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西蒙诺夫：生活在斯大林的阴影中

[英]奥兰多·费吉斯

选自《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私人生活史》

[英]奥兰多·费吉斯著，毛俊杰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1915—1979）出生于遭苏维埃政权镇压的贵族家庭，却在20世纪30年代蜕变为“无产阶级作家”。今天几乎被人遗忘的他，曾是苏维埃文学阵营中的重要干将——获得六项斯大林奖、一项列宁奖，又是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他是一名很有才华的抒情诗人，他的战争小说颇受欢迎，他的戏剧可能稍有欠缺，流于宣传，但在战争时期，他又是俄罗斯最优秀的记者之一。后来，他成为一名优秀的回忆录作家，诚实地审视自己在斯大林政权中的罪行与道德妥协。1939年，西蒙诺夫与叶夫根尼娅·拉斯金娜结婚。她的犹太家庭从“栅栏区”搬来莫斯科，她是家中三姐妹中的老幺。但西蒙诺夫很快抛弃了她以及尚在襁褓中的儿子，转去追求漂亮的女演员瓦伦蒂娜·谢罗娃——这段浪漫史激励他写下他最著名的诗篇《等着我吧》（Wait for Me，1941年）。几乎每一名士兵都能熟记于心，冀望打完胜仗，重返自己的女友或妻子身边。从1945到1953年，西蒙诺夫成为苏联作家协会中的重要人物。其时，斯大林的理论家要求苏维埃的文学领袖，参与迫害那些被视为过于自由化的同行，并在艺术和科学领域的反犹运动中摇旗呐喊。这一官方反犹运动的受害者之一就是拉斯金，但西蒙诺夫已涉入斯大林政权太深，无法提供任何援助。也许，他根本就是无能为力的。

西蒙诺夫是很复杂的，他从自己父母身上继承了贵族的公众服务价值、军人职责和服从精神。在他脑海中，这等同于热心公益、为国牺牲的苏维埃美德，使他在斯大林等级制度中心安理得。西蒙诺夫具有许多令人钦佩的素质，如果说有“优秀的斯大林主义者”，他完全可以当之无愧。他诚实、纯真、有条有理、严守纪律，具有相当的热情和魅力。不管是所受的教育，还是自己的性格，他生来就是积极分子，幼时即迷失于苏维埃制度，面对其在道德方面的压力和要求时又无法脱身。在这个意义上，西蒙诺夫体现了一代人在道德上的冲突和困境——生活在斯大林政权的阴影中……

斯大林中风了，不省人事躺了5天，死于1953年3月5日。如果第一天就把医生请来，他可能还有救。但在医生事件的恐慌之中，斯大林小圈子里没人敢自作主张。斯大林的私人医生曾说他需要休息，反而被上了酷刑。如果斯大林从昏迷中醒来，发现床边的医生，可能会视召来医生的决定为不忠的表现。真是一个恰到好处的讽刺，斯大林因自己的政治而迅速去世。

斯大林逝世当晚，西蒙诺夫参与克里姆林宫的苏维埃领导会议，列席会议的是300多名最高苏维埃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大家都知道局势的严重，大多数代表早早来到斯维尔德洛夫厅。西蒙诺夫回忆：“我们互相知晓，互相认识，在工作场合相遇过多次。”

我们并肩坐在那里，互相对视，但没人说话，没人向任何人问起任何事。在我看来，甚至没人觉得有开口的必要。[会议]开始之前，大厅里一片寂静。如果没在那里亲自坐了40分钟，我都不敢相信，300多人挨得这么近，却能不发出一点声响。

最后，主席团成员入席，宣布斯大林已奄奄一息。西蒙诺夫得到的强烈印象是，除了莫洛托夫，这个小圈子的其他成员都为此松了一口气：这可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也可从他们的语调中听出。

西蒙诺夫从克里姆林宫直奔《真理报》办公室，正与主编交谈时，收到斯大林的死亡通知，尽管已有预料，这一消息仍令他震惊。西蒙诺夫回忆：“我内心打了一个寒战，自己生命中的某部分已经结束，说不清楚的新部分开始了。”那一刻，他突然觉得，需用诗歌来记录自己的思绪。他不知道是否写得出，但他确定自己无法做其他任何事。他回到家里，开始动笔：

我写了最初两行，突然，出乎意外地，一下子泪流满面。我现在仍可否认，因为我并不喜欢眼泪，不管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但只有那些眼泪，才能正确表达我当时经历的震撼。我哭，不是因为悲伤，也不是因为对死者的遗憾。它不是多愁善感的眼泪，而是震撼过后的眼泪。发生了一场革命，其影响如此巨大，必然有身体上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沉淀成了俘获我几分钟的痉挛哀泣。

西蒙诺夫后来与同行们交流，发现他们也有同样的感受。许多人追随他的榜样，写下对斯大林死亡的衷心哀悼。看起来，以广为不同的方式经历斯大林统治的人，都感到震惊和悲伤。斯大林去世的当晚，西蒙诺夫写道：

 

供人瞻仰的斯大林遗体。

1953年3月6日，基辅高尔基坦克工厂举行悼念仪式。

 

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难忍的痛苦和悲泣，

无法用词句来叙述

如何为你哀悼，斯大林同志！

20世纪30年代背弃自己家庭的“富农”之子特瓦尔多夫斯基写道：

在这大悲痛时刻

我无法找到哀辞，

来充分表达

全体人民的损失……

甚至在大恐怖时期入狱两年的奥莉加·贝戈尔兹，也为虐待自己的人写下挽诗：

我们的心脏在出血……

我们自己的最亲爱的人！

抱着你的头颅，

全国都为你流下斑斑泪痕。

向大众公布斯大林死讯是在3月6日，3天后举行葬礼。当中这段时间，他的遗体停放在红场附近的圆柱厅供人瞻仰。前来表示敬意的真是人山人海，首都的中心挤满了来自苏联各个角落的送葬者，数百人死于踩踏事故。西蒙诺夫中选担任斯大林遗体的护卫，有机会观察普通百姓走过遗体时的反应。他在3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不知如何准确地描述现场——如何以文字表达。并非每一个人都在哭喊，也并非每一个人都在抽泣。但不知何故，每一个人都展示了深刻的情感。大家排队走过，第一次看到灵柩中的斯大林的一刹那，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某种精神痉挛。

这种“精神痉挛”，整个苏联都能感受得到。马克·拉斯金没有理由热爱斯大林，但听到死讯时仍泣不成声。他为自己的感伤感到惊讶，归因于斯大林曾在他的生活中发挥了巨大影响：

我成年后的时光都在斯大林的阴影下度过的——列宁死于1924年，当时我16岁——我所有思想，都是在斯大林时代形成的。我等待他的指示，所有的疑问向他提出，他也给了全部的答案，既简洁，又精确，没有丝毫的怀疑余地。

在拉斯金的同龄人或更年轻的人眼中，斯大林是他们的道德基准。不管他们在斯大林统治下的际遇如何，在他去世后，一定会有迷失感，其自然反应就是他们的悲伤。

* * *

西蒙诺夫继续留在斯大林主义的阵营，直到1956年他开始接受改革精神。像生活在斯大林阴影下的许多人一样，西蒙诺夫因斯大林的去世而晕头转向。一开始，克里姆林宫政治的走向很不明朗，也有可能重返大恐怖。在这种不确定气氛中，像西蒙诺夫那样的高官，坚持斯大林逝世前的政治立场来明哲保身，那是合情合理的。西蒙诺夫回忆：“那些年头，我对斯大林的态度不断演变，在各种情感和观点之间左右摇摆。”1953年的大部分时间，他的主要感受是“为损失一个伟人而感到的深切悲痛”。这促使西蒙诺夫在《文学报》的惊人悼词（《作家的神圣职责》）中主张：“苏维埃文学的最高任务，就是为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子孙后代，描述不朽的斯大林的伟大和天才。”这篇文章激怒了赫鲁晓夫，坚持要把西蒙诺夫调离《文学报》。整个1954年，西蒙诺夫仍忠实于自己的斯大林主义者的出身，在办公桌上放置一张自己特别喜爱的斯大林像：斯大林在凝视伏尔加至顿河的运河——恰恰也是古拉格劳工的纪念碑。斯大林在世时，西蒙诺夫从没在自己办公室或住所里悬挂他的肖像，现在这样做是为了表达对“叛徒”和“野心家”的愤慨。那些人在斯大林活着时高歌自己对领袖的爱戴，等他一死就大加谴责。西蒙诺夫回忆：“促使我[摆放画像]的不是斯大林主义，而是近似于高尚的或知识分子的荣誉的想法。”西蒙诺夫不愿背弃自己的过去，他还在1955年的诗集中收入一首委实可怕的《斯大林颂歌》。它写于1943年，以前一直没有发表，诗中称赞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

 

1943年的西蒙诺夫。工作时，西蒙诺夫非常严肃；向下属发出指示时，一脸深思熟虑，口叼石楠烟斗，像是在模仿斯大林。

1946年，西蒙诺夫当选为作协领导。1950年3月，任苏联主要文学报刊《文学报》的主编。斯大林特地要他利用社论，对冷战时期的文化政治勾画出另一种独立视角，表面上显得不同于克里姆林宫立场，以满足文学知识分子的愿望，而实质上却不偏离针对西方的强硬政策。这显示，斯大林完全信任西蒙诺夫，才委以如此微妙和尴尬的任务。

1949年，西蒙诺夫（前排右三）在白俄罗斯共和国的明斯克参加苏维埃作家大会。

供人瞻仰的斯大林遗体

1948年（左）和1953年（右）的西蒙诺夫。西蒙诺夫担任作协领导之后，所担负的政治责任给他的身体和精神带来了巨大压力：一方面他要参与斯大林对于文化界的镇压行动，另一方面又往往承受良心的责备。无论是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这种冲突都几乎把他摧毁。这从他的容貌变化上就有明显的体现：1948年，33岁的西蒙诺夫似乎还是个年富力强的青年男子；仅仅5年之后，他已头发斑白，活脱脱是人到中年。他的手患上了神经性的皮肤病，只有酗酒才能让他镇静下来。

 

西蒙诺夫在批判爱伦堡之后，又向自由派解冻中的其他先锋作家，发起一系列攻击。他在1954年7月《真理报》的重要文章中，谴责文学界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的排斥，愈益趋向讽刺文学。西蒙诺夫特地点了乌克兰剧作家亚历山大·科尔涅伊奇克的名，批评他放弃了剧院的重要职责，借用西蒙诺夫的界定，即“教育苏维埃人民如何去爱护和珍惜苏维埃制度”。

作为《新世界》的主编，西蒙诺夫也反对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的爆炸性小说《不是单靠面包》，这份来稿想以连载的形式在《新世界》发表。这是有关发明家的故事，主人公是一名物理教师，致力于改善苏联人民的生活，但由于小腐败和苏维埃官场的低效，他的独具匠心遭到了扼杀和破坏。在西蒙诺夫1956年发表它之前，坚决要求杜金采夫缓和对官僚主义的攻击，因为他担心这部小说可能引发对整个制度的质疑。即使有了西蒙诺夫要求的改动，这本书仍被改革者欢呼为反对当权派的攻坚生力军。该小说的第一次公开讨论，吸引许多人来到作家协会，学生们为了听到辩论甚至攀援水管爬到二楼窗外，最后只好请来骑警驱散人群、维持秩序。

《新世界》拒绝发表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西蒙诺夫对此负有直接责任。1956年9月，他代表该杂志的编委会写信给帕斯捷尔纳克，解释出于政治考虑的反对意见。这部小说以俄国革命和内战为背景，是史诗般的人生戏剧。1958年，苏维埃领导人发起运动，迫使帕斯捷尔纳克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就反复引用了该信。西蒙诺夫对这部小说评价甚低，曾写信给儿子说，这是“一部庸俗主义的作品，既卑鄙，又刻毒，有的地方更是赤裸裸地反苏维埃”。西蒙诺夫的观点是，小说提出的核心问题——俄罗斯知识分子接受1917年10月革命的决定是否正确——在帕斯捷尔纳克的笔下，其答案只能是否定的：知识分子决定跟随布尔什维克，却背叛了自己对俄罗斯人民、俄罗斯文化和人类的职责。在西蒙诺夫看来，这种偏见不仅使之成为一部反苏维埃小说，而且侮辱了整整一代专业人士，包括自己的母亲和继父。他们留在苏俄，为布尔什维克工作，不是出于政治选择，而是因为他们首先是俄罗斯爱国者。

随着解冻的深入，赫鲁晓夫的改革者在苏维埃领导阶层占了上风。西蒙诺夫在莫斯科文坛上成了日益孤立的人物。改革的自由精神，与拒绝改变观点的斯大林主义信徒，无法相容。西蒙诺夫在1956年写道：

主编可以要求删除

我诗句中的斯大林，

但无法帮助我赶走

我灵魂中的斯大林。

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发言谴责了斯大林。之后，西蒙诺夫开始驱赶内心的斯大林，过程非常缓慢。

赫鲁晓夫的讲话是一道重要的分水岭，在恐怖制度的缓慢消亡过程中，其重要性超过斯大林的去世。自1917年以来，这个恐怖制度一直在统治苏维埃人民。赫鲁晓夫的讲话显示，苏维埃政府终于与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划清界限，人们的恐惧和对未来的不确定也开始渐渐离去。

苏共二十大是斯大林去世后的首次大会，1956年2月14日在大克里姆林宫召开。1355名投票代表与会，期待高层领导解释斯大林之后的路线，论定已死领袖的地位。揭露和谴责斯大林的罪行这个决定是由领导集体作出的——但究竟到何种程度，曾有激烈的争论。早在2月9日，另一个特别委员会曾就1935到1940年之间的党员迫害，向中央委员会提交调查结果，让高层领导大吃一惊——无论是逮捕和枪决的庞大规模，还是这恐怖浪潮所依托的证据捏造——临到苏共二十大的前夕，才决定在封闭的秘密会议上向大会代表披露真相。讲话文稿是集体起草的，但赫鲁晓夫是披露真相的主要推手，并充任2月25日的发言人。

赫鲁晓夫的动机很复杂，但仍是勇敢之举，因为其他的党领导人，如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显然都犹豫不决，不愿揭露自己曾扮演重要角色的现政权的罪行。赫鲁晓夫在2月9日的讨论中呼吁采取大胆措施：

究竟是什么样的领袖，会摧毁每一个人？我们必须勇敢地讲出真相……我们曾与斯大林一起工作，但这并不连累我们。随着真相的浮现，我们必须予以公布。否则，我们就在赞同他的行为……我们可以响亮发言，不以为耻，无需害怕，绝不满足于心胸狭窄的诡辩。

披露真相也有利于赫鲁晓夫对权力的觊觎。他利用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打击或威胁主要的竞争对手，并在欢迎解冻和政治改革的社会群体中，建立起自己的支持基础。但最重要的，像党的其余领导人一样，赫鲁晓夫也许还在担心，如果不公布斯大林的罪行，人民将会接过发言权。在解冻的气氛中，党的批评者将会指责高层领导人人有责。最近刚从劳改营归来的一名党内老同志，向赫鲁晓夫提出警告：“要么，你在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告诉他们；要么，你会发现自己也在接受审查。”赫鲁晓夫的讲话，特地提及这位老同志的证词。赫鲁晓夫给人一个印象：党领导只是在最近，经由2月9日的调查结果，才发现大恐怖的真相。他得以将责任推到斯大林的头上，以“不知情”的理由洗脱其他领导人的嫌疑。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赫鲁晓夫为1935年以来党的不公提供了开脱罪责的解释：斯大林个人应负全部责任，其他领导人反而成了他“滔天罪行”的受害者（即使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追随者，也罪不该死）。没有怪罪苏维埃制度的问题——只有“克服个人崇拜”的问题。整个讲话的目的是要重新恢复列宁主义。

赫鲁晓夫以保密的需要来结束他的讲话：

这个议题不得传到党外，更遑论媒体。这就是为何我们要在封闭会议中谈论此事……我们绝不向敌人提供弹药，绝不袒露我们的伤口。我相信，大会代表都明白这一点，都会遵行不悖。

他发言完毕，会场中一片死寂。大会代表之一亚历山大·雅可夫罗夫——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开放政策的领军人物——回忆当时的情景：

我坐在楼座上，记得很清楚，赫鲁晓夫发言之后，把我紧紧攫住的，如果不是绝望，那就是一种深沉的忧虑。大厅中的寂静简直是高深莫测，没有椅子的吱吱嘎嘎，没有咳嗽，没有窃窃私语，没人注视旁人——或出于对刚刚发生的事件的猝不及防，或出于紧张和恐惧……我们都低下头，鱼贯离开会议大厅。

离开大厅走进玄关的大会代表中就有西蒙诺夫。他站在那里良久，陷入了震撼和混乱，一边吸烟，一边与中央委员会文化顾问伊戈尔·切尔诺乌索夫交谈。切尔诺乌索夫回忆：“我们已知道很多，但真相以如此方式坍塌于眼前，仍被惊得目瞪口呆。这是真相的全部吗？”

* * *

西蒙诺夫自己的去斯大林化，进展得十分缓慢。苏共二十大的真相披露，使他既兴奋又震撼，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予以接受。对于西蒙诺夫而言，斯大林政权的道德考验在于其在战争中的表现。他在创作伟大的战争小说《生者与死者》（1959年）时，就开始面对战争所提出的道德问题，即该政权对生命的肆意糟蹋。这部小说涉及许多从未见于公众讨论的问题：大恐怖对军事指挥的巨大破坏，战争初期席卷苏联的混乱和困惑，互不信任的气氛，不称职军官白白牺牲了众多生命等。西蒙诺夫凭借自己的日记和战争记忆，通过一系列生动场景重现战争历史，其中的官兵面对各种障碍，想方设法应付突发事件，以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展现了人们因战争经验而改变，在敌人面前变得更加坚强团结，暗示这种个人精神就是苏维埃胜利的根本原因。以前，西蒙诺夫一直把斯大林的领导当做战争的关键因素。但在《生者与死者》中，他开始重新评估斯大林的作用，逐渐转向民粹主义的观念——他将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作进一步的阐述——赢得战争的是苏维埃人民，尽管有斯大林的欠缺，仍然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如西蒙诺夫所揭示的，斯大林在军界的腥风血雨，造成了混乱和不信任，直接导致了1941年的军事灾难；像他小说中主人公那样的普通人，却以爱国主义精神和主观能动性，扭转乾坤，转败为胜。西蒙诺夫曾在日记中触及这一类想法，那些从1941到1945年的日记，充满了对战争的观察。1953年之前，他也与朋友讨论过，包括作家拉扎尔·拉扎列夫。但西蒙诺夫1960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文学之夜承认，他“缺乏足够的公民勇气，不敢在斯大林在世时公布这些想法”。

对斯大林，西蒙诺夫一生都有一种感情依附。他自己的历史和身份，与斯大林政权紧密相连，以致无法彻底否定斯大林的遗产。出于这个原因，西蒙诺夫也无法全心全意地拥护赫鲁晓夫的解冻——在他眼中，这似乎是对斯大林的背叛，不管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领袖，同样也是对自己过去的背叛。他无法否定自己，也就无法否定斯大林。即使在赫鲁晓夫解冻的高潮，西蒙诺夫仍坚持斯大林专政的多项教条。1956年的匈牙利危机中，他就坚持强硬派立场。西蒙诺夫1957年从加尔各答写信给阿列克谢说：“数千人丧生于匈牙利事件，但英国在印巴分治中洒下更多鲜血，而且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西蒙诺夫认为，这是苏维埃在布达佩斯采取行动的动机]，而是为了挑起宗教仇恨和叛乱。”

1956年之后，西蒙诺夫在自由改革派的眼中，是一名顽固守旧的斯大林主义者，但在顽固斯大林主义者的眼中，又是一名危险的自由主义者。但实际上，在整个赫鲁晓夫时期，他只是一名温和的保守派。他承认斯大林的错误，看到适度的政治改革的必要，但他继续捍卫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创建的苏维埃制度，视之为人类进步的唯一坚实基础。他在给阿列克谢的信中说：“我们在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犯了错误，但在承认错误的同时，不应动摇我们的信念：我们的共产主义原则仍是正确的。”

勃列日涅夫在1964年上台，西蒙诺夫温和的保守主义获得了官方的青睐。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政策逐步被逆转，克里姆林宫反对任何真正的政治改革，不管是在苏联，还是在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西蒙诺夫成为苏维埃文学当权派中的元老。他的著作获得广泛出版，并在苏维埃学校和大学中列作标准的课外读物。他经常出现于苏维埃媒体，并作为苏维埃文学的官方代表而周游世界。即使以苏维埃精英的标准看，他都是在享受特权生活。

1970年5月9日，即苏维埃1945年胜利的25周年，西蒙诺夫接受《社会主义工业报》的记者采访，澄清自己对战争结束以来苏维埃历史的立场：

我花了很多时间学习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历史。我现在所知道的大大超过我在战争刚结束时所了解的。当然，我的理解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我的主要感觉是，我们当年的事业是正义的。今天，你周游全国看到各地的建设，看到已完成的和正在做的，就会有这种感觉。在战争中，条件非常艰苦，许多人丧失生命，我们的人民承担了必须作出的牺牲。假如他们在那个艰难奋斗中失败了，我们的国家就不会是今天的模样，就不会有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会有反殖民统治、争取独立和自由的世界斗争。所有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全靠我们的胜利。

对西蒙诺夫那一代人来说，战争是他们人生中具有决定性的事件。他们大约出生于1917年大革命时代，在20世纪30年代渐趋成年，基本价值观全由斯大林政权所塑成，在勃列日涅夫时代陆续退休。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他们怀念战争年代，视之为自己青春时代的顶峰。那时讲的是同志友爱、同甘苦共患难；那时的“人品变得更好”，因为大家必须互助互信；那时的生命有更大的目标和意义，因为在他们眼中，国家的命运似乎取决于他们对战争的个人贡献。这些老兵把战争岁月当做齐心协力取得伟大成就的时期，大家都为胜利作出巨大牺牲。他们回顾1945年，视之为苏维埃历史和记忆中几近神圣的时空存在，借用老兵兼作家康德拉季耶夫的话即是：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毫无疑问，战争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件。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认识。因此，我们不愿以任何方式来贬低我们的人民在那可怕、艰苦、难忘的岁月中的伟大成就。我们对所有阵亡的士兵的记忆如此神圣，我们的爱国情怀如此纯洁、如此深沉。

纪念伟大的卫国战争，等于在向世人提醒苏维埃制度的成功。在忠诚公民的眼中，包括西蒙诺夫，1945年的胜利使苏维埃政权和1917年之后的一切变得合情合理。但大众对战争的记忆——被当做人民战争——又代表了对苏维埃专政的潜在挑战。战争恰恰又是“自发的去斯大林化”时期，它不同于其他时期，苏维埃人民被迫为自己的行动负责，自发组织起来投入战争，往往没有高效的领导，或党的掌控。正如战后政权所担心的，这种自由和自主的集体记忆如果引发政治改革的思想，就会造成危险的局面。

许多年来，战争的记忆一直在苏维埃政权的公众文化中遭到淡化。1965年之前，胜利纪念日甚至不是苏维埃的法定节日，只是听由退伍军人团体自行操办庆祝活动和游行。政府严格审查有关战争的出版物，在政治上控制战争小说，并从公共图书馆撤走战时报纸。1956年之后，对战争回忆的管控得到部分放宽，二战老兵的回忆录出现于出版物中。年轻时曾参与战争的作家纷纷发表往事回忆和小说，以自身经验来描绘现实中的士兵——通常被称为“战壕中的真相”——成为政治宣传版本的道德制衡。但这些出版物已处在赫鲁晓夫解冻允许的边缘：党愿意将军事挫折归咎于斯大林，但不允许对官方叙事的挑战；仍坚持认为，共产党的纪律和领导是胜利的保证。1962年，政治局的意识形态主管者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告诉格罗斯曼，其战争小说《生存与命运》的出版至少还要等200年（它最终于1988年在俄罗斯首次出版）。那部小说的原稿送交《旗帜》杂志后，即受到了克格勃的截获。

勃列日涅夫政权对战争记忆实施更加严密的控制，利用苏维埃的胜利纪念日来展示人民的忠诚和政权自身的合法性。1965年，胜利纪念日成为苏维埃的法定节日，党的全体领导出席排场讲究的庆祝活动，亮点是红场上的阅兵式。新的武装力量博物馆开幕，浩如烟海的展示品将战争记忆提高到崇拜的水平。两年后，克里姆林宫墙的附近建起无名战士墓，迅速成为苏维埃国家的圣地，苏维埃的新郎新娘都会例行到此致敬。伏尔加格勒（以前的斯大林格勒）完成于1967年的哀悼纪念场地上，站立着一座巨大的俄罗斯母亲雕像，手持宝剑，身高52米，是世界上最高的。正是在这一时期，不断重复的“两千万人死亡”进入苏维埃的政治宣传，成为救世主一般的象征，诠释苏联为解放全世界所付出的无可比拟的牺牲。

西蒙诺夫自己曾是一名军人，亲眼目睹过太多的战争现实，无意参与对公共记忆的操纵。对战争的意义和苏维埃胜利的原因，他已思考多年，这种思索更成了他对斯大林和苏维埃制度的道德反思：耗费这么多生命来赢得战争是否合理？鞭策人们坚持到胜利的到底是强力，抑或是更深层的东西，即与政治无关的爱国主义精神或坚忍耐力？西蒙诺夫在人生的最后10年，广泛收集士兵的回忆录和证词，到逝世时的1979年，已积累大量回忆录、书信和几千小时的录音采访。其中许多证词用于“七个章节的诗意电影”《大兵出走》（A Soldier Went，1975年），每一篇章反映士兵经验的不同侧面，对士兵的采访和西蒙诺夫的作品朗诵交替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战争的恐怖与士兵的痛苦，在电影中变成了活生生的东西。那些士兵被描绘为普通人，在最困难的情况下表现出勇气和韧性。该电影的最长章节之一阐述了士兵的受伤，其中有一名步兵，受伤7次，仍继续朝柏林挺进。这部电影是献给普通军人的——数百万受到忽视的无名英雄，以勇气和耐力赢得了苏维埃的胜利——它出自一名作家之手，其战争著作往往采取军官的视角。据该影片的导演玛琳娜·巴巴克（西蒙诺夫当时的情人）说，西蒙诺夫这一尊崇行为带有强烈的个人动机，因为“西蒙诺夫认为，自己在生活中从没表现出足够的勇气”。巴巴克回忆：“西蒙诺夫坚持，他自己不应在电影中出现。他还说，自己不配站在一名士兵的旁边。”

这部电影还是遇上了麻烦，军方对其中坚韧不拔的现实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战争理念，均不以为然（审查员坚持增加一个篇章，以献给作为战争领袖的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的领导班子认为，所有纪念人民在战争中受苦受难的尝试，都是对政府的挑战。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西蒙诺夫的许多战争著作，或被禁止出版，或以删减后的版本出现。他始于1941年的战争日记，成书为《战中百日》（A Hundred Days of War），计划在1967年出版，尽管向党领导发出了个人请求，仍得不到苏维埃审查员的批准（该书最终出版于1999年）。同样的命运降临于西蒙诺夫的另外一部文集，关于朱可夫及其1941至1945年的战争日记——《战争中的不同时日》（Various Days of War），大幅削减后才于1977年出版。他的纪录片《如果你珍惜自己的房子》（If Your House Is Dear to You），经受了与审查员的长期斗争和大刀阔斧的删减，才于1966年问世。而他的小说《军人不是天生的》（1964年），即《生者与死者》的第二部，其电影版遭到苏维埃审查员如此拙劣的阉割，以致西蒙诺夫在最终版本中撤下了自己的小说原名和作者署名。1967年，该影片上映时改名为《惩罚》（Retribution）。

与审查员的斗争，更使西蒙诺夫下定决心要找出战争和斯大林政权的真相。从这时起，他的笔记本充满了与斯大林见面的回忆。他自我审问，跻身于这位独裁者的侍从行列时，自己对斯大林的罪行究竟知道多少，不知道（或不想知道）多少。他对斯大林的谎言和谋杀了解得越多，就越想与自己的过去划清界限。西蒙诺夫于1966年写道：“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虽有疑问，但仍热爱斯大林。时至今日，明白了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既不爱他，也不能再爱他。如果我早已知道我现在才明白的，我当时就不会爱他。”

西蒙诺夫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愈益懊悔自己在斯大林政权中的所作所为。他仿佛在赎罪，尽力推介在斯大林时代受审查或迫害的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西蒙诺夫受妻子的鼓励，成为苏维埃前卫艺术的收藏家和拥护者（他为长期被遗忘的艺术家弗拉基米尔·塔特林，举办了回顾展览会）。他在争取出版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的作品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还努力策划了雅洛斯拉夫·哈谢克的《好兵帅克》的俄文翻译。他资助曾遭受迫害的作家——包括博尔切戈夫斯基、维拉·帕诺娃、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并在住房、就业、重新加入作家协会等方面，仗义执言。

1966年，西蒙诺夫开启一个过程，其顶点便是《大师与玛格丽特》一书的发表。它是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颠覆性的社会讽刺杰作，描述一个魔鬼来到莫斯科，通过无政府式的恶作剧，引出人们身上最恶劣的本性。它在斯大林活着时根本无法出版，1940年作者去世，之后一直藏匿于抽屉中。1956年，西蒙诺夫成为负责布尔加科夫文学遗产的委员会主席，因为作者的遗孀艾莱娜·布尔加科娃是自己母亲的老相识。西蒙诺夫将《大师与玛格丽特》的手稿，交给热尼娅·拉斯金娜。其时，她任职于《莫斯科》杂志，需要激动人心的文章来增加订户数量（直接影响到该杂志的地位和财政补贴）。文学解冻之后，《莫斯科》已变成一份相当沉闷的出版物。但热尼娅能否让此书通过正在收紧的审查，西蒙诺夫深表怀疑，甚至建议艾莱娜·布尔加科娃接受某种删减，以求发表。整个周末，《莫斯科》主编叶夫根尼·波波夫金都在乡间别墅阅读这份手稿。他向热尼娅坦承，尽管知道这将使自己成名，但仍心有余悸，建议热尼娅将手稿转交《莫斯科》另一位曾当过审查员的编辑——他与文学审查委员会关系不错，改任编辑后所呈送的手稿，从未遭到审查员的拒绝。凭借这位前审查员的帮助，布尔加科夫的手稿获得通过，只作了相对轻微的删减，从1966年11月起，在《莫斯科》分期发表。该杂志的11月号（15万份）过夜即售罄，大家纷纷订购随后两年的杂志，为了争睹布尔加科夫神奇小说的后续连载。在苏维埃读者的眼中，这在勃列日涅夫初期的压抑气氛中，似乎是一大奇迹。热尼娅和西蒙诺夫为他们的成功而感到振奋，将审查员所删减的片断，汇集粘成一个剪贴簿，以纪念这个历史性事件。他们一共做了三本：西蒙诺夫、热尼娅和艾莱娜·布尔加科娃各留一本。

西蒙诺夫对这些举措的支持成了他在政治上的公开宣言。他参与抢救受压制的艺术和文学作品，与苏维埃政权的自由派结成了同盟。他自觉投入这些努力（他已没有苏维埃机构或杂志的任何公职），赢得了艺术家和作家的尊敬，并当选为文学委员会和类似组织的主席，例如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央文学家之家（the Central House of Literature）。以亲西方和反苏维埃的自由派的眼光来看，西蒙诺夫并没变成一位持不同政见者。但像勃列日涅夫时代许多共产党改革者一样，他愿意接受苏维埃制度的政治文化发生根本变化。西蒙诺夫并没公开批评勃列日涅夫政府，但在私下里反对它的许多政策——至少包括1968年8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以镇压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改革派政府的“布拉格之春”。1968年的危机是西蒙诺夫的政治观念演变中的重大转折点，使他变得激进。他开始质疑，一党制以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停滞形式存活下去，是否可能？乃至有必要？他的儿子认为，西蒙诺夫如能多活几年，肯定会欢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当然，他作为一名资深党员只能走到这一步。譬如，他唯有彻底打破他的党员模式，方能站出来支持索尔仁尼琴，但他还做不到。我不知道他当时在想什么，不知道他为了克制自己又在强迫自己作何斟酌。但我知道，他在政治上一直在演变。对我来说，这是他最卓越的品质——他永远具有改变的能力。

西蒙诺夫最后几年政治观念的发展，与审视自己的过去有密切联系，他愈益后悔自己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行为。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对塑造自己行为的政治制度也持越来越强烈的批评态度。据当时最接近西蒙诺夫的拉扎尔·拉扎列夫说，他的痛悔有时如此强烈，几近于自我厌弃。拉扎列夫回忆，西蒙诺夫会在公众场合鞭挞作为作家和作为人的自己。西蒙诺夫以自嘲、自我讽刺闻名，他的朋友和崇拜者，视之为他个人魅力的一部分。但有时他们必然意识到，他的自我批评竟来自他更深层的冲动。1965年，中央文学家之家为他举办50岁生日庆祝会。有700多名宾客出席，整个晚上都是对西蒙诺夫的赞誉之声，反而令他显得有点不耐烦。晚会结束时，他因情绪激动而明显有些颤抖，他走近麦克风，作了下列异乎寻常的发言：

在这样的场合——有个人活到了50岁——当然，大家主要是记起他的好。但我想对这里的客人，即聚集于此的同志们说：我一生中做的许多事，自己都会感到惭愧；我所做的，并不是每一件事都好——我明白这一点——我的处世行事，并不总是遵照最高的道德原则——既不是公民的最高原则，也不是人类的最高原则。在我的人生中，有的事情，现在回忆起来感到颇不满意；有的场合，我当时的行为缺乏足够的毅力和勇气。我知道这一切。可以这么说，我现在说出来，并不是为了悔改，那是个人的私事；而是为了要记取教训，方可免犯同样的错误。我将尽量不再重复过去的错误。从现在起，不惜一切代价，我将不重复我以前的道德妥协。

这种悔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演愈烈。他为20世纪30年代写的关于斯大林和白海运河的文字而自责，懊悔参与斯大林政权的战时宣传，亦步亦趋于斯大林的谎言，以“犯罪行为”和“叛国罪”谴责1941年下令撤退的苏维埃将军。对自己1946年到1953年在作家协会的可耻行径，他也追悔莫及——回忆起那些年份，就会感到痛苦。他在有关法捷耶夫的文章中写道：“如不掩饰自己的感情，有很多事是不堪回首的；另有更多的事，甚至难以解释。”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西蒙诺夫一直在作自我审视，尝试弄懂自己在作家协会的行为。他审问自己的记忆，为自己在“反世界主义者”运动中的角色写下个人的观察，几易其稿，至今仍锁在他的档案中。然而，他从未试图捍卫或辩护自己在那些年中的所作所为。拉扎列夫回忆，1970年的一个夜晚，大家在西蒙诺夫的房子里庆祝他的55岁生日。作家亚历山大·克里维斯基传阅西蒙诺夫1946年的一张照片时，建议在座客人借用一首著名歌曲的歌词（“如今的他，依然一如当初”），来向主人敬酒。拉扎列夫对其中的寓意——西蒙诺夫仍是斯大林主义者——不以为然，提出下一轮祝酒，应该为主人的勇气干杯，因为他“并不害怕改变和告别过去”。接下来是一场激烈的争论：西蒙诺夫是否已经改变？改变一事到底是好还是坏？第二天，拉扎列夫打电话向西蒙诺夫道歉。但是，西蒙诺夫并没感到任何的不妥。拉扎列夫回忆：“恰恰相反，他说，那场争论很有教育意义，因为它帮助他定下决心：一个人有所改变，只要变得更好，当然是好事。”

西蒙诺夫在20世纪70年代的活动，大多出于想将功赎罪，弥补自己的过去。斯大林主义者当年对犹太作家的攻击，他仍记忆犹新，于是他带头发起了一场对莉利亚·布里克的勇敢辩护。她是马雅可夫斯基后期诗歌的缪斯，却遭到苏斯洛夫手下评论家的强烈攻击。他们以公开反犹的姿态，要求在马雅可夫斯基的人生叙述中抹去布里克的存在，以剔除这位伟大的苏维埃诗人的犹太因素。西蒙诺夫后悔自己1954年对爱伦堡的攻击，组织出版了爱伦堡的战争新闻报道，其中收录了西蒙诺夫写于1944年的一篇文章，称颂爱伦堡是所有战地记者中最好的。这本书问世于1979年，即西蒙诺夫去世前不久。西蒙诺夫在医院里收到出版社送来的一册书后，打电话给编辑此书的拉扎列夫，称自己非常高兴和欣慰，因为他已与爱伦堡“讲了和”。

但在文学界知识分子的改革派中，还有不少人对西蒙诺夫痛改前非的自由主义持怀疑态度。在他们看来，一位资深的斯大林主义者从根本上改造自己，似乎不大可能。西蒙诺夫为某种自由事业挺身而出时，总有人怀疑其中的虚伪。索尔仁尼琴写道：“西蒙诺夫是一个多面人，既是崇高的文学殉道者，又是受人尊敬的保守派，同时与所有官方机构保持联络。”

有时，西蒙诺夫的表现又与自由主义的倾向大相径庭。例如，他参与了克里姆林宫对文学年鉴《大都会》（Metropol）的迫害。它的编辑是维克托·叶罗费耶夫、叶夫根尼·波波夫、瓦西里·阿克肖诺夫，同时又由阿尔季斯公司（Ardis）在美国出版（日期和地点仍用“莫斯科，1979年”）。《大都会》并不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出版物，如叶罗费耶夫所宣称的，只是一个“在停滞情况下与停滞作斗争的尝试”。勃列日涅夫政权的年迈领导人，震怒于这种对出版物控制的挑战，向《大都会》编辑施以报复。叶罗费耶夫和波波夫遭到作家协会开除，《大都会》的其他作家自行退出作家协会以示抗议，或设法移民逃离苏联。苏斯洛夫将西蒙诺夫拖入对《大都会》的迫害，还施加压力，要他谴责《大都会》的“反苏维埃”。西蒙诺夫本已牵涉其中，他22岁的女儿亚历山德拉，爱上了维克托·叶罗费耶夫的弟弟安德烈。安德烈是一名年轻的艺术史学家，刚与亚历山德拉订婚，两人经常出没于波希米亚朋友圈子，成员都是苏维埃精英的子女（安德烈的父亲是一名高级外交官），穿得像嬉皮士，喜听叛逆的摇滚乐。《大都会》的文学丑闻一经爆发，西蒙诺夫就想中止两人的恋情，决定让自己和家人远离叶罗费耶夫一家。他们与持不同政见者乃至其外围人士的牵连，可能构成对西蒙诺夫的危险。也许，如安德烈所认为的，他希望亚历山德拉嫁入更依顺苏维埃政权的家庭。也许，他害怕《大都会》案件引出更多麻烦（它招致了西方的强烈抗议），亚历山德拉会因此吞食与叶罗费耶夫一家交往的恶果。西蒙诺夫与苏维埃政权打交道，内心的恐惧永远存在——尽管在他的暮年，他已是苏维埃政权的重要人物，似乎不应再有恐惧。西蒙诺夫在苏斯洛夫的办公室，编写了针对《大都会》的文学报告。他所谴责的“反苏维埃的持不同政见者”，不仅有维克多，还包括安德烈。亚历山德拉从安德烈那里获悉此事，不愿相信，反而指责他是在诋毁自己的父亲，遂取消婚约。但到后来她才发现，原来他说的是实话。

西蒙诺夫由慢性支气管炎引起的死亡过程，既缓慢又痛苦。克里姆林宫的医生不愿为他的治疗方案承担责任（“医生事件”之后的几十年中，那是苏联的普遍问题），并没有对症下药。西蒙诺夫生前的最后几个月曾多次进出医院，但他仍在反思自己的过去：为何没在斯大林恐怖时代向求救于自己的人提供更多的帮助。他最后的笔记是一个剧本的草稿（《四个自我》），以对话的形式，展示现在的自己和不同历史时期的三个“自我”。他让自己上了被告席：

“那么，熟人出现在你的面前，需要你的帮忙，你怎样作答？”

“这取决于具体情形。他们有时会打电话，有时会给我写信，有时会当面开口。”

“他们会要求什么？”

“这也取决于具体情形。有时，他们要我干预，去帮助别人；他们会说那人有多好。有时，他们写信给我，说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熟人有罪，或说他们不敢相信他犯了被指控的罪——他们太了解他了，以致无法相信。”

“他们真的写过这样的信？”

“有时是这样的，但更多时候，他们写道，他们知道此事与己无关，也无法判断真伪，或许那是正确的，但是……然后，他们尝试写下所熟悉的当事人的全部优点，希望有所帮助。”

“你曾试图帮忙吗？”

“嗯，我有几次没作答复，两次吧。第一次，因为我从不喜欢当事人。不去帮助一个既不喜欢又不熟悉的人，我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另外一次，我认识当事人，在前线时就和他在一起，曾经非常喜欢他。但他们在战争期间把他抓起来，我认为他是有罪的，可能涉及某种阴谋，但没人提及这样的事——大家都避而不谈。他写信给我，我没有回答，也没有伸出援手。我不知道对他说什么好，所以一再拖宕。然后，他获释了，我感到很惭愧。更何况，我事后发现，我认为比我更软弱更怯懦的另一位同志却作了回答，还在尽量帮助其他许多人——给他们寄包裹和金钱。”

西蒙诺夫最后几次住院时口授了自己的回忆录《通过我这一代人的眼睛》（Through the Eyes of a Person of My Generation），但至死都没完成。西蒙诺夫的回忆录是另一次与早先自我的交谈，他承认，不可能知道自己在过去某时的真正想法，所以只能通过与自己记忆的对话，来寻求自己人生的真相。他努力解释自己对斯大林的心结、自己与斯大林政权的合作、斯大林主义的性质，审问自己时毫不退缩——评判自己时冷峻严厉。

西蒙诺夫去世于1979年8月28日，他的骨灰撒在莫吉廖夫城附近的昔日战场，那是1941年6月数千人战死安息的地方。世界各地的报刊报道了“斯大林最喜欢的”伟大苏维埃作家去世的消息。20世纪80年代，西蒙诺夫的作品仍在苏维埃的学校和大学里被视为经典读物，并被译成多种文字。苏维埃政权解体后，他的文学声誉下跌，作品的销售量急剧下降。年轻的俄罗斯读者渴望新鲜事物，他的文风似乎有点过时，也太“苏维埃”化了。

 

青年西蒙诺夫，1936年。

晚年西蒙诺夫，1979年。

带雾的阳光照着一切，从窗口望出去，四月廿二日大清早上，还有万千种声音在嚷、在叫、在招呼。船在动、水在流，人坐在电车上计算自己事情，一切都在动，流动着船只的水，实在十分沉静。（沈从文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