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国新时期美育的发展历程

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有“诗教”、“乐教”的美育传统，但现代意义的“美育”则是20世纪初由王国维、蔡元培等人从西方引入的。这种崭新的理论形态引起中国文化界与教育界有识之士的重视。曾担任南京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美育在中国的真正发展还是近六十年，特别是近三十年的事情，新时期是我国美育发展的最好时期。

新时期三十多年的美育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历程，大体上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彻底否定十年“文革”到1986年12月原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成立。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拨乱反正，批判“四人帮”和“左”的思潮对美育的否定，文化界与学术界的许多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美育，深刻论述美育的重要作用，强烈要求尽快恢复并发展美育事业。周扬、朱光潜、洪毅然等诸多前辈学者都先后撰文倡导美育。美学家洪毅然在《论美育》一文中疾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也是不应当忽略美育的！”[1]随之，在1980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上，有更多的学者提议恢复美育。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中华美学会成立了美育研究会。这个研究会与此后成立的中国高教学会美育研究会，对我国美育研究与实践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986年12月原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成立，标志着“在国家教育方针中重新明确了美育的地位”。

第二阶段，从1986年12月原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成立到1999年6月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我国美育事业的恢复发展，而在高教领域则是初创起步。1986年12月28日，原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成立，它是国家层面艺术教育的重要咨询机构。艺教委主任委员彭珮云在成立大会上明确指出，“美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林默涵、贺绿汀、赵沨、吴祖强、李德伦、启功等40多位著名艺术家、艺术教育家参加该委员会工作，为我国美育事业奔波筹划、殚精竭虑，参与全国性艺术教育工作，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先后到许多省市检查指导工作，作出重大贡献。在原国家教委的有力领导和艺教委的努力下，1989年11月6日出台了《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1989—2000年），作为全国学校艺术教育（专业艺术教育除外）发展的近、中期部署方案，也是指导、检查和管理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工作的重要依据。规划分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管理、教学、师资、教学设备器材与科学研究六个部分。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艺术教育发展规划，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实践价值与历史意义，标志着我国美育事业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规划》认为，“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学校教育中重智育、轻德育与美育的思想和现象还相当严重地存在，学校艺术教育经常被忽视和轻视，教学管理和科研工作十分落后；各级各类学校间的艺术教学互不衔接；艺术师资和艺术教学器材严重不足；县以下，特别是农村和边远地区学校的艺术教育存在着大面积的空白”。《规划》确定了十年发展目标：“到本世纪末，在幼儿园进行多种艺术活动，入园儿童普遍受到良好的早期艺术教育；在小学、初级中学按教学计划开设艺术课，基本上能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所要求的艺术教育；在各级师范院校和较多的高级中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普通高等学校中普遍增设艺术选修课，进行高中和大学阶段的艺术教育，从而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学校艺术教育体系打好基础。”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规划的确既具有前瞻性，又具有可操作性，它所确定的为建立我国艺术教育体系“打好基础”的任务，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实际上已经顺利完成。至于普通高校的艺术教育，原国家教委认为，“在过去很长时间内基本属于空白，近年虽有较大发展，但仍处于初创起步阶段”。因此要求普通高校紧紧围绕“普及”这一要求，着重做好提高认识、开设艺术选修课和加强领导三件工作。按照《规划》的要求，在原国家教委、艺教委、各有关学校、广大师生及社会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这一阶段艺术教育得到长足的发展。正如艺教委第二届主任委员、著名音乐教育家赵沨在1994年6月22日艺教委第三届全体委员会的报告中所说，“我们高兴地看到，学校艺术教育近年有了长足的发展，开始走上了稳步发展的道路”，“但是，从总体上看，学校艺术教育仍然是整个教育中最为薄弱的一个环节，还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赵沨主任的讲话可谓语重心长、深刻尖锐，较为全面地总结了我国这一阶段艺术教育的基本情况。在这里，我们还需要提到，从1995年开始，原国家教委在朱开轩、周远清等的领导下在全国高校倡导文化素质教育并成立专门的教学指导委员会，对于推动我国新时期高校美育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三阶段，从1999年6月召开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至2011年4月，我国审美教育进入持续、健康、深入发展阶段。《决定》指出，“美育不仅能陶冶情操、提高素养，而且有助于开发智力，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决定》对美育的任务、目标作出规定，也对地方政府及各部门对美育的支持提出明确要求。《决定》从素质教育的高度审视美育，同时确认了美育“不可替代”的地位，并明确提出“要尽快改变学校美育工作薄弱的状况”，还根据美育实际，要求“将美育融入学校教育全过程”，“高等学校应要求学生选修一定学时的包括艺术在内的人文学科课程”。这些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说明我国美育事业不仅受到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而且逐步被纳入持续、健康、深入发展的轨道。为了认真贯彻《决定》，教育部于2002年5月发布《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该《规程》于同年9月1日起施行），并制订了《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规划（2001—2010年）》。这一《规划》比前一个《总体规划》发展了一步，体现了我国美育持续、健康、深入发展的态势。它在指导思想部分明确提出“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目标，深化课程改革为核心，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为关键，普及和发展农村学校艺术教育为重点”，可以说准确地抓住了我国当前艺术教育的“关键环节”。它要求至2010年前，“建立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大、中、小学相衔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校艺术教育体系”；而且对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建设、课外活动、教师队伍建设、科学研究与国际交流、现代教育技术、管理与保障等，均围绕上述指导思想和目标提出了明确要求。

第四阶段是2011年4月24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的讲话中代表国家对美育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反映了我国美育事业在新世纪所承载的新的历史使命。胡主席在讲话中又一次重申我国“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提出了“德智体美相互促进”的要求，指出了审美教育特有的“陶冶情操”的功能。他对高等学校提出了“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任务，无疑包含着对我国优秀的美学与艺术遗产的传承创新。他还对高校提出了建设“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基地”的新要求。胡主席提出的“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高水平大学”的战略举措，也为我国美育事业开辟了新的空间，因为一流大学必须要有与其相应的一流的审美教育。他对广大同学提出的三点殷切希望也都与美育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包含的“陶冶高尚情操”、“培养创新思维”与“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全面结合”等均需借助美育的“情感教育”、“想象力培育”、“个体独创性思维培养”的特殊功能。

回顾新时期美育发展的历程，需要总结的经验很多，但归根结底是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认识方面。对于美育的重要性始终要提高认识，并确保其在国家教育方针中应有的地位。二是课程方面。加强课程建设是发展美育的关键环节，因为学校教育的基础是教学计划及与之相应的课程设置。我国新时期三十年，在美育的课程建设方面，教育部及有关的专家学者进行了锲而不舍的努力，在中小学是普及美育课程，而在高校则是填补空白并逐步推广，基本解决了美育要不要列入教学计划的问题。目前中小学着重于课程质量的提高，高校着重于更大范围地推广美育课程并计算学分。当前，在美育的课程建设中要处理好知识、技能与素养的关系。有的人强调知识，似乎完全不懂音乐、美术、戏剧的教师也可以去讲授有关的美育知识。有的人则强调技能，将美育同艺术方面专业人才的培养相混淆。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强调素养，也就是说，美育的目的主要不是培养专业艺术家，也不是培养美育理论家，而是培养具有审美素养的“生活的艺术家”，即以审美的态度对待社会、自然与人自身。当然，在这种素养的培养过程中也不能忽视知识与技能。因为知识是前提，没有必要的美学知识，人的审美素养是贫乏的；而技能则是基础，这同美育培养审美力的特殊性有关。审美力的重要因素是艺术的感受力，这种艺术的感受力就同技能的训练直接有关。但技能要经过升华，转化为艺术的感受力并内化为人的审美素养。三是队伍建设。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将美育落到实处的关键。我国新时期三十年，美育事业发展中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教师队伍量少质低。通过20世纪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初期几次艺术教育情况调研发现，我国各地、各类学校艺术教育存在的共同问题都是“教师队伍数量不足，素质有待提高”。今后发展美育事业的重点是加强美育教师队伍建设，数量上要大幅增加，补充更多合格的美育师资；同时，要有相关的政策稳定这支队伍，防止大面积流失；当然还要加强培训，使之不断提高素质。

回顾过去是为了今后的发展。站在新的21世纪的开端，我们首先应该找准新世纪我国审美教育的新起点，那就是在新时代，我国的美育应该旨在培养审美地生存的一代新人。应该说新世纪我国面临诸多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所谓新的机遇就是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必将给我国带来新的繁荣、新的文明，给我国人民带来更多的富裕。但同时我们也面临诸多新的挑战，首先是工业化所造成的资源枯竭与环境污染的挑战，同时还有工具理性膨胀与市场拜物盛行及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风气恶化与精神疾患蔓延的挑战，甚至还有信息技术所造成的虚拟空间、人机对话与大众文化的商业化、低俗化对人的精神的巨大冲击。凡此种种都表现出一种悖论，那就是物质生活的富裕同人的生存状态的不佳共存。因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同发展始终是我们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美育就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新世纪面对诸多挑战，更加有效地开展工作，通过审美教育的途径进一步发扬人文精神，培养审美地生存的一代新人。这样的新人应该以审美的世界观作为生存的根本原则，以亲和系统、普遍共生的态度同自然、社会、他人和自身处于一种空前协调的审美的状态，改变人的非美的生存状态，走向审美的生存。

美育的深入发展还应依靠科研的有力支持。新时期我国美育科研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我们从国家图书馆检索，新时期以来审美教育（美育）类的藏书就有359种，包括基础理论、教材、教学研究、艺术欣赏评介等诸多方面。但总的来说质量水平还有待提高，原创性的成果很少。在美育的科研方面还要继续努力，要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有系统、有组织地加强美育学科科研；要根据美育属于多学科交叉的特点，从教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与脑科学相结合的角度对美育开展多学科联合攻关；要强调美育的实践性特色，更多地联系美育实际开展科研。还要配合美育的课程建设编写出更多适用的好教材；美育是人类共同关注的事业，要更多地开展国际的合作交流，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还较为薄弱。

中国有着丰厚的美育资源，有“天人合一”、“中和位育”、“阴阳相生”等十分独特的哲学—美学思想，也有“诗教”、“乐教”等以“礼乐教化”为中心的悠久美育传统，还有《乐记》、《文赋》、《文心雕龙》等在国际上都有极高地位的美学与美育论著。因此，对这份遗产总结借鉴并结合新的现实进行现代的转型运用，是我们中国美育研究者的历史责任。已有许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过艰苦的开拓性工作，但远远不够。我们在新的世纪还须继续努力，结合实际，发掘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美育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