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游侠，乃初盛唐的一种社会风气，成为王孙公子富豪子弟们逞权比势、竞豪显奢的一种生活方式。游侠中有不少“富二代”“权三代”，他们乃国戚勋臣之后人，或乃巨富名宿之子弟，权势灼手而轻财好施。游侠中也不乏有少年英杰之辈，而以游侠的方式结纳豪杰，行侠仗义，以博取声名与功业。这类少年游侠题材诗中很有代表性的，如王翰《饮马长城窟行》：“长安少年无远图，一生惟羡执金吾。麒麟前殿拜天子，走马西击长城胡。”又如崔颢《游侠篇》：“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错落金锁甲，蒙茸貂鼠衣。”再譬如刘济《出塞曲》：“将军在重围，音信绝不通。羽书如流星，飞入甘泉宫。倚是并州儿，少年心胆雄。一朝随召募，百战争王公。”这些诗歌，生动刻画了少年游侠豪气干云、逍遥恣肆的英武形象，热情歌颂了重诺守信、救急振弱的侠义精神，也表现出少年有为者保家卫国、马上建功的崇高理想。

开元初期的整个社会处于战争狂热之中，时代弥漫着尚武尚勇尚建功的精神气息。十五六岁时的王维，也是个勇决任气的少年有为者，定然也是这种少年游侠的理想状态，定然也加入了这些少年游侠者中，他的《少年行》（四首）其实就是他侠义风骨的自我写照，诗中听得见这位热血青年的脉动心跳，充满了飞动厉扬的飒爽英气。此四诗属于乐府旧题。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列于乐府杂曲歌辞《结客少年场行》后，其卷六六引《乐府解题》云此“言轻生重义，慷慨以立功名也。”四绝句中的任何一首都可单独来欣赏，而四首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四首绝句，属于组诗写法，仿佛电视连续剧一般，迤逦而来。豪饮、征战、攻伐、庆功，一首一侧重，完整地塑造了少年游侠的精神面貌。四绝句以酒起，也以酒收，完成了对于游侠少年形象的完整塑造，把个游侠少年写得威风八面而神勇超凡。游侠少年的那种出生入死、为国而战的英雄主义精神，以及其无所不能、无往不胜的必胜信念，具有强烈的鼓舞人心的正能量。诗中那种功名唾手可得的自信，那种“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的豪气侠风，大类“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诩。四首诗中，又以第一首最脍炙人口：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相逢论交、使酒豪饮，非常精准地勾勒出少年游侠的性格特点与豪迈气质，表现出时代青年重义轻财、奋发有为的襟抱和才情，活现出激昂风发的豪气英迈的精神面貌。林庚《中国文学简史》说：“在盛唐解放的高潮中，王维主要的成就，正是那些少年心情的、富有生命力的、对于新鲜事物敏感的多方面的歌唱，那也就是当时诗歌的主流。”^[12]此中的“少年心情”，与林先生所定义的“少年精神”同，都是一个时代的美学取向，是盛唐盛世的诗歌气象，而不是实指少年。我们不能因为其题为《少年行》，便判定其一定是写于少年，或者就是写的少年，甚至诗中的那个“少年”就是王维自身。王维的作品编年，一般都将此组诗定在早期。“意气二字，是少年人行状。”（黄生《增订唐诗摘钞》卷四）陈铁民先生认为此诗“疑作于早年，具体时间不详”（《王维集校注》）。此说比较委婉，留有余地。细读此诗，玩绎诗意，我们以为，此诗写于王维少年时，或者说，我们宁可认为写于王维少年时。整个诗篇豪气逼人，青春浪漫，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王维少年游侠的行迹与心路历程，反映了青少年时期王维的那种过于理想化的精神状态，那种飒爽超迈的精神面貌，以及其建功马上的人生价值取向。

《洛阳女儿行》自注为写于“十六岁”，一作“十八岁”。王维早期的诗，似乎都有将年龄提前的嫌疑，这也许与其弟王缙的编辑有关，意在说明其兄早慧。此诗充分反映了王维早年就具有高超的诗歌驾驭能力，其技巧之成熟，其思想之深邃，也是很惊人的。古人叹曰：人道是“王摩诘七言古未为深造，然《洛阳女儿行》一首，殊是当家。”（宋徵璧《抱真堂诗话》）王维青年时期擅歌行，多古体，似乎年龄越大诗也越短小，以绝句为主，且以五绝取胜。王维的《洛阳女儿行》属踵事增华的写法，铺丽摛文，写洛阳女婚礼与日常生活之排场，末二句则联想到越女西施：“谁怜越女颜如玉，贫贱江头自浣纱。”纵然西施天生如玉丽质，然出身寒微而无人爱怜，而有江头洗纱的委屈。沈德潜评曰：“结意况君子不遇也”（《唐诗别裁》卷五）。然亦况自身不遇也。王维时处繁华京城，为王公大臣座上宾，风光无限，也荣耀无比，何来西施之怨？殊不知，王维游京城有其不凡抱负，而不是想来做个供皇族欣赏的职业艺人的，故而绝不满足于献艺公子王孙的红极一时。王维借洛阳女儿说事，是因其宏愿未遂，而生怀才不遇的感慨。其诗以“哀而不伤”而自喻况，让古人比作“三百篇”也。

这些写作于王维十八九岁的诗歌，给我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王维早期活动与思想的信息，又譬如王维的《李陵咏》。诗题下原注：“是年十九。”李陵事件，是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这个历史事件纠结着太多的大命题：家和国，军人和文人，背叛和守节。李陵的命运也连接着若干重量级人物：汉武帝、李广利、司马迁、苏武。八百多年前，李陵兵败，太史公替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因此而遭受宫刑之灾；八百年后，王维又凭血性之勇而继续为李陵辩护，也是为太史公辩护。继续做这种“辩护”，王维用意何在？这很有研究的意义。此诗的感情色彩极强，以诗来演绎一个历史的悲剧，寄予一种特有的同情，表现一种特定的情绪，表达了一种渴望理解而终被误解的深深无奈。故而，古人评曰：“子长（司马迁）尚不能理，子卿（苏武）安能相理乎？写出无可奈何，足令鬼神饮泣。”（黄周星《唐诗快》卷四）此诗为深深的无奈情绪所笼罩，着重表现“引领望子卿”的李陵徒有对汉室的忠贞而却无人理解的痛苦，对其“深衷欲有报，投躯未能死”的遭遇深表同情，这正成为我们研究王维早期思想的生动材料。诗人对李陵的人品与才能，竭尽赞美之能事。尤其是他饱含崇敬和同情之心，把美丽撕碎给人看，真可谓感泣鬼神。诗的字里行间，尽写李陵的无奈，暗接太史公的无奈，是否也就是诗人王维的无奈呢？九叶诗派的代表诗人郑敏在《诗人与矛盾》中说：“凡是诗，都是诗人的感性和知性的经历的记载。”^[13]无论如何，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血性王维，一个具有正义感与是非心的真实王维。

《桃源行》题下原注：“时年十九。”这也就是明白地告诉读者，写作这首诗时王维才十九岁。此诗取材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这是唐诗中最早以桃源为题咏的。此后，韩愈、刘禹锡、武元衡、王安石等都写过此类题材的诗，命意谋篇，各不相同，“争出新意，各相雄长”（宋人评语）。清人王士祯评曰：“唐宋以来，作《桃源行》最佳者，王摩诘、韩退之、王介甫三篇。观退之、介甫二诗，笔力意思甚可喜；及读摩诘诗，多少自在，二公便如努力挽强，不免面红耳热。此盛唐所以高不可及。”（《带经堂诗话》卷二）翁方纲也极口推崇道：这首诗“古今咏桃源事者，至右丞而造极。”（《石洲诗话》）才十九岁的王维，就有如此不凡出手，让人惊叹不已也。王维早期的诗，多乐府歌行，或者说集中写作了一批乐府诗，还有如《老将行》《燕支行》《早春行》等，也许与其太乐丞的工作有关。以《桃源行》观，这首三十二句的七言歌行，充分发挥了古体诗的长处，又吸收了今体诗格律而“运律入古”，形式灵活，骈散相间，自由转韵，节律流畅，语言浅近而华美，带有清新活泼的民歌风味。我们所最感兴趣的不是其艺术上的精湛，而是十九岁的王维为什么要取材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从诗之描写内容看，王维《桃源行》对《桃花源记》有所改造，诗化叙事，简略去那些纯粹交代事件的细节，将陶渊明所描绘的逃避现实的世外桃源，描写成了一个带有虚无缥缈色彩的神仙境界。“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二句很有意味，表现出桃源中人的深刻“变化”。桃源中人不仅身份变了，由凡人变成了“仙人”，而且其思想变了，由原先之被动性的“避地”到如今之主动性的“不还”。这种变化，正是王维此诗的高明处，是其思想的深刻处，是诗的主题的光彩处，强调环境对人的改造，也渴望有好的环境，反映了诗人非常理想化的美政理想。

王维这么年轻就到长安寻求发展，虽然类似于当下的“北漂”，但他在京城的日子却很风光，很潇洒，也很滋润。而做一个职业文人，在长安过一辈子清客生活，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因此，背井离乡，孤身在外，寄人篱下，时间一长，其思乡之情便时常来袭，而每到节日时，这种思乡念亲之情尤甚，其《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就是诗人体感深切的佳节思乡的情感倾吐。其诗云：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诗题下原注：“时年十七。”这不仅告诉读者，十七岁的王维，已经离开故乡离开家人的时间不短了，而且告诉读者，他在京城也不太顺心、不太安心。诗情全由“独”引发，以“独”领起，也在“独”上落实。首句一“独”字管带二“异”字，直接破题，直切主题，不经任何迂回，迅即形成高潮。三四句之“续”，曲折有致，转出新意，再起高潮。作者不直接言说是自己忆念家人，而以“遥想”来呈现所忆念者的形象；不写自身的异客处境，而以“登高”与“插茱萸”写对方的欢会情景。诗用“遥想”以设想对方，好像遗憾的不是自己，反倒是兄弟，是兄弟欢会因为没有自己的参加而遗憾，诗意萦纡，诗情曲婉，忆念愈烈，乡愁难熬矣。沈德潜叹曰：“忆山东兄弟即《陟岵》诗意，谁谓唐人不近三百篇耶？”（《唐诗别裁》卷十九）虽然是思乡的诗，但不仅让我们听到了诗人孤独不安的灵魂诉说，而且多少已经让人读出了诗人来自生活压迫的忧患，诗歌笼上一层薄薄的阴影。诗人小小年纪，远离亲人，无依无靠，凭着不凡才艺而混迹花花世界，真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这首思乡诗虽然不是乐府，却具有很强的乐府元素，其音乐旋律与情感表现，特别适合传唱。王维与李白杜甫的一个鲜明的差别就是，其诗中飘浮着一种若有若无的宫廷气息，特别是他的早期诗歌，这也明证“他的诗歌技巧来自宫廷诗歌写作的训练”。因此，他写此类的诗，非常的得心应手。或者说，他自觉不自觉地就把诗写出了这种情味。王维写于此时期的《赋得清如玉壶冰》，是一首应试诗，原注：“京兆府试，时年十九。”何为“赋得体”？就是摘取古人之成句为题所写的诗，题目冠以“赋得”二字。科举时代的“试帖诗”，多采用此种作法。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八《进士故实》云：“唐进士初止试策。调露中，始试帖经，经通，试杂文，谓有韵律之文，即诗赋也。”南朝的鲍照有一首《代白头吟》的诗，开头二句连用两个比喻：“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二句直译为：正直得像琴上朱弦，来不得一丝弯曲；清白得如冰存玉壶，容不得半点污垢。诗写君臣朋友夫妇之情也难常保的寒心，确证自己的正直高洁，廉洁自守。王维“赋得”诗题用鲍照“清如玉壶冰”句，五言排律共十二句。考试似乎没有限韵的要求，此诗用“鱼”韵。诗之开篇的第一句即点题，接着围绕题目来生发主题，通过比喻与反衬来描绘藏冰玉壶的物性，大赞冰清玉洁的高洁情操，最后的“若向夫君比，清心尚不如”二句导向鲍照的诗意与题旨，感叹真情难有，表现出对世间“玉壶冰”样真情的渴望。这种起承转合的写法，成为后世赋得体诗的一种类似八股式的模式。王维凭此应试之诗而夺魁。这首赋得体诗虽然算不得王维的代表作，也肯定不是千古名作，但出于十九岁少年之手，出自拘限甚严的考场，而以试帖诗的规定来衡量，确可作为其“诗歌技巧来自宫廷诗歌写作的训练”的实证，也充分表现出其驾控此类诗歌的杰出才华。

开元五年（717）七月，十九岁的王维，赴京兆府试，凭此赋得诗而高中解元，亦即京兆府举人考试中的第一名。根据唐制规定，士人赴进士试，需先向府州求举，经府州考试合格，方可解送尚书省而受吏部试。因此，千万别小看这个京兆府试的不起眼的解元！也就是说，王维因此而获得了京城会试的资格。而京兆府考区，应该是当时全国最强考生集中的考区。在京兆府录取的十名举人中，即使再不济也多半会考上进士的，而王维是这个考区的第一名。

少年游侠的王维小试锋芒而大获成功，然主要不是靠游侠成就也。王维所展露出来的是他那无人可及的禀赋才情，而赢得了长安的喝彩，成为长安城里炙手可热的都市诗人。

【注释】

[1]比丘明复编：《中国佛学人名辞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9页。

[2]《顾随诗词讲记》，叶嘉莹笔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

[3]入谷仙介：《王维研究》（节译本），卢燕平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10页。

[4]宇文所安：《盛唐诗》，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3页。

[5]陈铁民：《王维生年新探》，原载《文史》第三十辑，后收入《王维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6]陈铁民：《王维集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四册，第1324页。

[7]转引自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518页。

[8]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46页。

[9]同上书，第348页。

[10]袁朗：生年不详，卒于贞观初年，乃雍州长安人，非常擅长以长诗纪实。

[11][日]丸山茂著：《唐代文化与诗人之心》，张剑译，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40页。

[12]林庚：《中国文学简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275页。

[13]郑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