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人类

“多莉”已经把生物界乃至全世界都搅得沸沸扬扬，就是因为“多莉”没有妈妈，它是由一头母羊的体细胞复制而成。科学家认为，从理论上讲，这种基因工程技术可用来复制人类。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人类将面临十分尴尬的境地。人类究竟能否复制自己呢？

从理论上说，克隆人类是完全可能做到的，但事实并不那么简单。

技术是一把双刃利剑，利用得好可以给人类带来福音，利用得不好将带给人类无尽的灾难，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如何去利用技术和控制技术。

对“克隆人”的恐惧，多次地出现在科幻小说家的笔下。在这些作品中，科学家或通过“克隆”技术造出一群强壮冷漠、没有感情和个性，只知道执行命令的标准人，或者“克隆”出希特勒式的战争狂人。当然，复制爱因斯坦和贝多芬之类的大科学家、大艺术家，也成为科幻世界里“开辟”人类未来的途径。

克隆爱因斯坦

1978年，一名美国作家写了一本书，名为《人的复制——一个人的无性繁殖》。书中描写了一个美国百万富翁花重金请人通过“克隆”技术，利用一名越南处女的去核卵细胞“克隆”出一个自己的故事。在该书的出版宣传中，作者称这是根据真实故事改写的，于是，立即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恐慌。美国国会为此召开了一个特别听证会，请许多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讨论这一科学事件可能引发的社会及伦理后果。但该书作者却始终逃避参加听证，最后，迫于强大的社会及舆论压力，他才不得不承认，该书是一本纯属虚构的科幻小说，有关“取自事实”之说，完全是一种商业促销手段。自此，一场虚惊才算平息下来。

事实上围绕着人的克隆问题的争论一直很激烈，因为它涉及社会伦理问题。

首先无性繁殖复制的人体，将彻底搞乱世代的概念。克隆技术打乱了传统的生育观念和生育模式，使生育与男女结婚紧密联系的传统模式发生改变，降低了自然生殖过程在夫妇关系中的重要性，使人伦关系发生模糊、混乱乃至颠倒，进而冲击传统的家庭观以及权利与义务观。其中最主要的表现为对家庭这一社会主要细胞的破坏。从有性繁殖至无性繁殖，一旦扩及人类及每个人，影响极为深远，而且夫妻、父子等基本的社会人伦关系也会相应消失。从哲学上讲，这是对人性的否定。

克隆人与细胞核的供体既不是亲子关系，也不是兄弟姐妹的同胞关系。他们类似于“一卵多胎同胞”，但又存在代间年龄差。这将在伦理道德上无法定位，法律上的继承关系也将无以定位。假设“克隆人”解决了“生物学父母亲”的界定问题，试问“克隆人”有无在“生物学父母”、“代理母亲”和“社会父母”中选择父母和更换父母的自由？抚养“克隆人”的义务和权利归属于谁？“克隆人”对谁的遗产具有继承权？从医学伦理角度审视，可以发现这些父母都是不完全的父母和母亲，可说是父将不父，母将不母，子将不子，地道的三不像。在这种组合的家庭中，伦理的模糊、混乱和颠倒很容易导致心理上、感情上的扭曲，播下家庭悲剧的种子。

还有一种可怕的情况是，如果采用匿名或无名体细胞核，“克隆人”一出生就将成为“生物孤儿”，这对孩子是公平、道德的吗？无名或匿名体细胞核的大量应用加上卵子库的开放，弄得不好有可能孕育出一批批同父同母群、同父异母群和同母异父群，甚而近亲配偶群，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恶性循环，增加人类基因库的负荷，影响人类生命质量。更有甚者，以某男子或女子的体细胞核为“种子”，可由其妻子、女儿、母亲或孙女孕育出“克隆人”，祖孙三代由同一来源的“种子”生出遗传性质完全相同的人，该是多么荒唐的人伦关系，令人不可思议。

其次，克隆人破坏了人的尊严。人们已经对“复制”人提出如下批评，说它使人失尊严。人在实验室里的器皿中像物品一样被制造出来，这样无性繁殖的人不是真正的人，而只是有人形的自动机器。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独特的个人品性，“复制人”恰恰剥夺了这一点。

再次，人类生育模式由于克隆人技术的成熟，正在或将要经受新的考验。传统的生育模式无疑仍将占主要地位，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对于患有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疾病和癌瘤易感家族以及在含有高剂量致突变物、致癌物和致畸物环境中工作和生活的人群，采用人工授精、胚胎移植或体外孕育等生育模式作为补充模式正受到人们的关注。尽管这些补充模式存在许多伦理道德问题，但从根本上说，由于没有脱离精卵结合进行生育的规则，在特殊情况下被应用还是可以得到理解的。“克隆人”一旦出现，将彻底打破人类生育的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克隆人系无性繁殖，不仅打破了传统繁衍后代的清规戒律，而且在深层次科学意义上彻底打破后代只能继承前辈的遗传性质却有别于前辈的框框，复制出2个乃至众多遗传性质完全相同的人。传统生育模式中离不开男性和女性，他（她）们各司其责，提供精子和卵子。现代生殖工程也遵循这种生育模式。“克隆人”的生育模式则完全不同，它不一定非要男性不可，也不需要精子，只要有体细胞核和卵子胞浆（即去核卵子）即可。这样，对于单身女子，可以取出自乳腺细胞的核，移植到自己的去核卵中形成重构卵，重构卵再移植到自己的输卵管中，即可发生正常的怀孕，在子宫里发育成胎儿并分娩。这种“自己生自己”的生育模式存在许多解决不了的难题。

另外，克隆人还可能造成人类的性别比例失调。人类在自然生育中性别比例基本保持1∶1，这是携带x染色体的精子和携带Y染色体的精子与只携带x染色体的卵子有同等机会相结合之故。含XX染色体的受精卵发育成女孩，含XY染色体的受精卵则发育成男孩。克隆技术使来源于男子体细胞核的胚胎发育成男孩，来源于女子体细胞的胚胎发育成女孩，无需进行性别鉴定便可知是男是女。因此，如果在一个有性别偏向观念的区域和国家，由于克隆人技术的应用，很容易使人口性别比例发生失调和偏差，特别在比较落后的封建国家和农村地区。性别比例失调导致一系列严重社会和道德伦理问题。

还有，如果克隆人是为了“优生”，这里也存在严重的伦理问题。这种“优生”克隆规划由谁来实施？如果由国家来实施，那么国家就要建立一个委员会来将国民加以分类：值得克隆的优良国民，与不值得克隆的劣等国民。这样做，那就同纳粹的“优生”不远了，或者说那是在完成希特勒未完成的事业。如果由家庭或夫妇来决定克隆家庭哪个成员或哪个孩子，这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将家庭成员或自己的孩子分成值得克隆的优良者与不值得克隆的劣等者。

“克隆”技术仅是“复制”，而“两性”繁殖将出现基因的新的组合。克隆人会导致人类基因库的单一性，多样性的丧失，对人类的前途不利。从技术的角度而言，无性繁殖自有其限度。利用体细胞生产各种克隆体虽数量有限，但质量无法保证。从遗传的角度而论，通过父母的结合使父母双方的遗传基因相混合，有可能使子女在质量上超过父母。单靠体细胞做无性繁殖，子女的质量根本无法超过母体。在自然界，生命繁殖开始时都是无性的，后来才发展成为有性。有性繁殖增加了变异的可能性。无性繁殖导致群体的每个个体都一样，从而增大了这个物种消灭的风险，而有性繁殖则使生物的可能的变异在群体中大大增加，从而增强了物种的竞争力、适应力，这是生物进化中非常重要的一步。生物需要多样性，人类同样需要多样性。如果人类都“优生”成为理想之人，很可能一种怪病毒就可使全人类遭到灭顶之灾。据说英国患疯牛病的牛就是经长期“优生”出来的好牛，但对疯牛病毫无抵抗力，倒是一种土牛不怕疯牛病，救了英国的畜牧业。而克隆技术将终止人类这种多样性进化的可能，也就终止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最终导致人类自身的毁灭。

克隆人的问题再一次说明，在技术上有可能做的不一定就是在伦理学上应该做的。虽然克隆人在技术上有可能做，但在伦理学上不应该做。因而，发展克隆技术，不要克隆人的方针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