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记得还是在2008年，奥运会前后，西藏事件，汶川地震，火炬传递，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各种纷乱与喧嚣，令人目不暇接。在这个时候，我读到了梁文道写的一篇关于西藏事件的文章，《为西藏问题寻找最大公约数》，文章中透露出的理性、睿智，乃至慈悲，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当时就想，有机会一定要为这个人出书。

在这一年的年末，我们出版了梁文道的《常识》。这本书就像是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狂热妄想开出的一剂解药。到今天，销量已经超过了三十万册。

《常识》的热销，说明我们真的是处在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有太多的主义、思想和理论。与它们相比，常识显得朴素得多。面对光怪陆离的中国现实，我们能够拥有的最谦逊，最理智，也最诚恳的立场，或许就是——回到常识。

回到常识，我们就能开启一个公共讨论的空间。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作为一个有理性的公民，参与到公共话题的讨论中去。我们所有的讨论的基础，就是常识。

依靠常识，我们可以抵御各种极端的主张；通过常识，我们寻找解决各种问题的最大公约数。

回到常识，不仅是我们面对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的理性选择，而且也是我们在出版方面一直以来的追求。

我们做出版，抱持的是一种文化的立场、价值的立场，而非利益的立场，更不是政治的立场。但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各种思潮、理论、学说，层出不穷，各执一端。出版作为一个公器，如何既能够参与这个时代的变革，又能够具有超越这个时代的眼光与坚守？

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回到常识。我们需要依靠常识，在体制约束与独立思考之间寻找平衡，在各种思潮之间保持清醒。

如果说，《退步集》给予了我们一个审视时代的立场，那么可以说，《常识》给予了我们一个与这个时代相处的态度，那就是：不困于主义，不惑于现实，回归理性，在常识中寻找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