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君特·格拉斯的棕色记忆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选自《事实即颠覆：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著，于金权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没错：他是党卫军中的一员。但假设这一披露并没有像蘑菇云一样遮住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出版的回忆录。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剥洋葱》（Peeling the Onion）？我认为，我们应该说这是一部精彩的作品，多年来，他笔耕不辍，写了许多令人失望、缺乏生机还有时令人不堪忍受的吓人作品，而该作品回归了格拉斯经典的领域和风格，是其以《铁皮鼓》（The Tin Drum）为首的伟大小说“但泽三部曲”的完美延续。这是我们应该首先要说明的情况。

《剥洋葱》描述了他从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作为一名十一岁的战争狂热分子，他收集了在家乡格但斯克（Danzig）第一次交战留下的炮弹碎片——到1959年《铁皮鼓》出版期间的生活，书中惊喜不断、令人愉悦，段落中处处透露着强大的描述力。他不仅让我们看到还让我们听到、触摸到和闻到了格但斯克两室小公寓中的生活，他在那儿长大，该公寓的楼梯上有一个公共厕所——“臭气熏天，墙壁被手指弄脏了。”这位少年渴望逃离这个令人窒息的狭小空间，加入元首的军队，为其服务，他认为那是浪漫、充满英雄气概的世界。因此，十五岁那年，他就自愿加入U——潜艇上的战斗，但他的申请未被接受。

没有哪位作家能更好地调动起嗅觉——感官文学中的灰姑娘。很少有小说家更加生动地描述过食物，赞扬德国大香肠和冷水鱼。所有泥土里的东西散发着泥土气息，所有肉类散发着肉味，这是格拉斯作品中特有的。他对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富有特色、极其现实的融合既动人又有趣。他回忆道，对于青春期的他来说，德国军队在东方战线上的胜败（日益处于下风）尽管令人担忧，但与自己阴茎不可预测的涨落相比，根本不是那么迫在眉睫的问题。他向其告解神父详细地讲述了这件事。

1944年秋，他十六岁应征入伍的时候，发现自己分在党卫军中。他对艰苦训练作出的回应是在树林——他接到的命令是要穿过这片树林，每天给连队的下级小队领袖和高级小队领袖带一壶咖啡——中一个安静的角落里停下来，在他们的咖啡中撒一泡尿。他重复这样做，“我早上的日常报复行动”，还认为这让他坚持了下来，凭借“内心的会心一笑”挺过了最残酷的待遇，不像隔壁连队里可怜的家伙，用自己防毒面具的带子上吊自杀了。

1945年4月，他所在的坦克连几乎被进攻的俄罗斯军队包围，他对坦克连绝望行动的描述是我读过的对战争经历最生动的描述之一：托尔斯泰（Tolstoy）撞上了冯内古特（Vonnegut）。红军所谓的“斯大林风琴”火箭弹飞过来，他躲在坦克下面都吓尿了。在火箭弹过后的沉寂中，他可以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后面有很响、持续的牙齿哆嗦声。当他从坦克下面爬出来的时候发现，这牙齿的哆嗦声来自一位党卫军的高级军官。这位年轻狂热分子心中条顿人的英雄形象开始坍塌。在他们的周围，“血肉横飞”。

他在俄军前线后方迷了路。在树林中游荡，身心俱疲，又饿又怕，他听到附近有人。是朋友还是敌人？他紧张地唱起了一首德国民歌的开头，说的是小汉斯独自闲逛走入了广阔的世界，“矮小的汉斯独自闲逛……”让他大松一口气的是，那个隐蔽着的陌生人唱出了剩下半句，“……进入了这个广阔的世界”。如果另外那个人是俄国人，那我们恐怕就不会有《铁皮鼓》了。但是，他是一名长辈式的德国下士，建议当时十七岁的格拉斯脱掉党卫军的夹克。如果他被俘，俄罗斯人是不会对党卫军的人手下留情的。

他们在一个野外的餐厅里狼吞虎咽地喝着土豆汤，沐浴着春日的阳光，享受这甜美的平静时刻。由于他的描述力，你可以闻到那汤的香味，听到那突然的寂静，感受到他脸上阳光的温暖。接着又好像天塌下来似的。这位下士的腿被榴弹碎片击中。在救护车上，他请格拉斯解开他的裤子，检查一下他的鸡鸡和蛋蛋是否还在。还好它们还在，但他的腿很快就要被截掉了。这就是人类战争的现实，无论在奥斯特利茨、库尔斯克（Kursk）还是如今的巴格达都是如此。（因为那次袭击，格拉斯的左肩上还残留着一块榴弹碎片。）

还有其他令人难忘的段落。对其深爱的、积极上进的母亲的描述，战争结束几年后，她因为癌症死在了一个简陋得连窗户都没有的医院后房，失伴的丈夫喃喃地唤着她的名字：“莉晨啊……莉晨”。他的母亲和妹妹拒绝谈论“解放”的时候俄国士兵对她们做了什么，但他最终从妹妹说的一句话中得知，母亲代替女儿将自己献了出去——你懂的，就是作为轮奸的对象。他回忆了自己独自穿梭于战后德国的各个废弃城市，包括在煤矿中工作了一段时间，在煤矿巷道里吃午饭时老共产主义者和老纳粹分子还激烈争论。

害怕和渴望是渗透在字里行间的两种感觉。他将描述党卫军所作所为的一章题为“我怎样学会了害怕”。他有三重渴望。首先是渴望食物，尤其是在美国战俘营的时候。其次是渴望性爱，以娓娓道来的方式描述了令人发笑的身体细节，这让我想起英国诗人克雷格·雷恩（Craig Raine）的作品，他的诗歌“洋葱，记忆”提前做到了格拉斯用一本书的篇幅阐述的隐喻。

食物和性爱组成了格拉斯的一个关键词Fleisch，它在德语中既有肉类的意思（比如牛肉或猪肉），也有肉体的意思。他描述做煤矿工人期间，新婚之夜的晚上四个酩酊大醉的人睡在同一张床上，他写道没有任何一瓣记忆的洋葱皮能想起“这么多‘肉’之间发生了什么”。“原来是肉”，教父傅箴修（Fulgentius）——战后，为这位名义上仍然信奉天主教的年轻人提供膳宿的僧侣之一——说，还习惯性地采取防御状态，将双手插到手臂下面。在格拉斯看来，‘肉’是一个新创造的词。

食物和性爱之外，格拉斯最后的渴望对象是艺术。他将介绍自己成为艺术家的那一章称为“第三种渴望”。他凭借坚强的意志和坦诚的利己主义，独立一人在战后德国物理上和社会上的碎石山路上艰难前行，一开始成为一名石匠和兼职的雕刻师，接着成为绘画艺术家，再后来成为诗人，直到最后他快三十岁的时候，受到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柏林亚历山大广场》（Berlin Alexanderplatz）和乔伊斯（Joyce）《尤利西斯》（Ulysses）的启发，成为散文家。他的第一任妻子安娜的瑞士父母相当富裕又有教养，在其藏书室里，他发现并阅读了那两本书。他称之为“安娜的嫁妆”。回忆录以他在巴黎的发现结束，“没错：我是精神病院里的一员”，这将成为所有小说中最著名的开篇之一。

与格拉斯的许多作品一样，《剥洋葱》太啰嗦。编辑再大胆用红笔删减一些就好了。他反复阐述剥洋葱的隐喻，直到我们希望这种令人厌烦的蔬菜——格拉斯为每章开篇画的画已经完全展现了各个分解阶段——早就可以扔进垃圾桶为止。另外，在相当微不足道的语境中，他用了两次其最著名的句法修辞，“没错：……”可以肯定的是，将它用于说明更重要的东西时更加明智：比如作为一名伟大的德国作家他的问题在于，普通德国人与纳粹过去的牵连是他写作的重要主题之一，但对于他自己本身是党卫军一员的秘密却保守了六十多年。然而，这本回忆录仍然是一部成熟的佳作，当许多其他东西被人遗忘的时候，它将继续流传，是收官之作，是无可比拟的《铁皮鼓》的非小说版。

一

它披露了什么？2006年8月11日，《法兰克福汇报》在其网站上报道称，格拉斯曾是党卫军成员。格拉斯在其即将问世的回忆录中披露了这一点，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的采访时证实了它，次日，《法兰克福汇报》刊登了访谈的全部内容。这相当于文学政治界的核爆炸。我能清晰地记得自己的身体几乎剧烈抖动了一下。德国的负面回应持续不断而且常常来势汹汹，在格拉斯的出版商出的一份资料——Ein Buch，ein Bekenntnis（即“一部著作，一次坦白”）中可以看到这一点。一名批评人士说，如果人们知道这一点，他就永远不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此外，还有一名政客呼吁他归还诺贝尔文学奖。研究纳粹主义的著名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 Fest）评论说：“现在，我连这个人用过的汽车也不会买。”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说：“我希望我们一开始就完全知道这部自传。”专栏作家指责他披露这一点是为了给自己的新书造势。尖酸刻薄的评论人士亨里克·M. 布罗德（Henryk M. Broder）写道，格拉斯从“精英部队”的成员——讽刺地指代格拉斯对于自己十六岁时关于党卫军看法的描述——一路爬升到了文化产业里的精英。

格拉斯对于这一切的反应是惊讶、困惑和生气的奇怪组合。当我在看他有关该主题的电视访谈时，作者（尽管已经年近八旬，但依然精神抖擞）让我联想起一只疲惫不堪的老熊。他被逼到墙角，猛烈回击。他谴责以保守的《法兰克福汇报》艺术版面为首的报纸和电视的“非法法庭”和德国新闻业的“堕落”。今年春季，他出版了名为《愚蠢的八月》（Dummer August）的诗歌和绘画集，唤起了去年夏季狂轰滥炸期间自己的痛苦、忧郁和气愤。在一首题为“Was Bleibt”（“剩下什么”）的诗中，他描述了自己是如何花三年时间写回忆录的：“然而，当初，一个善于制造敌意的人从庞大的建筑中拆下一句话，将它放在了充满谎言的讲坛上。”

东德小说家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让“剩下什么”成为一个著名的标题，她之前曾因自己作为年轻的专栏作家与斯塔西有过短暂的合作而受到《法兰克福汇报》的攻击。现在格拉斯把《愚蠢的八月》献给沃尔夫，因为正如他在莱比锡书展的一次访谈中所解释的那样，她也曾是那些法兰克福的可怕保守黑客试图在文学方面暗杀的对象。在他们那一代的德国杰出小说家严阵以待的团结中有某种几乎完全对称的东西，西德和纳粹是一丘之貉，东德和斯塔西也是一丘之貉。在那次访谈中，格拉斯还解释了写这些诗是如何让他在心理上熬过那个痛苦的夏天的：“如果我默不作声，那将更加糟糕。”六十年后，他高产的诗歌和绘画集是这位老坦克兵在艺术方面的报复，相当于在高级小队领袖的咖啡壶中撒尿。只是味道好一点而已。

对于德国媒体对该事件的报道，格拉斯确实说对了一半。全世界的记者都有一种可悲的模式，即他们先把名人捧到荒唐的高度，接着又拆自己的台。在格拉斯身上发生的是这种先建后拆熟套的夸张版。一些德国的批评还有一条一代人的边缘线。实际上，一些没有耐心、较年轻的批评人士本身足够幸运，从来没有受过格拉斯青少年时期面临的威胁和诱惑的考验，正如赫尔穆特·科尔曾经所说的那样，他们享受着“晚出生的幸运”。现在他们宣称：老家伙，下台吧，让我们代替你的位置。这是古老的文学篡位。他做出这样痛苦的披露只是为其新书造势，这种指责对于《剥洋葱》的公正读者不言而喻的是，其根本没有艺术和道德努力方面的价值。公关指控与其说是关于这只老熊的精神世界还不如说是关于那些做出该指控的那些人的精神世界。

然而，恐怕格拉斯只说对了一半。实际上，真正令人吃惊的是他太吃惊了。回想一下，格拉斯不断攻击赫尔穆特·科尔和科尔的家乡美因茨市（Mainz）的主教等联邦共和国领导人的方式，他引用圣约翰的话说：“你们中间谁是无罪的人，谁就可以先扔石头。”四十多年来，自从他成为著名的作家，君特·格拉斯一直是文学界最资深的扔石人。在数千次演讲和访谈以及数千篇文章中，他怒斥美国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怒斥德国的统一（自从统一的德国“为奥斯威辛集中营奠基”后，他一直强烈反对德国的统一），怒斥康拉德·阿登纳、赫尔穆特·科尔及其所有新闻界的支持者。他像儿时仰慕的一名条顿骑士一样，拿着根大头棒将自己推向左翼和右翼——近几年，主要是偏向右翼。他将自己塑造成了政治和道德权威，还做出了苛刻的评判。他的语言常常毫无节制。现在是他为那些直接或间接的批评付出代价的时候了。批评他的一些人此前批评格拉斯采用简单、说教的评判，将纳粹的过去提升到道德或者不道德的单一标准上加以衡量，现在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采用的正是这种评判模式。

尽管如此，愤怒和惊讶似乎并不乱。愤怒的并不是他青少年时在党卫军中服役过这一事实，而是此后他处理该事实的方式。研究党卫军的领军人物、历史学家贝恩德·韦格纳（Bernd Wegner）表示，格拉斯当坦克兵时所在的“弗伦茨贝格师”主要由帝国劳工团（RAD）的成员组成，他们都是被迫入伍的。由于格拉斯先前应征加入了帝国劳工团，他之前自愿加入U-潜艇的战斗似乎与他被分配到党卫军没有什么关系。没有资料表明他参与了任何暴行。据他自己所说，他几乎没有愤怒地开过一枪。

没错，他的战争经历并不是引发愤怒的原因。数千名年轻的德国人都有同样的命运。许多人因此丧命。令人愤怒的是，这么多年来，他不断借此谴责战后的西德人没有直面纳粹的过去，而他自己却未能完全坦承自己全部的纳粹的过去。非常失望的一个反应来自他最近的一位传记作家米歇尔·尤格斯（Michael Jürgs），他为格拉斯写的传记2002年才面世。格拉斯与尤格斯交谈过很长时间，然而他重复的标准版本是这位小说家战争期间先是一名预备防空炮手（在加入党卫军前，他也短暂地当过这个），接着加入了德军。这不仅仅是对自己的过去“保持沉默”。我会说这算是说谎了。此外，如果保守的德国政客这样做，格拉斯自己肯定会将此称为说谎，还要再加上一些“朴实”的形容词。

更糟糕的是，尽管对自己的经历了如指掌，1985年的时候，他还谴责罗纳德·里根和赫尔穆特·科尔一起参拜比特堡（Bitburg）的墓地，在那里葬着许多战争死难者，其中包括四十九名党卫军的战士。在这四十九人中，有三十二人还不到二十五岁。其中最年轻的可能像君特·格拉斯一样应征入伍。他本可能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谴责比特堡之行，同时却不承认他自己曾在党卫军中服役过，这是极其虚伪、双重思想和草率鲁莽的行为。

比愤怒还要多的是纯粹的惊讶。毕竟，格拉斯未曾隐瞒他年轻的时候曾是狂热纳粹分子的事实。他写作的优势和道德权威正是来自如下事实：他可以从亲身经历讲述普通的德国人怎么会与魔鬼沆瀣一气。如果他大概在20世纪60年代，《铁皮鼓》出版后完全说出真相，那只会增强其作品和声音的影响。事实上，他似乎离说出真相只差一点点。他的朋友克劳斯·瓦根巴赫（Klaus Wagenbach）当初打算为他写传记，最近去查1963年他记的谈话笔记时，发现当中提到了党卫军。但传记并没有写成。如果那传记写成就好了。当时，格拉斯似乎还与至少一位以上的其他亲密朋友分享过在党卫军中的那段时光。那么，为什么他四十年之后才公开承认？

他在《剥洋葱》中写道：

几十年来，我拒绝向自己承认那个单词和两个字母（即Waffen-SS，党卫军——译注）。战后，我想掩盖自己少年时满怀愚蠢自豪感接受的东西是出于越来越多的羞愧感。但负担依旧，没有人可以减轻它。诚然，在我接受训练成为一名坦克兵期间……从未听说那些后来逐渐公之于世的战犯，但这种无知的说法无法模糊这样的领悟，即我曾是这样一个制度中的一部分，该制度计划、组织并实施了数百万人的大屠杀。即使我可以免除积极同流合污的罪责，但时至今日仍然还有一点点通常所谓的共同责任。我必定将背负着它度过我的余生。

当采访者问他这个问题时，答案总是模棱两可、无法令人满意。在引发去年夏天群情激愤的那场最初采访中，他告诉《法兰克福汇报》的弗兰克·施尔玛赫（Frank Schirrmacher）：“它压抑着我。”“我沉默这么多年是写这本书的理由。这个必须说出来，终于说出来了。”德国电视一台的乌尔里希·维克特（Ulrich Wickert）问道：为什么是现在？“这事埋藏在我心里。我也说不出确切的原因。”在今年春季的莱比锡书展上，他若有所思地说，他必须寻找恰当的文学形式来坦白这件事，他说，这意味着要等到自己写自传的年纪。仿佛这解释了六十年沉默的原因。

格拉斯自己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让我试着给出一个不可避免的猜测性答案吧。或许他刚好错失了时机。如果他在党卫军中的短暂服役期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瓦根巴赫的传记中，它只不过将成为他故事的一部分而已。如果他曾坦承自己青少年时期曾应征入伍在党卫军中服役过，他将永远无法获得诺贝尔奖，这个说法在我看来似乎难以置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越来越多人知道党卫军所做的暴行，随着1968年后谴责较老的一代掩盖纳粹过去的方式的呼声越来越响，随着格拉斯自己成为该呼声中最刺耳的声音之一，这份姗姗来迟的披露所付出的代价就更高了。路德曾经说过，一个谎言像滚下山的雪球：滚得越久，就越大。

为何现在披露呢？随着他走近人生的尽头——在诗歌中，他关于一双新皮鞋写了一句美丽的诗句，好像这双鞋要比穿它们的人更长久似的——这显然在心理和道德上压抑着他。有人怀疑，他担心研究人员会在斯塔西的档案中找到一些资料，我们知道斯塔西收集了一些有关杰出西德人的纳粹过去、有可能泄露的材料。（结果表明，斯塔西实际上并没有这项深深隐藏的细节，但他并不知道他们没有。）无论如何，他肯定真的猜想过，有朝一日，某位深入探究的德国学者将翻看他的战俘记录，上面有令人讨厌的三个字母W-SS。（它在文献书籍中再现了。）就像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在晚年的时候决定谈论自己置身维希（Vichy）的过去并对其作出自己的解释一样，这是格拉斯最后的机会以自己的方式将它说出来。《剥洋葱》一开篇，格拉斯就问自己为何要写这部回忆录，还总结出了一系列原因：“因为我想说完最后的话。”当然，他不会说完。

二

我们应该如何评判格拉斯事件？不应该在媒体迅速反应的“非法法庭”中评判它，而是应该在缓慢的历史法庭中心平气和地考虑所有可以利用的证据。首要又明显的一点是他作为小说家的成就不会受到影响。奥登对此说的比任何人都好：

时间对勇敢和天真的人

可以表示不能容忍，

也可以在一个星期里

漠然对待一个美的躯体，

却崇拜语言，把每个

使语言常活的人都宽赦，

还宽赦懦弱和自负，

把荣耀都向他们献出。

时间以这样奇怪的诡辩

原谅了吉卜林和他的观点，

还将原谅保尔·克劳德，

原谅他写得比较出色。

（“纪念叶芝”，1939年）

时间将原谅君特·格拉斯。因为德语因他而活，同样也以不同的方式因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而活，因他写《铁皮鼓》时在巴黎以友相待的诗人保罗·策兰（Paul Celan）而活。

他最忠实的支持者称，他作为政治和道德权威的地位也不会受影响。在我看来，温和点说，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并不是所有他的行动主义都会受到同等的影响。或许他最突出的政治贡献是德国——波兰的和解。他模范性态度的一个小标志是，他在回忆录中用波兰的名称来指代如今的格但斯克（原先称为但泽）——这在德国作家当中不同寻常。当然，一开始披露出来的时候，波兰人和任何人一样震惊，莱赫·瓦文萨随即表示应该剥夺格拉斯的格但斯克荣誉市民身份。

但后来格拉斯给格但斯克的市长写了一封痛苦、有品格的道歉信。在我看来，整个文件记录最让人感动的地方是，该市长阐述他及其同事如何紧张地等待这位小说家的信（他会说需要什么吗？他会找到恰当的语气吗？），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大松了一口气并满怀感激地读它，迅速将它翻译成波兰语，接着请了一位演员将它读给聚集在市政厅的许多人听。那位演员读完，全场沉默了一会，随后听众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该市长用德语总结了阐述的内容，“Danzig versteht seinen Sohn”（即“格但斯克理解自己的儿子”）。或者说，他最初肯定是用波兰语写的，“格但斯克理解自己的儿子”。

因此，他的波兰——德国贡献没有受影响。对于他不依不饶、肆无忌惮地批评美国，那些喜欢这种方式的人依然喜欢，那些不喜欢的人将更加不喜欢。显然受影响并且受损的是，他再也无法站在道德高地上批判从阿登纳到科尔的西德保守派没有正视纳粹的过去了。

然而，在此，让我尝试一下超越有意识目的范畴的挽救办法。格拉斯姗姗来迟的披露会有什么影响？随着他接近人生的尽头，纳粹的记忆淡化，弗伦茨贝格师党卫军的活动成为美国周末休闲战争游戏的对象，格拉斯突然破坏了自己的雕像——不是作为小说家的雕像，而是作为坦诚、及时地正视纳粹过去的道德权威的雕像——让其废墟留在路边作为警示，就像雪莱（Shelley）的《奥西曼迭斯》（Ozymandias）。关于这个主题，他所说和所写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他现在留给我们的自身例子一半有效。六十年来，连君特·格拉斯也不愿和盘托出自己曾是党卫军中的一员！看，陌生人，颤抖吧。

当开始思考这个谜时，我与一位德国朋友讨论了一番，这位朋友只比这位小说家小两岁，但战争的经历完全不同。他说：“你知道的，我对此有一个理论。我认为格拉斯从未参加过党卫军。他只是让自己相信参加过而已。”我肯定我的朋友说的不是表面意思。我把他的话理解成是一种诗意的洞察力，洞察到了德国人的记忆痛苦又错综复杂的特质。他补充说：“但不要写上，否则格拉斯将告你宣称他没有参加过党卫军。”

2007年

1954年，梁思成在中南海参加宪法制定会议时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