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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二十一年（733），张九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张九龄执政，让王维看到了希望。王维的政治命运，在这时发生了否极泰来的重要转折。

开元二十二年（734），默默无闻而仿佛人间蒸发了的王维，仿佛有一种时来运转的预感，不失时机地也悄悄地来到洛阳，肯定也经过什么中介而诗呈张相，请求荐引。其诗《上张令公》云：

干谒之风盛于初盛唐，至中晚唐似尤弥烈。王维一生，投诗干谒，也许就这一次。不像李白“遍干诸侯”，也不像杜甫频频诗干，因此，王维也没有像李白、杜甫那样屡屡遭人白眼的尴尬。干谒诗是很不容易写好的，往往是满篇谀人之辞，通篇自夸之意，弄成当下广告性质的文字。王维虽然也是献诗以求汲引，却写得极有分寸。全诗二十二句，前十六句赞张相之辅佐功勋。历述九龄谏罢角牴、固太子、留边帅、保直臣的功业，宰相威仪，四夷俯伏。王维援典叙事，可谓句句有来历，字字可稽征。史上对张九龄有着崇高的评价，一是赞其风度，如《资治通鉴》记云：“荆州长史张九龄卒。上虽以九龄忤旨，逐之，然终爱重其人，每宰相荐士，辄问曰：‘风度得如九龄不？’”玄宗挑选大臣，把仪表容貌作为考核的重要条件。据说，隋炀帝玄孙杨慎矜在接受玄宗面试前，还专门在行举上预演，特意将步子迈大，显得风度翩翩，干练敏捷。二是赞其文采，如《旧唐书·韦陟传》说：“张九龄一代辞宗，为中书令，引陟为中书舍人，与孙逖、梁涉对掌文诰，时人以为美谈。”三是赞其德行与声望，如《唐尚书右丞相中书令张公神道碑》之铭曰：“凤生丹穴，鹏翥南溟。天乘粹气，地发精灵。杰出我公，扬于王庭。甫称降神，说表骑星。学究经术，文高宗匠。再掌司言，爰立作相。忠义柱石，谋猷帷帐。王纲允厘，帝采惟亮。退居右揆，出守南荆。玄鹤缉翼，青蝇营营。不螟犹视，虽殁如生。昭昭令名，千古作程。”因为是诗，且是献诗，王维写人时突出其风度，塑造其形象，真可谓“美秀备于仪形，风流发于言笑”。此献诗的后六句则为自写，但不是过度自负而极高自视的“自炫”，也没有满纸堆笑的奴颜，写得既不亢不卑，又谦虚恭谨，委婉地表达了请求九龄援引之意。王维先以贾谊、汲黯自比，安处逆境，而无怨朝廷。这是说他既往的历史与状态。意谓：我一直安于不遇之境，不敢对朝廷提出什么要求。接着妙用二典，“学易思求我”句，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易·蒙》）；“言诗或起予”，用“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论语·八佾》）。语含显彰自己之意，甚至是有了点自负。最后二句意谓：我所以非常希望获得援手而不计较忝列朝官之末，完全是因为仰慕贤相高风而欲追随左右也。

著名的史学家范文澜在其著名的《中国通史简编》里，就曾义正词严地抨击王维贪官恋阙的恶劣，他尖锐指出：“其实他不是禅也不是道，只是要官做……王维、王缙的品质一样恶劣，所以都是做官能手。”^[1]此话出于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情有可原。其中用“恶劣”评价王维，现在看来已是不值一驳的滑稽可笑。王维是否“只是要官做”呢？认真考察王维的生平经历，可以确证其“要官做”的凭证，大概就是这一首写给贤相张九龄的诗吧。无论怎么说，这首诗写得堂堂正正而不低三下四，写人则语语有来历而绝不肉麻胡夸，自写则字字有分寸而不枉自标榜。“尝从大夫后，何惜隶人余！”意思是，我是想来做事的，而不是为了做官，只要能够在贤相麾下贡献自己的才华，职位高低我是不会计较的。陈贻焮的《杜甫评传》中说：“李白遍干诸侯，希求汲引，观其《与韩荆州书》《上安州裴长史书》等，谀人，自炫，言辞无所不用其极，令人读之生厌。”^[2]李白出川前就开始干谒，出川后以安陆为中心，南至江夏、荆州，北到襄阳、洛阳甚至太原，四处干谒投书，踏破权贵达官门槛。在岷山干谒广汉太守，在成都干谒益州长史苏颋，在蜀中干谒渝州长史李邕，在安州干谒都督马正会、长史李京之、裴长史，在襄阳干谒荆州长史韩朝宗等等，而且至死都想干谒，临终前还想去干谒李光弼。他的《明堂赋》《大猎赋》之类，也是些士子最高级别的干谒文字。杜甫现存干谒诗达30首之多，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奉寄河南韦尹丈人》《赠翰林张四学士垍》《又作此奉卫王》等，倒是满纸谀辞与自夸，极言穷困不堪的处境，表现出急求汲引的卑恭。我们真不是为了抬高王维，才作这样的比较，实在是不能容忍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而凭个人好恶的轻率评价，实在是为了说句实事求是的公正话。如果真要说到恋栈怀禄，王维真没有李白、杜甫那么的热切与执着。盛唐人的价值观，“要做官”未必是件不好的事，也没有人认为这是一件不好的事。做官、做大官，成为士人光宗耀祖的最高人生目标。做到官，做到大官，也才是人生最高理想的实现，而深为整个社会所推崇与盛赞。因此，唐人多毫不掩饰地在其诗文中表达“要做官”的人生理想与价值观。杜甫就曾反复表示“奉官守儒”是他的终极追求。王维想做官，即便是“要做官”有什么不好呢？被李白赞为“红颜弃轩冕”的孟浩然也想做官。而王维“只是要官做”、“是做官能手”的说法，语含鄙夷与讥讽，且此评价又与事实不相符，这就让人觉得不只是有失公允而已，简直是别有成见的一种苛刻了。

王维，沉寂了十二三年的王维，终于沉不住气了！他也想做官，似乎也急切地要做官，相机而动，向时而出，于是便有了《上张令公》的投诗干谒。王维投诗干谒，从选择的时机与选择的对象看，显示出他特别的睿智。

盛唐实行三宰并相制，中书省长官为中书令，门下省长官为侍中，尚书省长官为尚书令，三省长官均为宰相。《剑桥中国隋唐史》写道：开元二十二年（734）阴历五月，张九龄和裴耀卿分别升为中书令和门下侍中，加上李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形成三人同相的形势。裴耀卿与张九龄俱为“少聪明”型之人物，以文学知名，裴耀卿早年事相王府，又明于食货，拜相后，充转运使，一等才相。张九龄以文学优长，受知张说，叙为昭穆。李林甫素无学术，为唐玄宗的远亲，是唐玄宗心腹姜皎的外甥，靠荫庇进入官场。他与一批精英文士的关系不好。但是，他曾经担任过一般应由文士担任的几个“清望”官职、国子司业、御史中丞。后来又历任刑部和吏部侍郎，“以富有效率的行政官见称于世”。^[3]，三相人才观以及用人标准也肯定各有侧重。这也是非常明显的。此前或此后的王维，从未有过投诗干谒之举动。此时，他似乎有一种出头之日已到的预感，也决定一试唐代文士精英所常用的诗干形式。

当朝三相，投诗于谁呢？如果纯从人际关系上看，王维诗干的对象首先应该是裴耀卿。其一，王维与裴耀卿同乡，都是河东人（山西蒲州）。其二，开元十三四年，裴为济州刺史，维为其属吏济州司仓参军。其三，天宝初王维撰《裴仆射济州遗爱碑》中可见，彼此感情不错。8世纪30年代，是一个自然灾害的高发时期。733年后期，长安周围地区被连续降雨毁损庄稼造成的饥馑所困扰。734年初，朝廷也被迫迁往洛阳，736年的后期才迁回长安。裴耀卿在济州时，就曾上疏改造长安粮食的运输体系，后来又提出了按边境普遍存在的屯田模式组织营地而解决“逃亡”户的定居问题，把那些流浪者迁往待开发的地区。裴耀卿的这些意见当时都被朝廷采纳。其升任宰相，也许就是为了这些计划的推行。裴耀卿在开元二十二年（734）阴历五月，升任为门下侍中，即成为宰相。根据裴耀卿的自身所长，其对于人才的要求，像王维这样的文才肯定不是他的首选。据载，裴官居宰辅政要，事实上也从未对王维有过任何的关照。王维与其也没有任何的来往，包括诗歌唱和。因此，王维没有贸然投诗给裴耀卿。

王维也肯定不会诗干李林甫的。史载李林甫不学无术，且轻视文学之士。武则天问政时，赏识姚崇，是因其明于吏事。姚崇为相用事时，匡赞玄宗的大臣张说等人都相继被贬出朝。张说与张九龄等人，则都以文学见长，他们当权后也大量拔擢文士。李林甫于开元十四年得宇文融之助而任御史中丞。宇文融“明辩有吏干”（《旧唐书·宇文融传》）。因为李林甫本人富于吏才而受其赏识。唐人胡璩所撰《谭宾录》，记唐朝史之所遗，多存唐一代朝野遗事，于玄、肃、代、德四朝名臣轶事所记尤详，多征实可信，有较高史料价值，两《唐书》也多有采录。其中也说：“林甫虽不文，而明练吏事。”^[4]李林甫掌权，标志着用人政策的又一次变化。《新唐书·李林甫传》说他“用人非谄附者一以格令持之，故小小纲目不甚乱，而人惮其威权”。玄宗纵容李林甫专权，不仅改变了重用文士的状况，同时也改变了广泛听取臣下意见并虚心纳谏的状况，破坏了唐太宗所建立的决策机制，这对唐朝的政治局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王维自然不会谄附李林甫而自讨没趣。

王维何以要投诗张九龄呢？王维此前不曾有过与张九龄交往的记录。也有人说王维曾在张九龄手下做过事。约在开元十六七年，王维曾为秘书省校书郎，那时张九龄是秘书少监，兼集贤院副知院^[5]。我们以为，即便是有这段经历，也不是王维受张相之擢的主要原因。张九龄骨子里是个文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受知于宰相张说。张说预见他有“后出词人之冠”的前途。张九龄的诗文精神与人才观，均与张说一脉相承，以文才为主要衡量标准与考察依据。张九龄从骨子里看不起素无学术的李林甫，也看不起行伍出身而胸无点墨的武夫。他与李林甫之间经常为用人问题发生冲突，多次就涉及军人晋升之事与李林甫公开争吵。他们的对立日趋激烈，斗争的一方是通过科举考试而选择文士精英成为官吏，另一方则多提拔军方或官僚集团中精于专业的实干者。735年张守珪大败契丹，玄宗欲特任其为宰相，遭到张九龄的反对。736年，玄宗拟定牛仙客任兵部尚书，也遭到张九龄的反对。张九龄的持论是：若非饱学，焉得高位。而李林甫的持论是：既有干才，何必读书。张九龄自身文才超群，也重有文才的人，有很多的事实可以说明，张九龄举贤任能是极重其文才的。这自然会让王维引为精神知音，而给王维诗干张相以很大的自信。而王维也自信自己的影响力，虽然他与张九龄没有任何接触，但他自信张九龄对其还是有所印象的，甚至是有好感的。开元六年（718）春，九龄被召入京拜左补阙，主持吏部选拔人才。那时王维十九岁，举京兆府解头，名噪两京。后来因舞黄狮子犯禁而被出济州，这又让王维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王维自被出济州后，远离了长安，远离了政治中心，远离了王公大臣的视野，有可能不像其初来长安时那样炙手可热。但是，回归后的王维，毕竟影响还在，说不定其诗书画乐在长安依然见推当时，只不过是没有记载而已。这恐怕也是张相擢王维为右拾遗的原因吧。

王维诗干张相，和他为张相所赏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乃韦陟的好友。这个原因是此前几乎所有的王维研究者所没有注意到的，但却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原因。张九龄为中书令，引陟为中书舍人，与孙逖、梁涉对掌文诰，时人以为美谈。韦陟为张相所重用，甚至成为心腹，自然会为其好友王维在仕途上打通关节，也自然会投张相所好而为其网罗文才。此前未必与张相有过什么交往的王维，少不了韦陟从中斡旋，我们这样的推测，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

看来王维诗干，是经过了精心分析与周密设计的，因而一炮打响，不像李白“遍干诸侯”的盲目。我们姑且摒去三相的人品不谈，也不从亲疏关系上计较，单看用人的尺度，王维诗干的第一人选无疑是张九龄了。无可无不可，诗干完毕，似乎也胜券在握，王维便优哉游哉地去了嵩山隐地。

嵩山位于东都附近，是禅宗的发源地，是禅宗东土初祖达摩修成正果的圣地，达摩于嵩山少林寺面壁修行十年。王维此行的心情特好，有诗《归嵩山作》为证：

一路上，看到什么而什么都亲切可爱，车马从容，不紧不慢，闲从人意。平川清朗，优游还归，流水有意，归鸟伴飞，景象因为人的兴奋愉悦而显得欢快轻盈，完全是一种还家的感觉，熟门熟路，想必嵩山有其隐居所。据说其弟王缙时在登封为官，兄奔弟去，而可慰藉兄弟离散之憾。最让王维激动不已的是，他刚刚完成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大事，而且自信其诗干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