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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诗传
1.6.3 C 因孟六归田而受诟
C 因孟六归田而受诟

孟浩然归田,而王维却被嫁祸,被弄得一身的不名誉。借用当下流行语,王维真个是“躺着也中枪”。

孟浩然,世称“孟襄阳”,因其一生未曾入仕,又被称之为孟山人。闻一多似乎对孟浩然特别偏爱,他说孟浩然清高,唐人中似乎只有他可以与魏晋风度媲美,“孟浩然本来是为隐居而隐居,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8]。李白也说孟浩然清高,根本不想做官,而且是从不想做官,“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他们都夸大了孟浩然的清高隐逸的方面。其实,孟浩然也是有着强烈的仕宦之心的。孟浩然开元十六年(728)赴长安应试,落第后滞留长安。他与李白酷似的是:口口声声说要出世,而又什么时候都不忘魏阙。孟浩然就曾明言:“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自浔阳泛舟经明海》)。他一边哀叹“三十既成立,嗟吁命不通”的同时,一边又做着“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书怀贻京邑同好》)的美梦。即便是落第还乡,他还是投诗张九龄,希望张相托他一把。其《望洞庭赠张丞相》诗中“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的几句,是明摆着要官的。这让闻一多先生具有了不能自圆的难堪,因此说此“四句不足以代表其人”[9]。意思是,我们不能只看他此四句,而要考察其全部。不过,他在仕途上一直不曾有机会。其《自洛之越》诗云:“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酒,谁论世上名。”这是他求仕失败而绝望归山的心路历程之自写。孟浩然落第在长安呆了半年多,实在是看不到希望了,也只有长揖公卿,且乐杯酒也。孟浩然离洛还乡前,有一首《京还赠张淮》,其诗云:“拂衣何处去,高枕南山南。欲徇五斗禄,其如七不堪。早朝非晚起,束带异抽簪。因向智者说,游鱼思旧潭。”诗中充满了感愤、自矜与失意,似乎也带有点羞惭。

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孟浩然与王维是有过一段交往的。然而,关于王维与孟浩然的友谊是什么时候培养起来的,是怎样培养起来的,却没有现成的文献资料。我们将之放在王维自济州返而赋闲时,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即时间约在开元十六年前后。我们的依据:一是史载,包括笔记的记录;一是二人的赠答。

孟浩然落第还山前,也给了王维一首诗,题为《留别王维》: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

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

孟浩然深感仕进无望,而作归田之想。此诗写得灰溜溜的,格调不高,怨天尤人,且下语沉痛,悲观无望,大有离世之恸。“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的嗔怨与激愤,不仅对当朝不能用贤而颇有微词,也对朋友无力荐举而怀有不满。这两句陈贻焮先生是这样解释的:当权的人谁也不肯相助,而世上像你这样的知己好友又很少。宋人葛立方则从中读出王维的“小”来,作为“维见其胜己,不肯荐于天子”的证据。

王维则以《送孟浩然》为和:

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长策,劝君归旧庐。

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

此诗一题为《送孟六归襄阳》。从诗的内容看,王维此时赋闲在家,时在长安。他自谓闭门不出家中坐,不想什么仕进之事,因此什么世事人情也与之疏远而不相干。言下之意似乎是,我也没有什么关系可以帮您疏通的。诗的后六句,全是“劝归”的意思。意思是说,老孟啊你的万全上策就是归田。归耕安穷,诗酒田园,多么的自由自在呵,用不着像司马相如为求仕禄而献子虚赋啦。细读此诗,我们感到王维自己的状态也不怎么样,情绪上也因为看不到什么出路而比较低落。

可以找得到的王孟交往的资料,就是这一唱和。而王士源《孟浩然集序》则说孟王乃“忘形之交”,说是孟浩然“间游秘省,秋月新霁,诸英华赋诗作会,浩然句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坐嗟其清绝,咸阁笔不复为继。”于是,丞相范阳张九龄、侍御史京兆王维等“率与浩然为忘形之交”。此序约成于天宝四载,序者特别拉出张九龄、王维等,把他们说成是孟浩然的朋友。其所举例的“忘形之交”中还有六七人,都是些有点身份,或是有些名望的。显然,这是为了提升孟浩然的。而让我们不解的是,序者为什么没有在这些“忘形之交”中列入李白的名字?真应该拿李白“我爱孟夫子”的诗来提升孟浩然。

《新唐书》的记载,则在此基础之上而又有所“发展”:

年四十,乃游京师。尝于太学赋诗,一座嗟伏,无敢抗。张九龄、王维雅称道之。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诏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

《新唐书》出于宋人手笔,宋时王维的地位,已江河日下;而杜甫则如日中天,李白虽然毁誉参半,却也多谪仙之褒。然在宋人眼中,还是以张九龄、王维的“雅称道之”为重,而竟然不添加进去李杜对孟的评价。《新唐书》中还将一则与事实不符的“内署较诗”的传说俨然用作了史实。《唐诗纪事》卷二十三、《唐摭言》卷十一、《北梦琐言》卷七、《唐才子传》卷二等,都大同小异地编造“维待诏金銮”邀浩然“商较风雅”而“俄报玄宗临幸”的故事。可以肯定地说,这个故事是子虚乌有的编造。新唐书说“维私邀入内署”。内署,指翰林院,因院设宫禁之内而取称。王维一生未入翰林院,更无“待诏金銮”的资望,邀孟入内署“商较风雅”,无从谈起。据此陈贻焮考定:“复知王维这时已在秘省,则可得知王维在开元十六、十七年已不在济州贬所而在秘书省秘书少监张九龄手下任事了”,官校书郎之职[10]。姑且承认王维当时亦在官,也是个小到不能再小的八九品官。

那么,王维究竟有没有对孟浩然“雅称道之”或“极称道”呢?不得而知,至少是没有什么现成的记录。对孟浩然极言称道的倒是李白,杜甫也有。李白集中有三首诗赠孟浩然,《赠孟浩然》《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春日归山寄孟浩然》。真是奇怪了,明明李白多有称道,古人却不举例;而王维对其没有特别的称道,却言必说王维。我们只能这样解释,王维在唐人甚至在宋初人的心目中要高于李杜,或者说,李杜还不足以拿来衬托或提升孟浩然。因此,这些关于王孟关系的史料,不仅充分肯定了王维的地位,无形中也突出了王维的影响,硬把王维抬出来陪衬和助长孟浩然。

然而,南宋的葛立方却根据“王孟唱和”与“商较风雅”的故事,恶意曲解,颠覆原意,赋予了强烈的贬王褒孟的内涵:

开元天宝之际,孟浩然诗名籍甚,一游长安,王维倾盖延誉,然官卒不显何哉?或谓维见其胜己,不肯荐于天子,故浩然别维诗云:“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史载维私邀浩然于苑,而遇明皇,遂伏于床下。明皇见之,使诵其所为诗,至有“不才明主弃”之句,明皇云:“卿不求仕,朕未尝弃卿。”因放还。使维诚有荐贤之心,当于此时力荐其美,以解明皇之愠,乃尔嘿嘿,或者之论,盖有所自也。厥后虽宠凤林之墓,绘孟亭之像,何所补哉!(《韵语阳秋》卷十八)

葛立方不是一般性的以讹传讹,而是“创造性”的借题发挥。明明“商较风雅”只是个戏说的故事,他却认作是“盖有所自也”的史实。他不是不辨真假,而是恶意地以假为真,达到以假乱真而把王维妖魔化的用心。如果按照他所牵强附会的曲解,王维是个极卑鄙的小人,不仅心胸狭窄、妒贤嫉能,而且不讲义气,虚情假意。他是要赋闲在家的王维对孟浩然的终身沉沦负全责。事实上葛氏在这则诗话中已经把王维这样的批判了。葛氏还联系到“厥后”王维孟亭绘像,认为这只是王维自我救赎性质的一种心理补偿,而且评论说,这种救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是徒劳的。此老兄看来对王维真是有些偏见的,甚至是一种仇恨。他在《韵语阳秋》的另一处又重复这样的意思说:

孟君当开元天宝之际,诗名籍甚,一游长安,右丞倾盖延誉。或云,右丞见其胜己,不能荐于天子,因坎坷而终。故襄阳别右丞诗云:“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乃其事也。(卷十四)

不仅如此,葛立方还吹毛求疵地反推说:

王维因鼓《郁轮袍》登第,而集中无琵琶诗。画思入神,山水平远,云势石色,绘者以为天机所到。而集中无画诗。岂非艺成而下不欲言邪?抑以乐而娱贵主,以画而奉崔圆,而不欲言邪?(卷十五)

这简直是对王维的穷追猛打了,其语含轻蔑,甚至怀疑王维诗画天才的真实性。然而,这样不攻自破的无稽之谈,却让有些对原材料不加分析者也发生共鸣,并加以取用。而对孟浩然情有独钟的闻一多,反倒实事求是地指出:“他的《岁暮归南山》一诗,‘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略带感伤气味,大为一般人所称赏,甚至造出一段‘大内诵诗被黜’莫须有的故事来加以渲染。就孟诗整个造诣来说,实为下品,……不能代表孟的本色。”[11]闻一多在这一点上对孟浩然也不偏袒,说他这类诗的格调不高,写得一般,质量都不如刘长卿和大历十才子。

王维与孟浩然之间的交往,有记录的就是这一次赠答。这一唱一和,不知道是在什么场合发生的。那时孟浩然刚过四十岁,王维也就是二十七八岁模样。王维和诗似乎有点寒碜孟浩然的意味,认为他根本就不应该出山应试而丢人现眼。这样的赠答气氛有些尴尬。王维是个极重义气的人,对朋友最懂关爱体贴,其送别诗占其存诗的六分之一,几乎都写得“交谊蔼然”,语多劝慰,体贴入微,关爱有加,且善于开导与激励。可是,为什么送孟浩然落第归田却出如此语?找遍王维诗集,真没有像这样说话的。这哪里像个朋友?哪有这样送别说话的?简直就是直泼人冷水。简直让人怀疑是否为王维之手笔。如果纯从赠答诗看,二人的关系真不怎么样。然未尝不可这样理解:王维劝孟浩然归耕而不要在求仕上碰壁,倒真是一种很真诚的忠告,也是实话实说的真率,因为他认为孟浩然真没有什么做官的才能。能够这样直率忠告,直言不讳,足以说明二人的关系甚为深笃,知根知底。

王维劝人归田,自己却跃跃欲出。他的《送崔兴宗》写道:

已恨亲皆远,谁怜友复稀。君王未西顾,游宦尽东归。

塞迥山河净,天长云树微。方同菊花节,相待洛阳扉。

开元二十二年(734)春,王维时在长安,送崔赴洛阳。从颔联可知,内弟赴东京洛阳游宦。因为玄宗在东京洛阳,游宦者大多奔洛阳而东去。据《旧唐书·玄宗纪》记载:“开元二十二年(734)春正月己巳(6日),(玄宗)幸东都。”又载:“开元二十四年(736)十月戊申(2日),车驾发东都,还西京。”王维也拟在秋天东奔至洛阳,与崔兴宗在洛阳共度重阳节。王维疑是夏秋间至东都,而有求谒诗《上张令公》。

自开元九年被逐出长安,到开元二十二年被擢为右拾遗,十二三年销声匿迹的沉寂,王维早做好了再起的准备。

王维一生最重大的转机,就要来啦。

【注释】

[1]参见史双元:《王维漫游江南考述》,《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第53-57页。

[2]参见陈铁民:《王维年谱》,《王维集校注》,第1346页。

[3]竺岳兵:《唐诗之路唐代诗人行迹考》,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4]谭优学:《王维生平事迹再探》,《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第81-85页。

[5]张清华:《诗佛:王摩诘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页。

[6]笔者曾经杜撰此词以概括陆游山水诗的特点,见《陆游“史笔山水”的写实品格与形态》,《中州学刊》2007年第5期,第200-203页。

[7]陈铁民:《王维集校注》,第89页。

[8]闻一多:《唐诗杂论》,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1页。

[9]郑临川记录,徐希平整理:《笳吹弦诵传薪录——闻一多、罗庸论中国古典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页。

[10]陈贻焮:《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21页。

[11]郑临川记录、徐希平整理:《笳吹弦诵传薪录:闻一多、罗庸论中国古典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