王维有一篇著名的序，是可以说明一切的。其序题为《暮春太师左右丞相诸公于韦氏逍遥谷讌集序》，写于开元二十五年（737）三月，类似于王羲之《兰亭序》之记。《兰亭序》记录的是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会稽山阴集会，“少长群贤”41人皆诗歌书画擅长的名士；《逍遥谷讌集序》记录的则是韦氏骊山逍遥谷别业的讌集，与会者几乎全是三品以上的王公大臣。根据《逍遥谷讌集序》中记录，参宴者的规格极高：“时则有太子太师徐国公、左丞相稷山公、右丞相始兴公、少师宜阳公、少保崔公、特进邓公、吏部尚书武都公、礼部尚书杜公、宾客王公，黼衣方领，垂珰珥笔，诏有不名，命无下拜。……吾徒可以酒合讌乐，考击钟鼓，退于彤庭，选辰择地，右班剑，骖六驺，画轮载毂，羽幢先路，以诣夫逍遥谷焉。”文中所列皆重臣大员，均享有皇帝敕赐的“诏有不名，命无下拜”的特殊待遇。当朝重臣显贵浩荡而至，讌集于逍遥谷的韦氏别业。韦氏，即韦嗣立，武后中宗时，历位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参知政事，属副相级，二品大员。其别墅地逍遥谷，位于长安东郊，骊山西南，西距西安30余公里，南依骊山，北临渭水。骊山东西绵延20余公里，山形秀丽，峰峦起伏，好似跃跃欲奔的苍色骏马。骊山温泉喷涌，风景奇秀，四时有不凋之树，三春有飘香之花。相传周幽王在此建骊宫，秦始皇改为“骊山汤”，汉武帝扩为离宫。唐太宗时，大加翻建而叠造宫殿，名为“温泉宫”；唐玄宗时，再次扩建，名为“华清宫”。《旧唐书·中宗纪》载：“（景龙三年）十二月……幸兵部尚书韦嗣立庄，封嗣立为逍遥公，上亲制序赋诗，便游白鹿观。”这在《新唐书》《唐诗纪事》里均有记载，张说的《东山记》中也有描写。这个为君王所特别眷顾的别墅，如今王公大臣讌集其中，我们来看看王维序中是怎样描绘的：

神皋藉其绿草，骊山启于朱户。渭之美竹，鲁之嘉树，云出其栋，水源于室。灞陵下连乎菜地，新丰半入于家林。馆层巅，槛侧迳。师古节俭，惟新丹垩。岩谷先曙，羲和不能信其时；卉木后春，勾芒不能一其令。花径窈窕，蘅皋涟漪。骖御延伫于丛薄，佩玉升降于苍翠。于是外仆告次，兽人献鲜，樽以大罍，烹用五鼎。木器拥肿，即天姿以为饰；沼毛蘋蘩，在山羞而可荐。伶人在位，曼姬始縠。齐瑟慷慨于座右，赵舞徘徊于白云。衮旒松风，珠翠烟露，日在濛汜，群山夕岚。犹有濯缨清歌，据梧高咏，与松乔为伍，是羲皇上人。且三代之后，而其君帝舜；九服之内，而其俗华胥。上客则冠冕巢由，主人则弟兄元恺。合是四美，同乎一时，废而不书，罪在司礼。窃贤楚傅，常诣茅堂之居；仰谢右军，忽序兰亭之事。盖不获命，岂曰能贤。

最显贵的园林别墅，迎来了最显贵的宾客。别墅房舍，亭台楼阁，全都顺应最优越的山水而建筑；繁花茵草，修篁嘉树，全都选择最合适的时空而生长。“骖御延伫于丛薄，佩玉升降于苍翠”二句写漫游，盛唐群公灵性大动而情怀开张，以动作来写人的感受，写人尽享无边春色后的满足。在写罢游览后，接着写宴会。宴会极其排场，消费也极为奢侈，不仅有顶级山馐以赏口，而且有超级歌舞以悦目。显贵只为春光动灵性，尽享登高临风之惬意，而生回归自然之忘情。诗中所描绘的骊山宴乐图无比令人神往，虽然展示的是朝廷重臣们休闲聚会的生活画面，却体现出了一种特有的盛世气象。赵殿成不无感慨地说：“名贤毕集，觞咏交错，何减金谷、兰亭之会。而篇什不传，德音烟没，惜哉。”言外之意谓，好在王维有此妙笔生花之记也。“盖不获命，岂曰能贤”的意思是：如果不是奉命而作，哪有机会为这众多能贤写照呢！此语含一种自炫，一种荣耀，抑或有因我“能贤”而得“获命”之意味。

引述王维此讌集序，我们意在强调这么几点意思：

其一，此序所罗列的参宴者中，前四者情况大致相同，官都做到宰辅政要，均是有政绩而敢直言的枢要重臣，然皆罢执政事，被挤出枢要，或闲职，或降官，已不参与朝廷大政。但他们所享受的待遇不变，甚至比在宰辅位上的待遇还要高。唐朝设有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职位，很少授予大臣，而此几位均有此厚封，位特显重。

其二，能够到场的朝廷要人几乎都到场了，然当朝者如李林甫、牛仙客等却不在其列，似乎属于道不同的另一阵营吧。

其三，王维有资格参会，乃是一种特殊而又特殊的待遇。唐代官分九品，每品内又分为正、从，共为十八个等级。文官自正四品以下，武官自正三品以下，还分为上下阶。三品以上官服紫，四品、五品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青。唐代高级官员都有一个表示其身份特殊的鱼符，以袋盛之，称为“鱼袋”。三品以上官的鱼袋以金饰之，称为金鱼袋。四品、五品官的鱼袋以银饰之，称为银鱼袋。王维官右拾遗，穿的只能是青衣袍，且无鱼袋可挂。王维参会，定当受命，绝非无缘无故地混进去的。这也可见王维的影响，用闻一多先生形容“初唐四杰”的话说，就是“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

其四，此序对“羲皇上人”的隐逸精神大加赞美，将这些达官显贵喻为“衣冠鸿鹄”，特别钦羡也特别提倡“不废大伦，存乎小隐。迹崆峒而身拖朱绂，朝承明而暮宿青霭”的仕隐智慧。王维用“故可尚也”以充分肯定与赞美。宰相张说《南省就窦尚书山亭寻花柳宴序》中亦曰：“诸公入金门，侍瑶殿，窈窕云阁，葳蕤华馆，不亦泰乎！然王事靡盬，夙夜在公，接良会于恺泽，散烦襟于清旷，不亦优乎！”这种亦官亦隐的思想，或者说这种通过游宴山林而调节生活节奏、缓解紧张心理的做法，对此后王维有着很深刻的影响。

王维之与会，当然是非常值得炫耀的事情。这是其为官一生而与会无数中的一个最值得炫耀的盛会。从王维诗中可见，其一生所交的高官不少，而此时期也是他交往的一个旺期。王维的《同卢拾遗韦给事东山别业二十韵给事首春休沐维己陪游及乎是行亦预闻命会无车马不果斯诺》诗，题目很长，从题目中可见，他是在解释“不果斯诺”的原因。休假日，韦给事特邀王维同往东山别业度假，是很给面子的。这个度假胜地，中宗皇帝都曾亲往驾幸。王维时官右拾遗，而韦给事即韦嗣立之子韦恒，官五品，乃王维的顶头上司。可是，王维因为“会无车马”而“不果斯诺”。王维的唯一理由就是自己未配车马，而又不愿搭车前往。他在诗的最后写道：“顾己负宿诺，延颈惭芳荪。蹇步守穷巷，高驾难攀援。素是独往客，脱冠情弥敦。”虽然答词委婉，诚惶诚恐，然其中却让我们读出了点傲慢与任性。其《韦给事山居》诗云：

幽寻得此地，讵有一人曾。大壑随阶转，群山入户登。

庖厨出深竹，印绶隔垂藤。即事辞轩冕，谁云病未能。

头二句便是极口称赞：别业选址这个地方真是太好了，还有什么人能够超过的呢？中间四句极好，不仅写园林因形造势，写造园者巧夺天工，而且表现出人与自然的互为契合、相生意趣的关系，自然成为人性的自然，人成为自然化了的人，天人合一，诗意居住。王维能够受邀到这样“幽奇深秀”的风雅场合来，而成为王公大臣们的座上客，看来主要不是因为其官职也。他在《韦侍郎山居》的开头二句就说：“幸忝君子顾，遂陪尘外踪。”意谓：自己是多么的幸运啊，能够得到高官的眷顾，而陪游山居园林。接下来的四句写景：“闲花满岩谷，瀑水映杉松。啼鸟忽临涧，归云时抱峰。”最后六句是赞美显贵亦官亦隐的潇洒：“良游盛簪绂，继迹多夔龙。讵枉青门道，胡闻长乐钟。清晨去朝谒，车马何从容。”韦侍郎，即韦给事韦恒之弟韦济。王维也真够忙的，刚刚还在其老哥的山居里被盛情款待，现在又来其胞弟庄园里与诸公观赏美景。

王维的《晦日游大理韦卿城南别业四首》，也作于其官擢右拾遗时期，从题目可知，他游览的是一个高官的别墅。此韦氏可能是韦虚心，大理卿，是掌管邢狱的官员，官三品。从诗中的描写看，从王维用四首六韵诗的规模看，此韦官人的城南别业不是轻描淡写就可以对付的。诗共四首，后三首泛泛而写，不外是写别业的布局，写四时的景宜，当然也写高宴盛会，与王维写其他官员别业的诗大同小异。其一诗云：

与世淡无事，自然江海人。侧闻城外游，解骖弁朱轮。

极野照暄景，上天垂春云。张组竟北阜，泛舟过东邻。

故乡信高会，牢醴及佳辰。幸同击壤乐，心荷尧为君。

诗的一二句盛赞别业主人，明明是极其排场奢侈，却要人夸自己淡泊恬静，可见盛唐达官贵人崇尚隐逸之风，自命为衣冠巢许、丘壑夔龙，追求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享受。诗的三四句仍然是对主人的赞美：“侧闻城外游，解骖弁朱轮。”意谓：主人极其好客，本来要外出办事的，知道有人要来游其别业，即刻罢驾不行。这也许就是王维游其别业所特别感动的吧。主人给予王维这样的礼遇，应该不是夸张。诗的最后写道：“幸同击壤乐，心荷尧为君。”诗用“帝尧之世，击壤而歌”的典故，意谓自己有幸与别业主人同乐其中，心里充满了感恩盛世明君之情。

王维在右拾遗期间，许是因为他颇受张九龄的赏识，加上他自身超逸的才情，潇洒的风度，以及名满天下的影响，让他置身显贵交际圈内而左右逢源，出尽了风头。王维一生虽官做到尚书右丞（正四品下），但他最舒心的时段，应该就在九龄为相而擢他任右拾遗时吧。王维此时期频繁出入王公贵族的别墅，参与这些极高规格的游赏活动，饱享眼福而深受陶染，培养了他极其浓厚的园林情趣，让他有机会非常广泛而充分地汲取了各色园林的美学精华，深刻影响了他对辋川庄的经营，而使辋川庄成为唐代最有名的私家园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