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是本伟大的书，我心里没有疑问：它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著作之一。读这样的书，翻译这样的书，其乐融融。
他像希腊哲人一样，直接面对问题，在我们这个议论纷纭不知真理为何物的时代，他坚持走在真理的道路上。别人认为只能议论的事情，他能想办法使之成为可以论证的事情，这是哲学最古老最基本的艺术，20世纪也有另一些人具有这样的艺术，但维特根斯坦是这门艺术的大师。
1994年1月，王炜带我到清华会来访的台湾辅仁大学丁原植教授，没什么寒暄，就开始谈东西方学术的交流等问题，觉得投机。丁原植当时正主持一个小出版社，出哲学书为主，他怂恿我作一本《哲学研究》的解读本，包括翻译、注释、讨论三个大部分，答应一回台湾就给我寄经费寄资料过来。我回家就开始搜集资料，一边译一边注。谁知这位丁教授回到台湾后再没有只言片语传来（后来听说他的出版社也关掉了）。
是年秋，我回到北大，开设讲解《哲学研究》的课程，需要全书的中译本。当时已有汤潮、范光棣的译本（三联书店，1992年3月）。那个译本很糟，舛错百出，不能用。我既然自己已经译了半本，就决定索性把全书译出来。在家里译书，在课堂上讲书，两个学期下来，到1995年初夏，译出了第一稿。此后，对维特根斯坦哪一点有了新体会，就把译稿拿出来重读，有时对译文做点改动。我虽不敢夸口自己绝无误译，尤其不敢夸口处处都译得妥帖，但自信这个译本十分可靠并可读，甚至认为出版这个译本说得上是对学界的一个小小贡献。
可惜，几年过去，我的译本一直未能出版，心里始终觉得是件憾事。直到不久前，和邵敏谈到此事，他立刻伸出援手，建议在他们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回上海不久就谈定此事，我自是感激不尽。
我的译本搁置期间，此书出了第二个中译本，李步楼译，陈维杭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12月，下称“李陈译本”），这是一个品质颇高的译本。那为什么还要出一个新译本呢？不消说，我花了好大力气完成这个译本，当然希望它面世，不过这不是理由。那就找些理由。
宽泛而言，像《哲学研究》这样重要的著作，有不同的译本也是应该的。具体说来，我的译本有几个长处。
（一） 李陈译本是从英译本转译的（译后记里说明陈维杭曾直接依据德文进行校改），而我是直接从德文翻译。这本书的英译者是维氏的亲炙弟子，同时是这本书的编定者，这个英译本比绝大多数书的译本可靠。不过，原著既然是用德文写的，直接从德文本译总要好一些。韵味上会有些差别，此外也有些句子，从英文翻译不很清楚，甚至容易出错。举第374节首句为例：
李陈译本如下：“这里最大的困难不是把事情表现得似乎有某种人们做不到的事情。”这句中文似乎是在强调困难不在这里而在别处。较好的译文是：“这里极难不把事情描绘成仿佛有某种人的能力不及的东西”。这里的英文是：The great difficulty here is not to represent the matter as if there were something one couldn't do；德文是：Die groβe Schwierigkeit ist hier, die Sache nicht so darzustellen, als könne man etwas nicht。英文可以作两种理解，德文的意思却单一无歧义。
（二） 我相信我的译文从总体上说更清楚、更流畅，也更细致准确。例如第363节里有一句，大意就是“这可以以后再说”，李陈译作“对此还有足够的时间”就太拘泥了。又如第165节最后一句：“我简直不可能看着一个印刷的德文词而不经历内在地听到话音这样一种特别的过程”，李陈译作：“如果我心中没有听到那个词的声音的那种特征性的过程，我根本就不可能看出那个印刷的德语单词来”。李陈的译句也许可以理解成原文那个意思，但更容易得出相反的印象。再举一例，第607节里有一句，李陈译作：“但是在我说这个时刻时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嘀嗒作响呢？”我译作：“但给出这一时间之际没听见咔哒一声什么东西扣上了吗？”维特根斯坦在这里谈的是“正是这个”这样一种感觉，“嘀嗒作响”不着边际。李陈译本大体译得相当准确，但按我的标准仍稍嫌不足。
（三） 我和李陈译本对译名的选择有些差别，这多半是见仁见智的事儿，例如Satz译作“命题”还是“句子”，Bedeutung译作“含义”还是“意义”。但也有几例应有优劣之别。例如Übersehen在维氏那里是一个极重要的概念，可说有特定的含义，宜译作“综观”或“概观”。第122节是这么说的：“我们对某些事情不理解的一个主要根源是我们不能综观语词用法的全貌。——我们的语法缺乏这种综观。……综观式的表现这个概念对我们有根本性的意义。”李陈只平平常常译作“清晰”，上面这段话就成了“我们之所以不理解，一个主要根源就是我们没有看清楚词的使用。——我们的语法缺乏这种清晰性。……对我们来说清晰的表象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维氏的一个基本思想于是变得稀松平常了。维氏此书用语极平实，其思想和表述则极为精细，译者也须“译不厌精”。
（四） 还有少数词句李陈译本译错了。
这些都是责备贤者的挑剔。我这个译本，读者也会发现不妥乃至错误，我愿得到指正，以期不断改进。
本书的德文用语通俗，大致没有“术语”，即使同一个概念，维氏也经常混用几个不同的词来表示，就像我们平时说话那样。而且，维氏的中心思想之一是“日常语言挺合适的”，他的许多论证要求我们设想在实际环境中我们怎么讲话，因此我们必须照顾中文用语的习惯，用人们实际上会说的中国话来翻译这些德文句子，如果同一个德文词一定用始终同一的中文词来对译，就会很生硬，不像汉语的“日常语言”。但另一方面，维氏是在进行概念分析，当他在前后文本中使用的实际上是同一个词或具有相同词根的词而译文却只按这个词出现的上下文便宜译作不同的汉语词，就无法表明他是在分析同一个语词一概念。哪个方面更值得照顾往往颇费思量。主要的概念语词，德文是同一个，我就尽量用同一中文语词来译，例如，除了极少情况，我总是把Bedeutung译作“含义”，虽然有时译作“意义”会使中文更通畅些。为了照顾译名的一致，译文的文句有时会有点别扭，例如“我具有疼痛”不是汉语的通常说法，但译作“我疼”则无法照应维氏所讨论的“我怎么‘具有’疼痛”这样的问题。如果不可能只用一个中文词来对应，就扩展到两个，例如Satz有时译作“命题”有时译作“句子”。再例如，第602节开头我是这样译的：“若有人问我‘你今天早上进屋的时候认出你的书桌了吗？’——我自然会说‘当然！’但若说当时发生了一种复认，那就引错了路。”第一句的“认出”和第二句的“复认”原文都是wiederkennen。
有几处，照德文本译出来太难懂，而英译本文义较为显豁，我就从英译本。还有几处，严格的翻译实在无法让读者读懂，这时候我宁愿冒一点儿险转述文义，同时加注给出直译的句子。例如第9节中有一段，汤范译错了，不去说它，李陈是这样译的：“同对‘石块’、‘石柱’等词的实指施教相类似的对数词的实指施教，所教的不是用来点数的数词，而是用来指一眼便能看清的对象组的数词。”译文的重点有点错位，但不能说译错，可是，我估计读者多半读不懂这里在说什么。我的译文是：“我们眼前有些物品，一眼就看得出分成了几组，用指物识字法教孩子把数词当作这些物品组的名称，比教会孩子把这些数词当作数字来学，更接近于用指物识字法来教‘方石’、‘柱石’一类语词。”
原著里有少量英文、拉丁文、法文，我都直接译成中文，不再另行注明。
最后说说符号和字体。维氏使用标点常与惯例不合。“”和‘’通常并无区别，我依惯用法都改作“”。——，维氏自己说过为什么加那么多，基本照译，但有时因为德汉文句组织不同而稍作增减。有时不加引号中文就很难断读，如der Begriff des Sehens-als，译为：“看作”的概念。方括号〔〕里的话都是译者加的，用来标出原文语词或用来补足语气贯通文义等等。原文斜体和全词大写中文都相应写成黑体，当然，德文中文的语法不同，经常需要变通，例如daβ，中文就无法对应；又如节35里的die;等等。
这个译本出版，我首先要感谢邵敏。在翻译过程中，我曾请教过倪梁康、靳希平、孙永平、张雪，他们都慷慨提供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2001年，北京
这次借再版之机，对译文做了少许修订。维特根斯坦基于他后期的基本思想，在写作中不使用术语，但应读者请求，这次再版我还是增加了一个小小的译名对照表。修订中有些蒙白彤东等同好指点，译名表蒙王宇光协助完成，特此致谢。
2004年11月，上海
如前述，这个译本最初是由邵敏张罗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次又由陈小文张罗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我首先要感谢这两位出版家。初版后，韩林合在一篇文章中曾指出此前译文中的一个错误，在此致谢。
2015年，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