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来取我性命的吗？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啊。我甚至抬不起胳膊来保护我自己。你只要把我头下面的枕头抽出来，压住我的面孔几分钟，坎普兹就摆脱了他最危险的敌人。我最多也只能挣扎一会儿，然后就永远沉默了。

我注意到了，你实际上还不时用手指摸摸我的枕套。你想让我再说一会儿，听听我说的话会往什么方向走。等你让我说出了你老板要知道的事情，你就会用枕头来紧紧压住我的面孔了。你算计好了，我已经完全瘫痪了，没法做任何事情来防卫了。

也根本不需要什么警方剖尸检查死因。我本来就是快要死的人了。

我听到你轻轻笑起来了，你把我的话当作了一段出了名的霍夫曼笑话。城里那家叫做“鲁特和瓦格纳”的半地下小酒馆外面方圆几十里的地方都知道我会说笑的名声，说我的“谈话让人心旷神怡”。这话让我都听腻 了。

不过，我也听到你一直在把我说的话写下来。鹅毛笔尖在纸上沙沙移动的声音暴露了你在干什么。也许你是那个我请我的朋友派到这里来的记录员吧？要是这样，那你真是个笨蛋。你甚至都没有介绍一下你自己是谁。因为我已经动不了了——你也看见了，我是朝墙壁躺着的——你至少应该懂点礼节介绍自己吧。对我这种动不了的尴尬，你居然还敢咧开嘴加以粗野无礼的嘲笑。从一开始我就讨厌你。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考虑得到你的帮助，那真是让我憎恨的事情。可总得有人把我说的话记下来吧，我剩下的时间也没几个小时了。再等我的老朋友希特兹格找一个新的记录员来，也许我已经上西天了。

真是该死的事情，也得怪我现在连一支笔都举不起来了——这个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我只想知道，我还有多少时间能动我的舌头。到了最后，恐怕我也只能转转眼珠子来表达我的意思了，能那样就不错。或者我可以呻吟一两下，至少算是表示抗议 吧。

对，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找我的麻烦。到了我生命的最后这几天，他们还想用可笑的渎职罪名来让我烦恼，还说我犯了违反保密义务的罪。这都是因为我写的那部传奇故事《弗罗大师》——其实都还没完成出版呢！！或者更正确地说吧：因为那个可怜的坎普兹派去的警察暗探偷走了我在法兰克福的出版人那里的清样和往来书信，所以书最后还没有印出来呢。可实际上这不会让我苦恼。那个小人把我弄到监狱里之前，我已经来得及上西天了。

对我来说，要粉碎我的政敌对我的指控也很容易。我自己既是头脑清楚思路敏捷的法官，而且也是诗人，我有把握诗歌语言的力量。此外，我还是一个公正的法学家，在这个行业范围里也是非常少见的。

要是我口授得太快了，你就提醒我一下。我的朋友经常说，我说话比他们思考都快。不过我掉了两个门牙，口齿当然也不如以前清楚了。无论怎么说，重要的事情是你写下来的东西得能让人看明白，这样希特兹格就可以把它们校订出来。不过，刚才这句话你当然不用写下来。你真是有点脑子不好使。哈哈，连这句话你也写下来了。我听见你用鹅毛笔写字的沙沙声都有点生气了。你是不是得到命令，把所有的话都写下来啊？

可他妈的你也说点话呀！我至少得知道你是谁，是谁派你带了纸笔到我就要上西天的床前来的。

你就是一言不发。

这让我想起来，你可能是个哑巴。我甚至看不到你是否在点头表示肯定。不管怎么说吧，哑巴在我这一生里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你不是我这一生遇到的第一个哑巴。问题仅仅在于，你的哑口无言——如果你确实就是现在这样的哑口无言——是不是会有同样的命运攸关的意义。

译注：

坎普兹（Karl Albert von Kamptz，1769—1849）曾任普鲁士王国内政部管辖下的柏林警察局长。希特兹格（Julius Eduard Hitzig，1780—1849）是德国法学家，1823年曾出版过霍夫曼的生前笔记。《弗罗大师》（Meister Floh）是霍夫曼最后一部小说。

要不是当局还顾及到司法公正的意义，决定让我的生命再延长一点。我早就翘辫子 了。

可不是吗？根据来自更高层的命令，会有两个外科医生出现，把一个灼热发光的烙铁压到我的脊椎骨的两边，说是用这样的方法，就可以激发我的生命力。这两个专门蒙骗人的江湖医生，还带了两个粗壮的红脸大汉，他们收拾我的时候死死抓紧我的胳膊。但他们只能摇头叹气，因为这种周密的考虑全然无用。我不已经完全瘫痪了吗？不管他们怎么整治我瘦得皮包骨的身体，我甚至不能挣扎一下，就更别提抬起胳膊来打人了。

就在烙铁烫到了我背部皮肤的时候，有两个我的朋友来看望我，我就用这样的话来和他们打招呼：你们闻到烤肉的香味了吧？

我悄悄地告诉我的朋友，刚才把国家戳记烙在我背上的人其实是海关官员，他们给我打上了不许出口的封印，这样我就不能把他们禁止的思想偷运到国境之外去了，也不能在下一个世界散播不安的因素。

我的朋友曾听到我信誓旦旦地说，我要拚命到底抵抗死亡，而我没有告诉我的朋友的是：从突然打开的门的光线里我看到了什么。是的，这当然是在我请求我亲爱的米莎帮我翻身朝向墙壁之前。我一度在那边的墙角里瞥见的灰色形象，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了。让我大为不解的是那个形象，现在我看清楚那是个女人的身影。但这还不是让我最惊讶得目瞪口呆的事情。这个朦朦胧胧的人物，让我在一段时间里以为会被我背上烧焦的肉的臭味赶跑，但当我看清楚她的时候，她却更加靠近了，还关切地朝我弯下腰来，好像是要安慰我，平抚我烧伤的背上的剧痛。

我突然想起了在我奶奶家里当佣人的那个老寡妇。我很小的时候得过重感冒，病倒在床上，一到晚上就咳嗽不止深受折磨，她就会给我端来热牛奶和蜂蜜水。然后她就会不安地在我床边坐很久，给我讲故事，直到我睡着。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得，还能感觉到，她轻轻放在我额头上的干燥的手。

可我越来越看不清楚眼前这个女人的样子了，无法说出她到底是谁。很奇怪，她越靠近我的床，就变得越来越模糊——而白天的光线也越来越弱。这本来应该是让人恐怖的事情，可感觉更像是一种……一种解放。

而我呢，本来很害怕自己会死，还要和死亡斗争到最后一口气呢！死亡，这本来是最让人讨厌的丑事，是人类灵魂必须抗拒的最让人可恨的那部分自然，难道不是这个死神在温和地向我显示她干枯了的面容，反而让我还猜想是一个老女佣人的不安的动作？也许就是这样的，死亡要小心翼翼地照管好属于她自己的人。

可怜的坎普兹，还有他的多管闲事的外科医生，还自以为能够对付死亡呢！我想，是她把来探望我的惊慌失措的客人赶出去了，这让人回忆起一个对自己儿子越来越不听话的玩伴失掉了耐心的母亲。

现在她肯定又坐到墙角里那个小板凳上去了，就等着我们，你和我，把这个小小的写字练习做完。也许她跟着你走到门口去的时候，会把你记下我的话的纸都拿走。我相信，她还有不少事情要跟我商量，而且是不想让你的耳朵听到的。

我并没有忘记，你来这里是为了记录我的辩护词。不过，我更愿意留给将来的读者看的是米莎和我的故事。一个在我的头脑里已经存在很久的故事，但从来没有在纸上成功地写下 来。

趁着现在米莎走了出去，在厨房里乒乒乓乓收拾东西的时候，我可以讲讲这个故事了。提到这个话题米莎可能有点不好意思。特别是在一个陌生人面前。不过，这个故事里至少有一段是我对她抱有歉意的。这个故事，不管怎么说，是我的辩护词里的命脉。

我问我自己，到底是什么事情妨碍我去写出本来应该是我作品里最美的部分。表面上看，这是商务法庭的工作偷走了我的时间。我还让所有可能开展的文学方面的项目占据了我的前进道路。就好像我在这件真正重要的任务前面总是把自己拉住。

不可理解。

我觉得去年我做好一切准备就要动手了。我甚至已经想好了这部作品的一个名字——《雅克布·史奈尔费弗婚礼前的蜜月》。是的，我带着笑容说到的这件事情不登大雅之堂，因为在牧师为我和美丽的米莎丽娜·卢厄尔主持婚礼祝福我们之前，我们早就已经一起睡过觉了。我不妨承认，在婚礼之前，这个发情的小伙子不太愿意只配上一个女人，像公马扬起前蹄一样不太驯服。我也不想隐瞒，这个小伙子在朋友面前吹嘘自己的时候也不免有点言过其实，借助过说书人的那种夸张手法。比如说新娘的父亲，本来只是珀森市政府的一个小秘书，到他嘴里变戏法一样突然成了市 长。

这就不用多说了。背上被烙铁烙过之后的伤口今天早上又开始流血了。因为被单都浸透了，这次不是被汗水而是被血浸透了的，所以我醒了过来。现在这个伤口剧痛发作实在是难以忍受——也让我突然想到，我得赶紧完成辩护词了。

米莎的事情，等我以后再说吧。

针对我的这场斗争其实蓄谋已久，其中触发的因素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我的小说《弗罗大师》，甚至在我还没有完成出版之前，官方机构就已经有办法先读过文稿了。坎普兹一定以为，这下他总算让我上钩了。

我也许应该再提提这个故事。那个在女人面前会害羞的派勒格利努斯·丢斯被逮捕了，给他安的罪名是拐走了一个公主。当然，根本没有什么公主失踪了，但一个这样本不相干的事实是不会让宫廷大法官克纳尔潘提失去理智的。他自然有他自己的逻辑。肯定是得先犯有一桩罪行，这样才能有一个罪犯。当现在有一个人被逮捕的时候，那当然就是有一件触犯法律的事发生了。只不过一个肤浅的法官，面对被告人的否认，面对完全缺乏证据的情况，还是会玩忽职守，不去采用恰当的方法从罪犯身上寻找出犯罪的动机，使得逮捕具有合法的理由。

从扣押的文件里已经可以找到让人麻烦的征象了。被告在很多场合就已经谈到了“诱逃”，甚至暴露出某中杀人的意向了——也就是说在文字中出现了“要死”的字眼。在这个最严重的词下面，大法官克纳尔潘提已经划了三道横线，表示强调。所以，当丢斯说起他今天不仅仅是懒惰，而且是“要死地懒惰”了，大法官克纳尔潘提就是那么理解的：嫌犯今天就是太懒惰了，否则他今天一定会做出让人“要死”的事情 了。

现在有一个大法官的同事介入了这件事，说到第一个引文指的是莫扎特的歌剧《后宫诱逃》。一个这样平淡无奇的反对意见对大法官克纳尔潘提当然毫无影响。相反，他在歌剧中精心打扮的假面戏装里看到了证明，证明他自己的怀疑倒是对的。在审讯中，要紧的就是要特别弄清楚丢斯在写下这些可疑字句的时候他到底在想什么，因为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举动——而且在危险人物那里就很更加危险。更确切地说吧，这些模糊不清的措辞可以让人想到，在没有写下的内容里包括一个完全充分的认罪。

我在小说里已经给派勒格利努斯·丢斯的眼珠安装了一块具有魔法的玻璃，可以让他读出大法官克纳尔潘提的想法。结果显示出大法官自然不相信什么“诱逃”；他只是利用这次审判来恢复他在某个大公那里的地位，因为他已经失去了那个大公的宠幸。我自己的对头坎普兹在大法官克纳尔潘提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并不出人意料。他认为我犯下了诽谤罪，写了一篇有损国王体面的文字，给司法当局抹黑。

不过，当坎普兹对我的小说清样里的“要死地懒惰”这个词特别重视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掉入了陷阱——由此也显示出大法官克纳尔潘提的法袍披到坎普兹身上是多么合适。坎普兹发现这个词涉及到了霍夫曼想谋害人的思维方式，同时也涉及到他和那些造反学生之间的默契。不仅如此，这些词还都是从一份法庭记录中抽出来的——这个作家因此也违反了法官的保密义务，犯有泄密罪了。

我不得不承认，就在这一点上，我虽然不情愿，也感到有点佩服坎普兹了。他这么天真地同时又像散布谣言一样地指责我，是我自己最恶毒的想象也想象不出来的。

不过，坎普兹有点自以为是了。如果我的讽刺作品只是针对他写的，那么这份文稿是可以当作一种确实会伤害人但也很少有的个人攻讦，可以废弃不用了。我的用心是创作出一个文学人物，有更广大的有效性。如果一个人听到这个故事，几乎吃惊得喝啤酒都呛了鼻子，或者笑得喷饭——这不是说谁谁谁……的吗？——那么这也会让人在再三考虑之后，明白这实际上涉及到危险得多的事情，也就是说，是对整个官僚体制的批评图像，而坎普兹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而 已。

不过，这绝对不仅仅停止在和官僚世界的人物开开玩笑而已。真正激怒人的是我的文学创作对整个小资产阶级世界图像提出了质问，甚至可以让读者看到他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不会麻烦自己的小脑袋去看到事情，让他去看到更高层面和更具有智慧的事情。

你肯定不会以为，把你叫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让你写下我对那些弱智的渎职罪和泄密罪指控的辩护词吧。那些在这次起诉里值得提到的事情，我都已经在几个月之前的一份书面辩护词里反驳过了。

我不打算太详细地谈法庭辩护词的事情。那份文件本身还是有意思的，因为在那份文件里我提到了对我们这代人最有意义的一两个想法，并为之做了辩护。在我们的眼中，诗歌作品是一种有机的整体。你不可能把某一部分从它本应包括在内的创造物里割裂开——只抓住了某人的一只耳朵，或者只找到玫瑰花的一根刺——然后就可以妄下判断，而在《弗罗大师》里的审判就是这种情况，抓住一点就不及其余。

我要争辩的是，我的不同凡俗的主人公丢斯，对女人其实怕得要死，而我就是因为这个才让他遭到了诱拐女人的指控——这样的精神状态描写和外在处境的对衬，本身就是喜剧性的基础。但是因为事实上没有女人被诱拐走，如果不给丢斯弄出一个折磨他的人，这个人还要千方百计折磨他让他就范，那么这次审判就一点意思都没了。为了回应地狱的这种喜剧精神，这个人物必须束缚在或者说囚禁在最少有的偏见之中。所以就加上了这个我取名为克纳尔潘提的讽刺形象，一个在我们这个地球上自然不会有任何对应者的人物。

为了让这个法官能够抓到我那个轻信人的主人公的把柄，也出于讲故事的兴趣，我得让他利用两个最严重的犯罪学方面的错误措施：1）在没有证据证明某件罪行发生时就不管官司输赢不管三七二十一对被告进行审查；2）死死抓住一句事先想好的句子，把它作为唯一的准绳。

对于为什么我在故事里还用了这些法律学方面的琐细杂碎鸡毛蒜皮的事情，我的回答是，进行文学创作的法律人士自然很愿意落回到自己的职业经验里去，比如说在英国爱丁堡有个名叫瓦尔特·司各特的杰出法学家，就是一个例子。

但是在这个文本里其实没有任何地方你可以指出一个字，会引诱读者去寻找什么外在的暗示。只有一种事先想好的句子，才能够引诱出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内容。

一个幽默的作家或诗人，在自己的想象王国里应该可以自由自在地活动。要是他把自己纠缠在千百种顾虑里，疑神疑鬼，担心他的想法有可能被人误会，好吧，那他就得睡到普洛克路斯忒斯的铁床上去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没有了自由，哪里还可能进行精神方面的愉快的写作？就更别提去抓住读者的心了。

概括地说，我可以断言，我在创作这个下流的故事的时候，没错，也是完全荒诞不羁的故事的时候，根本没意识到会有任何附带的目的。我要强调，你得看准了，这不是一部讽刺作品，不要批评世界上的事情，不要批判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而是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我追随我的狂想，根据这种体裁的条件，自由驰骋。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必须完全免除各种怀疑，那么深切那么痛苦地牵涉到我的各种怀疑。

换句话说，这份稿子把作者包裹在一件迷惑不解天真无辜的样子做成的看不见的外衣里。而在字里行间嘻嘻窃笑地披露出来的丑行，当局毫无感觉，根本就看不出来。

有一度我忍不住要在一个附言里讲出我刚刚做过的一个梦：警方要把所有钟楼里的钟都拿下来，还要没收所有的钟表，因为时间本身就引起了当局的重大怀疑。但我明白坎普兹会抓住我的这些话做文章，用罚款来威胁我拿出所有的有关文件，所以我还是没写这个附言。

译注：

瓦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是英国著名历史小说家和诗人，代表作有《艾凡赫》（又译《萨克逊英雄传》）。普洛克路斯忒斯（Prokrustes）是希腊神话中的强盗，海神波塞冬之子。其设计的两张铁床可将身高者截断或将身矮者强行拉长，使其与床长短相等。此处隐喻作家违背自己意愿去适应外在的规范。

那次真的让我感到困扰的审判——也是我事先提出过一些微不足道的请求之后的那次审判——完全是另一回事情。正是在这样的上下文中间，我必须写一篇辩护词，一篇跟我自己有着铭心刻骨的关系的辩护词。在这点上，我是向比内政部长舒克曼和他的走狗坎普兹还要高的层次提出我的辩护。要是我在他们那样的辩论讲坛上摆出严肃的想法，无异于跟一头母猪进行一场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我的真正的辩护是对着我死后的世界，对着很久之后才会出生的读者。你完全可以把我的辩护词叫做我的遗嘱。不仅如此，将来的法律人士在读我的辩护词的时候还会很愉快地一致表示赞同——我不是说读你刚刚潦草地涂写下来的东西，而是读我的档案——这点是我完全可以肯定 的。

现在我头脑里考虑的那些指控，都是通常在黑夜将要转变为早晨的时候，在狼皮一样灰色的时间里牵扯到人的那种指控。那种时候对人的责备可以无中生有，看起来既无法辩驳，又极为严重。

我能用来支持自己的档案，是在我脑壳里的。

不过，这种记忆是一个骗子。我本来以为，我能从我脑子里找出相关的事件，在我的论据库里建立一种最清楚最严格而令人信服的顺序。但我没这样做，反而只看到单独分散的插曲出现在我眼前这片石灰的白墙上。好像我重新体验了我的生活。虽然“体验”也许并不是一个正确的词。在我眼前出现的这些密集图像好像都是第一次放映出来的，而我好像只是一个外在的观众。一个章节紧接着一个章节，我都不能分辨出内在的秩序。这是一连串完全不能预想到的场景，是我不能控制的。

一次又一次地，我那位瘦小但勇敢的波兰妻子米莎的图像会闪烁而过。她总是耐心分享我充满冒险的生活，为我在自己周围制造出来的混乱提供一个框架结构。如果没有她给我提供言辞不多但必要的提醒这个背景，我甚至都不能让我的思想有个条理。

但这真是我的记忆吗？是我自己真实的记忆在我的眼前出现吗？最近我已经开始怀疑我提醒自己的事情了。这些记忆都是梳妆打扮过以后穿戴整齐地出现的，一次或两次还在脸颊上涂了假痣，那么有模有样，就跟法律条文规定的完全一样。不，不是法律条文规定的，更是我私人的道德观念决定的。我马上就看到的是那些很早的回忆，还穿着尚未成为时装的衣饰。它们已经悄悄地换上了更加合适的衣服，变成了我的生活看来需要的那种记忆。

例如，我尝试提醒自己别忘记，我是怎么给自己惹上了这该死的病，让我躺在这里就跟一具野兽尸体一样。而这一幅很清楚的记忆画面一会儿变成了某个好色的中产家庭夫人的小小越轨行为，是她把我拖进了华沙城一间偏远的房间里；一会儿又变成了某个轻佻活泛的酒店女招待的好心好意，她愿意帮助一个涉世未深的毛小伙子了解科尼斯拜利耶城的底细。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有一个女人，毫无来由就接管了她优秀的丈夫在某个不好提名字的破地方沾染上的毛病，而她又很敏感，有意不提这些事情。在这两幅记忆的图画里都发生过一件事情，之后能及时打扫得干干净净不留痕迹，所以也能讲得出口了。

不过，我也许白费心机地去寻找过这种类型的事件的解释说明。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我的医生们都不能在某项诊断上达成一致的意见。他们只能轻声地说起一种稀奇古怪的神经遭受痛苦的病症。

我只有一种不快的感觉，能感觉到我的奥林匹娅虽然不会说话是个哑巴，而且总是动作痉挛，倒知道底细。就好像这个用木头做成了脑袋，用齿轮和弹簧做成了感知器官的玩偶倒可以记住我自己万分恐惧地想努力去搞明白的事情。不管怎么说，沉默不语做哑巴看来是非常重要的，没错，也许具有命运攸关的意义。

不过，要是我能耐心一点，也许这些图像就变得清晰起来。这就像你努力想一个名字但又毫无进展。等到你去做完全不相干的其他事情，在某个瞬间这个名字才会突然从不知道什么地方跳了出来。

无论如何，眼下最要紧的是我的辩护词。看来我的信息来源就是眼前这块白色墙壁很乐意告诉我的事情——根据我最后的希望，不是我已经背朝世界了吗？也许是我的发热的脑子把这些图像投射到了眼前这片白墙上的。

不，这些图像并不像我最初想的那样，是临时性的，就像人在来回翻看某一本画册的时候那种情况，是从它们的前后关联里蹦出来的。它们肯定不是按可靠的年代顺序出现的。不过，它们看起来好像互相之间有某种逻辑的联系，有一种搞不清楚的但是让人不安的内涵，要求一种全面概括的解释说明。好像它们都包括在一次反复不定但毫不留情地快速进行的法庭审判过程中。我作为一个富有经验的法官也开始预见到这一点了。

在这种情况下，也是我第一次坐在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躺在了——被告席位上。而且这一回我真的不清楚审判主导权是交到了谁的手里，是我的手里，还是在签字人的拳头里，或者甚至也许是在我和他之外的另一个安排审判任务的人手里。

但是，这次审判的问题和回答，很可能有一个潜在的主题，一个我难以在我的音乐中陈述表达的那种主题。这里我当然不是说我写的歌曲，因为歌曲里的词还是赋予了意义的，其赋予的方式在音调里则是不得不放弃的。如果我的猜测是对的，那么这个主题就是——责任。

现在，这已经是一个在我自己的语言里不再有什么归属的词汇，一个没有任何幽默感而且也没有一丁点自我嘲讽的词汇。这个词甚至不会微笑，更不用说再现霍夫曼惯于做出的某个鬼脸，还有他在老城区半地下小酒馆“鲁特与瓦格纳”的桌子上在酒客们大声喝彩中跳出的舞步。

这是在最后那一天里强行塞进我嘴里的一个词。

译注：

科尼斯拜利耶城（Königsberg）为波兰和立陶宛之间一座古城，曾经是东普鲁士的首都。前苏联时期称为加里宁格勒。

米莎的图像又一次穿插了进来——感觉她就是我的思想流动中的一个引导主题。正如我说过的，我早就想写下有关我们的爱情的故事。这个故事应该成为我的全部创造的顶点。只是我一直没能把它成功地写下来。现在我的生存状态已经变得如此困窘，要写也晚了。

要是我能挽救出这个故事的一块碎片，一块既奇迹般不可思议同时又和日常生活那样平平常常的故事碎片，那么这块碎片肯定是有关米莎的手的。刚才她用一块潮湿毛巾冷敷我额头的时候，你一定还看到过这双手。

你会想，这不过是一双很普通的手。

但这种普通也会闪射光彩的。

我爱这双手，爱它们的粗糙，爱它们的皱纹，爱它们破碎的指甲盖。它们愿意告诉我那个我从来没能写下来，写到纸上的故事。正是这双手，曾经因为擦拭我们家积满污垢的窗户而冻裂开来，却因此在我们昏暗的家里创造出了一个光明而清亮的神话世界。正是这双手，因为经常和烧菜锅炒菜平底锅为伍，指甲都开裂了——也因为这样而掌握了这些锅子的部分秘密；没有一个烧菜锅还会烧得溢出来，也没有一个炒菜平底锅会把肉烧焦烧煳，没有蛋白奶油酥饼会烧成一锅粥。正是这双手，因为抓着冷肥皂水的抹布擦拭地板而变得通红——也因此能够擦出平滑而光亮照人的地板。这双手可以把我们托起来，就好像我们毫无分量。

也是这双手，曾在那些困难时刻抱着我们可爱的女儿西希丽娅来回踱步，眼看着这小宝贝的嘴唇变得青紫，眼睑最后还是停止了颤动。这些时刻持续不断地追随着我，也变成了我的《垂怜经》里那些绝望的旋律。

米莎的大拇指是朝后弯曲的，布满皱纹，还变了色。它们是因为拼命努力去对付不愿意让我们好过的生活而朝后弯曲的，是因为贫困的经验而布满皱纹的，是因为她遭遇了来自我朋友们的种种折磨人的抵制而发红的。而这些手指同时还为我找到东西，在我凌乱不堪的衣服和纸堆里找到我的手稿。而且能在这种生存状况留给人的一团乱麻中找到我。

我爱这些皱纹、这些裂口和发红的皮肤，它们可以记住一切——而且还能原谅你。它们可以记住我的疏忽，我的粗枝大叶，我的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毛病——却没有一点指责，还是把我放进她着了魔法的日常生活中。

难道只有我能看到这双手周围的辉煌光泽？

也就是这双手，这种粗糙的皮肤，它们能感觉到我，可以感知到我身体的每个部分，就好像是它们雕塑出了我的身体。

也就是这双布满皱纹变得发红的手，使得我的日子可以把握和理解，这双手可以通过我的辩护词而说话。

译注：

《垂怜经》（Miserere）为欧洲常见的古典声乐形式，霍夫曼也有同名音乐作品。

如果我说的话可以包括在一篇辩护词里——这篇辩护词现在自然是针对从来也没有明说的那些指控——那么我想强调的是，我要辩护的并非我自己。在我目前这种情况下，除非还真有什么神明的公正，除此之外，任何其他的公正都已经够不着我了。不过，有两条对我来说完全是基本的原则，是我愿意提出来的。这两条原则已经成为……没错，成为我的责任。

我这个人没有当政治家的本事，过去几年以来落在欧洲人头上的战争里，我一会儿站这头，一会儿站那头，完全就看哪头的火会烧到我的鼻子。但我是法官，我要竭尽全力维护一个法制国家的原则。而我也是艺术家——你也知道，我首先是个作曲家，但也是作家和漫画家——我把艺术自由当作我的指路明灯。这两方面的召唤就构成了我的双重责任。

法制国家的基本规则，在今天的三十八个德意志公国里并不具有很高的价位。曼海姆的暗杀事件在统治者那里引起了极度的恐慌，导致了那些最怪异的措施。普鲁士警察首脑很愿意逮捕所有大学生，把他们全都投入监狱等待将来可能的审讯。在坎普兹的思想世界里，逮捕行动本身就足够作为理由，可以对有计划地攻击神建秩序的行为表示严重怀疑。至于那些嫌犯发表的言论，只要符合审判程序的目的，他都不怕麻烦地进行了编辑。就好像我们的剧院院长们对某部剧作大删大剪一样，这样的话，这部剧作就可以适合在一个狭窄的舞台上演出，或者适合一种同样受限制的公众口味。

不过，就大学生们提出的诉求来说，我认为建立一个统一德国的倡议也是荒诞的。这一大堆专制的小公国——其中不少公国的国土都可以装进一个裤子口袋里——怎么可能说服他们放弃权力，把权力交给一个同样专制的上司呢？有没有人曾经想过，这样一种中央集权，把荣耀都集中起来，对个人自由会有什么好处吗？也就更别说一个集中起来的王国，一个以普鲁士为重心的王国，会意味着什么样的危险的军事力量。在我的眼睛里，最好的政府，就是没人注意的政府。最好最完美的神祇就是意见不合的神祇，是会给人类留出余地的神祇。那种使用得最成功的权力，也就是分配到了人人手上的权力。

没错，大学生要建立一个统一德国的梦想，既是非常危险的，也是毫无头脑的。不过他们有权利坚持自己的主张，这完全是另一码事。而且，提出立宪的要求，而不是诉诸公国的专断，至少也是合理的。当所有王子、公爵和庄园贵族都对摇摇欲坠的王座感到忧虑，要压制自由的言论，要把每个给他们带来麻烦的人都投入监狱，那么这也就是每个诚实公民该起来抗议的时候了。

具有讽刺意义的只是，在所有这些人里，偏偏对考策布的谋杀会变成点燃大火的火星。不过，这个作家写了那些糟糕而且让人恐惧的剧作，他想得到的其实不过是演出落幕前那种掌声雷鸣的效果，肯定不会有更好的要求。他没法预见到的是那些公国贵族观众会做出什么反应。所有人都会从剧院观众席的椅子上站起来，以一种唯一的巨大而攻击人的好奇心，准备用所有手段去搞清楚这个戏剧阴谋里的所有枝枝节节。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弄明白在剧作家、演出人和布景设计师的脑门子后面到底是些什么东西在活动。就这方面来说，他们要弄清楚的人还包括观众里那些陌生人组成的成分。也就更不用提在剧院外面聚集起来的大学生们的意见了。简而言之，他们必须掌握每一个会思想的人的活动，了解他们的言论，他们的聚会，他们的海报招贴画等等，不过最主要的就是要能控制所有这些人模糊不清的意识。那个舒伯特，他现在又发现了什么？不，我不是说维也纳那个平常的作曲家，那个连歌德都对之耸肩膀的家伙，而是那个哲学家，写过什么……他妈的那本书叫什么来着？那本有关什么无意识的书……？对了，叫《无意识的哲学》。想想看吧，要是能窥视到大学生阴暗的内心深处该多好，就不用等到那些造反的毛孩子长大，趁他们乳臭未干的时候就可以早早地把他们一个个掐死！不过，从现在开始可以让秘密警察无限期地开足马力，使用久经考验过的全部手段。

而在普鲁士这里马上建立起来的专门对付谋反性思维活动的快速调查委员会里，会提名谁来做调查法官呢？如果其中之一不是霍夫曼，又该是谁呢？由于那种国家的攻击性的好奇心，我突然间成了一种可以考虑使用的工具。我对这历史并没有什么高见，但是这部历史事实上还真有反讽感。

他们没有看明白，自百科全书派和伏尔泰以来的作家们已经完全不同了，已经不再只是取悦女士们的无伤无害的那种人了。他们更没有料想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者体验到的特殊的责任。能掌握和使用这个国家的野蛮语言的人现在负有责任和义务，让这种语言为自由服务。对对对，我注意到了，我已经自相矛盾了。我习惯当作艺术家座右铭来说的是另一句箴言——“我不服务”。而现在我要寻求某种……作家的义务兵役。按照普鲁士新的军事秩序中的模式。不过我从这个陷阱里溜了出来。因为艺术家如果没有先参与争取自由的一般的斗争，他怎么能够谈论什么艺术的独立不羁呢？

对国家权力的操纵控制所做的批评，还真的让我感到极为有趣。比如说报刊检查制度吧，它发挥的作用就好像是我们好心的主教删除掉女士们小小的小说图书馆里的那些藏书里最危险的段落，为的是让她们的女儿知道她们必须跳过那些地方不读。国家就好像抚养女孩子长大的父母了，这不是一幅很美妙的国家图画吗？

我没有任何幻想。法制国家是一个目前还不存在的国家——得我们去创造。而诗人的小小宇宙——那个可以征服我们的世界的宇宙，使这个世界变得清楚和简单的宇宙——它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在等待着自己的创造者。

我有一种双重的责任。

译注：

考策布（August von Kotzebue，1771—1819）是著名德国戏剧家和小说家，1819年春在曼海姆被谋害。此处的舒伯特指自然科学家舒伯特（Gotthilf Heinrich von Schubert，1780—1860）。

行了，让我先谈谈那个案子，那个让我竭尽有限能力追随伏尔泰方式去处理的案子，也就是那个介入了卡拉斯案件的伏尔泰。我在眼前这块白色墙壁上可以看到所有的事情，那些面孔被石灰粉都弄得变白了。就像是在洛可可风格的沙龙里那样。这些人物要说话的时候，这里也会闪现他们怎么样会在舌头上得到了一小块白色墙壁。

我谈的是针对体操之父雅恩的那次审判，对他的指控是说他在跳跃和伸展练习课的时候煽动学生造反。

国家的当权者设立这个审判委员会，还把我也安排在里面，其想法自然是在法律上把对国家敌人的迫害合法化——这些敌人包括大学生、教授、作家和出版人，还有其他能够自己独立思考的人。但是当权者也很快发现，这个他们本以为是好人的霍夫曼不但没有满足他们的期望，而且还坚持要遵守现行有效的法律，一次又一次将那些被告无罪释放，其通常的理由就是证据不足。

这个叫做弗里德里希·路德维格·雅恩的人，眼下就出现在我眼前那块白色墙壁上，鼻子也是白的，不知是因为害怕而发白还是被墙壁的白石灰弄的。他当然也不是什么会引起我同情的人物。要推掉他的案子不管本来是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对他提出起诉是由于来自部里的实质性的威胁。不过，要是我不想给自己惹什么同样的麻烦，那么就必须让此案成为一个可以让人参照的实例。所以他们没有预料到我会反对坎普兹，而且居然还会厚着脸皮在为雅恩辩护的时候引用了坎普兹自己的笔记。从他的作品里读出引文的时候，我真的好不容易才束缚住自己，没有在文件的边空上画一幅漫画，画出我这个敌人可笑的表情。当我的做法让审判委员会站到了我这边的时候，我惹怒了内政部长——也就是冯·舒克曼阁下——以及他的走狗坎普兹。而当他们最后试图用根据国王的命令设立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来代替这个审判委员会，其任务就是驳回雅恩的上诉——这个霍夫曼，这个“居心不良的爱国者”，这个偷偷摸摸的“教唆犯”，又干了些什么呢？他居然还胆敢要求让雅恩继续自由行动，免于起诉。

我实际上完全不必为雅恩困惑的面容和控制不住地变来变去的面目而感到麻烦。审判还是在进行，一步一步地进行，在文件堆上进行，而文件压着文件越堆越高，窸窸窣窣沙沙作响很有耐心。不过我能看到，雅恩看到我用心地写下来的那一行行字，眼神是很不开心的，下巴是耷拉着的，而我很开心，因为我粉碎了对这个不幸的人提出的种种不怀好意的论点。对他的指控包括他加入了什么“德国联盟”，但这个联盟，正如大部分人都知道的一样，是一个自由的团体，是反对拿破仑的，也是国王本人都很赏识的。有人愿意从他们那些小册子里看到他们鼓吹仇视国家的行为，其实这些小册子不过是一个满脑子浆糊的人的作品，他甚至都分不清什么是国家权力，什么是动物园。从这个卷宗里找出令人发笑的例证来说明雅恩蛊惑人心煽动造反的想法，真是件愉快的事情。比如说，为了“祖国的好处”，他计划在一块人造沙漠上放养野兽。在这块沙漠上充满了饥饿的狼和熊，周边居住的人对付这些野兽的斗争就成为训练一个征兵对象的最好学前学校。让我这么总结概括吧：如果谁在有这种想法的人身上还能看到一个国家的敌人，那么他的脑子也并不比雅恩本人好多少。我这么总结的时候，一个讽刺的笑容就出现在我的笔下，带着我的书写风格。

不过，我提到了那个指控，那个指责雅恩可能唱过了革命歌曲的指控，表面上看我很严肃，其实里面却巧妙地包含了反讽性。我是展示给大家看，有一首歌的歌词其实是出自歌德手笔，我故意做出无知又无辜的样子询问主审的大法官，为什么他会觉得歌德天真无邪的诗歌会这样令他不安。我看着我放在文件上的手，既很得意地比划来比划去，又很仔细地指出了那些所谓雅恩对坎普兹的威胁和诽谤——其实就为了之后再揭露一个事实，即那个主要证人自战争爆发以来就患有耳聋，根本就什么都听不见，怎么可能证明他听到了那些最糟糕可怕的有人告发的事情。我真诚地补充说，对其他证人做一次更详细深入的审问，就有可能从本案提到的那些说过的话的上下文里看到有点不同的内容。

简而言之：我耍弄了那些指控，拿它们开玩笑，这些指控在我的嘲弄之下都不堪一击分崩瓦解了。而且，我也保证，如果部里固执己见的话，那我会考虑向国王提出诉求。没错，部里是固执己见的。雅恩被关到了要塞里。对他来说这个故事也就算告一段落了。可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现在坎普兹已经投入了所有资源。他必须把霍夫曼置于死地。

译注：

卡拉斯（Jean Calas，1698—1762）是法国商人，因信仰新教而受到信奉天主教的司法当局构陷之谋杀亲子罪，判处死刑。伏尔泰曾经介入此案但并未能改变其判决结果。

你别以为我没听到，我刚才谈到个人自由的时候，你嗤之以鼻哼了一声？在当局的眼里，这个个人不过是一个不会心甘情愿纳税的纳税人而已，或者是一个可以招募入伍的新兵。我们发明了个人，这个发明属于这个革命时代最让人恼火的事情。十八世纪那种有关普世人类的想法，人在任何时代和任何文化中都一模一样的观念，对当权者不是更方便得多吗！因为相信这种没有个人面目的国民，伏尔泰和正统派实际上都可以互相拥抱。

我很可能是很早就把个人放在中心位置的人。不过仅仅是在理论上。这种想法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是我有一天在柏林的时候，在一个星空晴朗的秋夜突然明白的。这肯定是十五年前的事情了。

那是日子很不好过的时候。在法国人占领的时期，我丢掉了那份法官的工作，常常因为经济困窘睡不着觉，夜夜在床上辗转反侧。有很多次我半夜爬起来，穿上衣服走出门，在柏林黑乎乎的街道上盲无目的地乱走，惶惶如丧家之犬。房屋上空飘荡的轻烟让天空显得模糊不清，也毫无意思。除了一两扇孤独地点亮着的窗户，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分散我的注意力，我可以全神贯注投入我的思考。不过有那么一次……我走到了城边上，眼前的视野就比较清晰起来了。这时候我遇到了什么事情，就好像有人用一块大石头砸了我的脑袋。我看到头顶上好像拱顶一样的天空星光四射，看起来是我过去从来没见过的。

这是一种顿悟。不过这不是什么神灵突然从天而降开启我的心智，而是歌德那些话里的真实内容：“我转身进入我自己内心，发现了一个世界。”在这个无声地展开的天空下，我突然感觉到：这个大千世界就在我的内心里。而且在这个世界里，既有过去，还有未来。一切都可以包容在这个自我里。

这个晚上，拱顶一样的天空告诉我的是什么？是个人的神圣性。所有的哲学，所有的政治，都应该从这个独一无二的个人出发。

我作为法官，作为艺术家，要辩护的就是这个个人。

对，我也是以艺术家的身份来辩护。我刚才说过，我有一种双重的责任。我不能丢失掉我的诉求的另一半。这涉及到一项表面上看和我的司法工作对立的活动，也就是说艺术创造方面的活动。

我说的正是艺术创作。可能把我当作作家而提出的最严重的指控并不是说我持有某些让国家不愉快的观点，而是我居然承担起了造物主的角色，自鸣得意地创造出了一个我自己的世界，而且还要求人们认真对待它。我不能把责任推卸给那个“引导”我的哲学家，也就是费希特。我自己要承担责任，是我借了他的思想纳为己用。

别让你的笔开始发抖吧。我不想跟你大谈哲学让你感到头痛——我也就是把你当作一个记录员而已，在哲学这个领域不会有多少深刻认识。我也可以对你承认，连我自己也没读过这个家伙的原作。不过，我对他的思想一直是相当信服。简单点说吧，我也许可以这么表示……

算了，我显然必须从一件小时候的记忆开始讲起。它已经在这块白墙上显示出来了，不过因为现在到了晚上，光线是暗淡多了。我瑟瑟发抖地蜷缩在床上，把被子一直拉到眼睛上。我不敢看，可我必须看。也许它是应该插进来的，因为这是一个来自我儿童时代的场景，那时我既是得到保护的，又是毫无保护的。因为我的父母在我两岁的时候就离婚了，我母亲带着我搬到了外祖母家。外祖母也是一个寡妇，所以在我的生活背景里就没有一个保护我让我感到安全的父辈。但从另一方面看，外祖母和杜尔夫家族正是那种非常充满慈爱、很会保护我的家长。

不过，现在地狱的大门正好打开了，这时候你再做什么努力都无济于事了。那张法国墙纸上的图案，让可怕的生物时不时地从朦胧昏暗中跑出来。架子上的那个小丑玩偶更是落井下石，故意对着门那边点头，好像是为了要我小心，可它的眼神不怀好意，暴露了它其实和那些给我带来危险的敌人是一伙的。我突然间看到，凳子那边带有编织出来的尖角的装饰垫，实际是一条龙的身体，脊背上带着很多尖刺，只不过墙上显现出的它的影子形状，就成了一个双倍让人可怕的怪物。对我本来忠心耿耿的卧室，现在有嗖嗖的声音呼啸，充满意料不到的危险。我听见有一个微弱的音调在回旋，慢慢在增强力度，越来越响亮。此时此刻，真的什么都可能发生。

不过我并不是束手无策的。我的外祖母，带着一种笑容表示她知道我是多么害怕黑暗，所以允许我在桌子上点燃一支蜡烛，等我睡着了她才走进来吹灭。在烛光里，我用手可以在墙上做出各种影子形象，这些影子动物一直能找到新的、意想不到的出路。一会儿是一只小野兔，赶紧就跳开了，又一会儿是一条凶恶的狗，用脑壳去顶椅子上的那个怪物，让那个怪物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办。不过，我突然又想到我可以用做笔记的纸剪出小动物，把它们举在蜡烛光和墙壁之间。当我把硬一点的纸剪成的吓破了胆子的小骑士举得离蜡烛光越来越近的时候，他的影子就变得越来越大了。最后他就可以把自己高高举着的利剑砍到那些丑陋吓人的怪物头上。

我创造了一个自己的世界，还能够请来对手。

可是，当我用划了线的纸做的救星把所有怪物都打倒的时候，就有点无聊了。我甚至怀念那种恐怖的感觉，因为它刚才还让我出了一身冷汗。现在是我自己发现，我创造的世界必须装得下那个让人恐怖的狂想，也能装得下那个剪得丝毫不差的日常现实，这个现实能够保持未知事物的平衡。我的艺术既要求大胆冒险的魔术戏法，也要求眼光锐利的现实主义。

这就是我童年发现的世界。不过，问题在于，是不是我遇见了费希特的思想，才让我明白了我在杜尔夫家的这所房子里在这些恐怖的晚上发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已经答应过你，不会用什么费希特哲学的讲演来折磨你，更不用说，这张糟糕透了的床，实在替代不了这个话题应该有的讲坛。不过康德为人的理性能够达到什么地方设定了一个界限，这点对你当然不算是什么吃惊的事情。费希特只是从中得出了结论。你对他了解得最多的一定是他有关德意志国家的害人的思想，当那些总是无法让你事先预见其行为的大学生把这些思想挂在嘴上，那就会让今天的专制暴君吓得发抖。不过，他的哲学也有另外一面，对我和跟我意见相同的人来说，这倒更加重要。在那句可以补充康德的理论句子里我们找到了一把钥匙，用来打开对存在本身的理解：自我确立非自我。或者用一种你可能理解得更好的语言来说：是自我创造了世界。就我所知，还没有任何别的哲学家这么明确地把自我放在中心位置上。不过这些话同时又承担起了重大的责任。特别是对于作家来说更是如此。他对他创造出来的新世界负有责任。

让警察头子特别不安的事情，自然是我作为造物主的能力——我甚至怀疑，你一直在你担心的笔记里用鼻子想嗅出来的也就是这个。没错，我创造了一个自己的世界，用的是讽刺性的自然法则，有让人恼火的风，还有一个完全不可以计算的太阳。欢迎你低下头弯下身子跨进这个世界里来——只要你敢，有这个勇气。不过谁也不能保证，当你再溜出这个地方的时候，你还是原来的你。

那个可怜的警察头子不能明白的是，在普鲁士法律之下你是没法挤到这个世界里来的。你甚至不能让它也尊重神圣同盟的逻辑，更不会承认梅特涅大公是这个同盟的最高长官。

所以，他们感觉我创造出来的世界是一种威胁，是对他们可以悠闲地把一只脚搭在另一脚上站着的那种生存状态的一种让人不可理解的挑衅。他们天真地相信，他们脚下的地面是什么都承担得住的。

而在我的宇宙里，地面可是做不到这点的。

王公贵族们害怕的是，我和我那样的作家创作出来的那些反讽的镜子世界可以让人看到在不可接近的权力领域里的现象。这些现象是他们不允许他们统治下对坏事毫无知觉的子民在任何条件下知道的，哪怕知道一点点他们都不允许。

我敢肯定，要是我在遥远的将来还会有什么弟子，而这些弟子们还有能力构造一个幻想的现实，这个现实如此强大，以至于通常的现实被迫露出它的真面目。作家能够提供这样内容丰富的权力膨胀的宫殿图像，所以当权者都用不稳定的声音高叫着要新闻管制了。作家能够提供这样透彻的法庭荒诞性的刻画描写，所以走过一个法庭的人，没有一个再和过去一样看待这个法庭了。到了这天大家就都明白，我和我的弟子是多么危险。到了这天，坎普兹所有的子孙后代都会恐惧得发抖了。

译注：

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是德国哲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奠基人之一。其子也是哲学家。梅特涅（Klemens Metternich，1773—1859）是出生于德国的著名奥地利政治家、外交家。

我听见你对我说的话又嗤之以鼻了。难道王公贵族会害怕这种故事吗？这类故事纯粹无稽之谈，和我们生活的世界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你再仔细想想吧。一个故事是怎么开头的？“从前有一个……”那么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什么地方？是在子虚乌有之乡，什么地理准确性都没有。一个这样的故事，要是没有任何时间的把握可言，也缺少地方的可知性，就别指望人家把它当回事。

但在我的世界里，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在《金盆》这个故事里——这也是我最有力量的故事——时代和地点都马上决定好了。整个故事是从基督升天节那天的三点钟开始的，当时大学生安瑟尔慕斯穿过黑色的城门跑进了德累斯顿，这个是谁都知道的。当管理档案的林德胡斯特的女儿——个个都像美女蛇一样——在灌木丛里唱起歌来的时候，那可不是随便什么灌木，而是德累斯顿著名的安培尔花园里的接骨木花丛，几乎每个德累斯顿居民都会在星期天到那里散步。故事人物个个都有名有姓，都有职位有头衔，一会儿是副校长鲍尔曼，一会儿是教务主任赫尔布朗德。我对我的主人公不仅有非常详细的描述，能精确说明他别具一格的衣着，还有笨手笨脚的举止。我们还可以紧密地跟踪他的内心发展，就和某一部我们这个时代过分热心多管闲事的教育小说那样。

一句话：我大胆地把故事强行塞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现实里，因此也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这在我们的文学里是第一次，非现实的事情在现实世界里展现。

这是一种新的叙述方式，在这种方式里，魔幻的东西得到了现实主义的清晰度，同时呢，本来很呆板的现实又被幻想的光芒照透照亮。那些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通常是通过感官的把握模模糊糊地滑出来，突然有了明显的色彩和轮廓，而平常的琐碎的事情，却显示出了一种让人感到意外的冒险的特性。

我写的东西，是由一只严格的眼睛控制的。发生的事情必须在一幅让人惊惶的视觉图像中出现，呈现在读者的眼前。只要想一想，在《金盆》里，林德胡斯特是怎么变化的。我本来可以这么说，他变成了一只兀鹰，在晚上就会飞起来。一个苍白的变形变态的东西，都没有能力唤醒正常的怀疑。我没有那么说，而是准备了另外一个场景——给人感觉好像是林德胡斯特在这个黄昏来临的时刻不是走下一个山谷，而是飞翔着飞进山谷。所以我就让风抓住了他宽大的外套，让衣服的下摆撑开，这样衣服就像翅膀一样在空中扑扇着，让安瑟尔慕斯想到一只准备逃走的鸟。当他在半黑不明的昏暗中看到一只白灰色的兀鹰飞起来的时候，他注意到那个管档案的人突然不见了。在读者眼前这个变化是再现在一幅很清楚的视觉图像里，同时安瑟尔慕斯依然停留在散文的平淡无奇的现实里——对他来说只不过“好像”是林德胡斯特成了一只飞鸟。

这一点正是我的艺术特点——在一幅轮廓鲜明的视觉图像里把故事传说的想象和现实的清醒观察结合在一起。

你要不要我再举个例子，说明这个过程怎么样慢慢地消解掉了我们感到安全的日常现实？那你就想想我那个有关美人吉利塔的故事吧，看看她如何诱骗走了伊拉斯莫斯的镜中形象，因此让他成了一个人人排斥的怪物，到处都遇到凶险可怕的事情。你读整个故事，就是一个让你开心好笑的童话：伊拉斯莫斯的镜中形象再不听从他自己的动作了，他在动，可镜子里的形象不动，而是自说自话，没错，还会从镜子的玻璃里走出来，落到吉利塔的怀抱里，跟着她逃走了。这个故事就突然让你吃惊得透不过气来了——它介入了你自己的现实生活里。

人们抓住了自己的镜中形象，把它当作一种理所当然属于自己的东西，一个顺从听话而且关心照顾你的仆人，可以保证你的存在，保证你有一个身份。不过，如果镜中形象现在出卖了你呢？站在背叛了你的镜子玻璃前面，你会体会到一个让你感到冰凉的问题：你以为你是谁？除了别人在你身上看到的这个人，你还是什么？你的身份其实完全依赖于他们好心的判断。

用这样的方式，我把我的读者一下子直接抛进了把握不定的境地。他们的先入为主的句子，曾经给过你一种不用深思熟虑的安全感，现在突然无效了。现实显然是不可靠的。

《金盆》还有个说明体裁的副标题“来自这个新时代的传说”。它结合了想象和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在这种结合中你可以找到我要执行的计划。

这种新体裁正好出现在一八一三年那几个灾难重重的月份并非是偶然的事情，当时德累斯顿正遭受战争和瘟疫的蹂躏。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不仅有成千上万的死人和伤兵被遗弃在城墙外的战场上，而且这个被战火摧毁了的城市还遭受着饥馑和瘟疫的折磨。我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开始写这个故事的。那时面包作坊外面也总有人争抢打斗，甚至在值得冒险的时候不惜用刀子互相拼命。在医院里每天都有两三百居民死于伤寒，还有同样多的病人则是在外面的大街上就咽了气。在我去歌剧院的路上——就在这一切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有到歌剧院去指挥《魔笛》的任务——我加快脚步走过一辆运送尸体的马车，可以看到青紫色的胳膊和腿从盖着的布下面露出来。

就是在这种状况下，我写出了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再也不能把残酷野蛮的现实关在外面了。在莫扎特歌剧故事传说的演绎和外面的大街上的痛苦之间有一种明显的对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创造出了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具体实质的现实和高尚的非现实就互相交汇了。

在后来的一个故事《布拉姆比拉公主》里，罗马的狂欢节就变成了这种双重特点的具有反讽意味的感性画面：通过诗歌转化一切的力量，现实的事物在这里就变成了非现实的，而非现实的事物在这里又变成了现实的。两者如爱人一样互相追逐徘徊，让人无法确定什么是现实，什么是梦幻——为的是让人最后明白，梦想是居住在现实里的，而现实是居住在梦想里的。那时候它们就学会了嘲笑生存状态的摇摆不定，在痛苦和高兴之间摇摆，在渴望和实现之间摇摆——其实也嘲笑它们自己在这场游戏里扮演的角色。

也许，在我这代人中间，只有我一个人是这么看待狂欢节的欢乐的。我那些更加讲究哲理的同事会觉得，幽默是某种过分严肃的事情，不会引发出令人愉快的情感。

没有人注意到的是，幻想事物和日常生活事物的合金是怎么样构成了我个人的存在的特色。没有人想到过，像我的幻想这样狂热的幻想，可以和一个法官的细致工作结合起来。对我们内心的黑暗深渊的体验，怎么会和法律专家对法律文字的忠实解释结合在一起？谁也不明白，这个法官翻阅案卷的时候围绕着他飞舞的火星和幻影是怎么回事情，不知道它们暗示着他受命审查的事情表面看好像是些微细小事，其实复杂得多。人们也不会想到，当一个罪犯在光天化日之下犯下他本人都搞不明白的罪行的时候，人的灵魂里最昏暗的力量怎么会发挥作用。一个法律人士可能在自己身上容纳一大堆完全乌烟瘴气的东西，却能分辨出警察报告的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而一个法官呢，在这种无意识中有皮兰纳斯画的深渊，自己要在这些深渊上架着的狭窄木板上保持平衡免得掉下去，同时还要在法庭审判中展现出来的犯罪行为中料想到复杂性。一个睡觉的时候把自己的精神错乱症塞在枕头下面的法官。

坎普兹根本就不懂，一个梅菲斯特和一个还有良心的法官怎么会穿同一条裤子同一件衣服，他也一点都不懂，我的“故事”在何种高度上可以对他的小资产阶级现实提出质疑，没错，把他脚下的土地抽走。而他还以为他能够抓住我的把柄！

译注：

皮兰纳斯（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1720—1778）是意大利画家和建筑师。梅菲斯特（Mefisto）是欧洲中世纪有关浮士德传说中的恶魔。

神圣同盟的王公贵族们正用焦急的手去抓摸着“稳定安全”这个概念。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大军的铁蹄蹂躏之后，欧洲的秩序终于得到了恢复，人们自然希望欧洲的安全在未来的一个世纪内能保持稳定。

这些王公贵族对每一点改变的迹象都感到恐惧，他们期待的是，可能出现的危险都能有清晰的形状和轮廓，这样警察的搜捕和假装的审判就能帮上忙。有些变化对我来说本来属于生活的本质，也贯穿在我的故事叙述中，而对他们来说，却是比其他事情都严重的威胁。而他们料想不到的是，危险其实来自根本不为人知的地方，它们不是从大门进来的，而是选择另外的入口——而且会穿着无辜传说的外衣。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那些文字——我的文字和我的支持者们的文字——如何一步一步逐渐地破坏了他们感到安全的现实。

你就设想这么一个下午吧：萨克森公国国王骑着马进入德累斯顿，后面还跟着他打猎的伙伴，突然间他对城门高度难以确定，不知道城门是否过低以至于他得低头匍匐在马背上才能进城。此外，那个巨大的高塔有没有往旁边移动了五十尺，或者六十尺？无论如何，城中心的大街已经变得和一条巷子那样窄小了。还有，在集市上竖立起来的是什么东西？就在他的眼前，让他放心的良民就变成了叫喊着的法国暴民，要把他也拖到断头台上去，而那个断头台是一个巨大的水泵变成的。所有这些在细节上都是那么清晰，以致他都能清楚地看到压紧的街道上的石头如何互相堆积起来，而断头台上闪闪发光的铡刀还滴滴嗒嗒地掉着他前面的那个被害者的鲜血。

黑森公国的大公没有看到这些，而是正从睡梦中醒过来，这时有一种冰冷潮湿的恐惧感掠过他心头：他能感觉到自己如何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蜈蚣，肚子朝天躺着，努力想翻身却徒劳无功。这种经验是那么精确，以致他能感知到腿上的每一根细小的毛发都在蔓生开去，无助地在空无一物的空气里奔跑弹跳。同时他听见门外的宫廷侍卫们在不安地窃窃私语——他们很快就会冲进来发现这只怪物，立刻抓住最近的武器把这个怪物杀死，不要等到它来伤害他们的主子，而这个主子显然是逃到了那些沉重的帘幕后面去了。

不过，最最恐怖的当然是普鲁士国王将要遇到的事。在他的情况下，相关的场景是在《金盆》里写到的那个地方，那个大门门环在来访者的手里也能获得生命。你就自己想象一下这个国王的噩梦吧。他手里的权杖变成了一个萎缩掉了的阳具，尖端的王冠变成了紫色光泽的橡子，而上面的珠宝也都被红色的疱疹代替了。所有老百姓都要在一声控制不住的大笑声中笑破肚皮了，人们在欢闹中指指划划，互相拍打脊背。

要是还有什么王公贵族更害怕的东西，比上面说的变化还让人害怕，那么就是嘲笑声。

对，我的米莎曾经想来打断我们的口授记录。她怕我会说话说得过度费力。不过，她也明白，这件事对我多么重要。我想她会让我们再单独谈一段时间的。

米莎的干预让我突然明白，我的故事线索刚才断了。我的诉求要求至少再加一个章节，讲讲那个只讲了一半的有关米莎和我的爱情故事。我必须再拯救出一段故事来，让它相对持久地留在你记录的这些纸张里。也正是从这段爱情中，我获得了力量。它是我的辩护的力量所在。

我听到你的叹息，你的不信任的叹息。你认为，一个我这样长得像侏儒的人，这样一副尖嘴猴腮的脸相，构不成一个什么罗密欧式的情种。而且，在小酒馆子里的夜生活既不会给我本该有益的精力体力，甚至也不会给我一个过风流生活的机会。那你真搞错了。

让我感到棘手的不是你的怀疑，而是我无论如何需要把你放进我私密生活里来。我要说的事情其实和你毫无关系。我是要说给这个房间之外的人听的。这些人的耳朵必须听到这些话。

在很多人眼中，我的爱情生活是一本内容丰富色彩斑斓的全集。表面上看这是从明娜开始的——在这点上我自己有种恶心的感觉——我和她订婚四年，也是让她白等了四年，这段时间里就好像用烤肉夹子把她夹着在火上烤，不肯放开，然后又丢下她，让她成了一个老姑娘，根本就没希望结婚。这真是道德上的弥天大罪，是正派的老百姓绝对不会原谅的。不过，从我这方面来看，这无关爱情。明娜是我的表姐，在我成家立业努力跨入资产阶级社会的宏图大计中，无论如何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订婚是出于我的理性考虑。她完全可以算作我终于修完的法律课本里的一课，一段课文。

我也早已经振作精神，把朵拉扔到了身后——这个女人是我真爱过的。真爱过，也展示过我的爱，直到有一天我明白了，我这个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完全没有财产或者地位——去扮演六个孩子的继父的角色，是有那么一点荒诞了。不过我和她分手离开了科尼拜利耶城的时候心情沉重心怀内疚。我还是一个失败者。

就是在这个时候，米莎进入了我的这本情感全集——从此也永远留在了这本生活之书里。就在后来的狂热和充满奇幻想象的生活当中，我对这个妻子一直温情脉脉忠心耿耿。只有和米莎在一起，我体验到了那种铭心刻骨的同心同德，我不再是一个受到限制和被隔开的自我，而是两人合二而一的整体的一部分，一个更大的、远比一加一还要大得多的整体。米莎引导我进入了一个我过去根本不知道的天堂。而她也成为给一个浪荡游子的生存提供力量和铺开轨道的人。

我的美丽的波兰新娘米莎，她很小巧。我自己本来也是个小矮个子，两头尖尖肚子圆圆好像纺锤，但是我可以不费力气就把她抱起来，跨过门槛进入我们的第一个新居——而且还抱起了她早已怀在心上的孩子。一个我们永远没有得到的孩子。

没有一个人能像米莎那样理解我。她甚至比我的不会说话的奥林匹娅还更能摸透我的心思，知道我的额头里面转的是什么念头。而我呢，会通过她深蓝色的眼睛下沉到她的隐蔽的世界里，进入她的毫无防范的内心世界。米莎在我的辩护词里成为我的力量所在，本身却没有防范，得我来为她抵挡住世界。

是的，我必须保护她，对付我自己的朋友的不信任。我的朋友发现她对人总是非常谦卑的、耐心的、很细心周到的，但是完全不能满足我在智力方面的需要。他们根本不管我本来对所谓有教养的女士就很讨厌。不过，他们最不明白的主要是米莎的天赋，是她的天赋中真正的内容。我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为我心目中的米莎形象辩护，在我心目中她不仅是博学的，而且能凭直觉洞察一切。可是当我指出，米莎和我的想法完全一样，这方面的讨论早就不用再继续了，我的朋友都会摇头，交换不以为然的眼色。我努力让他们看清楚，就教育和心智的聪明来说，米莎同样很高，和我不相上下，但是我的努力都徒劳无功。

他们要把她弄到我们的圈子外面去，弄到厨房里去。

就我现在的状况来看，最让人痛苦的是我写那本我早已酝酿很久的自传的可能性被剥夺了。在那本自传里，我本来要说明我和米莎是怎么相互创造的，是的，按照字面意义上说就是互相创造出了肉体和灵魂。这本书本来能够成为爱情的最佳诗篇。

没错，我现在说话都很困难了。我想，我们得把这个话题先放下，待一会儿再说。

我注意到了，刚才我说到无意识的时候，你一头雾水困惑不解。那个舒伯特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从这点上看你连维也纳那个舒伯特也几乎没听说过。有关无意识的自然和我们在其中的位置，我当然可以给你上堂小课。不过，我明白，我们必须从法伦那边的铜矿开始谈起。实际上我们在那边才可以找到有关内在深度的真实故事。

这个故事是我在舒伯特的第二部著作里看到的，那部作品谈到自然科学的“黑夜那一面”，这个故事具有很少见的暗示性联想性，实际上比我自己那部有关法伦矿山的故事还更能引发想象，因为这个舒伯特谈到的生活命运和星相就停留在某些想法和线索上，他让你自己去继续探索继续想象，在狂热视像中继续前进。其实现在也不是我的文本在沙沙作响和闪烁光彩，好在我眼前的墙壁上占据位置，而是我那个文本后面的充满想象的世界，是我的文字去尝试捕捉但徒劳无功抓不住的那些摇摇晃晃的深渊。没错，你自然知道有关胖子马兹的故事，他掉进了矿井里含有高度硫酸盐的水中，半个世纪之后，被他的已经凋谢枯萎的新娘重新发现。马兹依然和婚礼那天一样年轻，不过现在化为了水晶。这个场景有很神秘的伟大性。这是一个和南方传奇里人可以青春永驻的传说差不多的故事。

不过，此刻在我眼前这块白色墙壁上呈现出来的，就是那个矿洞本身，是矿洞里没有尽头的地下厅堂，还有恶臭的硫磺烟雾从矿洞深处冒出来，一个地下厅堂接着又一个地下厅堂，只有东倒西歪的梯子和脆弱易碎的桥板，是那些让人眩晕的巨大厅堂之间唯一的连接，所有这一切全都处在永远坠落着的黑暗之中，只有沿着梯子爬上爬下的矿工们横咬在牙齿之间的火把犹豫不决地照着亮。矿工们都赤裸着上身，汗流浃背。岩石坡道上滑溜的泥巴，让他们每跨一步都非常危险。叫喊一声，就会在一个接一个深渊里引起回声。一个人坠落的尖叫会回荡很久很久，变得越来越微弱，但是没有能让你感觉到的终结。

这其实是一个我们自己内心深渊的图像。这是一个黑暗世界，头朝下坠落，穿越你内心，还越来越年轻，就为了最后消失在这黑暗世界的黑暗中——就像一个婴儿。同时这也是很早以前失去的东西依然存在的地方，像水晶一样闪着光，带着警告你的硫酸盐气味。

不过这首先是那个发出沙沙声和冒着烟雾的深渊，所有我的美好念头都是从这里冒出来，所有这些念头都带着硫磺和木炭的气味。这是不为人知的领域，我的音乐我的诗歌都是在这里诞生的，是一个我不认识的恐怖世界，自然也没有任何办法加以控制。

灵感只有通过上帝的恩典才会到达我。

我可以想出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人有两个分得非常开的形象，一个是非常适合社会的体面公民，像我这样的法官或者是医生，而另一个是可怕的过夜生活的人，是他时不时会变化成的那种人。为方便起见，这一次我可以让这两个形象中比较体面的那个先喝一种秘密的饮料，把他变成他那个黑暗的对立面。根据我们默契协定的效力，我的读者还是能明白，这种饮料只是一种借口，为的是不要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挑战我们理性的世界。而实际上呢，我们全都可以随时随地用这种丑恶方式改变自己。没错，我甚至愿意说，这两种生物都是我，在这个创造的时刻是必须同时在场的。他们互相需要。白日的生物既得不到冒险的想法也看不到地狱的图像，而黑夜人类的黑暗的启发会提供一种混乱的音乐总谱，一个用不上的文本。两者缺一不可，没有了另一个生物，那么其中任何一个生物都不可能成为艺术家。不过你也许应该感到一点不安，因为黑暗的那个形象只靠自己也可以给你惹麻烦。

能进入这样不可知的深度的人会拥有巨大的权力。利用这种陌生力场的磁力法师可以很容易地在一种让人入迷而恍惚的状态下继续利用它为媒介，让人一会儿毫无保留地讲述他们自己被迫忘记的私密的事情，一会儿又犯下他们在清醒状态下会害怕得退避三舍的罪行。

这个手法高超的磁力法师很可能会用催眠的力量诱惑整整一个民族。这个备受崇拜会煽动民众的领袖人物，实际上只会唤醒半信半疑的希望，还有早就压缩在这个民族内心深处的诱惑人的攻击和侵略欲望，可以用他催眠的手势，让人民一会儿在如醉如痴的民族狂热情绪里跳舞，一会儿用高得破碎的最高音唱赞美他的歌，一会儿愿意在枪林弹雨炮火硝烟里为他拼命献身。

如果众多的德意志小公国联合成了一个国家，那么一个这样的磁力法师能把我们的人民弄成什么样子，我是非常害怕的。

我和我那些有同样感觉的同事们，是不是也参与了这样的事情，把这种地下的力量释放了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承担着一种巨大的责任。

不过，政治家和作家归根结底还是属于不同的世界。拿破仑用自己的法律手段让自己的国家中央集权，让自己的疆土大大拓展扩张，他算是一个造物主。他在作家们和艺术家们中间表面上看有很多兄弟哥儿们，这些造物主们在自己的世界里主宰一切，在精神的战斗中都是战场上的英雄好汉。

不过，这只是表面上如此。政治家自己本来就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他的权力是把自身就当作最终目标的。人民领袖就满足于催眠他的听众，让他们昏昏然，把他们劝说进他创作出来的虚幻理想中。而我做的正好相反，我要让我的读者能清醒地看。我的诱惑艺术的目的是让扩散开的现实在公众的眼睛里能变得清楚可见。

但这个创造了新世界的人，不管他现在是叫拿破仑，还是叫霍夫曼，他也认识自己的人民吗？他和人民分享痛苦和希望吗？他能不能在战场上受了伤的和正要死去的人面前感到恐惧？他对沿着那些大路走来的饥饿的灾民怀有同情吗？或者那些不幸的人只不过是些影子，被利用来给他的作品提供浮表的图像？

这个问题或许应该让我感到困惑。

译注：

“胖子马兹”（Fet-Mats）在瑞典确有其事，他原为法伦矿工，1677年在矿内失踪，1719年被重新发现，已成化石。磁力法师（Magnetisören）是欧洲民间声称借用磁力可治疗疾病的术士。瑞典作家派尔·乌拉夫·恩奎斯特（Per Olov Enquist，1934—　）著有长篇小说《磁力法师的第五个冬天》（Magnetisörens femte vinter）并被改编成电影。

有关白日人类和黑夜人类的那个恐怖故事，我永远不会去写。这个任务我就委派给我死后的某个追随者吧。不过这个概念本身我已经在我那本写牡猫穆尔和教堂乐师约翰内斯·克莱斯勒的双重传记里使用过了。没错，你也许不知道这是一本表面上看完全不同的两种命运碰巧互相搅和在一起的书。牡猫和音乐家的那种关系可以说是脊背靠脊背地纠结在了一起。在牡猫穆尔有关生活的高尚思想里我允许我拿那个好心肠市民对生存状况的看法开了一点小玩笑——除他之外还和我们过度热心好管闲事的歌德以及他的教育小说开了点玩笑。牡猫穆尔其实是我对那个优雅的威尔赫尔姆·麦耶斯特的回答——他是个正好处在清醒的求学上进状态中的白日人类。我写的黑夜人类是克莱斯特，是个已经被毁掉了的天才，是来自他自己内心那个会发出声音的矿洞的所有冲动的牺牲品。也是因为他不可能让这些冲动得到公正的对待，对此他只能感到绝望，成了这种绝望的牺牲品。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这其实是我自己的一幅肖像——不过我没有那件外套，上面有非常结实的纽扣把我的疯狂束缚起来。克莱斯勒肯定可以把他灵机一动时的想法在我的记事本子上还有我的手稿里涂写下来，就跟我自己涂写得一样好。问题是，牡猫穆尔是否能够撑得起法官霍夫曼的法衣。嗐，这个自鸣得意的牡猫粉丝无论怎么样会有本事干好这份工作，就和法庭上我那些顶头上司干得一样聪明。

我相信这种双重的传记。一方面，我可以用精确的术语来捕捉住那些美妙又骇人的事情，那本来是属于人类的黑夜那一边的事情，这是一种叙述方法，能让那种不常见的事情也抓得住。另一方面，我能发展出一种艺术，给日常所见的事情提供某些陌生的特性。这两个方面都获得准许充分地互相挤进对方，充分到了其结果会变成一种有机的创造物而出现。

也就是说，一个叙述者必须能够知道他的对位点。

就把我叫做那个内心深渊的现实主义者吧。一个灵魂的精确的描绘者。或者一个文学的作曲家。

一个这样的双重故事是一个逃亡地。你可以进入这些文件夹子中间，感觉到这里很安全。某个倒霉的日子里你被紧急的事情抓住的时候，你可以钻进牡猫穆尔的生存状态里去。在那里你可以找到所有小市民的安全，就在那种所谓的机警当中，却保存着这只牡猫的不可靠性。而当你威胁说你所有的教育渴望和法律司法公正都要爆发出来的时候，你会下沉到克莱斯勒的椅子里去。在那里，你可以让你自己去考虑他的狂野想法，也可以为你的小资产阶级的理性找到一个片刻的缓解。

译注：

威尔赫尔姆·麦耶斯特（Wilhelm Meister）是歌德创作的教育小说《威尔赫尔姆·麦耶斯特的学年》（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1795）中的主人公。

我现在才突然想到，我作为法官的责任和我作为作家的责任，都属于我最近的生活。十五年前我来到柏林的时候，我既不是法官也不是作家。我可能已经表示过了，在拿破仑战胜德国之后，德国整个国家机器都崩溃了，我也失去了法官的职位。我的司法生涯是在华沙开始的，而且开始得很漂亮，而且……算了，那些想法都在随着普鲁士政权倒台而出现的混乱中丧失了。

我认为，在柏林的那几年是我一生最困难的时期。自从我们在热纳战役和奥尔斯泰德战役中惨败之后，柏林就成了一个被占领的城市。大街上成群结队走过去的都是法国士兵。剧院里演出的都是翻译成法语的剧作，拿破仑的军官在酒馆和饭馆称王称霸。柏林人自己都像胆战心惊的丧家之犬溜到房子的墙壁后面去了。失业的人在梯也尔公园里过夜，没了分量半人半鬼似的人沿着大街像沙尘一样飘过来飘过去，都在乞求为这天找个工作挣口饭吃。食品供应只顾及军队，几乎无法顾得上一般老百姓，人们只能满足于喝兑了水稀释的啤酒，胡萝卜冒充的咖啡，把干草当作烟叶子抽，让周围的人都呛得咳嗽连天。普通人也会变成罪犯。当我自己跟着人群出去的时候，不过一会儿功夫，就有人锯开了我的文件柜，偷走了我最后剩下的六个金币——一个穷人会让另一个穷人饿死。一直到眼下我其实还算是富有的政府衙门官员，现在也已经落到了真正的穷光蛋的地步。我被迫卖掉了我的大衣，就为了换点吃的东西，免得几个小时饿肚子；换来的是挨冻受冷。

但最糟糕的还不是我最后几个钱被人偷走了，也不是我被一个敌人占领而饥寒交迫的城市给吞噬了。不，最糟糕的是让人麻木的空虚占据了我的整个生活。当我再没有一个生活环境让自己安定下来，就好比在法院工作时那样的环境，我年轻时的那种不安分，我的不可救药的渴望，就都回来了，而且——最要紧的是——还有那种让我麻木的生活空虚感也回来了。虽然人就住在所有这些工业楼房、饭店和资产阶级的住宅中间，我却失陷在一片无法给人安慰的荒地上。不，更准确地说吧：我堕入了地狱。眼前这些街道不会带我去任何地方，这里的人在说话，可是却没有任何声音从他们嘴唇里发出来，沿着这些房子飘过来飘过去的人，空空无物没有分量，甚至还不如沙尘雾霾。我自己只不过是个影子，在成堆的影子中间飘荡。

当我苦恼万分在街上停下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被浑身透明的生物包围了，他们好像向我索取什么东西。我对这种神秘的事情似曾相识。包围我的这些无名无姓的生物，他们乞讨的是我的鲜血！这些死亡王国的居民，只有牙齿上带着血的时候，才会记得住事情，才会说得出来。我挥手把他们推开——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他们了，可他们好像还是愿意跟着我，眼睛热切地盯着我的嘴唇，希望我最后能说几句话，希望我能够给他们提供一点现实。

这时候我才发现，他们的眼光其实越过了我，是在看我的后面。他们甚至不能分辨出我的样子。不对啊，还不仅仅是这样啊：他们也不看任何别的人。在这个地方，也没有任何人是为了让别人看的。这个地方现在是完全孤独者的国度了。这些不幸的人，只是围着某个人聚集起来，就因为这个人还能放射出除了孤独之外最后的其他什么光。

我能在这里做什么？我完全无能为力。要说的话都堵在嘴里堆了起来说不出口了。

我还不是什么作家啊。

柏林是一个地狱。这个死亡王国我看得太清楚了，它就在我眼前十公分的地方。这是一个没有了历史的城市。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因此也是无法理解的。这里的房子和街道，这里的工厂和教堂，全都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这里的饭店都在昏暗中神秘地闪烁着法国军刀和肩章的光芒，没有了一点对过去的记忆。这些房子都按照普鲁士王国纪律严整的风格排列着，可在它们的墙壁里并没有保存任何声音，没有回声，不管是遭受的痛苦还是吵架，或者是储存在楼板里的悲伤，这里什么回声都没有。没有一个门廊还能透露出某个曾经一度走过去的人的信息，没有一个房子的正面曾经见过人们在门前会面。永远发灰的天穹好像是天生就为了强调在每个期望中的毫无意 义。

这个弗里德里希大帝从布兰登堡的沙地里一脚一脚坚定地踩出来的柏林，已经让远近都成了没有意义的空话。一切都被不断旋转的风沙擦掉了，风沙让这些房子一会儿从你视野里消失，一会儿又在你眼前眨眼间冒了出来。回旋打转的风沙迫使所有那些小商贩逃进房子，没了脸面也没了货物，还有那些水果贩子也逃进房子，没了吆喝也没了苹果，而那些房子却根本不认他们也不要他们。

这是一个没有了过去的城市，也没有了让人认得出来的特征，没有了人的声音。这是一个富人和穷人在人堆里互相推搡的城市，绫罗绸缎的衣服和粗麻土布互相摩擦。这也是一个双下巴的胖子和干瘦憔悴的脸颊挤到了一起的城市，就好像是万人坑里的尸骨堆。你在这些房子中间分辨出的唯一意义，就是一种完完全全的无意义。

这是地狱。

可怕的是我找不到词汇来形容我体会到的事情。我没法来把握它。我还不是作家。

同时我也看明白了什么，终有一天它会帮助我成为作家。在我的绝望情绪的深处，我注意到，那个包围我的沉默的没有色彩的王国其实是……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叫做一个译本？我居住其中的这个地狱在每一个痛苦的细节里都是一种具体实在的表达，表达我内心不可控制的空虚。我记得卢梭写过的一个场景，在那个场景里圣普鲁科斯在大自然中漫步游荡，发现到处都有“控制他内心的同样的恐怖”：青草枯萎了，树木凋零了，北风中充满着冰雪，一切其实都是他内心活动的感官图像。

内心世界怎么样在外部地理环境里反映出来，这个主题我在我的小说《牡猫穆尔》里好几个地方提出来过，比如在约翰内斯怀念他的朋友的时候，这种怀念就让本来很美好的城市约尼恩斯缪尔变成了一座死气沉沉、忧郁昏暗的监狱。

我在柏林体验到的那些空洞无物的日子，毫无实质内容，就是差不多的样子。内心的死亡折磨着我，这种死亡得到了强烈的外在具体化。我内心的空虚在感官上已经如此明显，以至于我都能够用手指摸到它，没错，我甚至毫无疑问地撕扯它，撕扯到我绝望的尖锐边缘而流血。

这是一种让人痛苦的体验。不过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经验教训，我的很多朋友差不多在同一时候都通过不同途径得到过这样的教训。我们征服了一种语言，为了使得精神的活动能够被感官把握——诺瓦利斯把这个叫做“内心世界的象形文字”。我们不再满足于谈论一种感觉；我们要让这种感觉能够看得见，对，还有可能用手指去抓住。

与此同时我们也明白，要抓住太大的东西，也是荒唐的事情。我们发现，碎片要比完整的东西更有话可说，有故事可讲述。好比天穹作为一块蓝色的碎片，反而更加有意味。你可以在几行不间断的文字里抓住一个人的生活，而且抓得最牢。

柏林的碎片要比柏林更加意味深长。

不过，我们的意思也是说，感官性的片断反映了我们损坏了的灵魂。外在世界和内心空间其实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伏尔泰脑子里从来没浮现过的想法。

我要在我的辩护词里提到我们征服的这样的新语言。你可以把它们算作司法上可以减刑的那类情况。

也许我们最终不过是未来事物的素描草稿。

译注：

热纳（Jena）战役和奥尔斯泰德（Auerstädt）战役均为1806年10月14日拿破仑一世的军队和普鲁士威廉三世的军队之间的大战。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是法国启蒙主义时期思想家哲学家，圣普鲁科斯（Saint-Preux）为卢梭言情小说《新爱洛漪丝》中的人物。诺瓦利斯（Novalis，1772—1801）为德国浪漫派诗人与小说 家。

但是在我周围的世界里，还没有人看到在我和我的朋友这里有什么新时代的曙光。在我眼前意外出现的病态图像，再现的是一场让我感到很没面子的音乐会。在前面提过的危机状况下，我是作为一个教堂乐师、作曲家和音乐老师出场的，工作条件在很多情况下让人伤透脑筋。在巴姆堡我体会到了一场大失败，一直到今天，我再回想当时的情景，还会感到刺痛。

那时我在钢琴上弹奏巴赫，弹的是那些美妙无比的《戈登堡变奏曲》，因此惹怒了城里那些良民。对这场音乐会的听众来说，巴赫实在是陈旧得无可救药了。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音乐，过去的音乐语言已经失去了全部的诱惑力。但是，我以及跟我有同样想法的朋友要表达的意思是，过去是存在于现在里的。死者的声音在我们身上会有回声。他们的音乐可以在我作曲的作品里留存下来。能够包容整个世界的自我，也能包容所有发生过的事情。

因此，我给那些被激怒了的巴姆堡良民弹奏《戈登堡变奏曲》。而他们要求我弹的是一首轻松得多的曲子，是为他们的闲谈提供一种不起眼的背景，而我对他们的回答是弹巴赫的多声部的严肃作品。

这件事情闹到了极端，一场音乐会就变成了丑闻。要是我本来希望在这个德国南部城市找到一点我从未体验过的意大利风情，那种我只在做梦的时候梦见过的南方式热情，那么这场音乐会的听众回报给我的冲天怨气，或者冷若冰霜的态度，真的让我大吃了一惊。我的瘦弱的小个子就已经让他们大声嚷叫议论纷纷了。他们说，这个又瘦又小的家伙居然要当我们的音乐总监吗？看在上帝的份上，他和钢琴会有什么关系吗？在这里我们期待的是一个手握小提琴的高手，有力的拉琴动作可以指挥大家唱歌。眼下这幅景象可真的太悲惨了。

这场音乐会还在进行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策划那个阴谋了，要很快把我的这个饭碗端掉，把我变成一个可怜的家庭音乐老师，只能在那些大户人家点头哈腰，求人家授予我一点特权，让我教教他们又娇弱又有天赋的女儿们把一首小步舞曲叮叮咚咚从头到尾胡乱弹下来。

这些人生经验我都转交给了我小说里的人物，也就是教堂乐师克莱斯特，由他来承受那种滋味痛苦的结果，最后还发了疯。这个世界不愿意要我的音乐。也就是说：这个世界赏识的是那种轻松的乐曲，我无论如何也不会靠这种娱乐消遣性的乐曲养活自己。而对严肃的作品，比如说我的《垂怜经》，那些人是嗤之以鼻的。

不过，我自己不也是对我的作品集嗤之以鼻吗？有多长时间我都没有再尝试创作一部雄伟的音乐剧作品了？就是尝试了也从来不成功！哪怕是到了现在，我病入膏肓躺在临终的病床上，我不是还在费尽力气想把我的歌剧《水神》改好吗？嗐！

没话说，我根本就成不了格拉克。

可我现在是绕来绕去说些什么呢？我的音乐剧的梦想和我的辩护词有什么关系吗？

没错，我还是得为我在音乐剧方面投入的努力做点辩护。作为作家我当然还是……不，也许不能说我只是业余爱好者，不过我的才能也就限于这些平平常常的故事了，没有更远大的前途。我的强项不管怎么说还是在音乐上。

我把我的克莱斯勒当作一个大使派进了将来的世界。也许发给他的委任状会在某个未来的王国被接受。也许我的克莱斯勒子孙后代会在某个伟大作曲家的音乐里找到他们的位置。

好像我的口述记录试图让我理解的就是这一点。

我自己依然留在这样的失望之中。这个巨大的世界到处有闪烁的星星，整个宇宙都可以包容在我的内心中间，这个宇宙我很愿意在一部伟大音乐作品里去描绘，可我力不从心，无法做到。

我要辩护的，就是我作为作曲家的失败。音乐家霍夫曼也许是一件所谓绅士扔在一片雨后积水上的外套，好让其他人像淑女一样踏过这片积水不至于打湿了鞋子。

译注：

巴姆堡（Bamberg）为德国南部的一个城市。戈登堡变奏曲（Goldbergvariationerna）为巴赫音乐作品。格拉克（Christoph Willibald Ritter von Gluck，1714—1787)是属于霍夫曼前辈的德国作曲家。

《水神》？是啊，没错。我这部歌剧的演出既是我音乐剧事业的顶峰，同时也是结束。一八一七年发生的那场大火，让歌剧院夷为平地成了一堆灰烬，在我的这条人生轨道上强行设置了终点。现实从来没有模仿我的故事达到如此真实的程度。

《水神》的演出其实是很成功的，演出了十四场。歌剧院的院长，王国伯爵布鲁尔，曾经想把这次演出作为歌剧院的保留剧目。可所有的一切——舞台、服装和辛克尔设计的布景——都成了无情大火的战利品。

当时我房间的门突然被打开，脸色苍白浑身发抖的米莎进来高喊着：天哪，歌剧院着火了！那时我正坐在我的书桌前写作。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发生的事情是直接从我就要完成的那部手稿里移到现实里去的。

我们家就住在宪兵广场边一座楼房的二楼，紧挨着歌剧院。当我从窗口伸出头去往外看的时候，一切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对，我是用我的全部感官体会这场灾难——炽热的火光扑面而来让我脸上发烫，呛人的烟味充满了我的鼻孔，噼噼啪啪的声音折磨着我音乐家的耳朵。一切都有我对自己的故事要求的那种感官精确性。在黄昏的薄暮中歌剧院变成了一具尸体的骨架，只剩条条烧黑的肋骨竖立在那里，很多窗口成了空洞，还充满火苗，整座房子就好像皇家的火神宫殿。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住的楼房房顶也被蔓延过来的火苗点着了。在厨娘的帮助下，我们拆下了窗帘，把床和大部分家具都搬到了危险比较小的后房。朝向广场的房间窗框都被灼热的火烤得开裂了，窗框圆拱上的油漆也开始往下流淌。一切都有那样一种精确性，以至于我能看到油漆冒着小气泡聚集在一起，还有越来越大的棕色斑点。只有不停地喷射的水龙可以阻止木头本身着火。

对应这种感官精确性的是极具讽刺性的想象。如果说火灾是对我家和我生命的一种威胁，它对王室文化则是一种让人愉快的致命打击，在这种文化里新的时髦假发正好取得突破性成功。当歌剧院发套间在火焰中燃烧，五千个假发套成为灰烬的时候，国库也就摇晃不稳了。温泽尔曼带有长辫子的假发套就好像一个充满危险且燃烧的流星在银行大厦上空飘荡。但是，我和国家后来都得救了。救我的是三个消防水龙的力量，而救了国家的是一个勇敢的禁卫骑兵，他在陶本街上用瞄得很准的一枪把天上那个妖怪成功地打了下来。那个着火的假发套冒着火星嘶嘶响着掉了下来，掉到了舒纳斯饭店旁边那个小便池里——国家的债券因此就可以又升值了。

于是，这场大火就成了我的故事之一，一个自己会讲述出来的故事——而且也成了我拿国家政权开的玩笑的一部分。要不还可以说，这甚至是我的辩护词的一部分。

在柏林的这些沉沦年月里，最明显的苦日子就是一八零九年的一两个月。那个时候的饥饿我的身体里现在还能感觉到。

我那个时候还没有成为作家，尽管那个时候我时不时可以发表一些音乐的评论。而且我一直忍饥挨饿。在我因为饥饿而在脑子里出现的种种幻觉中，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梦，什么是现实了。要到后来我才明白，我当时生活的世界，在幻想幻觉和清醒的日常生活之间是没有边界的，那才是我作为作家所处的宇宙。

现在我在眼前的墙壁上还能清楚地看到那时的世界。那是一个深秋的日子，太阳很意外地露了出来，把潮湿的空气变成了一片温暖的薄雾。我摇摇晃晃地走过大街，因为饥饿而头晕眼花，但胳膊下面还紧紧夹着我的乐谱——我非常害怕，我会丢失这份最后还能给我的生存带来内容的乐谱。这正是我写的弥撒曲《垂怜经》，这个弥撒曲是为了纪念我的小女儿西希丽娅。

在梯也尔大街的一把长椅上我一屁股坐了下来，琢磨着到哪里去赊账，弄一点啤酒和一块面包。这个时候我看到一个男人很开心地看着我。我完全愣住了。这张脸是我熟悉的，是我在很多铜版画上见过的。他非常像我的导师格拉克，让人真是迷惑不解。格拉克就是把歌剧艺术从所有那些过分沉重其实空虚的炫技表演中解放出来的人。在温柔地往下弯曲的鼻子上是一个宽大的额头在半灰色如乱草丛生的眉毛上自己形成拱形，还有值得让人注目的抬头纹。他肯定有五十多岁了，但是目光野性快如闪电，跟一个小伙子一样。形状温顺谦卑的下巴和紧闭着但又挂着粗野笑容的嘴唇奇怪地形成对照，这笑容又是在凹陷进入的脸颊上少见的肌肉动作中呈现出来的。在宽大的外套下面可以让人瞥见一件针织的背心，带有很长的下摆，黑色的裤子是丝绒的，还有一把小小的银制佩剑。当他看见我对这种古老的服饰迷惑不解的样子，他细心地把外套的纽扣又扣上了。

我和他就有关音乐的问题试探性地谈了一会儿。他沉默地听着，不时还带着点怀疑的样子点点头。随后他举手打断了我的话，向前走到乐池里那个小小的乐队，翻看着他们的乐谱，再让小乐队演奏《奥里斯的伊芙庚尼娅》的序曲。在慢板的部分，他还用左手抓住桌子，好像是抓着一架管风琴的和声把手——为了在这之后带着红光如火燃烧的面颊和拧紧的眉头指挥那段快板。在序曲结束后，他闭住眼睛坐了很久，像是用尽了力气而被疲倦压倒了。然后他站起来，往远处走了一段路，还对自己哼哼《陶里斯的伊芙庚尼娅》里女牧师们合唱的那段曲子。让我吃惊不已的是他在曲子的不少地方都做了修改，更有了冲击的力量和新鲜感。

过了一会儿，他对我做了个手势，让我跟他走。我们爬上一个陡立的楼梯，到了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房间里只点着一根蜡烛照明。在昏暗中我分辨出一架钢琴，还有两把装饰很古老的椅子，一个镀金已经多半剥落的挂钟，一面宽大镜子但玻璃已经发黑了。在钢琴上摆着一个瓷质的大墨水瓶，旁边放着一支鹅毛笔，一卷装订好的纸，这些都蒙上了蜘蛛网。这些东西肯定是需要我做点事情，只是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我很冲动地就把自己的乐谱递给了这个陌生人。他打开乐谱，一边吹着口哨一边翻看了几页，然后摇摇头把乐谱递还给我，依然还是打开着的。我大为惊骇地看到，我的目光瞥见的那页竟然是空白的。我用战抖的手来回地翻看几遍。这本乐谱竟然完全是空白的。

我绝望地在钢琴旁边坐下来，弹了几个节拍，为的是让我的作品能保留下来。这个陌生人叹息着，也在我身边坐下来，重新弹我刚才弹过的节拍——而这变成了全新的音乐，一种丰富和温暖的音乐，完全是在我能够触及的范围之外的。它的主题并没有改变，但是却从一段平常而陈旧的调子转变成了一部不朽艺术作品里的节拍。我在惊恐中站了起来，感觉自己完全被征服了，而手里还拿着空空无物的乐谱。我要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陌生人也从钢琴边站了起来，动作就跟格拉克一样，好像他读懂了我脸上的疑问，他拂拭掉了鹅毛笔上的灰尘和蜘蛛网，把笔朝我举过来。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他是个哑巴。音乐才是他使用的语言。可什么语言是我的语言呢？

作为对我无声的疑问的回答，他把鹅毛笔郑重其事地递给我。他是不是要我从头开始重新谱写这部作品？他表示同情地摇摇头。那么他是不是要我去做一个作家？

现在他的目光紧紧盯住了我。眼睛里好像冒出火光，但在那里没有任何敌意。更好像是他要把我也点燃。

于是他转过身去，走出了这个房间——甚至都不需要打开房门。

我浑身发热。但这肯定是格拉克。

这个晚上，我写出了我的第一个故事，叫做《骑士格拉克》。现在我很快就满三十三岁了。我是那种成熟得比较晚的人之一。

另外那个人是否真的非常智慧，这个问题我让别人去考虑吧，这样人们就不会认为是我疯了。我也会给他提供说话声音，这样我就能和他讨论艺术生活里当下的状态。而我重新创造出这个故事，这样对那个未来的作家提出的挑战也就成了无矢之的。

和这个人的会见是不是我饿昏了之后的幻觉？或者是一件并无多大意义的碰巧的事情，而我把它变成了我自己的生活需要的神话之一？

译注：

《奥里斯的伊芙庚尼娅》（Iphigenia i Aulis）是古希腊著名悲剧家欧里匹德(Euripides，公元前480—406)根据希腊神话创作的悲剧，格拉克曾改编为歌剧《陶里斯的伊芙庚尼娅》（Iphigenia på Taulis）并谱曲。

是的，我沉默了一会儿。我屏住呼吸，必须让自己镇静一点。于是我注意到我丢失了故事的线索。我本来是要讲一讲我和米莎的爱情故事，这本身也是我的辩护词里的中枢神经。如果说《骑士格拉克》算是我的第一个故事，那么我应该用有关我与米莎在一起的生活的最美丽也是最有光彩的故事来作为结束。这个故事从来没写出来，那是我最大的悲哀。

不过，我还是要试试把这个故事里更详细更要紧的一块碎片保存下来。我要拯救我们的“对话”之一，保存到你记录下来的这份笔记里。是的，是“对话”，我找不到更好的词来说明这种高尚的交换了，这种交换既是爱情动作的交换，同时又是创造性的词汇的交换。事实上，我们是互相创造出了对方。她在我单薄的身体里注入了她的力量。如果我的辩护词有一种说服人的力量，那么我要感谢的是她。

这一切我都能在我面前这块白色墙壁上看到。不过，这些图像中妙不可言的东西是到现在才在我眼前出现。这些图像都是活动不定的！

你能想象一个走马灯吧，它有那种特殊构造，所以你在这堵白墙上不光能得到一个孤立僵硬的生活画面，而且还可以看到图像按顺序一张接着一张非常快地闪过，快得让你的眼睛得到一种现实生活的幻觉图像，这是一种把全部丰富性都再现出来的生活。我有一次曾看过西洋镜里的图像，这种西洋镜能给你一种头晕目眩的体验，你能看到一个骑兵在骑马飞奔，这是因为每张图画里那匹马的腿和骑手的位置都往前跨出一点点。当我飞快转动图像往前翻动的时候，就出现快速飞奔的感觉了。难道没有可能再现这样一种有很多不同动作的动画顺序吗？这样的艺术正好能创造出我看到在眼前这块白色墙壁上出现的生活——表面看是我的生活片断的再现，可实际上是新的，就好像你要踩进去的河水，好像要说服你相信这是和昨天一样的河水，其实已经不是了。就是我眼前的这块白色墙壁上，不管怎么样我都看到了我的生活在展现出来，就像是第一次发生的事。这是上帝的作品。

来自炉台上那支蜡烛的微弱光线现在落在了我刚暗示的对话上了。一开始就好像我还不存在。我差不多就只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期待。我的嘴就是表达一种歉意，仅此而已不会再多。她用手指尖触摸着我的嘴——她要表达的自然是比手指尖更多的话——而我的嘴唇也就敢存在了，同时她的赤裸而有暗示性的手指，也就成为具有那些嘟嘟哝哝的话的力量的手指，能把话从我的嘴里拿出来。

根据我还能记得住的情况，我和我的身体一直打架，势不两立，我肯定也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来了结我的身体。二十出头的时候，我借助狂饮烂醉的方式，很成功地把自己弄得只剩下了一把碎骨头，靠一件纽扣扣到下巴的外套才包得住。

米莎不仅宽容了鬼影子一样的我，让我可以沉入她的怀抱里，她还命令我继续存在下去。她的话要把我创造成我自己可以与之和解的一个生物。

我对着她的喉咙呼吸，一个发送给喉咙的空洞信号，能得到我暗示的呼吸动作的实质。同时，她的喉咙在教我真正的呼吸。

她的手往下触摸我的身体——我突然就获得了皮肤，在皮肤下面还有轻巧的火焰在跳跃，不再让我感到困惑的火焰。我的词语沿着她的大腿做着爱抚的动作，这大腿的存在也让人意外——大腿让我的爱抚存在。我的思想从我身体里飞出，飞入了她的身体，就好像画笔一刷之间颜色在湿漉漉的水彩画布上散开。她的词语变得冒险而大胆，勇敢地和我相遇——我听到的声音，提供了她的说话声。我的信任为她注入了明智的思想，那本来是我的朋友不愿意对她承认的思想。作为回报，她的明智强迫着我改变我的优柔寡断，变得直截了当。

一切都是这么敏感脆弱，这么开放，也这么容易受到伤害，所以一切都只是勉勉强强才敢跨入现实当中去，开始小心翼翼地活动，慢慢成形。而我们飞翔在空中，充满恐惧地拥抱在一起，在床铺上方几乎有一手掌高的地方飞翔着，成为互相即兴创造出来的作品。

我已经不再有任何记忆了。米莎已经接管了它们。我记忆的是她的童年。

我在写她——而她在写我。

我想起来，歌德在写作一首诗歌的时候，是怎么样用手指在情人背上计算诗歌韵脚的。如此不屑的事情！如此自私自利自我中心。人写的应该是对方，是相互在写。

真奇妙。感觉好像是到了此时此刻，当我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才理解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爱情当中创造出了对方。好像这种洞察内心的见解是在我的词语里产生的。好像它此时此刻才出现在我的头脑里。

我有一种感觉，我在一瞬间可以让我自己使用我将来的读者的眼睛来看自己。好像一个善意的未来甚至让我创作出了那首高昂歌曲的一段，那是我从来没有能力在纸上写下来的。

但是我们彼此的创造并没有充分完成。曾经有过亵渎神明的事情。我们两个在我们的作品里都留下了让人会掉眼球的明显裂痕。她让我变得那么小，还给了我这么一个尖尖的鼻子，我甚至可以用鼻尖戳住一个树上掉下来的苹果。而我让她的一只眼睛有点斜视，在右肩膀上留下一块非常难看的胎记。

要是完美无缺，那我们的创造就可以挑战上帝了——要是有上帝的话。无论如何，那也是对世界秩序的一种干扰吧。我们就爱对方的这种不完美。而且拿这种不完美开玩笑。我的尖鼻子戳到了她的肩膀，她就会“哎哟哎哟”大叫。她看我的时候，我就嘲笑着把我往旁边挪，这样她斜视的眼睛才能看到我。

正是有了这样的缺陷，我们的爱情才给了我力量。好像这种爱情知道怎么样容纳这些缺陷——让这些缺陷成为一种力量。

所以，我的爱情和我的作品，它们是互相映照的——甚至都要求有一个内部先构置好的缺陷。同时我对它们两者都有一份责任。有对一种明智责任的要求。事实上针对我自己我也必须为这场爱情辩护。我不是认为我配不上这场爱情吗？是米莎在为这场爱情辩护，针对我做辩护。

此时此刻这涉及到我刚才暗示的事情，一种内部先构置好的缺陷也存在于我写下的东西里。让我告诉你一段写作者的时光吧，它恰好在这块白色墙壁上出现了。

我是坐在一个咖啡馆里写东西，面前是杯葡萄酒。有一个朋友在我的桌子边坐下来，不过坐着没说话，不愿意打扰我写作的灵感。他只是时而点点头确认什么，好像他可以读到我写的东西，愿意表示赞同，还借给我一点他自己的热情，作为对我的故事继续下去的一种贡献。

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感觉是有什么陌生人的手在把住我的手移过我写的纸上。我把那张纸斜举起来，这样透过的光线就可以揭示出纸上可能存在的笔划痕迹。非常重要的是，那些我在头脑里已经有了但还没有在面前的纸上写下来的句子，已经出现在纸张表面，在寻找那些笔划划过而加深的痕迹，为我这支笔提供能跟随的笔划痕迹。我的任务只是在那些看不见的文稿上填上墨水而已！

那些构想是先于我，在我动笔前的一瞬间就先有的。不过，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那个在我来得及把鹅毛笔尖触及到纸面之前就真正在写作的人，他也叫霍夫曼吗？尽管他其实坐在某个像矿井一样昏暗的地方，被硫磺火焰和木炭烟雾熏得头晕脑涨，还是能先发制人，抢在我的想法之前？

我在咖啡馆桌子上放在我面前的那叠纸里摸索，找我昨天写的那一张纸，不，应该说是我昨天受到诱惑才写下的那张纸。而我立刻发现，在第二段里有一个让我感到左右为难的错误。看吧，也许不会有另外一个人能发现这个错误，就是在我对面坐下来、现在还把他能激发灵感的沉默借给我的这个朋友也发现不了。我把这张纸也斜对着光线举起来，看看能不能找出可能存在的笔划痕迹，那种朝另一个方向的笔划痕迹。可是这一次在纸上看不到一点另外的笔划深划过的痕迹。

我试图划掉那些失误的词语，在上面写下正确的词。但墨水四散开去，我的修改一点都固定不下来。

就好像是有一个更高的权力——或者也许是那个隐蔽的、更加聪明的霍夫曼——在写作中引导我的笔尖，这样的写作可以容纳一个错误，而当我要去修正的时候，却背叛了我。

就好像这份稿子要求有一个秘密的内部先构置好的错误。就好像一个大师的杰作必须有一条裂缝，或者容纳一个矛盾，因为现实是伟大的、有效的艺术。好像唯有上帝才是完美的。

那时我已经开始多此一举地减少我的音乐作品。借此想抓住这门艺术本身的精华。

昨天留下来的这些稿纸给我上了一课，涉及到的范围之广让我头昏眼花。它涉及到爱情，它涉及到这份稿子，还涉及到这些笔记，它也涉及到我思想里早已经有的那部交响乐。也许它涉及到的就是造物主本身，如果还不是造物主的创始人的话。

对于那个还不为人所知的造物主创始人，我们必须表示尊敬，别试图去敲人家脑袋教训人家。他明白他在干什么。要是你自以为聪明去攻击他，也许他就辞职不干了。

灵感是万物中最脆弱最容易受伤害的。我听人讲过席勒给一个文学上阳痿的朋友写信说：在你做出自己的批评性判断之前，你必须先把突然的念头放进门来。一个重要的作家总是能容得下一个重要的批评家——不过你必须知道，你得管住这个家伙。

我必须为这个自然出现的造物主辩护。我必须为作品里的缺陷辩护。而且我也必须为相互完成的写作辩护，这种写作就叫爱情。

我诗作里最美的东西会插足到我和现实提供给我的最美的事情——我的米莎之间，这是不是一种地狱的讽刺？这个奥林匹娅有光芒四射的眼神，有婀娜的腰身，还有发自内心的叹息，一次又一次从我的文本里走了出来，摇摆着腰肢朝我走来，把冰冷的手放在我手上——那个时候她不会坚决把手放在我的写作上。你相信她只是一个在那个故事《沙人》里才存在的人物。如果是这样也好。我当然有一度用词语来构成了她的形象，或者更准确地说：用词语雕刻出了她。而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她就会停留在我的文本里。不过她比我知道得更多。有好多年，就像现在在我眼前的墙壁上出现的场景，她朝我走过来，带着有点痉挛的动作，用有点痉挛的胳膊搂住我的脖子，用冰冷的嘴唇压住我的嘴唇，用她挣扎不停的舌头绕着我的舌头转动。

也就像我故事里的纳塔奈尔，当他盯着那个我自己也是无意识地放进作品里去的奥林匹娅那对发光的眼睛，他就忘了自己的爱人克拉拉，当我把这个玩偶抱在怀里，看着她深不见底的眼睛，听见她就在我的耳朵边上叹息，这时候我也会忘了对我忠心耿耿的米莎。这个尤物能违背我的意愿，让我创造的一切都变得那么具体。

那么，我在我这一次创造出来的作品里故意构置出来的缺陷呢？而且，我自己显然也没有明白那是什么？突然我看到我的听众怎么都把手指放在鼻子下面捏着什么，好像它们实际上愿意用整个拇指和食指去夹住鼻子，可因为考虑到礼貌的关系动作只做了一半就停了下来。于是我明白奥林匹娅是发臭的。她身上有一种死鱼般的腥味，味道虽然轻微但不会让你搞错。这真是让人不可理解。

瞧，我把她洗了一遍又一遍，小心地洗，这样木头就不会被打湿而有裂缝。可无论我怎么洗都没有用。我还试过用古龙香水。可香水的香味也没能压得住被遗忘在储藏室里的梭子鱼残渣剩骨的臭味。

你不用说什么，我也能够理解你心里的疑惑。为什么我对一个木头玩偶这么着迷，走火入魔一样？究竟是为了什么，一个哑巴木偶可以夹在我和米莎中间？这不过就是一个我甚至都弄不掉臭鱼味的木头人啊。

我突然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我早就应该装到我脑子里的。我创造出奥林匹娅就跟我创造出米莎是一回事。不过，我给了米莎的是发光的皮肤，是呼吸的动作，是跳动的心脏，有口水湿润而光泽的嘴唇，温柔的智慧和热烈的目光，而我给奥林匹娅的是多关节的木头身体，是齿轮和杠杆，嘴唇上涂的是打光的蜡，是藐视人的哑然无声和冰冷的玻璃眼睛。

不过，最重要的是：米莎给我的是可以爱的皮肤，是能够看清一切的眼睛，是能用来形成思想的手指和自己会说话的嘴唇——而这些奥林匹娅都从我这里偷走了。

我试图让我想象那么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候奥林匹娅从我的文本里溜了出来，要把我诱骗到床单下面去。当我要对着她的喉咙呼吸的时候，她就把我的呼吸拉进她自己的身体，而丢下我不管，我就是张大口也喘不过气来。当我让我的眼睛沉没在她的眼睛里，我的目光就被吸走，视线就一片模糊没有了焦距。而当我用手抚摸着她涂满油漆的身体，我的力气就顺着手指流失了出去，我就会感觉到胳膊和肩膀越来越麻木。奥林匹娅不会给我什么——她只会获取。

在我的一生中，事实上一直是奥林匹娅如此起决定命运的作用吗？你听我说过了，她是不会说话的。但是你不会想得出，她的心是多么冷。就好像她把制作她的艺术家的冷也具体表现出来了。你自然也不会理解在奥林匹娅的嘴唇上时不时掠过的不怀好意的微笑。她知道了什么？

就好像她是从我自己的内心里钻出来的。

为什么她能如此强烈地吸引我？这涉及到的首先不是那个会表演的舌头，那舌头还有好色淫荡的许诺，或者是那种卑鄙无耻的目光，能为我的小米莎从来想不到的各种艺术做广告。这也不涉及那种用阴户做出的下流的不停抽送的动作，能一会儿挑逗地避开你，一会儿让你无耻地去迎合。这样的本事，本来是我作为创造她的木匠和内部器械的钟表匠教会她的，感觉好像是回声，让人模糊地想到的一种好色淫荡却是我这辈子也不会想得出来的。

我能知道的是，奥林匹娅是我的缪斯，我的好色淫荡浑身臭气而又快乐欣喜的艺术女神。

当我问自己，奥林匹娅是否可能散布闲言碎语，说我过去的哪一件确实好色淫荡的事情，我听到你讥讽地咂了咂嘴巴。现在我认出来了，我的朋友送到我临终床边的是个无赖。

我不相信你。有时候你的笔在纸上划得太匆忙了——而且我听到你飞快地用鹅毛笔蘸墨水的声音——尽管我并没说什么。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就在我讲我的故事讲到一半的时候，你又停下笔来，就好像你在对我的话像新闻官做言论检查，有意删节。我对你真搞不懂。你自己是不是一个魔鬼？没错，那是你喜欢的称呼。我听见你记录中间笔尖开心地玩了一个花哨的弧线。你显然是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从法庭上赶出去的那种记录不认真还会打哈欠还有点不怀好意的记录员。你记录的都是你愿意记录的东西，然后这里弄一点那里弄一点违背我本意的细节，把我的正直和我的目的都放进了暧昧的光线里让人看不清。

你到底对这次记录任务是怎么参与的？给人的感觉好像你只是表面上坐到了我临死的床边，心思却不在。我能感觉到你的距离遥远，这感觉顺着我脊背走，让我发冷。好像你离这里很远，或者是在一个未来的时代，在一个我说的词语会有另外一种不同内容的地方或者时间里，而不是我现在的意思。也许它们在写下来的时候就被一种异化的系统腐蚀变质了。

不过，对于距离的这种体验自然是一个幻觉。我这代作家其实看清楚了，过去依然生存于现在之中。而描绘未来的草稿也是以相应的方式就可以在我们正活着的生活里找到。人们毫无意识地谈论着我们已经越过的世纪，还有我们的时代之后的世纪，就好像这些世纪是在我们可以达到的范围之外的。可我在我的文稿里不是正在触摸这些世纪吗？我可以在这个房间里听到它们的呼吸声。

如果你现在真是坐在遥远的未来的一个记录员，那你现在就照这个样子紧靠着我的后背坐着。

刚才我可能是错怪你了，我硬说我的话被你写下来的时候就被某种异化的目的腐蚀变质了。在这种可能的曲解中间，并不需要什么不干净的意图。要是你现在处在另一个时代，那么在我的时代和你的时代之间挤满了人群的裂缝中发生的一切，它会在我用词语构成的东西上面抛下另一种光和其他的影子。

就是我自己唤醒了的过去也不会在它们的音调没有被过去和现在之间出现的噪音歪曲的情况下说出什么。

这种噪音，在我的理解来看，就是哀伤。

在眼前这块白色墙壁上，现在我看到的是我的小西希丽娅，一个小小的脸庞，如此苍白，以至于白色的墙壁什么都没有改变。可她的喘息现在变得越来越急促困难，嘴唇都已经变得青紫了。显示她还活着的只是颤动的眼帘。她的死讯是从米莎还住着的珀森那边传到我这里的。

本来应该是我在那个最后的晚上抱着她来回踱步，轻声地对她说话，也许打开窗户，希望清冷的夜风能够让她呼吸得更加容易，能喘过气来。

我自己也更深地呼吸起来，也是一种尝试，是为了她呼吸。而这个时候眼泪也充满了我的眼睛，于是她在我眼前就成了看不见的了。

当她停止呼吸的时候，我没有看见。我是在身体里感觉到的。我的整个身体都在呜咽，不，都在因为绝望而咆哮怒吼。

我没有任何词语可说。

我感觉到的一切，我后来全都放进了我的那部《垂怜经》里，我把这部乐谱夹在胳膊下面走过柏林的一条条熄灭了灯火的街道。我徘徊着，在一个没有方向和目标的城市里徘徊着。就好像我已经到了生活之外。

还在呼吸的只是我的乐谱。

尽管如此。我放进乐谱里的是不是一种纯粹的没有掺杂其他东西的哀伤？或是我的哀伤被一种《垂怜经》所要求的哀伤污染了，为的是达到现实的伟大形式？

我突然想到，我这么喋喋不休地说话，很快就要被迫中断了，很可能就是因为和我的小西希丽娅遭受的一样的呼吸困难。

一次谈话就可以这样残酷地被打断。我看见我们坐在摇摇晃晃的邮车里，那是一八一三年五月里的一天，我们在去莱比锡的路上——我要去那里担任指挥。米莎和我正在和一个同车的女演员热烈地讨论什么，她刚刚成为一位公爵的夫人。我们你一言我一语兴致勃勃地交谈，说到剧院院长的恶习，他总是把一个剧本改得面目全非，为的是迎合票房收入的需要。这时候有一个车轮掉了，我们的邮车就在一片尘土和马的嘶鸣中翻倒了。我们都从车厢里被抛了出来，我摔进了路边的沟里，其他人都摔到了沙砾铺成的路面上，而那个女演员被压在了邮车底下。我坐起来给额头上受了伤的米莎包扎。这时候有人把女演员从邮车底下拖了出来。她的头就跟布娃娃的头一样都支撑不起来了。她已经死了。也说不出话了。

问题只是，在我嘴里已经塞满了沟里的泥土之后，我是不是还会继续说话，在很久之后还能继续不断地说。

我突然变得这么疲倦。并不是这样的说话口授本身太紧张吃力。更好像是我到了外面空空的空气里漫游，脚底下却没有立足之地，但是经过极度的努力，我还是成功地让我留下来了，飞翔着留在这里。

显然我还不够坦诚。好像我面对你这样一个毫不同情我的陌生人，而你还要做我的中介人，我是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的。算了，实际上我可以不把你当回事。不管怎么说你只是一个雇来给我做记录的。我要小心防备的其实是我将来的读者，是那些有一天要读到你匆忙潦草地记录下来的东西的读者。我已经尝试过让我进入这些人的眼睛，好让我调整自己，能适合他们预想的要求。

我已经屈服于那种对言论的压制检查——尽管我曾经是与任何形式的言论干涉进行过积极斗争的人。我讲的所有的事情，现在都被我没有讲的事情歪曲了。我的抗辩本身包围了一块沉默无语的空白区域。

而我现在感到非常恶心，对，身体里面因为缺少了真诚而疼痛。我真有这样的危险，在我来得及讲出真相之前就死了。

我一直在用人人都知道的方式尝试躲避开法庭的审判。就跟一个骗子一样，总是在法庭人员把起诉书送达他的时候躲避起来。

就好像我尝试躲避开最终审判。

这个最终审判，按规矩来说，人们会设想在历史终结的地方，也是一场最宏伟壮观的大戏。对于我这样信仰不坚定的人，这种法庭其实是无稽之谈，是用来吓唬不听话的人的。在我的司法职业里，恰恰相反，我经常会渴望一种极端的公正，就可以去刮内政部长冯·舒克曼和他所有下属的鼻子。

有一次我写到过，卢梭怎么愿意在胳膊下夹着他那本《忏悔录》走到上帝的永恒法庭上去。我那时用的词语有一点反讽意味的距离——我还不够成熟，看不到那些巨大的关联。对于已经死去的人，这个法庭已经成了现实。而我要调查审判的当然不是死后，还是现在，是此时此刻。我只是尝试哄骗我自己，让我变得聋哑，眼睛翻出来翻进去。这是霍夫曼的著名鬼脸。

这个法庭上肯定有一个感觉敏锐的检察官，现在他刚刚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来，戴上了眼镜。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这里还有一个表情严峻的法官，他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弯着腰越过桌子来查看我，也许是对我说话，要我说话声音更高一点。也许这两个人都有和我一样的脾 气。

不清楚的只是谁分派给他们这个狡猾的任务。

对啊，这里当然也有一个稀松的记录员，一边等着检察官发言，一边只顾忙着抠鼻子。这个记录员就是你。你就跟这个故事本身一样马马虎虎粗心大意。

看来我得重新开始吧。没错，我得从头到尾修改我的辩护词。

我说的所有的话，有关坎普兹和他对我的指控等等，都无条件地指望我的读者报以开心的掌声。而我努力效仿伏尔泰想让雅恩免于起诉，也是在同样高度上偷偷指望得到公众的赞赏。我应该收回我从自己司法工作中找到的所有案例，不能指望这些案例有同样理所当然的有效性。

此时此刻看来是跟我有关系的这次微妙审判，让我感觉胸中一片空虚，这种感觉如此强烈，让我都难以呼吸。这里的公正为得出实际真相而给人的拷问，跟夹指钳及老虎凳一样非常有效。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不得不提到舒默林的案件。我自己依然相信，我处理那个案子是正确的，没有错误。但是我不能肯定，我们现在谈到的这个案例能不能和那个判决联系起来 看。

我刚才强调过了，一个对人类的夜生活很有经验的法官——我想到的当然是我自己——对于一个罪犯的暧昧朦胧的犯罪动机会有一种不同的理解。要是他发现被告人是被自己内心的魔鬼所驱使，那么这个不幸的人可以无罪释放——根据我的意见雅恩的案子就应该这样处理。然后，在实际生活中，如何处理一个精神有病的人，那是另外一回事，是法庭的做法和判决之外的事 情。

表面上看，我作为法官，对丹尼尔·舒默林案子的立场和雅恩案没有了一致性和连续性。不仅如此，我曾经还写过一部小说《魔鬼的药方》，当我披着法官的法袍，把一个明显是脑子糊涂的可怜虫判处死刑，看起来我也违背了我自己的原则。

让我们把这个案子再拿来看看吧。在我眼前的这块白色墙壁上，我现在又看到了这个不幸的舒默林，一个三十八岁的烟草工人站在面前，他手里还拿着那把刀子。他站得那么近，就好像他的衣服上都看不到一点点白色墙壁的本色了。他的眼睛里闪烁着焦虑的光泽，满脸大汗，因为他努力要克制住自己内心强制着的冲动。他举起刀，把刀子插进了已经和他订婚的哈莉耶特·勒赫纳的心脏。就在他犯下这一杀人罪行的同一时刻，他的焦虑看来也被释放掉了。他有点困惑，但是也明白出了事。对于所有人吃惊地追问“为什么”，他只有一个回答：我不知道。他说，有三个多星期他就一直被这种不可理解的冲动缠住不放，就是要杀掉他心爱的人。一直到了这个时候，当他真做了杀人的事情，他才感到轻松了。

医生——都是那种新浪漫派的医生——已经准备宣布这名嫌犯无罪。他是在一时的精神迷乱状态下犯下杀人罪行的。在他灵魂阴暗处的非理性力量是没法控制的。作为一个不能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的人，他是不可以被判处死刑的。然而，也必然可以这么理解：他要关进疯人院去。但是柏林市级法庭否决了医生的判断，命令执行死刑。这个判决自然被上诉了，案子送到了高级法院刑事庭审理。在刑事庭，这个案子放到了我的桌子上。

我除了同意初审判决正确，别无其他可做。辩方对于一个绕着圈子做的判决是负有责任的。因为没法找到一个可以让人理解的杀人动机，那么必然是一个涉及到灵魂内的病症的问题。也就是说犯罪行为本身成了一种证据，说明这种精神上的不正常，对，甚至可以说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疾病。

不过，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哲学的问题了。在这个方面我必须否认上面说的这些医生们的任何能力。他们好像没有睡醒一样糊里糊涂把自己和浪漫派的想法联系在一起，但是当他们进入精神病领域成了庸医的时候，他们就跨到自己这块领地的篱笆外头来了。就灵魂的精妙神奇来说，他们实际上一无所知。那是诗人的、作家的领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哲学家的领地。

但是，就连《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作者在这一点上也是徘徊不定的，那个时候他为一种在忍受痛苦煎熬中犯下的罪行做辩护：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为什么这种事情必须发生，你们就那么肯定地说你们都知道吗？歌德就是这么跟人辩论的。你们要是知道这个，你们就不会那么快地做出你们的判决。

少年维特把前面说的那些医生拖进了那个绕着圈子的判决的法律问题里去了。不过，根据我的意见，我们不是从歌德那里寻找支持——而是在实际问题上持有理性的康德那里。

让我展示一下我的实际生活状态，由此也就能把问题说清楚了。我的家是让我的米莎感到绝望的家，一片混乱不可收拾，到处是衣服，是文稿，是烧剩的蜡烛头，是狗耳朵一样折了角的书，还有破了的袜子，散乱的稿纸。我和出版商好歹说好的交稿日期，我从来都完不成。而他们追讨的稿子，也只有米莎能在这一大堆故事一样乱七八糟的东西里找出来。

相对来说，我的那些法律档案却总是井井有条的。所有的法庭辩论在逻辑上都无懈可击，既没有牡猫穆尔的那种奇妙想象的跳跃，也没有教堂乐师克莱斯特品牌的灵感激发起来的冒险性。我作为法官的工作拯救了我作为作家的混乱不堪。

我可以这么说，我们法官出于实用主义的理由必须对所处理的种种行为的性质做出有严格因果性和清醒态度的分析，对能在我们桌子上拿到的事实材料做出一种理性的判断。这是为了不让非理性的力量摆脱控制，结果大家都落入一种混乱不堪的境地，什么不像样子的事情就都可能发生了。我甚至可以说，我作为国家权力的代表必须对于国民的行为原因保持一种实际的看法，把所有研究性的事情留在他们可能有更加阴暗动机的那种地方。

不过，这样可能会给他们指责我的权利，说我相信的事情和我的判决之间存在一条深刻的裂缝。

其实，和那些吓破了胆的医生们比较起来，我对无意识有一种远为更加自由开放的看法。他们对于人的无意识做出的证明过于草率仓促。那是小资产阶级干的事情，他们害怕夜生活那边的力量，就立刻准备开脱每一种不可理解的行为。把灵魂的全部黑暗释放进自己生活世界的人，又教会自己不光把这种未知意识利用到艺术的目的中，而且还能控制这种力量，那么他知道，我们实际的理性既引诱出魔鬼，又能给魔鬼套上笼头管住它们。干脆地说，我很愿意扩大加宽所谓正常世界的边界。我们大家都应该教会自己对付那些黑暗的东西，因为它们其实是我们的本性的一部分。我们不能从我们的责任宝座上退下来。

要是有人用相反的方式来争辩，而且允许国家来决定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不正常的——同时在异常人的责任问题上，国家又同意这些医生们所谓免责的看法，那么好吧，我们很快就会有这样一种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权力可以把每个对现有制度提出疑问的人都定义为精神疾病，把批评权力的人都放到精神病院了。

我说到的是一种智慧，不会把非理性的事情都交给艺术创造，或者推给在道德边缘上的徘徊不定。这样一种智慧有能力把灵魂的黑暗面及其同时具有的冒险和创造精神力量内在联系起来。就好像被希腊悲剧作家既能引诱出来又能加以控制的不是狄奥尼索斯酒神式的疯狂，而是这种智慧。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人的智慧比这些悲剧作家的智慧更大。

我不知道，这种辩护会不会散布对我做的判决的反对意见。这是我永远不会知道的。我没有因为害怕某个判决会被质疑就隐瞒不说，能做到这点我就满意了。

译注：

舒默林（Daniel Schmolling）案件实有其事。舒默林为一烟草工，因刺杀其未婚妻而被判死刑，但辩护律师认为其杀人时处于精神病状态而应免死。该案件上诉至普鲁士最高法院时霍夫曼为审理法官维持原判，并在一八一九年创作根据该案案情构思的小说《斯库德丽小姐》（德语Das Fräulein von Scuderi）。《魔鬼的药方》(德语Die Elixiere des Teufels)是霍夫曼此前于一八一五年发表的长篇小说。

不，我没有忘记我的另一个责任领域。也许，我同时作为作家，也把我的活动放到了一个太美丽的光明世界。造物主的责任我真的已经彻底搞清楚了吗？他的参与到底有多诚实？而他用从无知无意识的世界引诱出来的一切，又给读者带来了什么危险？

作家的诚实——这不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事情吗？难道他不是一个撒谎的人，却又希望别人认真对待他？而他的参与——在他的心灵深处他到底能感觉到多少？世界的不幸和悲惨他利用了多少，为的就是增加他的艺术打动人心的感染力？

对于作家和画家来说，在这一点上，所谓责任是这样来措辞的：你是不是一个石头眼睛，能够记录所有发生的事情而不为所动？那种火热之中又能奇冷的奇幻想象，是不是你的幻想？可以用药房配药的勺子添加一点剂量恰好的具体性？还可以用计算精确的量具给你的人物和事件过程量出所需要的空间、光泽和意义？或者这么说吧，你的眼睛是不是会流眼泪，为了那些你正在描绘的不幸人物？你的心会不会因为同情那些你在纸上捕捉住的受尽伤害的人而加快跳动？

就在这个方面，不为人知的法官会把眼睛紧紧盯住作家和画家，粗暴地催他们拿出一个清楚的信息。而被告撒谎的时候，这个法官很可能也已经司空见惯了。

我眼前的这块白色墙壁把审判场景搬到了德累斯顿。这个城市在一八一三年经历了两天两夜可怕的战火摧残，在浸满鲜血的土地上留下了成千上万的死者和伤者。我也到过那里。我的种种印象都再现在那年的一篇文字里，对战争做了谴责。不过，现在涉及的是又再重复的现实生活，只是比那个时候更加冰凉，就在我面前的一巴掌大的白色墙壁上重新放映出 来。

这是第一次我看到了一个战场的景象。我看到人们怎么扯碎了那些战死的法国士兵的衣服，把他们的尸体抛到一个个大坑里，每个坑里二十个尸体或者三十个尸体。就在这里，俄罗斯特种兵冒着来自法国大炮的疯狂炮火发起进攻，整个战场都躺满了炸得支离破碎的尸体。一个俄罗斯特种兵的头被炸掉了半个，死伤士兵中间的另外一个朝着弹药箱急不可耐地伸着手，想要重装子弹，但这种急不可耐已经变成了永恒。还有一个俄罗斯军官连军刀都打弯了，是一个很漂亮的小伙子，最多也就二十三四岁。他的身体已经僵硬，永远定格在“冲锋啊！”的姿势。他的一只胳膊被炸飞了，胸口也被一个炮弹炸开了一个大洞。在那边远远的草丛里动来动去的——那是一个全身的军装都浸满鲜血的年轻俄罗斯士兵，两只脚也被炸碎了，但还坐在那里啃一片军队发的干粮。他就这样坐了三天了！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只给我们看他已经空空的军用水壶。

面对所有这些景象，我感觉到了什么？

我是一个在哭泣的动作中可以落入一个朋友的怀抱中的人——但是对于我的笔正好抓住的遭受巨大痛苦不幸的人，我到底有多少同情呢？我的文本没有带上这个方面的任何痕迹。我的艺术已经从恐惧的所有枝杈中绽放出来，让这种恐惧失去了恐惧的力量。

我的心看来是花岗岩做的。

另一幅所发生事情的图像把前一幅图像推开了。我们站在敞开的窗户前面，手里还端着葡萄酒杯，这时一枚手榴弹在窗户下面的广场上爆炸了，炸掉了一个正要去水泵那边打水的威斯特法利亚士兵的头。一个本来衣着整齐的市民被这次爆炸炸翻在地上，正艰难地挣扎着想站起来，可是他的肠子从炸开口子的肚子上挤了出来，他就倒在鹅卵石铺成的地面上死去了。跟我一起喝酒的兄弟、演员克勒吓得酒杯都掉在地板上，可我一口喝干了酒，高声大喊着：生命算是什么玩意？都没法忍受得了一块着火的铁块——人的本性还不够脆弱吗？我吃惊地盯着眼前的墙壁上那个叫喊这些话的人物，他跟我的样子一模一样。可我现在还能感觉到这种情况会要求人感觉到的同情吗？

就是因为这种冷酷，艺术家要面对法庭的审判。

这个场景现在被另一个场景推开了。是几个小时之后的场景。女人们已经在外面的台阶上摆好了餐桌上的餐具和食物，我们还没吃过晚饭的人可以尝尝饭菜了。一个大酒杯在转着圈子传递，人们的心情也逐渐好起来，尽管远处还传来隆隆的炮声，还有一两个手榴弹在一段距离的地方落下来。我们在这种振奋起来的气氛中互相举杯祝酒，摆脱这种直接的危险给人的体验。布列萨公爵夫人的女仆正通过大门走出去，打开马车的门，这辆马车是要载着她的女主人到安全的地方去——可她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被一个手榴弹炸碎了，真的不折不扣地炸碎了。在我的日记本上，我能清楚地看到我在很有意味的“炸碎”这个词下面还划了横杠。

我的脸颊应该因为羞愧而发烧。但我的心冰凉。

而我还在胡扯着什么艺术家的自由！就好像这种自由居然还能让一个克罗地亚军团来维护，而这个军团刚刚砍倒了一群女人，还狞笑着把她们的孩子挑在刺刀尖上。

在我的眼睛里，受难的情景立刻就变成了艺术。因此我可以以卡罗特式的笔法，用眼光的冷峻的警觉和手的富有经验的精准，再现出最可怕的惨不忍睹的景象。不对，那个还在流血的脸颊上的轮廓必须再圆一点——尸体上的烟雾不应该画得那么浓密，那样的话枪弹的伤痕就变得不清晰了。

这个艺术家——不管他是一个诗人还是一个画家——是一种怪物。可也没有另外的人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清楚而可以理解和可以把握。他负有他的责任，手上却蘸满了鲜血。他还会注意到，鲜血的颜色变化还应该朝朱红的颜色更靠近一点。

这个艺术家怎么能够走出他冰冷的自我——依然还是一个艺术家呢？

只有音乐家自由自在。不过，关于生存状态的特殊性质，他也没有那么多可说的。他只能满足于刻画出情欲或者悲伤的更一般的曲线。

当我用这种方式来看待我的艺术创作，好像我第一次对我的作品采用了这种批评的目 光。

我对我自己感到恶心，对我的身体感到恶心，没错，只要我还能记得住，也对我的整个生存感到恶心——但是我从来不对我写下的东西感到恶心。

那就好像有什么人在晚上借给我一只额外的眼睛。

而我自己——好像我失去了我的轻率和粗心。我的思想甚至让我感到陌生。好像我忘记了第十一条戒律：你千万不要把你自己太当回事。

我徒劳地摸索着对自我的嘲讽，这种嘲讽和对自我的鄙弃其实是并存的邻居。

译注：

卡罗特（Jacques Callot，1592—1635），法国漫画家。

作家的诚实，对。为什么我从来不能写好有关米莎和我的光彩照人的故事？在那种更加细密的光线里我可以瞥见回答。这个回答其实已经在这个故事的题目里——雅克布·舒内尔费弗婚礼前的蜜月。在这个标题里，我就已经让我自己变成了故事里的可笑人物了！这不又是霍夫曼的那种鬼脸怪相，那种强加于人的玩笑和恶作剧，妨碍了我认真对待自己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

是不是讽刺最终成了我自己的敌人？舒内尔费弗预支了自己的婚姻！用这个来作为我体验到的最优美的事情的标题，一个故事就变得如此有力，以至于它自己避开了我的书写。避开了我的讽刺艺 术。

用我的语言，就无法叙述我的最美丽的故事。

什么样的讽刺战胜了讽刺？

现在我像是被猎人捕捉野兽的夹具夹住了，这个夹具可以称为严肃。这个法庭显然对幽默一窍不通毫无感觉。不就这么回事吗？

书写是行使权力的一种形式，这个回答与此当然也有关系。如果书写已经学会了利用无意识，那么这种熟悉也变得特别危险。

我刚才还表示过，我害怕对无意识的利用会带来的后果，这么说的时候我是停留在政治的范围里。我的话会让你想到一个善于煽动民众的家伙，你也会害怕得发抖。这个家伙用自己富有磁力般吸引人的手势，用他能让人狂热起来的语言，能够让整个德意志民族都跟着他去做一件疯狂的事情。毫无疑问，这个独裁者也会用这样或那样的哲学来保护自己。我真的能够听到来自某个和暴君其实没什么两样的思想家的喊叫，这是一个传播思想的倡导者，自己试图征服不可知的事物，却被不可知的事物征服了：他咆哮着说，一切存在都是斗争。对霸权的渴求也是对于神性的渴求。神圣性的程度是随着权力感的增加而增加的。

对，我只是在等待这个德国哲学家从自己瘦弱的胸膛和垂挂的胡子里来说出这种通告。至于他和我们中间很多人其实一样，患有所谓法国妇女病的梅毒，我他妈的才不管呢。他和我一样都需要帮忙，才能擦掉自己的鼻涕。

不过，在这一点上我并不会去审查诗人。在这种情况下无意识只像是冒着硫磺蒸汽的深渊出现，从这个深渊里会冒出那些暗示性的突发奇想和堂皇壮丽的图景。而这个诗人呢，在一个风声呼啸的深渊边缘上，在自己的三脚架上接受不为人知的通告，却牵扯到了需要神示的问题。

对于他渴求权力的事情，我一言不发。

没错，我是一个造物主，有这样的野心去控制感官。我用我自己的自然法则，用一种不听从任何小资产阶级理性的逻辑，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允许无意识散布它的诱惑和它的疯狂的世界。

突出一切的重点是我创造的宇宙会迫使围绕我们的混乱现实获得结构和内容。这个我创造的小世界强迫那个大世界显示它的面目——本来我们是在里面看不到面目的。我的意思是说，用我的词语，提供给读者能看的眼睛。正是这种巨大的诉求，给自己带来了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听见了你的笔尖滑动里的犹疑不决。我们也许需要一个清楚的例子。让我们移到“鲁特和瓦格纳”小酒馆的地下室去吧，让我们和我的朋友德弗里恩特一起度过一个夜晚。我到那里去，是要逃避那些资产阶级的沙龙，那些沙龙里的谈话就和那里的茶水一样淡而无味，单调冗长的魔鬼让我备受折磨。受不了，我一千倍地更愿意到这个小酒馆来，享受这里轻松幽默的气氛。在这里你可以随意干什么，想走就走，老板也不会跟你过不去。

我和德弗里恩特已经给自己灌了不少瓶酒了。这个美妙无比的演员有一种少见的本事，一边说严肃的事情，一边就用讽刺驳斥了这种严肃性，而且还一点都不让人看出来他是怎么暗使手段就把道貌岸然的事情给戳穿的。这里头你就能看到我的理想了。

好吧，就跟我朋友最愿意说的那样，我们迟早都会这么“拼装起来”的。在桌布上的一张账单已经告诉我，我欠酒馆老板的钱已经超过了一千多个铜板。可他并不拒绝赊账。我的狡猾机智，我的善做鬼脸，我的轻快舞步，这些就如节日焰火让人眼花缭乱，给他的酒馆带来这么多的顾客，他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把我请出酒馆。

这个晚上现在就显示在我眼前的墙壁上，那时我的表演特别成功。我站起来的时候，各张桌子上喊叫成一团的酒友们就都安静下来了。一个固执地还要唱歌的人被其他人轰下了桌子。酒馆变得那么安静，你甚至可以听到老板倒酒的时候泡沫涌起的声音。

我读了一篇新的故事，念咒一样引出了那个我将要让我的故事主人公跨入的世界。听众们的眼睛滴溜溜跟随着我的每个动作，每个魔术般的手势，这些手势让神话和寓言的世界在我们的身边形成。

正如我之前暗示过的，当我讲故事的时候，我也会让我自己屈从于一种轻微的新闻检查制度。当然，我那时注意的不是警察机构的耳目，那些不安的眼睛和耳朵，而是注意到经过帮助建立起来的大众的感官。在这个边缘上，你在荒诞的事情面前，对，在所有的玩弄万物秩序的幻觉游戏面前，你是得守点规矩的。因此我面对我自己本来不愿意质疑的现象的时候，我就加一个“好像”。我最常用的花招就是把这个故事的标题弄成传说；这是我最能让人安心的“好像”。一件本来让人害怕的事件就被解除了武装——很明显——因为这是仙女精灵和魔术师在玩他们的游戏。你可以放心地靠回到椅子上，相信你在享受的就是某种民间故事传说那种风格的事 情。

不过，我和我的实际听众有一个默契，一个不用说出来的协议。他们知道，我说的“好像”是可以划掉的，他们不用管那些作为借口的仙女精灵，可以忘掉那种和善的体裁说法“梦”。他们会注意我说到时间和地点的时候非常精确的信息，明白我的想象的故事其实会说出我们周围的现实，也是最平常的普鲁士帝国的现实。他们学会了去看，用我的词语给他们提供的眼睛去看。构成我的责任的正是这个。

比如说吧，就像我在“鲁特和瓦格纳”小酒馆里度过的这个晚上那样，我让我的小扎切斯，这个两条腿上支起来的畸形脑袋，有能力去把周围环境的特色变成他自己的特色。一会儿他能偷来某个人的美丽面容和那种无忧无虑的魅力，一会儿他能学会某个人的精彩的文学能力，或者在钢琴上表演出大师手段。发生的事情里那种让人可怕的方面会得到原谅，因为那是一个仙女把魔法施展到了这个不幸可怜的男孩子身上。这只是一个故事传说而已。也就是说你可以轻松对待，可以毫无保留地倾听。

但是，我的真正的听众，我的能够心领神会的听众和读者，他们对这种操作会露出会心的微笑。他们知道，是我造出了所有这些活灵活现的众多的扎切斯，他们都具有在通常的现实里对人充满威胁的特点，在正常情况下你的目光会在这种现实上滑过去而不会注意到，但是我的文字会迫使这种现实显出轮廓和颜色。用我提供给我的听众的眼睛，他们会突然看到，那个毫无才能的写手某某某实际上从别的天才那里抢来构思，而一个完全没有才能的作曲家也能在身边召集起一大群崇拜他的人，而真正的画家会处在越来越孤立无助的境地，只能眼睁睁看着空间和色彩从他的艺术作品里被吸走。

我的故事能让听众敢于去看，在这个例子里是看到一个聪明而敏感的骗子怎么样偷偷地贴近你，悄悄拿走你的好主意你的好方法，然后又悄悄溜走，让你不知不觉，然后还张开偷来的羽毛显示自己多么美丽。对，我的听众会看明白，那些最狡猾的人如何能够在远距离挤出受害者身上的奶，就跟民间故事里的巫婆那样，她在自己草屋里的墙上插一根棍子，就能在棍子上挤出农民家最好的母牛身上的奶，尽管这个奶牛的牛棚是在很远的地方。

善于模仿者可以从天才那里抢夺来他的语言，可以从他的作品那里拉出来最好的措辞和最强有力的想法，把它们消耗干净。他们可以用偷来的东西炫耀一段时间——直到那些一度还碧绿青翠的东西成了枯干的树叶。这些小小的扎切斯用掉这个天才的语言，由此一来，天才也就成了陈词滥调了。没错，然后就来了新的一代人，眼光里透着杀父的情绪，而他们感到惊讶的是，他们从神坛上推下来的那些大人物，变得那么空，轻得没分量，以至于最初的秋天就能把他们刮得无影无踪。

用他们偷来的美貌，还有虚幻的天赋，小小的扎切斯可以轻易地把女人们弄上床，用和他父亲一样的神不知鬼不觉的偷偷摸摸的才能把自己丑陋可怕的后代四散分布到各地。我的听众会兴高采烈地大声喝彩：他们能认出这些事情，虽然之前他们并没有见过。

但是，对我来说，让人重新认出来的事情也可能变得很危险。我的听众就会愿意听到更多故事。突然间，我发现我在复述《弗罗大师》那个故事里的章节，还做出丑陋的鬼脸，最滑稽可笑的怪相。引起最大笑声的那些讽刺笑话，是有关国家官吏克纳尔潘提的那些笑话。

就在我的故事正讲到一半的时候，我看到听众里面有些人和其他人分开了。他们并不分享其他人的开怀大笑，而是把我说的话都急忙记录下来。而且是把那些评价历史的部分记录下来。

那个晚上过去之后不久，就有人搜查了我的印刷厂而且没收了《弗罗大师》的清样。那个和善的印刷商威尔曼斯，已经感觉到绞索绳套可能会套在自己脖子上，他还把我们的来往信件也上交了，尽管没人要求他那么做。这些信里还包括我请求他删掉那些有危险的段落的那些信件。这些信件，检察官可以胜利地拿出来挥舞了。

我显然要为我创造的这个世界承担责任。在当权者的眼睛里，我是一个危险分子。我不仅让我的听众看到了他们本来不应该看到的东西。我还让他们大声嘲笑了有权有势的人，这种人害怕嘲笑甚于害怕任何其他的东西。正是嘲笑能最激进地质问当权者的合法性。

不，并不是造物主的特点本身要让我承担一种沉重的责任。是我的创造具有少见的让人看见的能力，让他们看到那些他们最好继续窥视的地方，或者本来愿意闭着眼睛不看的地方。

我要讲下去。

译注：

克纳尔潘提（Knarrpanti）即前述霍夫曼小说《弗罗大师》中的给人妄加罪名的法官。“三脚架”出自希腊神话典故，阿波罗神的德尔菲神庙女祭司皮媞娅通过发布神谕预告未来之事。她坐在一个三脚架上，从旁边的深渊中冒出的硫磺气得到启示而发布神谕。

让我们在“鲁特和瓦格纳”小酒馆里我的那张桌子边上再坐下来吧。现在我要让某种鬼一样可怕的事情在听众的眼前形象地展现出来——就好像梅斯默尔用他的催眠的手势做的那样。我暗示这是一个惨不忍睹的监狱里面关人的黑洞。听众可以感到头发里有潮湿的水滴，蝙蝠在耳朵边扇动翅膀。他们看到僧侣梅达尔杜斯戴着镣铐坐在那里，因为沉思自己犯下的罪行。在昏暗的光线里，你能看到扭曲的一张张面孔，或是在指控这个囚犯，或是在嘲笑这个囚犯。时不时地从黑暗深处还冒出可怕的叫喊——梅达尔杜斯！同时还能在墙壁里听到一种窸窸窣窣的刮擦声音，而且越来越清楚。石头之间的填料掉落下来，有一块石头掉了下来，接着又是一块——在这个越来越大的洞里有一张脸显露出来。在墙那边的人终于成功地挖通了墙壁可以爬过来。梅达尔杜斯在不可名状的恐惧里认出了另外那个人——那就是他自己啊！而另外这个人是一个他不能摆脱的生物。当他经过很多次的挣扎最后穿过黑暗的森林逃跑的时候，这个他的双重化身就紧紧吊在他的背上，而且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当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酒馆里的酒客都呆呆坐着一动不动，又糊涂又害怕。他们感觉到这个故事就和他们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每个人自己都经历过一个自己的双重化身吊在自己背上的事情，而且歇斯底里地大笑。每个人也都能看明白，这个形象里的无意识在跟他玩着什么样的游戏。他在一声被卡住了脖子的尖叫中，自己就已经能认出来那个属于黑夜的另一半。那是他曾经闭眼不看的另一半，对，是他想尽一切办法要躲避开的另一半。一个刚从黑暗中爬出来的生物，现在要求得到他的权力。

听众们再举起酒杯的时候，他们的脸色都变苍白了，手都在发抖了。我强迫他们去看。可他们敢看吗？他们能够保持自己的理解吗？在哥廷根大学有一个大学生，就因为读到了《魔鬼的药方》而发疯了。我料想得到，他的父母和朋友会怎么样把责任推到我的头 上。

译注：

梅斯默尔（Franz Mesmer，1734—1815）是一个德国心理学家，也提出动物具有磁性可治疗疾病的理论。梅达尔杜斯（Medardus，456—545）是罗马帝国时代天主教徒，曾任弗尔蒙主教。《魔鬼的药方》译注见第93页。

汗水从我的太阳穴上沁了出来。感觉就好像夹拇指的刑具拧得更紧了。

就是我说的有关米莎和我的话，我也做到了正直与诚实吗？我刚才还指出过，爱情里的那些缺陷也会为爱情提供力量，但是我没有提到这件事情上真实存在的裂痕。

我的背叛。

我在尤利娅的图片上溜过去了，就是我在巴姆伯格那段时间里很崇拜的那个尤利娅·马克。这个十三岁的小美人，是我的钢琴课学生，当然是我可望不可及的。不过这也没有挡得住整个事情成了城里流传的歌谣——这个谣传也就传到了米莎那里。

这种不可能实现的情欲已经成了一种上了瘾一样的迷恋，而不可能性本身给这种迷恋提供了营养。当克莱斯特开枪打死了自己和他心爱的亨莉叶特，我梦见了自己和尤利娅也有这样一起为爱情而死的事件。而过了一会儿我又在对我死亡要求的讽刺看法里找到了一种满足。尽管我围绕着尤利娅有种种的幻想——天哪，她比我年轻二十岁啊——大多数是用了在日记里记录的皮皮卡姆波方式。对，我听到你的笔尖在这个词面前犹疑不决——它的意思不就是自慰吗？

米莎因为嫉妒而感到痛苦，偷看了我的日记想知道得更多。日记里我用希腊字母胡乱涂写了最危险的备忘录，为的是有效阻止她发抖的好奇心。

这是一种双重的背叛。我不仅爱上了另一个人。当我用这种方式来用密码记录我的想法，我正好也是利用了她缺少的古典文化教育，也是我的朋友们瞧不起她的地方。

我在双重意义上出卖了她。

这也说明我让她越来越感到孤独，也不考虑这件事。当我更经常地跑出去，到我可以称王的那个酒馆去，她甚至不会谴责地看我一眼。自然也就更加谈不上她跟我一起去了。否则，那种体面文雅礼貌禁止做的事情，我才不在乎呢。我的风趣好笑的事情，我毫无忌惮地周游世界的思想，我和我的听众分享——而她不属于我的听 众。

我刚才提到过，我们，也就是米莎和我，是怎么互相创造的。不过，现实到底怎么回事情，这个我放在心里不说出来。我前面说过，我和我的身体不是朋友是对头。这是什么样的漂亮的鬼话！

只要我还能记住这些事情，我实际上就会恨我自己，幻想着把我自己从生活中剔除出去。在那个场景里，被壁炉台上油腻光泽照亮的那个场景里，米莎和我互相写出对方的地方，我已经说过了，我其实只不过是一点模糊的期待。其实，我唯一有的是自我蔑视，自轻自贱，根本不配得到在床上躺在我身边的人的真正的期待。在我身上甚至没有一个指头我能忍受，没有一块皮肤我能受得了。正是在这种要消灭自己肉体的自我批评中，米莎介入了进来。她给了我敢于构成她名字发音形状的嘴唇，给了我容许自己去抚摸她身体的双手，给了我可以呼吸着进入她的肺，呼吸到她值得让人知道的一切。

此刻我可以看到卧室墙壁上我们的影子，是那两个做爱的人之外的影子。细细而薄薄的影子互相进入，互相抽出，为的是缓缓而慢慢地互相填满，一分钟接着一分钟动作越来越频繁，颜色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浓成了灰色。上面的影子看起来现在几乎完全接受了自己，而下面的影子在不怀好意的生存状态中赢得了一点安全感。

是米莎给了我存在下去的权利。也给了我使她完成使命的特权。

前面我说到过米莎的双手，这双美妙的手让奇迹跨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过去也是这双手，愿意抚摸掉我对我自己的仇恨，尝试让我的思想跟我不幸的身体和解。

我的冰冷的眼睛仔细审查着这幅图像。我的嘲讽的怀疑立刻准备就绪，要质疑这个更粗野的创造出来的故事。

她真的有能力让我接受我自己吗？我不是依然还仇恨我的肉体吗？而且我十分满意，因为这个麻木不仁的行尸走肉马上就要从这个人世上剔除出去了。就这么容易，我的自我讽刺就从疲劳的自我蔑视中滑过去 了！

难道我真的相信，我成功地把我的朋友们追求的那种教育注入到她身体里了吗？我的日记里使用的那些希腊字母充分背叛了我，否定了我的看法。

对，在这里，米莎又要打断我们了。她从不厌倦地反对我对自己的责备，总是和过去一样宽容不计较。米莎，这样也好，这样也好。

她不仅护理了那个一钱不值一堆残渣一样的我，把我洗干净，照顾我那些分泌物——我的大肠和肾脏还是功能正常的，尽管身体的其他部分已经都放弃工作了。她也护理我的精神上的排泄物。我可以在她身上尝试我最狂野的突然想到的念头，我可以感觉到，我的联想在她的目光下会调节成越来越让人理解的模式。要是没有她，那么我就什么都不是了。

我对我自己的仇恨，她当作我最滑稽的异想天开的念头之一。她理解我的需要，但假装不把它当回事。就好像我是一个孩子，你可以对这个孩子的奇怪行为半认真半不认真地迁就。

唯一和我的自我蔑视相配的事是奥林匹娅。

我突然感到死亡降临的疲倦。

太疲倦了，甚至没力气再做什么自我的嘲讽。

译注：

皮皮卡姆波（Pipicampo）在此表示手淫，即霍夫曼所谓在日记中用希腊语记录自己的私事而不让米莎明白的用语。

当自我批评和权力共同长久压迫着一个人的时候，会有一个休止点。那就是音乐。不过，有关音乐你就不要说什么了。让我还是再说说我在眼前的白色墙壁上看到了什么吧。

那是德累斯顿遭到狂轰滥炸的破坏的时候。所有房子里的居民都躲到地下室里去寻求保护，躲避弹雨。最底层的小酒馆的吝啬老板两腿抖颤着去酒窖里拿十几瓶自己最好的葡萄酒，女人们也是心惊胆战地从食品储藏室里往下搬最好吃的东西。人们靠拼命吃喝来忘记烦恼哀愁，都处在一种和和气气共渡难关的状态。这个人可以从那个人那里借来安全感。当命运的铁拳头砸在地下室的门上的时候，人们也忘记了风俗习惯和礼仪规定的那种保留态度和限制。那些平时几乎都不会互相脱帽致敬的邻居们，现在手拉着手坐在一起，沉浸在酒神赐给他们的狂热情绪里唱着歌。所有的对林地牧场和财产的忧心忡忡的看管，所有的敏感的谁优谁劣的竞争，都在一种乌托邦式的和谐感觉中化解消融了，所有的生命都能在这种和谐中得到位置——这是幸福生活的公式。

一个共同体，也是发给音乐提供的东西的一枚徽章。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休止点，对我来说是新的休止点。这是一种柔和得如波浪起伏的绿色，一种完全想不到的树叶的作品，没有要求，没有指控，也没有威胁或诡 计。

不久以前，我有一种强烈的渴望，要到外面的大自然中去，这种大自然一般来说并不会在更高程度上感动我。我被一种苦恼的事情抓住了：善良的上帝，外面已经是夏天了，而我没有注意到任何事情，不论是太阳的闪光或者是温柔的微风。

有人细心地把我脆弱的身体装载到一辆大车上，然后小心地用车送我到外面的风景里去。车轮吱吱响着停留在一棵巨大的白杨树旁边。一根巨大的树杈，带着紧张的抖动着的叶子，伸展在我的头顶上。我朝这片充满生命活力的绿荫深处看了又看，一片没有任何诉求的绿荫，我能感觉到眼泪如何在我的脸颊上流下来。

一个接一个的想法都在这一大片闪烁光芒的树叶中消失了，我失去了知觉。

在回家的路上，我决定创作一个新的小故事，题目是《康复》。这个故事我愿意用我剩余的生命时光里的几个小时去写。

可是，天哪，我忘记传唤证人了！在审判已经有了这个更为重大的转折之后，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才明白，我一直是孤立的，这是命运攸关的孤立。没有证人的话，我就完全无可挽回了。只有一个人去面对这个毁灭性的严重局面。

我说到的是我的朋友。

不是有什么格言这么说吗：一个朋友，就是在你背后还能说你好话的人。

无论如何，在我的生活里我还有一两个这样的朋友。在一些紧要的关头他们帮助过我。当我现在很快就要永远翻身朝天的时候，他们可以为我出庭作证。

就是最美好的友谊也不会是十全十美没有瑕疵的。不是吗，在我们所有的创造中间，为什么友谊就偏偏应该是十全十美的呢？迄今为止我还能感觉到我和朋友西珀尔见面时的痛苦。他的全名是提奥多·高特利波·西珀尔，我们是在通到利申宫殿的台阶上见面的。这是一个风狂雨骤的四月的夜晚，我们的友谊意外地经受了一次考验，而且没有经受得住这次考验。我们之间的立场差距，之前可以用一个笑话或者耸一下肩膀就打发过去了。但是在这个晚上，当我们在大风大雨里面对面地站在通往他岳父岳母的宫殿的台阶上，我们之间的距离太明显了，让人痛苦。他热情地微笑着，邀请我进去，在这个宫殿里住几天。我婉言拒绝了，嘟哝着说我在城里有些急事要办。这时他请我至少进去坐一会儿，和他的新娘尚奈特打个招呼。我一定得见见她，这个才十五岁的美人儿。对这个邀请我也谢绝 了。

事情一下子就变得很清楚了，我这个朋友不仅仅自己出身贵族家庭，刚刚继承了这个家族的贵族头衔和财产，在他的眼睛里还闪烁着那种光芒，说明他利用自己完美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实力，成就了和我完全不一样的法律方面的事业。而现在他还要第一次正式登上西普鲁士王国的贵族地位，出席弗里德里克·威尔赫姆国王的加冕典礼。

来自宫殿窗户的奢华灯火，更强调了我这个朋友高居在我之上的地位，尽管他敏感地往下走了几步，跨到台阶上和我同一级的地方。我没有去拥抱他，而是很快地和他握了一下手，就在风雨中匆匆走开了。

我后来写了一封信，试图修复我们的友谊之间出现的裂痕，但是并无帮助。我在信里描绘了在宫殿台阶上“我们浪漫的相遇”，声称这次相遇为之后继续的旅行提供了美好的心情。我们两人都看透了，我们信里描述的令人陶醉的爱情不过是一种文字的游戏。我后来继续写的信他就长久不回复了。

我的朋友被一个闪烁光芒的世界吸收进去了，而我没有资格进入这个世界。这也是一个我始终当作敌方的政治存在。

这并不妨碍西珀尔——没错，现在我想到他的时候还用亲昵的名字称呼他——多次为我说好话。当我受到他如鱼得水的那个政治世界的威胁的时候，他多次维护过我。不过，每次我都会感到，当我麻木地站在雨中，站在通往那座宫殿的台阶的最下面一级的时候，他好像打开了那座灯火辉煌的宫殿的大 门。

现在，无论如何，他已经是我的地位最高的证人。

西珀尔的很大部分贵族特权已经有失去的危险，因为他支持了一份医生证明，借此推迟了对我的审讯。由此他就给我提供了机会，可以让我完成我提到的那份书面辩护词。

在更高的法庭上，西珀尔的证词有巨大的分量。

但是，我最强有力的证人还是希特兹格，爱德华·希特兹格，他的名字我已经提过多次了。他不仅会处理你写的这些文件，他也要做一份生平年表，对我和我的作品都要提供一种尽可能真实的图像。他的证词要比坎普兹干屎一样硬努出来的指控有分量得多 了。

早在华沙和柏林的那几年里，爱德华就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他和我一样，和我们在法院里的那些教条八股的同事们早就拉开了讽刺性的距离，也能分享我对新文学的兴趣。因为有犹太人的背景，他也能深切感觉到，要正好被人接受是什么意思，同时他和犹太人的知识圈子也非常接近，门德尔松和瓦尔恩哈根等等，所有这些名字他都熟悉。对我这个从珀森和普罗克的几乎修道院一样的流亡生活中走出来的人，和爱德华的友谊意味着我得到了进入新诗歌和新哲学思想的门票——进入一个比利申宫殿流泻出的灯光更丰富更光明的世界的大门打开 了。

没有人像爱德华那样对我知根知底。我们互相通信，我们经常交谈，尤其是爱德华给我的涂鸦，成为一种没有其他人可以展示的材料。

爱德华肯定可以成为我们身后世界的法庭要传唤的最主要的证人。

但是一个朋友也应该能够掌握沉默的艺术。我的朋友和我经常在一起保持沉默。我刚才是不是还告诉你，有一个朋友就坐在我常坐着写作的小酒店里，坐在我的对面沉默不语？他不用说一个字，就用他收敛起来的想法给了我写作的灵感。

我可以在我眼前重现一幅图画，一个当代非常有希望的画家的画。有两个朋友沉默地站在夜色里观望着月亮，月色正充满这片沉默不语的风景。他们对大自然的热忱我显然并不能分享，但是他们共同的沉默让我动心。这个经常不断一直说笑话插科打诨滑稽模仿出洋相的霍夫曼，就像个小小的水银汞球一样到处滚来滚去，却在赞扬沉默，把沉默看作七大美德之一。这你当然不相信。

重要的是，一个证人也可以及时地沉默下来。

问题在于，这次审判里的被告是否配得上这些正直诚实的证词。他自己的正直诚实和他们的正直诚实可以等同起来看吗？他这么坚决地一言不发保持沉默，他不肯说的到底是什么 呢？

译注：

门德尔松（Felix Men delssohn，1809—1847），著名犹太裔德国作曲家。瓦尔恩哈根应指拉赫尔·瓦尔恩哈根（Rahel Varnhagen，1771—1833），著名犹太裔德国女作家，其主持之文艺沙龙当时在欧洲非常著名，汉娜·阿伦特曾为其著有传记。瓦尔恩哈根亦可指其丈夫卡尔·奥古斯特·瓦尔恩哈根（Karl August Varnhagen von Ense，1785—1858），亦是著名犹太裔德国传记作家。

沉默不语，对呀。而我这么说的时候，我也开始琢磨你哑口无言是什么意思。你的哑口无言和我的生活中看来起过命运攸关作用的哑口无言是对应的——这个我们已经提到过了。不过，现在让我感到不安的是别的事情。你把我的生活写下来了，就好像你自己就是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哑口无言。这个故事对那个其实还算是它的讲述对象的人不说一个字。这个故事在我们的背上胡乱写下了它的判决。要是我们愿意，我们可以朝这个故事转过身去。很多人是这么做的。可我很担心，对方的反应只是一个有点疲惫的微笑：你别掺和到你的传记里 去。

这种哑口无言在我的生存状态中起过作用。此时此刻正在把痛苦放进我胸口的最大的公正，它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攻击点：我描绘出来的那个奥林匹娅动作痉挛机械，是一个木头、螺丝和弹簧做的人造制品，不过还是做成了我的缪斯——难得她实际上不是一个美化事物的符号，表示完全不同的东西？为什么我要让她变得好色淫荡？为什么她浑身臭气，尽管我费尽心机让她完美无缺？为什么她哑巴一样不能说话，不仅像每个高贵的创造物身上都有的必要瑕疵，而且像是某种深刻的充满意味的东西？还有，为什么我的致命疾病会以某种晦暗不清的方式和她发生某种关联？

我是不是在试图掩盖一种命运攸关的真相？也许是我最不幸的厄运的真相？而且，这是为了我自 己。

行了，说出来吧。这种痛苦已经变得不可忍受。

我在我面前看到了奥林匹娅的脸，用石灰涂抹成了白色。此时此刻她的脸上带着不怀好意的笑容，让我感到莫名其妙。就好像她完全了解我生活中的让我痛苦的秘密。我肯定多次咒骂过她了。可为了什么呢？她的眼睛闪出胜利的光彩。就好像她知道，她是我一生的不幸——而她的意思是说，我太懦弱了，不敢看到其中的关联。

可她毕竟是我的缪斯啊，是我一离开她就无法生活的缪斯。她是我的一点没有规则的灵感——有既热同时又冷的嘴唇。她的眼睛熟知感性的生活，也同样熟知夜晚和死亡。

这个无法让人预料的缪斯穿过房间走动的时候，有一种明显的动作痉挛的僵硬。可她不管怎么样还是活动自如没有什么困难。她并不分享我的麻木。

是她导致了我的麻木吗？

我注意到你气喘吁吁渴望着什么，你是希望现在有些淫秽猥亵的事情。你正被好奇心烧得要爆炸了，想知道到底是什么让我麻木成这种样子。我一点都不乐意让你介入我自己的私密生活，不过我有责任对法庭作出解释。法庭认为他们也许理解造成对我严重伤害的法国式原因。我和我的同事在酒馆里那种放纵的生活方式，和那些来路不明的姑娘们混在一起，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可以引人点头领会，还露出会意的冷笑。他们已经见过很多其他人最后也同样完全瘫痪，可以老练地注明，年轻人没有头脑的罪孽会有一种如此符合道德的收场。

可我真的不记得了！能够成为打开我痛苦大门的钥匙一直固执地躲开我的伸手摸索而不及的苦恼。

我描述的这些个人生活分散的碎片，看来不顾我的意愿构成了一个模式，一种让人呕吐的因果关联，努力从我眼前的这块白色墙壁上挣脱出来。显然是能让法院接受的一种解 释。

我拼命对抗。我不信任这幅要挤到前面来的图像。

我并不情愿地分辨出来的是在一个饭店度过的夜晚，有很多好朋友和很多瓶的葡萄酒，这个饭店的名声并不那么好。有可能是在珀森。一个意外出现的甜姐试图用记忆和风骚的姿态来勾引我。我试着先跟她谈话，不过她用手指指着嘴巴，摇着头。原来她是个哑巴！

让我大为动心的不仅仅是这个精巧的尤物——她简直就是一个梅森瓷器做成的小人儿——而且也是她的奇怪的机械的动作。她有点痉挛地活动着，好像她就不是一个人类生物，而是一个技术制作的神奇产品。她一定得叫做奥林匹娅！

她不说一句话，只用急促痉挛的淫荡手势，用能表演的舌尖，她就让我离开了大伙儿的聚会，跟着她上了楼。当我发热一样摇摇晃晃跟这个仙女进了房子里面，我的朋友在身后大叫着“祝你好运”，意味深长。

和饭店女主人的讨价还价是件让人发凉的事情，她跟着我们进入了洞房。我意识到了在我面前的墙壁上表演出来的场景和我之间的距离。让我惊讶的是我在衣兜深处努力掏钱，付了整整一个晚上的费用。

我单独和奥林匹娅留在了房间里。奇怪的是，她虽然不能说话，看来却能读出我的心思。我有了一种强烈的渴望，渴望她能脱掉我的衣服。她马上就拉掉了我的衬衫，松开了我的裤带。但是我真想要的是她能……于是几秒钟之后她就用几个僵硬的痉挛动作把我的阴茎放进了嘴里，让我沉浸到一种我过去从未体验的欣喜之中。

这个晚上我好多次搜寻她的怀抱。黎明的时候，我睡了短短的一觉之后醒来，尝试着搞明白我是在什么地方。枕头上挨着我的那个美丽的头颅是转向另一边的。我就起身绕过床，跪下来欣赏这个睡着的人的美丽。起先我尝试着小心翼翼地撩开落在她脸上的头发，很惊讶她的头发如此浓密如此杂乱。然后有一种震颤掠过了我的全身。在她脸上部分脱落的那层脂粉下面，出现了大片的红斑，正是我的那些更有经验的朋友警告过我的花柳病红斑。我突然注意到我之前没有明白的事情，在她混杂香料味的呼吸里有一种死亡和腐烂的气息。而我立刻感觉到了那种老臭鱼的气味——她早先的嫖客留下的气味。

奥林匹娅睁开了眼睛。这种目光已经不是我跟着上楼时的精致瓷器美人儿的目光。这是一双富有经验、有点冒血的女人的眼睛，会给很多年轻的男人估价，提供给他们付了钱所要的东西。

她依然没有声音。她用手来说话，用手去鼓励地抓我已经疲软的性具。这手已经有点瘦骨棱棱，青筋裸露。我至少已经搞错了二十年。而我呢，为这一个晚上多付了比我付的普鲁士币多千倍的代 价。

我被传染上了花柳病！

我站在洗脸盆边，冻得发抖，不停揉擦我那个受到了惊吓的阴茎。奥林匹娅不当回事地笑着，还晃着脑袋。她的疲倦的目光是在说，这就是人世之道。太阳光穿过脏兮兮的窗户玻璃射进来，照在这一个生活章节上，这个章节要展示给我看死亡是什 么。

只是我还没有真正感觉到，我已经落入这种情况描绘出的危险之中。

这是一个卑鄙龌龊的故事，其意义可以说明为什么我躺在这里，完全不可救药了。而且我明白，这个故事版本也有你的那套听法。对，你实际上在鼓励这个版本。但是我还依然不明不白。我对娼妓的这次访问，完全可能是真的事情。但是我对传染上花柳病的恐惧，我不愿意感觉。这是一段陌生的插曲，一种强加于人的解 释。

在这个故事里，肯定有什么事情是不对头的。

这个故事忽视了一个细节，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而我的医生对此是非常清楚的。他们也不会像你那样，那么轻易就给我贴上一个污秽的标签。他们知道得更清楚，梅毒的最后阶段看上去是什么样子，不会是这里所描绘的样 子。

也就是说，我没有变得痴呆！这个故事作为前提的梅毒晚期神经麻痹的症状特点——在这里并不存在啊。我的头脑和以往一样总是清晰的。对，我很疲倦，是死亡之前的疲倦，但是我的思路照样是令人信服的，是我作为法官的这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清晰。

这回，我肯定是抓到你的要害了。

很清楚，有关我的故事，我必须和这个记录员斗争到底。

你没有把最后这些话写下来吗？我再也听不到你的笔尖在纸上沙沙写字的声音了。我也听不到你呼吸的声音，这种呼吸声刚才还很清晰，清晰得让人恼火。

你还在吗？

你大概对我揭露你也参与这件事情感到不安了吧？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从头到尾一直在我的故事里，我只是说你有一两次有点过分热心地尝试纠正一些事情，只要你认为有错的就纠 正。

我当然相信，你是一个很不错的记录员，具备这个职业所要求的忠实，只是有那么一点不太对头的野心，想把本来也许不可以说清楚的事情说清楚。

要不是这样的话就会……

有一种更让人恐惧的可能性慢慢在我面前出现了。你也许根本就不是那种马虎大意的记录员，那种在法庭上和在衙门里都让我们责骂的家伙——在更加进步的未来也就只是一个书记官吧。我开始在我的身体里就能感觉到，在我整个已经麻木了的身体里感觉到，你到底是谁。

对我来说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你也许是一个作家，和我一样。只不过你是活在遥远的将来，也许是在我死后的几百多年。

要是这样，那该是多么大的背叛啊！

你引诱我张开了自己的心扉，对，最后用最最严肃认真的态度开启了我的心扉，因为我还以为我是对一个谦卑的记录员说话，相信你会忠实地保存我说的话，一个字接一个字地记录，一字不漏。对了，也许不是因为要做到忠实，更是因为害怕可能出现的后果。不过，不管怎么样，是有点老实听话的人。

那么说，你也许是个作家，一个用我的素材、我的生命来进行文学创作的人，就和我自己一样，毫无顾忌地处理我自己的材料。面对那些在德累斯顿城外的战场上死去的和行将死去的人，你的心脏大概和我的心脏一样冷。

我能料想到，当我自鸣得意地说出我对将来的事情的种种考虑，你的嘴巴会撇成什么样子。这是你会认识到的一种未来。你可以带着一点宽容的样子对我的天真无知摇头否定。想一下吧，一个无论如何算得上很有天赋的艺术家对这个时代会有什么样的幻觉！要不就是你自己在给自己取乐，把这样或那样天真无知的傻话塞进我的嘴里。

你的优势让我喘不过气来。我从一个遥远的未来看得到的，本来不就是你自己开心地嘲笑吗？而我还以为，这种嘲笑来自我背后的一个傲慢无礼的记录员。

当你把一个昔日的人的生命抓在手里的时候，当你冷酷地掂量着如何把这种生命尽可能重新组合成一部有效的艺术作品的时候，难道你没有一时一刻考虑过你自己的责任吗？也没有良心，想想你怎么歪曲了我丑化了我。你愿意怎么样公正对待我？事实上，在我讲述的故事里，有些部分我自己都认不出我自己来了。

此外，你愿意怎么样公正对待我的米莎呢？我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我身后的世界就跟我现在的朋友一样，会对她很不信任。谁都没看清楚，她其实是我的另一半。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我的无人比得上的支持。

这种情况确实是非常侮辱人的。我已经失去了对我自身生活的控制。你想把我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如果事实上是你在讲我的故事，那么你已经毁掉了我的整个辩护词——这本来是我最终留给身后世界的遗 嘱。

不过我并不是束手无策的。你在未来世界的位置给了你一种优势——不过仅仅是在你和我的敏锐感知和诡计多端方面都一样的前提下。在我讲的故事里，我已经悄悄放进了那么多的陷阱，那么多复杂的圈套，所以你要用在你的传记里就有跌个嘴啃泥的危险，会落入可笑的境地。

此外，我不相信你能胜过我。你肯定可以这里剪掉一点那里剪掉一点，可以改变声调，在我的活动上投下一道不友好的光。但是，那些本质的精华的东西是你无法扭曲的——在这方面我是坚固而难以变形的木 料。

哎，别走啊。现在我可真地听见了你站起来的声音，鼻子里还很生气地直哼哼。你觉得你受不了了。可我还得求你再给我几分钟时间。我要说的话对你也是重要的呀。

也许我错待了你。也许你事实上已经很有力地参与了我的命运和我的艺术，你愿意让我得到这个世界的全部公正，也许远远超过了我自己认为值得得到的公正。

也许你事实上是和我一样的受尽痛苦折磨的人，一个正在垮掉的身体里的一个闪光的脑子。一个在我身上可以认出自己的脑子。一个双胞胎一样的灵魂，准备忠实地进入我的思想里，让这些思想继续想下去，给我一种更新了的生命。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我求你原谅我刚才说的那些草率的话。

我其实也不会知道。也许你和我一样，过着同样的双重生活，一会儿是一个安置在社会里的值得尊敬的公民，一会儿是一个让人想不到的过夜生活的人。我只能希望，你不仅有一个作家的脑袋，和我的脑袋一样变得坚硬，而且还有能力在我身上认出你自己的化身。而且你愿意背着他进入将来的世界。你肯定知道，我是很轻的。你不会因为一种克制住笑声的晃动而感到麻烦。

有一件事情真的让我感到好奇。我当然注意到了你对我的兴趣，也许是一种既好又坏的兴趣。不过，我这里到底有什么能够抓住你呢？你能说得更明确一点吗？是我的音乐吗？我担心，我谱写的那些作品，不会属于你那个时代经常演出的保留剧目。或者是我那些可怜的故事？这些故事其实也都平平常常，毫无希望列入歌德所说的世界文学。或者甚至是我那些随便潦草地涂抹的漫画吗？一个多面的艺术家，也不会知道身后的世界将会欣赏他的什么方面。也许对鸡毛蒜皮的东西倒会去认真研究——反而去嘲笑那些规模巨大的创作。

这个艺术家的悲剧就是未来世界的评价从来不能达到他，这个未来世界要很晚才终于看到他。

有一幅图像努力呈现出来，鲜活如有生命，但内容又模糊不清。感觉这好像是一八一三年的德累斯顿。我们坐在那个小房间里抽烟斗，已经抽了那么久，以至于很快会抽掉所有包围了这个城市的法国兵。然后我们就爬上了房顶的阁楼，好通过房顶的斜窗看看外面的情形如何。在这个安静的夜里，我们看见围城大军的守夜篝火在城墙外四处闪亮。重重叠叠的人影，看起来急不可耐要出发，在火光照映下在这里那里显现。我们听见战马嘶鸣的声音一直传到这里。从赶上前来的车辆传来吱吱呀呀的声音。武器发出叮当声响，炊具碰撞稀里哗啦。

月光下，一片片屋顶在我们周围闪光。瓦片的屋顶成了一种神秘图像文字，黑色的铁板屋顶则好像在诉说被征服了的痛苦，而铜绿的教堂屋顶在闪现绿色的占卜结果。乌鸦是所有活的生物里最喜欢教堂的，围绕着教堂尖顶盘旋，很像黑色的天使在宣告最终审判的来临。

正是在这些日子里，我最早的真实故事形成了，是在奇迹般不可思议的事情和那些日常生活的精确之间的一次会面中产生的。这也是我在月光下的那些人群中分辨出来的那种合金。好像发生的事情归属与我的文字。一支法国部队在前进，出人意料地过了桥，还有点不够整齐——那个总是守在桥边的老乞丐，看上去成了把这些部队的出发创作出来的人。

一切都不再是眼睛期待看到的样子了。在那群感到困惑的商人、档案管理员、店主和大学生之上，在所有那些被希望引诱出来走进黑夜里去的人之上，停留着一片说明出来的微光。我得到这样的印象，这些人物和围绕他们发生的事情都有一种有效性，不光是在这个小时有效，在易北河岸边的这个地方有效，在这个小时过去之后，在易北河之外很远的地方，也还会长久地有效。

如果我手边还有我的望远镜，那我肯定还能看到撤退的拿破仑半睡半醒骑在战马上的样子。这个意志消沉的世界精灵，有过分巨大的刺马钉。那个浪漫主义天才的一幅残忍漫画，只愿意把历史变为自己的艺术作品，现在垂着头骑马通过一个章节，而这个章节——以其浪漫主义的方式——成为他自身的有反讽意味的评论。

所有这一切都在某种程度上和我说的话有关。好像就是这个故事也知道，也意识到，在我的活动中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我听见了，当我讲到那个污秽的故事，讲到有一次我们去妓院玩乐的事情，米莎是怎么哭起来的。不，不对，应该说是我被诱惑着讲了那个故事。

她的哭泣声其实很轻很轻，只有我这个具有音乐家的灵敏耳朵的人才能听见。

现在我才突然醒悟过来，我很快就要离开她了。我一直只在思考我自己的事情。我只顾自己，忙于清扫我生活里的种种污迹，眼睛只对自己的内心看，整理出那些我愿意遗留给身后世界的想法，这个身后世界不管怎么说也会对我的想法有些兴趣。

我的辩护词忘记了她的孤独。

我给米莎留下了什么？除了一堆垃圾似的半完成的手稿，未付清的账单，还有别的吗？我甚至没有留下一点买墓碑的钱。

同时我也把她的某些部分跟着我带入了空虚之中。她的记忆图像因此就成了半个，她的感情就不再完整，她在自己生存世界中寻找方向的能力也残缺不全了。

我能看到她站在我的眼前，黑色的寡妇面纱垂挂在她消瘦的脸庞上。她的形象明显弯曲了，好像围绕着胸膛里一种艰巨难支的空虚而佝偻起来。你还会以为她说话口吃了。不过，其实是词语和句子被消磨了而已。每次呼吸都在说明生命的损耗。就好像世界在她身边熄灭了一半。

我已经把她的一半生命带入了空虚之中。

而我自己留给她的全是碎片，应为全都是无法理解的废话，全都缺少正直和诚实之心。当她在我身内翻阅，她会发现我的思想都隐蔽在希腊文字里！

现在好了吗？是不是该说的全说完了？

没错，现在该说够了吧。我真的越来越累了。我的朋友肯定是来晚了，来不及跟我永别了。感谢上帝，还有米莎在这里，能用一块湿毛巾来给我的额头降温，最后还把我的一只僵硬的手放在另一只僵硬的手上。最后的让人安息的姿势。

还得是你来写下我最后的话。我料想得到，你会怎么样努力把你的手伸出去，越过几个世纪——一只对这种距离淡然处之的手，为的是帮我翻过身来，这样我们终于可以面对面互相看到面容。对，我知道，这种想法是非常荒谬的。不过，我们也许可以互相认出 来。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都不要来动我了。我就愿意这个样子躺着，面对着墙壁。那些依然还能引起我注意力的事情，都是在我眼前这块白色墙壁上显现出来的。现在我对生存的唯一要求，就是希望米莎还能把一个湿布头放在我发干的嘴唇上。

还会尽力原谅我。

此时此刻我在墙壁上看见的，是一张满是皱纹和蔼可亲的女人的脸，但是有一点困惑的神情。一张对我充满善意的脸。围绕着早先那幅图像的雾霾已经散去了。

带着恐惧，我认出了某个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见的什么人。这不是我原先以为的那个苍老的贴身女仆。在那张干枯而有点发暗的脸上——像个风干苹果一样缩小——我辨认出了我母亲的某些样子。她脸上带着离婚后我们搬回外婆家时就有的那种迷惘不知所从的笑容，那种又重新当上了闺女，不管怎样还心满意足夺到一个儿子的笑容。当然，她尽了最大努力要做好一个母亲，但是我和她之间从来没什么亲近感。我认为她对我从来就不那么在乎。

她现在给我一种感觉，好像要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千方百计竭尽一切努力做好母亲。在她的脸上泛起一种爱，努力挣扎着要表现出来。在那种神经的紧张通常会在皮肤下面像根刺一样牵动的动作里，现在出现了一种果断坚决的柔情。一切都是在萎缩但是少有的安宁中刻画出来。

其实这完全是符合逻辑的。那个以母亲的形象，在四十六年前的某一天把我作为皇家大律师克里斯托弗·路德维格·霍夫曼的第三个儿子生下来的人，已经来到我身边带我再回家里去。她慢慢吞吞拖延了那么久才靠近我，让我分辨出她的样子——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她不愿意让我感到害怕。不管怎么说她也是我的母亲吧。

这是一个我刚发现的新的真相，在我生命最后一刻发现的真相。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个人意义上的死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母亲在等待我们，她会带着不可言说的耐心，在我们生命最后一刻到来的时候，当我们下坠的时候，一把托住我们。毫无疑问是为了把这个失落方向的孩子重新抱下来，抱到那本来就应该是这个孩子的归宿的虚无中，在那种虚无里人其实已经度过了永恒的一半，现在将要去体验剩余的部分。

这个面孔离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也越来越慢，好像是为了避免让我感到恐惧。现在我能感觉到母亲摸索着的手在抓住我单薄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