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梁启超的“新民说”及其美育思想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也是颇有影响的清华研究院文科“四导师”之一。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梁启超是开风气之先的学术奠基者，特别在史学与文学领域建树颇多，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他在美学与美育领域的成就也已经被众多学者深入阐发。但关于他在美学与美育领域的成就之高低、前期与后期之关系、具体的美学与美育理论贡献等问题，在学术界仍然有着一定的分歧，需要进一步研讨。

（一）梁启超“新民说”美育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认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最重要的是要将他放入一定的历史背景，深入探讨其活动的历史动因并看他与前人及同时代人相比作出了哪些新的贡献，从而确定其历史地位。

梁启超生活于晚清与民国这一特定的历史时代，其时社会动荡激变，四万万同胞面临外侮内乱，中华民族经受着存亡的考验，“保国保种”成为国家民族与一切有识之士的首要任务。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也正在经历着由封建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以及文化上由传统到现代的巨大转型。在这种动荡激变与巨大转型的时代，梁启超是早期的弄潮儿和其后许多重要事件的亲历者。他作为叱咤风云的“康梁”之一，是早期维新变法的领袖人物，其后虽持改良的立场而与革命对立，但在反对袁世凯与张勋复辟中仍然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最后的绝笔是为《辛稼轩先生年谱》所写“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说明其反封建与爱国的情怀始终不变。而在中国社会文化的急剧变化转型中，梁启超则与其政治上的逐渐落后相反，始终是活跃在文化学术第一线的重要人物，在传播“启蒙”、介绍西学以及建设新的“中学”过程中成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梁启超个人在这个社会急剧变迁的过程中也经历了由政治家到教育家与学者的转型。这种转型大体以1918年欧游为界，其后梁氏逐步走上执教与为学之路。这正是他在政治之路屡屡碰壁之后所选择的救国之路。他在叙述自己的转变时说道：“现在中国的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没有那样说起来不令人头痛，但回到我们教育的本行便有一条光明的大路，摆在我们面前。”[1]但其执教与治学却仍然难脱政治的影响，正如他在著名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有为、启超皆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2]。由此说明，他后期的学术活动仍不离“启蒙”与“救国”等与“致用”有关的大的“政论”范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梁氏后期从“知古而鉴今”出发主要致力于史学，在旧史学的改造与新史学的建设上建树颇多，成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奠基者。从1920年欧游回国到1929年初辞世，加上最后几年的缠绵病榻，梁氏宝贵的六七年学术活动时间主要用在史学建设之上，这是有成果为据的。而美学与美育学科建设由于距离“致用”相对较远，所以不是梁氏的主要用力所在，但这并不排斥他在这些领域的独特建树。诚如金雅教授所说，梁氏的美学思想是一种大的人生论美学观。因而，从总体上来说，梁氏的美学思想就是广义上的美育思想。这也是由他的“启蒙”与“救国”之“致用”的学术路径决定的。当然，前期他更倾向于政治“启蒙”，后期则更多学术意味，但“致用”的路径始终未曾偏离。就我们目前看到的材料而言，梁氏美学与美育理论尽管成果丰硕、见解不凡，而且的确以“新民”作为贯通前后的桥梁，但还不能说已经自觉地建立了一个新的美学与美育理论体系。也许，我们可以说他的美学与美育理论已经有一个“隐性的体系”，但毕竟缺乏“显性的体系”。梁氏在美学与美育学科建设上还没有明显而自觉的学科意识，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现他的文章中有“美学”与“美育”的字眼。从美学与美育学科建设的角度，梁氏不能说有超越于王国维与蔡元培的建树。但梁氏的特殊贡献在于他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贯穿于所有作品及其一生的资产阶级“救亡与启蒙”的精神，对于当时、今天乃至今后我国的美学与美育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与参考价值。1900年，就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焚烧圆明园那一年，梁启超发表著名的《少年中国说》，在文中说：“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显赫！……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岂所谓老大嫁做作商人妇耶？呜呼！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奈何足怪！”但在国之濒危之际，梁启超并没有灰心，而是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于未来，寄托于青年。在该文的最后，他写道：“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地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3]更为可贵的是梁氏将审美与文艺作为造就美哉少年与少年中国的重要途径，并于其后的1902年发表了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重要论文，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4]的重要论断。在这里，也许梁氏将小说的作用过分夸大了，但他将文艺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联的初衷却是极有价值的。

总之，从《少年中国说》到《新民说》再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氏在他的美学、美育与文艺理论中始终贯穿着“民族启蒙”的强烈情怀。这不仅一改中国古代“文以载道”的传统，将其转到文艺与“新的国民”塑造的现代轨道之上，而且完全切合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民族兴亡成为当务之急的现实。从20世纪初梁氏的“少年中国说”到五四运动反对列强的吼声，再到抗战时期的“黄河颂”，乃至今天作为我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亡的时候，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这激奋人心的声音成为我国近代以来美学、美育以及文艺建设激动人心的主旋律，直到当前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重要论断。可以说，“民族复兴”从1840年至今，一脉相承，成为我国美学、美育与文艺建设发展的基调。梁启超在这一基调的形成中是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作出了自己特有的贡献，这是其不同于其他美学家之处，应予特别注意与重视。有的学者将梁氏看做功利主义的美学与美育理论家，但我们认为梁氏所倡导的“民族启蒙”是一种与中华民族命运紧密相联的宏大的民族功利，对于作为人文学科的美学与美育，这种宏大的功利主义不仅有着政治的价值与意义，而且有着重要的学科建设的价值与意义，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的价值。

（二）梁启超的“新民说”美育思想

梁氏的美育思想诚如金雅教授所说存在着一个隐性的体系，我个人理解这个隐性的体系就是以“新民”为其出发点，以“文学移人”、“情感教育”、“趣味教育”为其内容，以“美术人”、“生活艺术化”为其指归，以新的艺术形式“小说”以及对于中国古代作品的现代阐释为其手段。这些内容与中国传统美育的“礼乐教化”与“诗教”、“乐教”相比有着许多新的现代的而且是具有中国特点的元素，应该讲是比较新颖的，值得加以研究。其中的许多基本内容已有诸多学者阐释，在此简单加以论述。

其一是“新民说”。梁氏在戊戌维新失败后逃亡日本期间对于维新改良及其失败进行了反思，得出了仅仅依靠上层皇帝与少数贵族必然失败而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的重要经验教训。而依靠人民又必须改造旧的“国民性”，塑造新的“国民性”。这就是他于1902年提出的著名的“新民说”，此主张成为其包括美育在内的新的民族启蒙活动的出发点。他将“新民”作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其原因在于人民是第一重要的。他说：“西哲常言：政府之与人民，犹寒暑表之与空气也。室中之气候，与针里之水银，其度必相均，而丝毫不容假借。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其政息焉，譬犹严冬之际置表于沸水中，虽其度骤升，水一冷而坠如故矣。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譬犹溽暑之时置表于冰块上，虽其度忽落，不俄顷则冰消而涨如故矣。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有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夫吾国家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5]梁启超通过戊戌维新的失败认识到，国家民族的兴亡，人民的文明程度是最重要的，只有有新的人民，才能有新制度与新国家，否则什么也谈不上。但现实情况是中国人民由于深受封建主义影响，在国民性上存在诸多毛病。梁启超在《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中谈道：“然东西诸国乃以三等之国遇我者，何也。曰，人之见礼于人也，不视其人之衣服文采，而视其人之品格。国之见重于人也，亦不视其国土之大小，人口之众寡，而视其国民之品格。我国民之品格，一埃及印度人之品格也，其缺点多矣，不敢枚举……”他在文中列举了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脆弱与公共心之缺乏等等国民性的弱点。由此，梁氏提出了国民性改造的重要课题，改造的重点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6]。而其重要途径则是文学艺术，特别是新型文艺形式——小说。他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必新小说。”[7]这就开创了以文艺改造国民性这一中国近代以来美学、美育与文艺学优良传统的先河，为鲁迅等所继承。这恰是梁启超美学与美育理论的出发点与归结点。可以说“新民说”伴随了梁启超的一生，贯穿在他包括美育在内的一切学问之中。在1922年所写的《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中，他又在论述趣味教育的同时论述了“教育趣味”。所谓“教育趣味”就是他认为教育承当着培养“新民”的重任。他说：“从前国家托命，靠一个皇帝，皇帝不行，就望太子。所以许多政论家——像贾长沙一流都最注重太子的教育。如今国家托命是在人民，现在的人民不行，就望将来的人民。现在学校里的儿童青年，个个都是‘太子’，教育家便是‘太子太傅’。据我看，我们这一代的太子真是‘富于春秋典学光明’。这些当太傅的，只要‘鞠躬尽瘁’，好生把他培养出来，不愁不眼见中兴大业。”[8]如何培养这些作为国家前途期望的儿童青年呢？梁氏认为只有通过特殊的“趣味教育”，这就又回到广义的美育上来了。

其二是“文学移人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提出“文学移人说”。他在论述了小说所具有的“常导人游于他境界”与“感人之深”两大重要特点之后说道：“此两者实文章之真谛，笔舌之能事。苟能批此窾、导此窍，则无论为何等之文，皆足以移人。”[9]这是明确地将文学与人的品性的改变相联系，从而将文学作为改造国民性的利器。他具体地将文学的上述两大特点表述为“熏、浸、刺与提”之支配人道的“四种力”。他进一步解释道，所谓“熏”即“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所谓“浸”即“入而与之俱化者也”；所谓“刺”即“刺激之义也”，“能使人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者”；所谓“提”即“自内而脱之使出，实佛法之最上乘也”。[10]很明显，梁氏有关文学“四种力”的理论受到西方现代心理学的影响。他在1915年所写《告小说家》一文中说道：“夫小说之力，曷为能雄长他力？此无异故，盖人之脑海如熏笼然，其所感受外界之业职如烟，每烟之过，则熏笼必留其痕，虽拂拭洗涤之，而终有不能去者存，其烟之霏袭也愈数，则其熏痕愈深固，其烟质愈浓，则其熏痕愈明显。夫熏笼则一孤立之死物耳，与他物不相联属也，人之脑海，则能以所受之熏还以熏人，且自熏其前此所受者而扩大之，而继演于无穷，虽其人已死，而薪尽火传，犹蜕其一部分而遗其子孙，且集合焉以成为未来之群众心理，盖业已熏习，其可畏如是也。”[11]这里已经道出了他借用西方最新心理学的情形。

众所周知，德国的费希纳于1860年创立了实验心理学，提出了反映刺激与人的体验之关系的韦伯－费希纳定律。他还于1876年出版《美学导论》，开创了心理学美学研究。1900年，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出版《梦的解析》，提出“力比多”作为“内驱力”的理论观点。这些都成为梁氏文学移人“四种力”的重要理论资源。由此可见，梁氏可以说是我国最早运用审美心理学的学者之一，其开创之功是不可抹杀的。

其三是“趣味教育说”。1922年，梁启超在欧游之后，提出“趣味教育”的重要课题。什么是趣味呢？他认为，“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趣味丧失掉，生活便成了无意义”[12]。他批判了三种与趣味主义相违背的情况：一是旧八股文教育的“注射式”教育；二是科目太多的“疲劳式”教育；三是完全将工作和学业看做手段的“敲门砖式”教育。实际上，梁氏所倡导的“趣味主义”就是一种超脱功利的审美的人生观。他说：“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底’。”[13]当然，这种人生观也有高等与下等的区别。他说：“凡一种趣味事项，倘或是要瞒人的，或是拿别人的苦痛换自己的快乐，或是快乐和烦恼相间相续的，这等统称为下等趣味，严格说起来，他就根本不能做趣味的主体。”[14]这就是说梁氏倡导一种健康高尚的审美的人生观。那么，为什么要倡导这种审美的人生观呢？梁启超认为，首先是人生意义与社会进步的需要，只有具有健康高尚的审美的人生观，人生才真正有意义，社会也才能进步。他说：“人类若到把趣味丧失掉的时候，老实说便是生活的不耐烦，那人虽然勉强留在世间，也不过行尸走肉。倘若全个社会如此，那社会便是痨病的社会，早被医生宣告死刑。”[15]再就是社会现实的需要。一方面，当时残留的封建教育的绝对功利主义仍然在毒害着人们，而梁氏在游欧期间所感受到的工具理性对于人性的戕害也给予他很深的印象。他在《自由讲座制之教育》中说道：“余昔游英之剑桥大学，其校长涉菩黎博士语余‘近世式之教育，若医生集病者于一堂，不一一诊其症，而授以等质等量之方剂也’。其言虽或稍过，然教者与学者关系之浅薄，诚近世式教育之大缺点，不能为讳也。故此种教育其蔽也，成为物的教育，失却人的教育。”[16]很显然，梁氏的“趣味主义教育”借鉴了西方现代的教育理论，特别是当时正在发展中的杜威有关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杜威在1913年发表的《教育中的兴趣和努力》等论著中阐述了实用主义的教育理论中有关反对在教育过程中强加外在目的，力主培养兴趣的思想。当然，梁氏的“趣味主义”教育思想还是主要从中国当时的实际出发，以反对封建落后的教育思想，培养新的青年一代为其指归的。

其四是“生活艺术化”的新美学观念。梁启超于1922年在北京哲学社发表了《“知不可为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的讲演。这个讲演与“趣味教育”提出的审美的人生观相呼应，提出了“生活艺术化”的新美学观念。他在讲演中说道：“知不可为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都是要把人类无聊的计较一扫而空。喜欢做便做，不必瞻前顾后。所以归并起来，可以说这两类主义就是‘无所为而为主义’，也可以说是生活的艺术化。把人类计较利害的观念变为艺术的情感的。”[17]他引的第一句话“知不可为而为”出自孔子《论语》“宪问第十四”。原文为“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为而为者与？”这其实是守门人批评孔子的话，但梁氏结合孔子执著于自己的理想的行为，将其归结为孔子为人处世的一种不计较具体效果而为理想不息奔波的人生态度。第二句话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持，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在这里，老子主要讲了有与无之间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万物繁茂而不要追问是谁所为，种植生物而不要去占有，取得了成功而不居功，正因为有功不居所以反而不会失去。梁氏在这里借用两位古人的话阐发一种不斤斤计较于眼前得失而愉快地生活与创造的“生活艺术化”的人生观。其目的就是对于“近世欧美通行的功利主义的根本反对”，并倡导一种“（一）‘责任心’（二）‘兴味’人生观”。[18]而且，十分可贵的是，他是从十分宏阔的宇宙论的高度来论述这一观点的。他说：“人在无边的‘宇’（空间）中只是微尘，不断的‘宙’（时间）中只是断片。一个人无论能力多大，总有做不完的事，做不完便留交后人。”[19]正因此，我们应该使“生活艺术化”，愉快地生活，愉快地劳作，在不息的人类长河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正是趣味主义审美态度的进一步深化。

其五是“情感教育说”。梁启超在1922年为清华学生中文学社作了题为《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的讲演，以大量的事例深入讨论了情感教育的问题。梁氏指出，“情感教育的目的，不外将情感善的美的方面尽量发挥，把那恶的丑的方面渐渐压伏淘汰下去。这种工夫做得一分钟，便是人类一分的进步”[20]。他认为，情感教育就是一种情感的陶冶，用情感来激发人，感染人，教育人。而在《为学与做人》一文中，他借鉴康德有关人的思维分为“知、情、意”三个部分的理论，与此相应将教育分为知育、情育与意育，并借用孔子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来概括这三育的功能。情育的功能当然就是“仁者不忧”。他说道：“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教人做到仁者不忧。”[21]在这里，他将情感教育与趣味教育统一了起来，两者是一致的。关于情感教育的途径，梁氏提出“艺术是情感教育最大利器”的重要观点。他说：“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就是艺术。音乐、美术、文学这三件法宝，把‘情感秘密’的钥匙都掌住了。艺术的权威，是把那霎时间便过去的情感，捉住他令他随时可以再现；是把艺术家自己‘个性’的情感打进别人们的‘情阈’里头，在若干期间内占领了‘他心’的位置。”[22]很明显，他的“情阈”概念借用了费希纳《美学导论》中有关“审美阈”的概念。接着，他用大量的篇幅阐述了中国优秀古典作品包括诗三百、汉乐府、屈原、李白、杜甫、辛稼轩等作家作品所表现的情感，特别是有关故国之思、抗击外侮、同情弱者的情怀，并将这种情感表现归结为“奔进的表情法”、“回荡的表情法”、“蕴藉的表情法”等等。情感教育是西方现代教育领域的重要方面，不仅仅限于美育，还包括情感训练等等方面。但梁启超在这里显然主要是讲以艺术教育为主的美育。正因为梁氏将情感教育看做是造就审美世界观的艺术教育，所以对于艺术家的责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明确要求艺术家“修养自己的情感，极力往高洁纯挚的方面，向上提挈，向里体验。自己腔子里那一团优美的情感养足了，再用美妙的技术把他表现出来。这才不辱没了艺术的价值”[23]。

其六是“美术人”理论。梁启超于1922年在《美术与生活》的讲演中提出美术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美术人”。他说美术教育的任务是两个，一个是培养懂得艺术创作的“美术家”，另一个则是培养能够欣赏美术的“美术人”。他说：“人类固然不能个个都做供给美术的‘美术家’，然而不可不个个都做享用美术的‘美术人’。”[24]那么，什么是“美术人”呢？梁氏认为就是生活有趣味之人。他说：“问人类生活于什么，我便一点不迟疑答道‘生活于趣味’。”什么是趣味呢？他认为首先不是一种“披枷带锁”的“石缝”中的生活，也就是人应该过一种自由的生活；其次不是一种没有一点血色的“沙漠”的生活，也就是人应该过一种充满活力的生活。其实，这就是一种将审美看做生活必需品的审美做生活。梁氏认为，培养这种能够审美地生活的“美术人”是国民改造与建设的需要。他说一个人审美情趣的麻木就使这个人成为没有趣味的人，而一个民族审美情趣的麻木就使这个民族成为没有趣味的民族。美术的作用就是将这种麻木的审美情趣恢复过来，使没趣变成有趣，“明白这个道理，便知美术这样东西在人类文化系统上该占何等位置了”[25]。对于如何培养“美术人”，梁氏认为可以通过自然美的欣赏与艺术美的欣赏等途径；主要是通过艺术美的欣赏，在自然美的再现、人的心态的刻画与超越的自由天地的表现中，培养人们的审美能力与审美态度。梁氏提出，培养能够享用美术的“美术人”，即一种广义的具有艺术欣赏能力与审美态度的“生活的艺术家”，正是美育的任务所在。梁启超可以说是我国美学史上第一个试图将专业艺术教育与普通艺术教育加以区别的理论家，他对于普通艺术教育培养“美术人”的特殊任务的提出与论述，意义重大。

（三）梁启超美育思想的成就与局限

以上概略地论述了梁启超的美学与美育思想，现在我们再作一个简略的小结。首先还是要看一下梁氏美学与美育思想的主要贡献。我想梁氏美育思想的基本观点目前看似乎没有什么特别新颖之处，但我们应该将其放到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审视其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应发现它所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梁氏美育思想始终贯彻的民族启蒙精神，无论是“新民说”、“少年中国说”还是“教育救国说”等等，都给予我们深刻印象。特别是他于1920年所写《〈欧洲文艺复兴史〉序》中提到欧游所得之“曙光”即为“人的发现与世界的发现”这两个文艺复兴的成果，意义更为深远。应该说这两个发现带有理论总结性，具有非常深刻的民族启蒙意识，是梁氏政治与学术活动的出发点，也是其美育理论的出发点。无论是早期的“文学移人说”，还是后期的“趣味教育说”、“情感教育说”，都与“人的发现与世界的发现”有关。梁氏所处的晚清与民国正是我国文化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期，加上他特有的站在政治前沿与沟通中西的经历，使其包括美育在内的学术文化工作均具有开创的意义。他的美育理论可以说完全突破了中国古代“礼乐教化”的传统模式而具有全新的意义，从理论内涵、概念范畴到研究方法可以说都是全新的。而从他对当时新的艺术形式——小说的极力推崇也可见其发现并支持新事物的创新精神。这种创新，对于梁氏这样的从传统中走出来的学者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对我们今天特别具有启发意义。没有学术的开创与创新就没有学术的价值，梁启超是我们的榜样。梁氏美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他在美育研究中所提出的课题，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现实，来自生活中所提出的问题。特别是当时十分紧迫的“民族危亡”、“国民性的改造”、“生活的艺术化”等问题，成为其美学与美育研究的问题阈，并被后人所继承。梁氏包括美育在内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方法也是值得我们特别予以借鉴的。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26]。在他的美学与美育研究，这种方法的运用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梁氏借鉴了许多西方现代学术元素，哲学的，美学的，教育学的、心理学的等等，但也力图不脱离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他对于中国古代韵文的情感阐释、对于杜甫与屈原的理解，都是对于传统的现代解释，但又没有完全离开传统。这种中西结合视野中的理论与学术创新，不能说没有一点牵强之处，但这种探索却是极为可贵的，值得我们借鉴。

梁启超的美育研究也不可避免地有其历史的、时代的与个人的局限性。他的改良主义政治观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哲学观决定了他的包括美育在内的文化研究都在很大程度上离开了经济与政治的改造，而将文化与审美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难免有审美乌托邦之嫌。新民的塑造固然需要文化的维度，但最根本的还是离不开政治与经济的基础，如果政治制度得不到改进，经济得不到发展，国民性的改造根本不可能成为现实。事实证明，不可能有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可能有贫穷的国民性改造与生活的审美化。同时，不通过革命推翻专制的政治制度也不可能有自由的国民与生活的审美化，这是毋庸置疑并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了的。而且，梁氏在美学与美育理论建设上缺乏自觉的学科建构意识，这也是十分明显的，他是极为重要的史学家与文学家，但还不是自觉的美学家。他的美育思想基本上是从政治家与教育家的角度出发的，从美育学科本身来说，前期的“移人”与后期的“趣味”尽管并不矛盾，但毕竟“趣味”是其后期的观点，还是缺乏严格的内在学术自洽性。而从论述来看，他的美育论著特别是后期的重要论著基本上都是比较短小的讲演，理论观点难以展开与深入。

梁启超进行美学与美育活动的时间距今已将近一百年，他辞世也已八十多年，中国与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梁氏“新民说”的理论、“少年中国”与“中国少年”以及“生活审美化”的呐喊仍然响彻我们耳际，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真正获得审美的生存仍有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