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雅斯纳亚·波里亚那：记文学的俄罗斯（尾声）

陈丹青

选自《无知的游历》

陈丹青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德米特里耶维奇……

安娜·芭芙洛斯卡雅……

伊凡·彼得洛夫斯基……

一位头戴白色假发、腿肚肥壮的老人，身穿19世纪宫廷服装，站在门口高声唱名。十几位八九岁男孩女孩等在门廊，先后应声，手牵手，步入小厅堂：男孩穿着排扣密集的近卫军上衣，女孩拖着旧俄小姐的长纱裙。厅堂中央站着两位同样是旧俄装扮的太太，含笑颔首，每一对孩子上前屈膝行礼，然后撒手站开，排成两排。沿墙坐满了家长，墙上有托尔斯泰画像。如电影中的皇家舞会，圆舞曲奏响了，一位古装舞师引领着孩子们，转圈、穿插、归拢、再转圈，时而群舞，时而单舞。之后，两位女孩一位男孩站到被让出的空间，涨红了脸，口齿不清地开始朗诵简单的对白：

不，索尼娅！

不，娜塔莎！

那天离开托尔斯泰故居，走不多远，便是这座托尔斯泰博物馆，适巧撞见这群孩子和家长。他们被安排在馆厅玩一场小舞会，郑重其事，如成人礼，以上对白，摘自《战争与和平》首卷罗斯托夫家的一段描写：我眼瞧新俄的孩子们通身古装，跨越苏维埃父祖，与旧俄和解了。

雅斯纳亚·波里亚那，旧俄的存证；莫斯科，满目苏维埃；彼得堡完好如昔，街上走着苏联人。停留期间，碰上圣彼得堡建城307年庆典，涅瓦大街浩浩荡荡大游行。击鼓的女孩忽然同时向空中扔出棍子，一把接住，继续前进，每一方阵的尾端跟着老百姓，拖儿带女，笑逐颜开：总算不再是政党组织的大游行了，冬宫广场上，几台摇滚乐队震天价响，台下人民拱出几个圈，胖大嫂、瘦老头、俊小伙子俏姑娘，接二连三蹿入其间，晃头顿脚，忘乎所以——我曾在北京的酒吧几番被年轻人怂恿拉扯着，羞于跨出一小步，好似捂着没人在乎的贞操，那天，在冬宫广场，迟疑片刻，忽然我跳河自杀般跃入欢腾舞蹈的人群，管自浑身抽搐了。一位面容善良的大姐随即闪过来陪我蹦跳，在音响轰鸣中用英语大声问道：你是契丹？

俄罗斯。临到清理此行的感受，处处滞碍。西欧是连绵的整体，每到一国，历史有问必答。来到原以为熟识的俄罗斯，除了核对记忆中的文学，我对这广袤的国家，其实陌生。封闭年代读托尔斯泰、看苏里柯夫，只当是“外国文艺”，与法、意、英、德闪烁混同；到中年，在美国，我才分明读出托尔斯泰书中那个遥远的西方——不论在普希金故居还是阿赫玛托娃的喷泉屋，在冬宫博物馆抑或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在旧俄时代还是苏维埃，俄国佬从未忘记，并以种种相悖的方式，在乎西方。苏俄不是西方，一如我们学了一场苏联，还是中国：这是我此行的确认。

但是漫长的西化毕竟改变了中俄，谈论这持续的改变，很有趣，然而很难。从彼得大帝到尼古拉二世，俄国人聚焦两百多年的想象，是欧洲；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这想象被长期阻滞，1990年，再度复活；中国人，自清末到1949年，也曾分享英美与欧洲的影响，1949年到70年代末，苏联遂成为我辈几乎唯一能够想象的“外国”。到了80年代，中国人的世纪妄想重新迎向欧美，不久，苏联消失了。苏联消失，在后冷战的世界框架中认知俄国，成为可能。

回看1949年，不能想象中断与西方的呼应后，中国人的心目中，没有一个苏联——问题理应一反：没有苏联，不会有中国的1949年——主义和政体的移植，是显在的一面，旧俄文艺的影响，是潜在的一面：即便那文艺带着俄罗斯性格的激狂，即便中俄的西化布满深刻的错位，苏联之于中国，仍是封锁年代的间接西化，如光照，如远峰，经由旧俄文学，几代中国人这才不至于熄灭朝向西方的想象：当年另有更切实的方位足以取代这想象吗？今天，我们有什么更聪明的理由，看轻旧俄文艺？它来自苏联，并以旧俄文艺的能量，在人性与良知的层面，疏离，并抵御苏联。

问题回到西化。

不论俄罗斯西化多么主动、长久、深化，中途阻隔着七十多年的苏联政权；不论中国的西化多么被动、短暂、浅表，其间一度投靠苏联——过去百年，中苏关系的精神层面很难回避旧俄文学。这份文学的效应，在19世纪的沙俄文人，是追求欧洲所定义的人权与自由，在20世纪的中国文人，是响应苏俄模式的暴力革命。无论叫做自由还是革命，这报应，在中俄几代文人中形成不同的版本：在俄罗斯，19世纪的伟大名单几乎是一整个桀骜不驯，乃至舍身谋反的集团。在中国，民国的众多牺牲者曾经是俄国革命的仿效版，此后，大多数的归顺而沉默固然受制于仿苏制度，犹触及中俄两国深在的历史差异与文化层面。

俄罗斯，气血方刚，年轻的帝国，几代作家既是帝制的反派，又是俄罗斯文化的缔造者；老熟而世故的中国，精于苟且，伺机应变，临到鸦片战争和甲午战败，不为强国，不为西化，会有近百年与苏俄强权的联盟么？今天的中国人，既不清楚，也很难理解：李鸿章眼里恃强凌弱的沙俄，孙中山联俄联共的一时谋略，实在是清末民初无可奈何的历史记忆——革命前，张庆桐辜鸿铭与托尔斯泰的神交，实属两国西化与反西化进程的遥相梦呓；革命成功后，苏维埃文化席卷中国，则是共产国际政治蓝图强行实施的远东版——唐德刚先生写道，昔年八国联军最为凶暴者，是俄国佬。这凶暴，我辈不得亲见。但在塔可夫斯基一部黑白电影中，穿插着上世纪60年代末一段纪录片影像：黑龙江北端的苏联红军排列成行，举着长长的木棍，一而再，再而三，将一船船奋力对峙的中国渔民推进江水，场面野蛮而傲慢。那是我狂热阅读俄国文学的少年时代，同期，中苏公然决裂。

回到文学。

中俄西化的正题、反题，仅是历史学政治学的案头工作吗？近二十年，我们被告知，师从法俄系统的暴力革命，遗患累累；而俄国文学与俄国革命，又被当今的中国学者指为是俄罗斯东正教及圣愚传统的内因与后果。姑不论这推断是否确然，是否出于历史的同情，但在若干研究者那里，已获得严肃的审议。是的，为揭示文艺与极权的关系，早有一组名字时或被各国论者相对应：瓦格纳与希特勒，托尔斯泰与列宁，鲁迅与毛泽东——虽然，这对应与它试图揭示的危险，可能同样危险——然而西化之于文艺，文艺之于政事，政事之于历史的大灾祸，或许果然潜伏着种种线索，种种隐秘的答案。

年轻时哪懂得《复活》的大量段落，此行细读，托尔斯泰早就对他的时代实行暴力谋反的革命者，充满厌恶，但在监狱调查中，他不断追问自己为什么同情政治犯。青年托尔斯泰阅读所有西欧启蒙著作，服膺美国早期民主精英，但他到底活在俄国，走出他的庄园，我相信，当年的雅斯纳亚·波里亚那一带住着猪狗不如的农民，而他在自己的贵族同类中，确乎目击残暴与冷漠。倘若时地错置，才具分殊，倘若托尔斯泰不是信奉《新约》的贵族，不主张“勿以恶抗恶”，不是写出《战争与和平》的那位作者，我便由这个人的爱憎，看见了民国时代的左翼人士和共产党员。

不是吗，早期的左翼青年莫不崇拜俄罗斯文学。

虽然西欧列强曾经攻陷北京，但念及西欧的文艺天才，我不会想起中国。福楼拜、波德莱尔、兰波、马奈、毕加索……他们和祖国的关系，没有血痕。可是在百年中国的无数厮拼与祸端中，或隐或显，的确闪烁着俄罗斯文学。先前，中国的革命者相信十月革命——准确地说，是十月政变——乃是拯救中国的信号，足可兴邦，如今，若干新一代书生宣布俄罗斯文学可能是一组有毒的文献，并借此警告暴力革命的无边祸害。

事情果真是这样么？在同样的暴力背后，什么是中俄历史的真差异？同样的强国之路，什么是中国自己的资源？自清末直到今天，几代中国文人在英美宪政与法俄革命之间，再三怀抱事后的憬悟、历史的悔恨，而面对自己的历史，鲁直的俄国人断然动手，几度翻脸：彼得大帝的全盘西化，是一回，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回，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捣毁铁幕，又是一回，时在1990年。

这是文学的药性吗？这是俄罗斯性格的厉害。中国怎样呢，辩辞当然是现成的，且情有可原：何必与历史伤和气，古老帝国自有古老的疗法，一时极端，几番错乱，之后，潜行不辍的因循之道是，进进退退，此进彼退，总之，是忸怩其态地转型着，化变着，照样举国发财——俄罗斯文学，或欧美随便哪国的文学，果然在中国很重要么？倘若责备俄国文学之于中国革命的负面影响，则左右中国的几代强人，哪里在乎文学。

列宁懂文学，说他隔一阵就要读读托尔斯泰描述刈草或赛马的段落，此也何以他假借文学，鼓吹革命；普京热爱文学吗，他懂得利用文学家。数年前，他走到年迈的索尔仁尼琴面前，以一国之尊，向他颁奖致敬。索尔仁尼琴，这位老党员兼政治犯，在流放中绝望于欧美资本主义现代性，比他的19世纪前辈更其极端地主张回归东正教与基辅罗斯旧道统。这一层，他仍信奉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的传统，即文学的效能，不应止于文学。

论世俗层面，今日中国早经挣脱了世纪之久的苏俄影响——除了苏式的制度原型，丝毫未变——对民族的机运，中国人倒是大规模务实着、聪明着，唯于国家的真问题，巧施敷衍，强行规避，在价值层面，迄今掖着白卷——上百年前我们“以俄为师”，现在还想学、还敢学吗？此行，我目击了这个国家的新姿态与老资源：一面，再度衔接彼得大帝宏图未尽的西化，一面，朝向俄罗斯历史的深处：东正教。

钟声。那天走出红场北端的地铁站口，上到街面，猛听得头顶钟声大作。钟鸣来自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顶端，向着四外、蓝天，响彻晴空。那不是一枚巨钟的音量，总得两到三枚——也许更多——同时摇撼撞击，才会激荡如此洪亮的金属震颤。车辆、人声，莫斯科喧嚣，霎时被镇压、被消音，阳光普照的街面如画面关闭音频，什么也听不到了。

我从未领教这等猖狂的钟鸣。南北欧基督教天主教的钟声，大抵单钟、单音，均匀而缓慢，一下一下，庄严慈悲；中国与日本的寺庙钟鸣也属单钟、单音，更其深沉悠远——东正教击钟原来是这样的吗？那像是好几口钟鼎同时疯了，每口钟迸发的巨响有如看不见的金属音柱，在空中发疯似的奔窜，伴着歌唱般的旋律，但不是乐曲，而是钟与钟连串撞击次第交作的轰然节律，简单而鲁莽，精力弥漫，如快乐的疯汉趋于癫狂。

请再听听《展览会上的图画》最后乐章，穆索尔斯基直接取用了东正教堂的钟声。但其猛烈、欢欣、狂喜，尤其是，疯癫之感，远不如那天我听到的晴空巨响，如雷击，来自天界。像一头被吓坏的驴，我伫立耸听，忽然，自以为懂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穆索尔斯基、苏里柯夫何以令我害怕，还有，索尔仁尼琴何以至死怀抱他的宏愿。以我可能误读的记忆，另三位俄罗斯人物不曾强调这东正教的强音：在列宾唯一描绘东正教仪式的图画《库尔斯克省的祈祷行列》中，那群圣徒不过是北国穷乡的愚民。在柴可夫斯基的爱国篇章《1812年》结尾，不是祖国的钟声，而是礼炮轰鸣；在《复活》结尾，托尔斯泰放肆诅咒东正教礼拜仪式：

在场的人，从司祭、狱长起到玛丝洛娃止，谁也没有想起来，由司祭声嘶力竭念过无数次而且用各种稀奇古怪的字眼赞美过的耶稣本人，恰好禁止这儿所做的一切事情。他不但禁止这种毫无意义的饶舌和身为导师的司祭利用面包和酒所作的亵渎法术，而且用最明确的方式禁止某一些人把另一些人称为导师，禁止在殿堂里祈祷，叮嘱每一个人要单独祈祷。他连教堂本身也禁止修建，他说过他是来毁坏殿堂的，又说人不应该在殿堂里祈祷，而应该在精神里，在真理里祈祷。主要的是，他不但禁止按这里所做的那样审判人，监禁人，虐待人，惩办人，而且禁止对人使用任何暴力，他说过他是来释放囚徒，使他们获得自由的。

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想起来，这里所做的一切事情正是最大的渎神行径，所有这些用基督的名义干出来的事情正是对基督本人的嘲弄。

钟声不管这些。它完全不理会谁是托尔斯泰，谁是俄罗斯与苏联。斯大林当政后，捣毁巨庙——临近地铁站供着教堂倾倒的历史照片——到了叶利钦时代，教堂迅速重建，巍然矗立，钟声大作。何其兴高采烈的巨响啊！我从未领教这等猖狂的钟鸣。它当下敲乱了我对苏俄的数十年想象，但在悚然谛听的片刻，我自以为感到了俄罗斯魂魄：那个真正的，我所不了解的俄罗斯。

2012年6月—2013年10月写在北京、纽约

面对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铜像。1812年底，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下令起建这座全世界最高的东正教教堂，纪念反拿破仑战争和死难的俄罗斯人民。十月革命后，教堂关闭，1931年苏共为建造苏维埃宫，将教堂主建筑炸毁，此后数十年，因缺乏资金和二次大战，苏维埃宫未能建成，赫鲁晓夫时期改为公共游泳池。苏联解体后，救世主大教堂于1990年启动重建工程，2000年8月19日竣工。（任超 摄）

1948年，任职波兰驻美大使馆的切斯瓦夫·米沃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