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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物质和能量最终归于同一的根源——生命，各种才禀也归于同一的源泉——创造的关注力。

关注力尤其显豁的特征就是，关注力服从于意志，而且可以被掌控，关注力可用来为善，同样也可用来作恶。

世纪伊始的作家绝不是“胡闹的孩子”。完全相反。他们染上的正是那种个别侵袭过最伟大的俄罗斯作家的疾病。果戈理和列夫·托尔斯泰都饱受其苦。

这种病症就是艺术家的心灵分裂为真的情感与善的情感。

坐骑将他们拖得七零八落，马背上坐的早就是另一人了。

亲爱的，你们自己看到，这里有一种对生命的信念，还有一种信念，那就是相信自己负有为这生命添光添彩的使命——信念如此坚定，以至于掉落马下的人又骑上了牛，静静地继续自己的道路。

如此征服骄傲，更荣耀，也更艰难。

有时你向常人解释什么的时候，他的脸会忽然焕发神采，如同这一切他早就了然，只不过觉得对自己无用，暂且忘记了而已。

语言，就是常人的面孔，同树上的每瓣叶子都有自己的表情相仿，每个人也有自己独特的，仅仅属于他的语言。

即便这些私语无法向任何人诉说，但是人都是凭靠这语言生存的，语言铸就了他的表情。

每每想到以幻觉滋养生命，最终达到极地的英雄，我对幻觉的反感便不复存在，因为极地是个数学意义上的点。这时我总要对真理进行思考：难道我们竭尽全力追求的真理，也不过是人类道德地球仪上的一个数值？

我还想，即或这样，却无损于真理，而更加彪炳了真理。

如同我们那个时代，总有中学女生卖弄地说：“理想是不可企及的。”也就是说，理想不可食，难消化，不可能用于满足真实可感的需求，所代表的不过是个数值，就像极地，就像真理，是个先验的值。

作曲家听到某些声音，把它们依序排于纸上，标注钩钩点点的符号，然后忐忑不安地交到演奏者手中。于是我们听到了乐曲，心潮涌动，我们的心灵认出了自己的朋友——作曲家。就这样，书被写就，画被绘出，宫殿被建造，类似神明的塑像出现了。

一切就这样开始了：孤独的灵魂在整体的艺术世界中寻求友人，满怀着期待，如同母亲饱胀奶水的乳房，于是朝向希望……

我尝试着投入工作，揭示永伴自己左右的一个思想：“必须和所愿。”

世间万物均始于本心所愿。山上垂挂冰雪，冰雪，当然愿意坠落山间。蒲公英期待着风，它愿意飞散成小伞朵朵。孩子愿意……就是这样，世间万物都始于所愿。

然而，冰雪刚从山顶滚落，它就不再有“所愿”：雪积成山，崩裂飞落时，是照着雪崩必须的方式。蒲公英随风飘飞，是朝着必须的方向。孩子愿意远走他乡，他迈出了脚步，对他而言如今再没有自己的意志，他必须离家远行。

如果人站了起来，这是他心中所愿。但他在使自己站立的同时必须使我们所称的自然(大地)站立起来。他必须成为对此极具观察力和慈悲心的人。这即是对“所愿”与“必须”最宽泛的理解。

心灵之旁被硬物擦伤，为此心觉出了痛。抑或是因为心在痛，所以遍体都是伤。我想，二者皆有吧。

不止一次，惊喜不期而至——接到建议我出书的信函。心头的痛刚去，遍体的伤也消了。

健全的心智寓于健康的体魄，这话，大概是古时肢体不全的人说的。我个人的经验却与此相悖：健康之体寓于健全之心。有时写完一些文字，我简直想蹦起来。

不过古人的话也不错。如果想想自己熟识的人，可以依据刻度盘把他们分类：一端是心灵，另一端是体魄。那么，一部分人会从心灵摆向体魄，另一些人则从体魄摆向心灵。

森林中运出的木材固然值得赞叹：么上好的材质，又有少源源不断地送出！但森林同样值得赞叹，而且不需盘算它对我们炉火的进益。

诗也和森林一样：诗排列成诗节，如同木材码成立方。但诗也可以成为诗，生于我们体内，铸就我们的灵魂。

水有时也服务于人，但无论到哪儿，水仍旧是无以限量的力。诗也可以容纳音乐，服务于主题，但它仍旧是人类心力无以穷尽的诗。极有可能正是这种心灵的力量——是诗把年轻人，把“心灵中的诗人”远远带离故土，去发现世间未曾有的国度。就是它的这一种力量，将世界的镜像拉近了人类。

有些思想，是启发得来的，还有些思想，是自行萌发的。当思想自行来临时，人却慌乱失措，仿佛浪花袭来，第一个浪后，便是整个的汪洋。

那时你会觉得，和你并肩行走的另一个人，他和你共同理解一切，分担一切。而你，觉出自己并不孤单，两个人抱定了一个念头，并因为这念头而变得坚强，这时你开始相信自己。

围绕着食粮，人要付出少劳动，然而粮食毕竟是自己长出，自在的大自然是人所造不出的。

在那里，谷粒之旁诞生了诗。谷粒将成为食粮，这种力量则滋养着心灵。

科学和艺术(诗)源自同一眼泉水，只是后来才分道而流，或者说，担负起不同的职责。科学使人类丰衣足食，诗则为人类保媒说亲。

我觉得自己是一粒从树上落入激流的种子，那时科学与诗还没有分流。科学是厨娘，诗则是在人间拉线搭桥的媒人。

人们讥讽重复出现的东西，却惧怕第一次遇到的事物，最惧怕的就是审视自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负载有未曾有过的东西。

凡是留存久远的事物，都产生了融悲喜于一体的完满个性。这恰如自然界生命的诞生。综合之前先要产生完满的个性，正如科学家合成前要先提取蛋白，这是一条充满诱惑与凶险的创造之路。

诱惑是因为渴望超越其上的权力，渴望在自然中占据首要之席，像操纵机械一样掌控这样的创造。与此同时，这也是条险径，因为理性会与你为敌，对抗你的个性。

我曾骄傲地试图像操纵机械一样把握创作，而今已将其远远抛诸身后。但我透彻地分析过，什么条件下我能写出流传久远的东西：只有在我保持完整个性的时候。

于是，认知并保存完整个性生存的条件，就成为我在艺术领域的行为方式。我无法像操纵机械一样把握创作，但我的所作所为，是为了从我这里走出历久不衰的作品：我的语言艺术对我而言就成了行为方式。

我觉得，世间存在的生命欢乐中，最伟大的欢乐是女人历经分娩的痛苦迎来新生儿时所体验到的。我以为，这其中包含着我们所有人感受幸福时部分体会到的欢乐。所以，我渴望为自己的艺术程式找寻一个事关行为方式的思想，并把这思想传布给所有的人。

但我只有在万物安睡的日出时分是完整的，而别的人是早晨睡觉，或者在深夜是完整的。有人对我讲，沙莱里中规中矩，但是和莫扎特这样无规无矩的人相比，却是一无所成。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所理解的行为方式并不是学校里以分数衡量的操行。我的行为方式是以所创作出的作品的经久性来衡量的。从这个角度看，莫扎特的行止是无愧于一个个性完整的创造者的，他没有以理性的行动替代个性。

所以，关于自己我想说，我的诗是我与人友好相处的见证，我的全部行为方式都源于此：我写，故我爱。

要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就应当克服自身对美好事物的嫉妒，代之以对绝美事物的敬崇。

我为何要嫉恨美好的事物，既然美好的事物是我道路上的灯塔，既然我在一定的程度上，即或是最微末的程度上身处其中，我毕竟是参与者：我以对灯塔的赞美参与其中。

或许，有一点我是错误的，还流播了这种误念。我从诗性人生的理念出发，无意间接受的观点是：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必定都是“心灵中的诗人”，必定要亲身体验这个层面的某些意味，以便与他人融合，进入社会。

然而，融入社会或许更有捷径，即朴素的真理感和维护真理的能力。

半是人既可以作“心灵中的诗人”，同时又成为有真理感的人。

开端必定显得蠢笨，蠢笨的意思是，开端是对逻辑理性的克服。自己的思想需要逻辑性地贯彻到底，因为逻辑思考就意味着衰老。当这个思想走到尽头并钝去，从老皮中就会蜕出新生鲜活、不谙世事的开端。

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开端都是蠢笨的。童话故事的开场，经常甚至存心写得蠢笨：一只灰色的小山羊生活在一个老太婆家。

只要回想自己任何一部小说的开头，就能从它的蠢笨中觉出一只新生的蛇正从老皮中蜕出。

不久前，我内心涌动过一种异样的感觉，感觉自己从诗转向了生活。就仿佛我久久地在河岸上走，此岸是诗，彼岸是生活。我走到桥边，不知不觉中就过了河，原来，那边生活的本质也是诗，或者确切地讲，当然，诗是诗，生活是生活，但是人可以把诗浓缩成生活，也就是说，诗与生活的本质是同一的，就像流动的空气和压缩的固态空气本质其实相同。

由此不免想起果戈理的《肖像》：艺术家浓缩了恶，恶开始有了生命。但是，艺术家也是可以浓缩善的！果戈理试图去做，却未果。

而我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是最微不足道的程度上，就是这样做的。这一点寓于我的作品，也存在于俄罗斯人的本性，存在于俄罗斯人率真的生活感悟：“善能胜恶。”

所以我想，读者会从我的作品中认知这种生活感悟，认知自己最美的一面。

追逐荣耀如同追逐死亡。只不过在坟墓中死者得享安宁，在荣耀中人们却不得安宁，因为获得荣耀的死者还心有不安：万一荣耀不再，该如何是好？

如果那里存在着人，指的必定是“我”：在那里，我们每个人都维护自己的利益，在那里，自己占有的财富会像沙地的脚印一样留存下来。

这是好是坏？如果占有自己财富的人的脚步迈向未被踩踏的土地，这倒不错，而且理当如此。但是只要这块土地有别人走过，那就得仔细地看，以免让自己的脚踩进别人的足印。

正因为这个缘故，原生态的大自然，人迹未至的土地，才吸引我们所有的人。

正因为这个缘故，有时，甚至根本就舍弃了大地，我们感到拥塞，我们踏上艺术之路，在那里寻找人迹未至的道路。

夜里我觉得热衷权利者就像某种无可抗辩、格格不入的东西，与青苔不生的黑山岩有几分相仿。

数千年后，或许水会从岩石上冲刷下沙土，将其裹挟到肥沃的田地。可是眼前山岩高耸，浸没在水中，山岩与水流没有瓜葛，水流也和山岩没什么关系。

秋天橡树叶落，叶子落下的地方，土壤就肥沃。从春到秋，这是叶子的一生。我们人不也是从整个的人类之树上凋零的叶吗？每年秋天我们都会飘落，但我们知道，春天我们将重获生命。

我们与草木之叶的区别只在于，我们是知情者，却仿佛能长生不死一般地活着，根本不愿计较，我们有朝一日也会像树叶一样飘落。我们所有人都将凋落，肥沃着掩埋我们的大地。

生命中最奇怪的是，不仅是人，就连生命注定短暂而有时生命只在于瞬间的动植物，也活得义无反顾。它们活得恰如不灭的神明，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接下来的问题就见仁见智了。

有人认为生活是欺瞒，另一些人则把生活视作亲历不朽。

这样的小说不必再读，可以重温的只有诗情和睿智。但阅读和写作小说是最容易不过的了。

小说是肤浅的行为方式的诗。真正的艺术取决于深刻的内在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就在于人类对永生不死的追求。

谁也不曾像自然的万物生灵和孩子一样见证永生。“像孩子一样，”就意味着，“像永生不死一般活着。”

我们珍视自然，因为生命在永生的意义上战胜了死亡，人类向自然暗示着永生的存在，并为此额手称庆。

到了秋天，自然界万物萧瑟，这在人间却是黑麦泛绿的时节。自然界的甲虫不过嗡嗡地叫嚷着永生，人类却拥有莫扎特和贝芬。

只是到了现在，我才开始理解契诃夫。他也像5月的甲虫，恪守自己的使命，飞向永生，但他飞翔时，像人造导弹一样，撞击着古老世界中凝滞的空气。

在我们的生活中，只有当你看到一位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太太，戴着过时的帽子，或者看到来自旧世界的什么东西时，你的心才会像契诃夫一样被愁苦揪紧。

这是契诃夫生命的常态。他怀着愁苦朝前飞去，还因此成为先知。

当我们在生活中面对必然要解决的棘手问题时，一些人( 数人)求助于书本或寻求忠告。另一些人却这样做：不急于解决难办的问题，而是耐心等待，直到问题解决。

先前做事，心里总惦记着，务必要事遂所愿。万一事不从愿，就如同末日到来。在我的“是”与“非”之外没有中间地带，由此也难于把控自己，就像没有游隙的方向盘不易控制一样。

现在，作品写不好时，我就先搁在一边，相信过上一段时间，等人家索要时，我一定能静心完成。

渐渐地幸福时光来临，这时你像审视自然一样审视自己，就明白，你的思想正在你的身上生长，犹如万物在自然中，从黑暗的种子里钻出，朝着阳光成长。

有个生育了一堆儿女的女人写信给我，说女人的节日中却容不下她这位生养儿女的女人，节日倒让那些没有拖累的“自由”女性来庆祝。我就想对她讲，我也是个生育作品的作家，而我的声誉，远不及那些“自由”的作家。

半这样的事无处不在：显赫一时却如昙花一现的，只有“造物者”。生育者聊以自慰的是，他们毕竟为身后留下了东西。这样的现实应当理解、接受，不仅不羡慕“造物者”，甚至不为此难为情：我们的事业要严肃得。

每个母亲怀胎时体验的都是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分娩时则体验复活的欣喜。她的内涵么丰厚！男人只是在造物，只有借助女性的帮助，才能完成分娩。自由的造物的女性正成为风尚，但这样的女性并不代表创造的完美。

假使对每个人的观察止于这个人本身，然后就去观察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第五个人，第十个人，由此得到的人类完整形象的碎片，根本无法讨得喜欢。但如果看每个人的时候，就像我们看森林中的植物，我们的思想并没有终止在植物本身，这仅仅是开始，一花一木，不过是整个森林的眼睛乃至面容，森林正是透过这一花一木也同样在看我们——这样的人类值得去爱，甚至不爱都不行。

人们带着各自的要求蜂拥向伟大的社会活动家，大概是因为他们头脑中时常牵挂这样的人类，据此判别每个人的所需。

我想说，我们所有人看自己身边的人，就像看一钩被补圆的瘦月亮：这个补全的圆对我们的事业而言就是不可或缺的全人类的轮廓。

事实本身如同砌出逻辑构架的砖石。数写自然的书都是这样完成……学生们将所有这些内容熟稔于心，绝不流露出个人对事实的态度。他们背得滚瓜烂熟，应对课堂上的提问。如果忘记了什么，或者混淆不清，只好“瞎扯一气”。这样的学生被老师蔑称为“幻想家”，就是不以事实为据，而以臆想代之。

这是逃离事实的不正当的方式，采用如此手段根本无法脱开事实。同事实是可以保持一定距离，但不能从自己的视线中丢失，这样就能远远地谈论事实，如同谈论一己之见。这种情况下，主体似乎同客体有番力量比拼：是我还是你。于是开始了像写小说这样的努力。

在自有的生活中寻找材料，以用于“所愿”(个体)与“必须”(集体)的斗争。或者说：即便种子不死，也不得复生。这并不意味着，种子只应该死：落在石头上的种子必死，不得复生。为了获得新生，种子应该死在肥田沃土。

有少优秀的种子濒于危殆，只是因为它们无意落入了石的土壤。自然中就是这样。但人会将自己培育进沃土。

风带来良种，抛落石上。种子幻想着沃土，一筹莫展。个体，个体的“所愿”，就这样期待着进入集体的可能。

如果拿起鲜美汁的甘梨咬上一口——不！我又何必呢，还是让漂亮的妙龄少女咬吧，让甘蜜的梨汁呛得她喘不上气。为了出色地写作，我们也该被生命的喜悦呛得喘不过气。据我所见，即使用沉郁的笔墨赋写生命的人，心中也激荡着浩大的喜乐，在这样的喜乐面前惯常的生活连同甘梨和少女，都只是虚空而已。普天同乐这门最为艰深的学问是艺术家的必修课。

我据自己的经验，了解欣然品味生命的伟大情感，至于你并不能每时每地在每个物件中保留这种情感于己身，并且在死寂与麻木中将其熄灭，我把这视作自己的伤耗。我认为，现在发生在阿什哈巴德的地震正是这样骇人听闻的伤耗。但是即使在那里，听说，有个人苏醒时正躺在遇难的一家人中，听到了石块下的呻吟。他对声声呻吟的回应就是拼命用手指刨挖，指头都给挖折、挖断了。等他救出许人的时候，便是喜悦和欣然。

今天日色如蓓蕾绽放，更胜昨天。难怪这夜我梦到，自己像在吟唱一首美妙淳朴的俄罗斯小调，我周围的人都喜气洋洋。这样的梦境只是在童年才常见到，因为这样的梦境只有怀着成年人不复拥有的纯净的良心才见得到。

当然，这块水晶并不在我体内，而在我身外，绝美得无以复加的一天在我的生命中成为现实。我相信，或者我情愿相信，有朝一日当世间出现这般绝美的事物，它会美得不容置疑，连亡故者也死而复生，曼声长歌，一如我在76 的高龄，在这一夜所梦见的。

歌唱并不取决于我纯净的良心，而是这一天的美所决定的，这话写得好，可以这样认为，尽善尽美的感觉或者和谐感是创造所必需的，是创造者的心灵况味，是他的行为方式。但不尽如此！充盈着这种幸福感的人不可能将其归于自己这样不完善的存在。

这其中正包含着劳动者、生命创造者的行为方式，即证实自身之外美好现实的存在。

总对新事物有所发现的创造性的关注，或曰亲人般的关注，是怎样产生的？我毕生为之思索，只是现在才发觉，这种关注产生之前总有瞬间的和谐宁静。这种感觉类似于你自己的房间或书案上一切物件规整有序、各居其位时瞬间涌来的感觉。

尽管这是帆，尽管，尽管它，躁动不安，在蔚蓝与金黄之间寻求风暴，在诗人灵魂的夜半，在赋写诗篇的前刻，必定有和谐天使飞临。

在寻觅诗歌之源的过程中，长久以来，我把诗人的这种心境称为亲人般的关注。但是，在探究这种关注本质的时候，我希望把这种关注同其意识、意志、个性相联结，开始称之为行为方式。

这种行为方式的特质之一就是，源自这样的行为方式并交诸公众裁断的作品，使我们不得不宽宥著作者的日常行为方式。莱蒙托夫作为军官的行为方式就是鲜明的例证。我们永远不会宽宥一个因为日常行为方式而对普希金妄下断语的著作者。所以说，创造性的行为方式的特质之一即是其总能包容日常的行为方式。

今天我还想到可怜的N^[9]，年来他一直致力于自己的长篇小说，为此耗尽所有的心力，但小说还是写得平淡、乏味。最真诚的劳动者的行为方式对建构一部长篇而言不是必需的。但我们还要肯定一点，即使不是诚实者的寻常行为方式，那也绝不是偶发的因素决定了伟大诗篇的问世，伟大的诗篇同样受制于某种行为方式。

不管读过少批评解读文章，我却从未从中得到我所珍视的思想，即视艺术为一种行为方式。于是我头脑中就冒出个念头，也许，非艺术家不可能正确说出有关这种行为方式的言论，正如单身女人不可能讲述分娩的体验。

任何真正的艺术家都能感知囿于己身的思想，犹如困在笼中，像鸽子一样渴望挣脱囚禁。难道不是这样吗？我总有这般感受。我甚至觉得，我的生活，在我没学会写作之前，就是在模仿思想的流动。仿佛是我一边模仿着生活，一边独自奔跑，奔向一个遥远的国度，追寻火鸟，追寻蓝鸟，追寻天堂地和天堂之外的大地！当我清醒时，却发现原来我在奔跑，思想却囿于自身。

难道这不是寻常所见吗，每当暴风雨后太阳升起，四方众生开始运动，鸟飞兽奔。而我的思想，我内心的光亮，就像是自然中的太阳：思想在升腾，我快乐地奔向一个神奇的国度，不停地奔跑，直到筋疲力尽。

这正是“行为方式”向另一个生活层面跳跃前的准备，跳跃是为了在那里有新的发现，在自身认识这新发现，这也成了我才赋的基础。

我进入湿漉漉的林中。一滴水从高大的云杉树上落到紧紧环绕着它的羊齿蕨上。由于这水滴的作用，羊齿蕨抖动了一下，于是我把注意力转向这里。此后，那棵皱皱巴巴，犹如被犁耕过的老树的树干，还有长势旺盛的羊齿蕨，对外界如此敏锐，连一滴水都引得它们纷纷躬身，相互私语，还有四周景天铺就的密匝匝的地毯—— 一切都照着构图的秩序井然排列。

我面前浮出一个古老的问题：什么成就了我眼前的林中即景，是落到羊齿蕨上的水滴引动我的创作关注，抑或万物因我心灵中的秩序才依照构图的秩序排列？我想，根本问题就在于这个早晨我心灵中的秩序带来的幸福感，落下的水滴引起了我的关注，内在的秩序使图画呼之欲出，也就是说，外在事物的排序应和了内在的秩序。

疗养院周围有一大片望不到边际的林子。我们和林中的生物都不知道，哪一片是国家基金的土地，哪一片是集体农庄的土地，哪一片又是疗养院的土地。

前不久上面下达指令，要求疗养院用围栏围起自己的土地。我们的疗养院资金雄厚，所以做的栅栏漂亮极了。整个围栏由金属管组成，高大的四方形用电焊彼此焊接，四方形内焊进了粗大的金属条，倾斜着相互交错，上方箭矢一样的尖头呈圆半径立于整个围栏之上，爬不过人去。宏伟华美的围栏整个儿地涂成了绿色。

绿围栏无论怎样掩隐在葱绿的林间，毕竟还是显现出功效。围起来的树林和栅栏外的树林甚至在名称上都有了区分：里面的林子开始叫公园，围栏外的林子，过去是片野生林，现在也一样，还是一片野生林地。

在这片茂密的、曾经完整的林子里，所有的一切就这样一分为二。

当围栏把自然区分开来时，从野生林往栅栏里眺望的人会觉得，美留在了那里，留在了围栏里，于是我们向往那里，如同向往万事万物都和我们这里不同的天堂地。

而从那里，从围栏里看，却觉得，最为美好的——任性纵情的逍——留在了野生林里。

应该描写阿尔汉格尔斯科耶庄园^[10]尤苏波夫宫的栅栏。想一想被一分为二的动植物的命运，或许，还有在围栏里疗养的人和穿越围栏的劳动者的命运。

昨天望着尤苏波夫宫栅栏外的树林，我从框限中悟出了围栏的魅力：看到的事物需要用框子框住。如此一来，围栏和隔框就成了“对某种事物的专注”。“围栏”的魅力就成为关注的特性。

创作的关注就在于关注“全部”的人把这个“全部”纳入一个框子，有赖于此，被局限抹杀的“全部”就容纳于部分，这个部分再通过艺术家获得为整体负责的合法权利。所以，关注是将整体容纳于部分，将宇宙容纳于清晨的鸢尾花上闪亮的露水。

我们每个人都期望在自然中看到自己的所爱，专注于它，用思想上的界限区分它：看见的只有它。由于我们人人俱有的这个特性，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界分自然的篱笆或者栅栏，才被做了出来。

在我还是个小作家，没有作品发表的时候，我给所有耐着性子听的人念我的短篇小说。那个时候我哀求每一个人，把客人强拉进我的陋室，因为我无法旁观自己，我需要外人审视我，需要把这个外人当成自己的读者朋友。

所以单是埋头写作还不够，还必须给自己找到朋友。这就是我卑微地企求每一个人，把不相识的人邀进我的陋室的原因，渐渐地，他们之中就有了我的朋友，通过他们我也胆大起来，把自己的作品送付刊印，原本不为我知的人成了我的朋友。而我，和小孩子一样，开始用自己的双腿行走，也不急于邀请不认识的人到自己的陋室。

这时，我在语言艺术中赢得了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享有的自由。

但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自由犹如干旱大地上的水滴，这里除了光还是光，没有足够的土地容纳完全自由的语言。

作家的悲剧也在于此，没有足够的土地任凭他照想要的方式去做。土地确立于职责之上，在于应该如何，而非想要如何。

看一看所有伟大的语言创造者，你们会看到，每个伟岸者的高拔都从深深扎入地下的根开始。完全自由的语言则禁锢于冷峻无情的大地的必然性中。

看一看任何一种在光中生长的东西，你们会记起，树木朝着苍穹、向上的运动，风沿着大地、向远处的运动，都遵循一定的法则。这些法则用之于人，则可以称为行为方式。

如果语言艺术家的心胸中没有建构性的行为方式，那么母语，还有自己个性化的语言(风格)，语言学的知识，甚至再加上禀赋，都不能决定一本书能否传世不朽。

罗季奥诺夫^[11]讲述了从奥克斯草地运送百群蜜蜂到极地的事：6月底动身，8月在冻土带，每个蜂群平均采集了两普特的蜜。即使在我们的时代，也可以跟随小圆面包而行，罗季奥诺夫带着蜜蜂旅行的故事可资印证。

想到自己，感觉我写得不错，这在每个人完成写作的最初瞬间是自然而且必然的。这证明，他是全身心地投入了自己的事业。他诚实，并且为自己负责。

改造自然的思想日益进入我的心灵，我很想用诗意的方式表现。举例说吧，如果写造林，那么在森林长成之前，就无法真实地写出植树的诗篇。一般而言，为了描绘未来的蓝图，只能运用公式和图纸。

或许，对于被要求参与新建设工程的作家来说，特写的形式是唯一的出路。

白桦的两个蘖枝同根共生，长到一人高的地方，用我们的语言表达着自己的想法。一个对另一个说：

“我想照自己的意思长。”

另一个回答说：

它们稀里糊涂地分开了，就这样同根同干，在一人高的地方，成夹角长出了两株高大的白桦：每个人看到这些，都会记起我们熟识的人中那些同居共处却各行其是的配偶。

在百年左右的光景中，风携来沙土和各种粉尘，落在白桦分株的地方，在这方寸之地，两株桦树间又生出一丛接骨木，善鸣的鸫鸟在里面结窝营巢。晚霞中，善歌的鸫鸟飞上这株或那株白桦的枝头鸣唱。

我们这样聆听着鸫鸟的歌声，也听懂了白桦喃喃的应答：令白桦开心的是，自己的生命没有虚度。它们得到了小小的鸟巢，它们这儿也有小鸟居住、啼唱……

独特性的根源，一方面是女人，另一方面则是思想。遗传学规律作用的方式千篇一律，而女人每一次都分娩新人。

人也遵循逻辑规律思考，但新思想不是依照规律引申而来，却是孕育而生，就像女人在腹中孕育新人。

所以说，一般而言，无论独特性就人而言还是就人的思想而论，都“不合乎规律”。

走出家门，我在想，行猎中难能可贵的是心灵在自然中达到的平衡，这就像天平的两个秤盘(我和自然)达到平衡，指针静止不动。

如果这种状态下有事发生，你又做了记录，就算再微不足道的事，反正等你写出来，必定妙趣横生，精彩非凡。

这条规则使我完全成了作家。

我正这样想，就有事发生，很蠢的一件事。我掏出小本，为了做试验，专意记录如下文字：

“莫斯科河河岸的山冈下有许乌鸦。我从山上下来，在它们面前现身时，乌鸦全惊飞了，唯有一只控制住自己，稍稍飞开又落下。它严阵以待，一旦有事，就朝众鸦飞去的方向飞动。在这种情况下，乌鸦才支着两条短腿，留了下来。它不时地忽而打量打量我，忽而望一望乌鸦们留下的美味。

“显然这是一只最聪明的乌鸦。在群鸦惊飞的情况下，它却很想玩上一玩，众鸦飞尽，一切都归了它。

“当然，我做出了一副自有所需、并不在意的神情兀自走着。它这样坚守着，我走了过去。于是聪明的乌鸦得到了留在岸上的一切。

“受惊逃窜的事不仅仅发生在乌鸦身上，我们人也常常遇到。有人喊：‘着火了！’大家就挤到一条道上逃命，踩踏死少人！聪明人会守在原地。他想，烧死也比踩死强。你瞧，他毫发无损，而且根本就没有火灾发生。”

每一瞬间都在形成一个事物和另一事物的对立。就以森林为例：有人要伐林，头脑中还固守着古斯拉夫人那一套：森林是恶魔。有的人却植树造林，如痴如醉地反复念叨阿克萨科夫的话：“森林和水乃自然之美。”

假使有纯洁的孩子发问：“我想遵循真理生活，您说我该怎么办：砍伐森林还是植树造林？”我自己也曾是这样的孩子，也想过，真理决无可能容纳相互排斥的两半，对于孩童的提问，现在我会这样答：

“我的孩子，你如果想了解真理，当然应该既伐林，又造林，只是你自己得学会，何时何地该伐，何时何地该造。”

忠言逆耳，据实而言很难。绕开真理却很容易，条件是：你得绕过去，但将来保不准什么时候，就有无辜的人代你受过。

一架小飞机奇怪地翻翘着翅膀，像阳光下熠熠生辉的银色天鹅，以每小时一千公里的速度飞行。

我原本准备对小飞机表示惊异，可它是在我唯有一次的生命历程中出现的：我清楚地记得，教自然常识的老师如何手握粉笔在黑板上写出一些公式，依据永恒的物理学规律向我们这些孩子证明，人不可能飞行。

而今我不会惊叹于喷气式飞机的运动，因为在我身后的生活中，这样的运动将显得微不足道，就像木犁翻地相较于拖拉机耕地。

然而我为须根惊叹不已，它以自己坚韧的根冠深入矿物，把它们化作大地的汁液。

我惊叹，因为我是人类的须根，竭力在此探察一二，也许，是竭力发现运动最最原初的发端，了解此中生命的发端。

我们在莫斯科的房子的窗对面是特列季亚科夫画廊，每逢节日，我们整条巷子就成了涌入画廊的人的洪流。这时如果走到邻近的街巷，必定会遇到问路的外省人：“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在哪儿？”这条洪流中的数人来自乡野，为接触文化奔进莫斯科。

愿冬天过去，春天里第一批鸟儿飞来，那时会看到另一条反方向的，从城市涌向大自然的洪流。这一切不难理解：候鸟在南北之间迁徙，人奔向城市为的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而从城里出来，为的是在大地之旁养精蓄锐。

然而两条洪流之间，幻想正为第三条洪流勾勒轮廓：把两条洪流合而为一，汇聚成一体的创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已有的一切——大自然——向前所未有的事物，向人类的新文化迈进。

当涌来万千思绪、难以成眠时，有一种办法可以催眠：颠来覆去重复毫无意义的句子或者运算，以此压制自己的思绪。

这个办法为许人采纳，他们用形同自杀的乏味、盲目的劳动扼杀着自己生的欲望。

工作暂时压制了我内心的自然感，我只能凭早晨扫院人铲地的响动，了解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有人铲地，说明有雪，没有人铲，就说明没雪。

狂热的工作中精神会被扼杀。似乎没人描写过这种自杀的方式，但每一个做不出新发现的科学家，都是自杀者。

孩子之所以特别吸引我们，在于他们生下来，就活得如同能永生不死一样，活得和世界上的万物生灵一样，和动物、植物一样。

末日或者死亡的感觉是成年人的秘密，它正向我们逼近。儿时总觉得，大人像有事瞒着我们。他们最大的秘密不知道为什么既偷听不得，也偷窥不得。

后来忽然发生了什么事，孩子长成了大人，秘密被揭开：那就是每个生命体终将不可避免地死亡。

世上有许的人毫不在意成年人的秘密，他们幸福地度过一生，活得就像是孩子，如同能长生不老一样。

谈起老人我们经常说：“他还是老样子！”嘴里这么讲，其实我们心里想说的是，这个老年人合上了自然的节拍，他不断循环往复，对他再无可期待，正如无须期待自然会有什么异样。自然中的一切过去已经存在。

我们年轻人总希望向世人展示前所未有的事物。

我的自然笔记常使我产生这样的念头：我们人类生活的列车远比大自然跑得快。所以说，我记录自己在自然中的观察，结果是记录了有关人自身的生活。

常有这样的情况，你自己坐在车厢里，凭窗而望，倒觉得大自然在飞驰。等你仔细分辨清楚，原来，大自然原地未动，飞驰的是坐在车厢里的我们。

描写大自然的艺术家不也如此吗？他们看着自然的深邃目光，他们珍藏于心的风景，不是别的，正是把目光停留在自然之上，却试图深入人的灵魂，深入人不可阻挡的运动的努力。

每一幅珍藏于心的风景画中都有人的运动。

壕中人，指的是那些待在堑壕里却以为自己看得、懂得比别人都的人。他们恰恰什么都看不到。

教育者应当知道，他该教孩子学些什么。他知道：“该教孩子学好。”可如果“好东西”自身也在不断变化呢？

那样的话，教育者应该亲身参与变革，带领孩子一道走。

每个人的心灵里都有话语生存，燃烧，发光，如同空中的星星。当话语走完自己生命的行程，飞出我们的嘴巴，它又会像星星一样熄灭。

那时这话语的力量，一如业已熄灭的星星发出的光，沿着自己的时空之路，飞向人间。

有时，对自身而言已经熄灭的星星，对我们人类来说，它还将在大地上燃烧数千年。

斯人已去，其言犹在，世代相传，如同宇宙中已经熄灭的星星发出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