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本传：“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王维游长安而深受王公贵族之热捧，靠的是其超人的诗画才艺，更是其非凡的气质风度。

同样是谋发展，作为同龄人，王维于京城已平交王侯时，而一生奢望平交王侯的李白尚隐身山野。

开元三年（715），王维十五岁，独自一人离家而去长安发展，真可谓艺高人胆大也。蒲州距长安三四百里地，王维一路上赏景赋诗，不知不觉间，已是长安在望。

在距长安五六十里处，横亘着一座四方锥形的墓冢，引起了王维极大的兴趣。那墓冢如突兀拔起的山岭，陵南紧靠骊山，陵北面临渭水，这就是王维曾在古书中读到过的秦始皇陵。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曾经不可一世的始皇，竟也尸骨横陈于幽暗却壮丽的地宫里，王维面对这长满野草的庞然古墓，沉浸于冥思遥想之中，不由地感慨莫名，五律诗冲口而出：

古墓成苍岭，幽宫象紫台。星辰七曜隔，河汉九泉开。

有海人宁渡，无春雁不回。更闻松韵切，疑是丈夫哀。

《过秦皇墓》是王维诗集里的第一首诗，此前的诗或者已经失传，或者是因为稚嫩而不屑收入。从此诗可见，王维自小是受过严格训练的，诗律严谨，技巧纯熟，受到过来自宫廷诗歌写作的训练。诗人少年老成，感深喟重，而非一般性的对秦始皇的批判，更多的是包含了对人生对历史对荣华富贵对功名权势的思考。诗下原注为“时年十五”。《文苑英华》作时年二十。王维集中注明写作年纪的诗只有十首，题下标明写作时间的，均为其少作，最早的是十五岁，最晚的是二十一岁。二十一岁以后的诗不再注明年纪。这也是一种很特殊的现象。

这种特别注明年龄的做法，非常耐人寻味，给人以很多的猜想。宇文所安就认为：“他的教养和背景使他足以胜任文学侍臣一职”，“他的诗集显示他完全可以熟练运用所有流行于当代的诗歌风格”，“王维在八世纪四十年代被称许为‘诗名冠代’，他的诗歌技巧来自宫廷诗歌写作的训练”。^[8]宇文所安还比较王维与李白的不同，说李白：“他十分博学，却未受过修辞训练；他的作品里看不到任何形式训练和控制的痕迹，而这种训练和控制可谓王维的第二天性。对李白而言，这是一种自由，使他得以用前所未有的方式写作。”^[9]

王维带着亲人的期待，抱负着对前途的巨大希望，离乡背井走向京城，来到了一个异常繁华而陌生的地方。“秦中自古帝王州”（杜甫《秋兴》之六）。隋唐以前，曾有十一个王朝先后在这里立都，这里是所谓“世统屡更，累起相袭，神灵所储”的“帝王之宅”。长安地区南背秦岭，北对北山，又有潼关诸塞环绕周边，这样的自然地理形势，在古代地缘政治角逐中具有明显的军事优势。而且该地区便于繁衍民生，养殖五谷，具有突出的经济地理优势。就地理环境而言，关中地区也非常适宜建造都城。长安都城是什么模样的呢？唐太宗《帝京篇十首》开篇即写道：“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连甍遥接汉，飞观迥凌虚。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诗中呈现出来的是秦川函谷的雄奇地貌与帝宅皇居的壮美景观，洋溢着诗人主宰天下的豪迈情怀，充满了文治武功的理想情怀与英雄主义崇高感。初唐诗人袁朗^[10]的《和洗掾登城南坂望京邑》为长安写照，诗的开篇描写关中的雄强形胜，进而写宫城佳构与都市繁荣。从“万国朝前殿”开始，全诗重心由皇城推向宫殿，渲染君臣议政的端庄肃穆之场面。而“逶迤万雉列”以下数句，则从皇城推向外郭城，展开繁华而生动的市井生活画卷。诗人依据宫城、皇城、外郭城的方位、功能，依次描绘长安的建筑风貌及人文内涵，营造出多层次的审美形态，呈现出丰富的审美境界。

诚如骆宾王所言：“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帝京篇》）。王维走入皇城长安，走入大唐帝国政治与生活的中心舞台，深受震撼而深为感动，他抖落干净身上外省走来的尘土，很快地就融入上流社会，几乎全方位地接受了长安的洗礼。然而，要能够在长安立足，而且是凭才艺立足，谈何容易！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兴废》所说：“圣唐至今二百三十年，奇艺者骈罗，耳目相接。开元天宝，其人最多。”著名诗人中如骆宾王、陈子昂、孟浩然、李白、杜甫等，不能不算是才艺超群者吧，可是，却难以有近身高族而显山露水的机会，甚至还难免人格蒙辱，而有程度不等的心灵伤害。杜甫曾经以“高人”盛赞王维，而以“飞扬跋扈”来戏谑李白，从二者的气质风度看，杜甫的评价是极其精准的。王李二者，洵属两个极端。我们虽然不能将李白为权贵所弃置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其性格风度，但是，我们却可以肯定地说王维的性格风度在其与上层社会的交际中则受益甚多。王维闻名于京都，走红于当下，成为宁王、岐王、薛王、玉真公主乃至整个上层社会追捧的明星，在京城高层社交圈子里如鱼得水，这除了他非凡的艺术才华外，还有他特别高贵而儒雅的仪表风神。李肇《唐国史补》卷上称王维“立性高致”。冯贽《云仙杂记》说王维“性好温洁，地不容浮尘”。风姿气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人的品质和灵性，以及他的精神面貌与文化品位。自古评价王维与王维的诗，均少不了一个“雅”字，如儒雅、尔雅、大雅、闲雅、幽雅、冲雅、精雅、隽雅、秀雅、典雅、淡雅、清雅、浑雅、温雅、疏雅、安雅、醇雅、高雅，还有雅逸、雅正、雅意、雅词、雅调、雅驯等等。虽然这些“雅”字评语，有不少是指向其诗的，实际上也触及其人儒雅风流的气质风度。王维《德政碑》里写人道：“明眸白皙，玉润珠耀，美秀备于仪形，风流发于言笑。行之方也，留如守司；智之圆也，速若发括。量包群有，思入无间。”王维取人，也多用雅的审美自觉，非常推崇那种温良恭俭让的气质风度，即所谓的“清范何风流，高文有风雅。”（《送张舍人佐江州同薛璩十韵》）可以肯定地说，王维的风流儒雅，也是他立足长安、交好权贵的重要条件。

王维十五岁就走出家门，到二十二岁贬出济州，这七八年的时间都是在京城长安度过的。这是王维博得盛名而名动京师的七八年，是大为诸贵所钦瞩而深受热捧的七八年，是红极一时而风流倜傥的七八年。

皇都长安，不仅使王维迅速地都市化了，而且迅速地使他成为都市诗人的典型与核心。

日本学者丸山茂有一篇《王维的自我意识》的文章，开头就这么写道：

有这样一个背影：一个人坐在奢华的椅子上，从放在扶手上的左袖中，露出像女人一样白皙的手腕，纤细的手指轻轻地伸展着，这就是《晚笑堂画传》中的“王摩诘”像。这位熟知王维诗和“为人”的画家富于智慧，他通过描绘背影，把王维的真实面貌留给读者想象。王维的面貌，因看这幅画的人的资质、素养、年龄等不同而千变万化。^[11]

《晚笑堂画传》的作者是康乾画家上官周，福建长汀人，善画山水、人物。其《晚笑堂画传》刻画了古代120位著名历史人物，功夫老到，各具神态，其中还有李白、杜甫等唐代著名诗人的画像。日本学者非常欣赏其为王维造像的智慧，他在描述此画意时，突出了画中人物的那只白皙的、纤细的、像女人一样的手，而且认为，这就是画家将“王维的真实面貌”留给了读者。而丸山茂又说：“王维的面貌，因看这幅画的人的资质、素养、年龄等不同而千变万化。”似乎话中有话，似乎其“想象”中的“王维的面貌”，也不同于此画。

《晚笑堂画传》中的“王摩诘”，应该说是一幅名画，是一幅画王维而比较有影响的画，但未必是一幅能够将“王维的真实面貌”留给读者的画。这是王维吗？这就是王维风流倜傥的气质与风度吗？这样形象的王维也能倾倒长安而为盛唐王孙贵族“无不拂席迎之”吗？真不敢苟同也！故而，我们只能这样解释：这是清人笔下的王维，要么就是垂暮时的王维，而肯定不是风华正茂而魅力四射的王维，也绝不是盛唐画家笔下的王维。看来这位清代画家并不“熟知王维诗和‘为人’”也！

王维秉性温良，处世谦恭，生活简朴，持论公允而不偏不倚，具有深受儒家经义熏陶而合规中矩的娴雅一面。随着阅历的深厚，王维也世事更加洞明，其道家虚静和佛家空净的外表也更加彰显，即便是内中不平而哀怨萦怀，也表现得从容安详，醇厚端庄。他对现实政治具有合乎时代要求的基本认同，而对世俗生活方式又持有个性鲜明的独特理解；他既不为平交王侯而踌躇满志，也不为久不升迁而伤心懊恼；他既不是汉儒的那种恪守经典而绝对信仰的思想方法，也不是魏晋人的那种孤傲任情而乖戾怪诞的处世方式。纵观王维一生，真鲜有出言不逊而金刚怒目的行止，却也不像画中王维那样孱弱阴柔，比女性化还要女性化。此画夸张了王维的阴柔面，给人的感觉简直是弱不禁风，甚至气息奄奄，而绝不符合盛唐的时代精神与美学取向。

因此，我们敢肯定，大为诸贵所钦瞩的王维，其形象神态绝非上官所写照的那种。王维十五岁走出家门，走入皇都长安，王维被长安迅速地都市化了，王维也以其卓绝才艺与高雅风度迅速地征服了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