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仇恨·知识·恐惧·真相

[波]切斯瓦夫·米沃什

选自《米沃什词典》

[波]切斯瓦夫·米沃什著，西川、北塔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HATRED（仇恨）。我一生的故事是我所知道的最为惊人的故事之一。的确，它缺乏一个道德故事的清晰，你在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故事里可以看到这种清晰：他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的国营农场里挥叉扬肥，可没过几年，他荣名尽收，包括诺贝尔奖。然而，我的故事与波兰寓言中那个笨雅什不无相似之处，因为，与文学圈里的同行异道而行，并逃往已处于衰落之中的西方（西方人自己都认定这种衰落），这需要拿出巨大的愚蠢。《哈姆雷特》中有几行诗用于冷战，可以很好地描述我这种外逃的危险：

在双方拼命苦斗刀来剑去的时候，

一个不知高低的人闯了进去，

是难免危险的。^[1]

我一生中曾受到鄙视，曾取得胜利。我的敌人曾编造一些关于我的可憎之事，他们其实是愚弄了自己，我相信时光将显明这一点。我曾等待这一刻。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我们的形象在自己眼中和在他人眼中的不同。很明显，我们美化自己，而我们的对手要在我们身上打击哪怕是他们想象出来的弱点。我揣摩我的肖像，它浮现于别人的仇恨之歌中，有诗歌也有散文：一个幸运儿。事事顺当的那种人。不可思议地狡诈。自我陶醉。爱钱。没有一丝一毫的爱国情感。对祖国冷漠于心。卖国只卖个手提箱的价。衰弱无能。一个关心他的艺术而不关心人民的唯美派。可收买的人。没有见识（他写了《被禁锢的头脑》）。不道德的个人生活（追逐利用女人）。蔑视他人。傲慢自大。等等。

对我性格的这番描述，常常还有我的一系列可耻行径作为佐证。但最令人吃惊的是，这样刻画出来的却是一个强壮、精明的人，而我知道自己的弱点所在，我更倾向于把自己看做各种惯性思维的混乱缠结，一个在迷雾中喝醉的孩子。我也倾向于同意我的敌人所说的，我的目空一切源于我不能顺从主流，因为在我的身体之中那个礼貌待人的童军少年依然颇为坚定地活着。我是真的坚决谴责学校里因我而起的流言蜚语。而在我每一个有违社会规范的行为中，我都发现了争吵的乐趣并能从中得到心理平衡。

我倾向于作琐细而无用的分析，倾向于delectatio morosa（拘泥的快乐），这是僧侣们寻求受虐乐趣的标志，比如说当他们回忆起所有的罪孽。这一点与我所声称的长处相悖。说这是骄傲并不准确。至于说傲慢，尽人皆知那通常只是羞怯的面具。

我从未落入政治警察之手，这算是我的一大幸运。一个能干的审讯者会很快猜出我常有的愧疚感，并且利用这一点，把我引向忏悔，对他所提出的一切罪行来一个彻底悔悟。有太多类似的不幸之人就这么完了。我为他们深感难过。

KNOWLEDGE（知识）。我体验过峰巅，也体验过低谷。我曾在考试前颤抖，确信自己真的什么也不会；后来，我成了一个看着学生们恐惧地颤抖的人，成了一名意识到自己权力的教授。留存于这两种体验之中的是怀疑主义，即怀疑已经取得的知识储备。在学生们进行考试时，难道我们不是踮着脚尖，像那些在不可知的深渊上走钢丝的人那样走路？再如，虽然按理来说，我们对自己的那门课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在主持考试时，难道我们不是小心翼翼，避免问那些自己都可能答不上来的问题，直到我们转而对自己的不足感到心满意足？我本人就曾这样。这是有益的，因为我们何必记着某样不再有用的东西，而让自己感到沉重呢？多年后，在加利福尼亚，我遇到我在维尔诺上学时的哲学教授，他还记得我在考试时论述过的那几个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我回答他说，这些人的名字，我一个都记不得了。

教我民法的教授毫无疑问是个聪明人。他说，我们不可能理解民法，还说，只有上帝或许能得A，他自己只能得C。因此，他对学生们还能有什么指望呢？说完这话，他给了我们一堆问题和答案，并说：“记住这些，考试内容全都在里头。”

然而，装懂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礼仪。人们可能会怀疑，我们那位民法专家的解决方案是无法接受的。在屏风的一边，学生装懂，如果他装得巧妙，他就能拿到高分数。换句话说，是假装有知识的技巧，而不是知识本身，得到了回报。在屏风的另一边，是那位教授。他披着教授服，周身上下是权威的荣光，忙着保持自己的形象，尽管他也常常万分怀疑整个教学本身的意义，以至于他都想坦白地对学生们说：“鄙人对这门课一无所知。”

在人文课程的笔试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运用恰当的语言的能力。所谓恰当的语言是某某“主义”所用的那种，而那种“主义”则是主考者所擅长的。“主义”的种类一直在变换，会变出一套属于它们自己的词汇和行话。让学生感到悲哀的是，他往往没来得及做好运用这“主义”的准备。我们在写作时，肯定会顾虑到那个将阅读你作品的人的观点，最最起码不以某种与他格格不入的东西去刺激他。机灵和顺从被认为是这种仪式的组成部分。

亲爱的孩子们，要利用你们的个人特质。既然我给自己来了个釜底抽薪，我承认，我在打分时，并不总是能做到很客观；我愿意给那些迷人的女生打高分。

TERROR（恐惧）。在20世纪的欧洲，恐惧是一种主要的心理状态，但它还没有被广泛分析过，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反思。也许这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去回味那种羞辱的感受，恐惧使人感到的就是耻辱。当然，恐惧有多种，我们应该逐个分析。

战时的恐惧只是一个英雄主义问题。所有的士兵都害怕，不过优秀的士兵能用他们的意志力战胜恐惧。我们人类本质上都是享乐者。孩子们不断地出生，代替那些死于战争的人，但是我们还是要问：当许多勇敢的人被交托给大地时，我们人类难道没有失去什么吗？英雄们躺倒在战场上，而与他们作战的是一些同样勤劳的人们——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波兰人、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参加战争的人数以百万计——难道我们不应该就此发问：我们失去了最优秀的基因，这对活着的人有什么影响？耶日·斯坦鲍夫斯基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法国、德国和英国真正有潜能的领导人物不是死于大屠杀的话，一战之后的欧洲会很不一样。

在斯大林政权或纳粹政权统治之下的国家，人们每天所面临的恐惧是另外一种。在1940年的维尔诺，我对这种滋味只是浅尝了一下；不过，尝一下就足够了。我因此得以根据我听来的别人的谈话和故事，想象黎明前人们可怕的等待，等待“他们”出现。在俄罗斯，根据地方上的告发草拟的名单，或由专案逮捕和“坦白”，各种各样的人被赶进了集中营。如果我不是在1940年7月逃出了维尔诺，我想，我不会有勇气拒绝为《维尔诺真理报》写东西。这或多或少是上边的要求，因为我们“灾祸派”有几个人都曾在那上面发过文章。当人们对流放的恐惧胜过对死亡的恐惧时，我们怎么还能指责他们呢？亚历山大·瓦特曾描述过那种莫大的恐惧。当时他在《红旗报》工作。《红旗报》在利沃夫，相当于《维尔诺真理报》。置身于一群驯服的精英分子之中，你对遭到集体驱逐的恐惧就会减弱。但是，当你想到你稍稍出错或思想出轨就会受到惩罚的时候，你还是恐惧在心。利奥波德·泰曼德曾经为《维尔诺真理报》写文章，后来他被判了十五年。不过，他没有被流放，那是因为铁路工人解开了机车与车厢之间的挂钩，也因为那正是德国人入侵的日子。所以他幸存了下来。

恐惧会使行动陷入瘫痪，或者有可能会妨碍行动。我曾闯过四道“绿色”边界线，从维尔诺长途跋涉到华沙。那是非常危险的举动。如果我心存恐惧，可能就做不成这样的事。我给自己做过一个特殊的（疯狂的）手术——我至今不明白当时自己为什么要那么做。不过，我确实想排除自己的恐惧感。恐惧感就在那儿，但我就是不让它进来。我是跟索非娅·罗格维卓娃（Zofia Rogowiczowa）一起艰苦跋涉的，后来她过分吹捧过我的能力和机敏。我为此而尴尬，因为我知道，我在那种困境中的所作所为虽然值得她赞美，但我真的既没有能力，也谈不上机敏。

在德国占领下的华沙，恐惧有不同的阶段和紧张程度。我认为，1940年9月，随着第一批人被抓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相对正常的生活结束了。我们明白自己已成为彻底不受保护的动物。有四年时间，我一直心怀恐惧，它像一颗随时会爆炸的子弹，我曾用各种策略对付它，比如让自己相信：这种或那种证件或许能帮助我（尽管事实上，我并没有那样强有力的证件）。或者，不去吸引那些可能会告发我的人的注意力（我那些收入地下出版的文集《独立之歌》中的评论就是这样写的，没有人会猜到我是那些文章的作者）。不过，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思考我与强力之间的秘密协定^[2]；如果你满足某些条件，它就会保护你。我还决定：由于我还没有完成命中注定要做的工作，我愿意苟活下去。

如果我一直想着肚子里的那颗子弹，我就不可能写东西了。实际上，我在战争期间的创作是丰厚的，有诗歌，也有散文。这证明：在某些情况下，驼背弯腰是有好处的。我的问题是适应生活的能力差。而且我作为诗人本质上只是一个媒介，这是我应对生活的方式；就是说，我一直听到词语和节奏，而且我得服从它们的咒语。^[3]这意味着，我虽然走在大地上，却又好像不在人世间。我为自己织起一个茧子，这使我感到，华沙虽然有种种恐怖，但无论如何，它们是我成长所必需的。

除了那些超出我能力的考验，要为人正派，我就必须相信上帝。心怀感恩。

TRUTH（真相）。尽管人们攻击有关真相的种种概念，尽管人们再也不相信那种对过去的客观发现的可能性，但大家还在继续热情地写作回忆录，想揭示事情的真相。这迫切的需要是一种证据，表明我们的叙述是基于所谓的事实，而不是屈从于变动不居的观点。大家都知道，同一个事实在两位目击者眼里并不相同，但一个诚实的编年史家自信他的描述千真万确。在此，他的诚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我们应该尊重这一点，即使他违背了自己的意愿，为自己的兴致塑造了事实。更改事实，从而粉饰过去，或掩饰丑陋，这是使观点受到歪曲的最常见的原因。我们常常为故事讲述者的盲目感到惊讶，他自己是意识不到这一点的。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让-雅克·卢梭的《忏悔录》。最不可信的是政治家的回忆录，因为他们撒谎太多，所以我们很难相信他们的诚意。

当我谈论自己所亲身经历的20世纪时，我力图做到诚实。在这方面帮助我的，是我的过错，而不是我的美德。对我而言，这一直就很难选择。我很难宣称自己属于某一方，或者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由于我顺从自己在与同时代人的关系中常像个局外人的这样一种状况，我力图凭直觉去了解对方的理由。如果我具有合作精神，我会取得更大的成功。

由此可以推论出：当人们希望宣布某些明确无误的道德判断时，其精神会遭遇相当的困难。

即使各种各样的人演绎出各不相同的人生形态，我们仍努力想要了解人生的真相。我们彼此分隔着，但与此同时，我们每个人都是中介，被一种我们不太了解的力量驱使着。那种力量就像一条大河的水流。经过它，我们就会变得彼此相似，就会拥有共同的风格和模样。我们自己的真实形象会使我们想到马赛克，组成这马赛克的是一些具有不同的价值和色彩的小石子。

[1] 《哈姆雷特》第五幕第二场，梁实秋译文。

[2] 指个人与强力之间事实上存在的某种结构性契合。在米沃什与强力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秘密协定”。

[3] 柏拉图认为诗歌出于神意，诗人只是记录者。

西川，2014年12月于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