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蔡元培对中国现代美育的奠基性贡献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先号民友，后改孑民，浙江绍兴人，伟大的爱国主义教育家，中国现代学术与教育的奠基者。从小接受封建主义教育，走科举道路，25岁进士及第，27岁经教馆考试授翰林院编修。康梁维新宣告流产后，蔡元培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与不可救药，于是毅然挂冠南下，开始了他的“教育救国”之路，先后在浙江等地兴办新学。1907年，在将近40岁时到德国留学，对美学发生浓厚兴趣，受到康德思想的极大影响。1911年辛亥革命后回国参加革命政治活动。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任教育总长。后因不满袁世凯的专制独裁，毅然辞职，赴德、法等国留学。1916年回国，1917年1月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整饬校风、建立新的教育体制方面成绩卓著。此后担任过一系列党政要职，从1929年开始辞去其他职务，只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至逝世。蔡元培从1912年直至逝世，几十年始终大力倡导美育，发表了大量的演讲与文章，并开展了一系列富有开创性的美育实施工作。由于具有很高的地位与崇高的威望，他对美学与美育的倡导与践行在我国现代美学与美育的发展中起到了难以估计的奠基与推动作用。

蔡元培作为中国现代民主主义者，其世界观是由人道主义、进化论与教育救国论所构成的。首先，蔡氏极力倡导人道主义，这是由民主主义者反对封建专制的使命决定的。为此，他继承了中国古代的“仁爱”思想，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等等；更重要的是借鉴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之“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与精神。他在《华法教育会之意趣》一文中指出，“教育界之障碍既去，则所主张者，必为纯粹人道主义。法国自革命时代，即根本自由、平等、博爱三大义，以为道德教育之中心点，至于今且益益扩张其势力之范围”[1]。这种人道主义在当时列强进犯、国弱民穷的特定形势下又增加了救亡图存的特殊内容。诚如蔡氏所言，“然在我国，则强邻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2]。可见，蔡氏对教育与美育的倡导就是在救亡图存使命驱使下的一种极为重要的选择。蔡氏世界观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当时极为盛行的“进化论”。这是针对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道不变天亦不变”的道统观念，力倡以新代旧，推动社会的改革、前进与发展。蔡氏说道：“则所谓人生者，始合于世界进化之分例，而有真正之价值”；又说：“然则进化史所以诏吾人者：人类之义务，为群伦不为小己，为将来不为现在，为精神之愉快而非为体魄之享受，固已彰明而较著矣。”[3]这说明蔡氏所倡之“进化论”已经包含群体主义、理想主义与对物质主义的超越等积极而进步的内容。蔡氏的这种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的人道主义与进化论思想落实在他的实际行动上就是对“教育救国”道路的选择与持守。在各项社会事业中蔡氏将教育放到了首位，他说，“盖尝思人类事业，最普遍、最悠久者，莫过于教育”[4]。在他看来，教育的重要不仅在于完全人格之培养，还在于教育的发展必然是对封建的君主专制与教育体制的冲决，因此教育的发展是与革命相伴的。他说，教育的发展“其障碍有二：一曰君主，二曰教会。二者各以其本国、本教之人为奴隶，而以他国、他教之人为仇敌者也。其所主张之教育，乌得不互相歧异？”[5]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共和确立，才使教育界一洗君政之遗毒，一扫教会之霉菌。当然，教育的价值与作用最后还是落实到人的培养与民众素质的提高。蔡氏在《何谓文化》一文中将“文化”的外延延伸到卫生、经济、政治、道德等各个方面，最后则归结到“教育的普及”。他说，“上列各方面文化，要他实行，非有大多数人了解不可，便是要从普及教育入手”；又说，“凡一种社会，必先有良好的小部分，然后能集成良好的大团体。所以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6]这恰是蔡元培毕生重视教育、重视美育的最重要原因。甚至，他的临终遗言也是科学救国与教育救国。

对于蔡元培在我国教育领域的贡献，美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杜威曾有一段话：“世界各国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了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7]将蔡元培视为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大教育家是恰如其分的。他对美育的倡导、研究与践行就是重要表现之一，不仅顺应了时代与社会的要求，而且也对时代与社会的前进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同时也进一步彰显出美育事业在时代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蔡元培作为我国现代美育事业的开创者与奠基者，对我国现代美育事业的贡献是全方位的，择其要者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首次将美育列入国民教育方针。

在研究蔡元培对我国现代美育的贡献时，我个人认为，应该将他把美育首次列入国民教育方针一事放在首位，这是我国教育由古代的封建教育进入现代教育的重要标志。因为在封建时代“存天理，灭人欲”的特殊语境中，绝对不会对以开发审美情感为其指归的美育给予重视，只有在以人道主义为旗帜的现代社会，真正的美育才会受到重视并被提到应有的地位。同时，历史事实也告诉我们，美育作为社会教育的组成部分，只有列入国家教育方针，成为国家意识，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推行与实施。因而，蔡元培将美育列入国家教育方针意义不同一般，直至今天仍有其重要价值，说明对美育的重视在某种意义上是新旧教育的分水岭，也说明美育实施的根本之途是使其进入教育方针从而成为国家意识。

历史的前进给了蔡元培这样的机遇。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一举推翻封建帝制，实行共和，成立国民政府，蔡元培就任教育总长。1912年，他就对旧的封建时代的“教育宗旨”进行了根本性的修正。他于1912年发表在我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该文的主旨就是他作为教育总长对于教育方针的阐述。他说：“顾关于教育方针者殊寡，辄先述鄙见以为喤引，幸海内教育家是正之。”[8]他明确地将这一教育方针概括为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世界观、美育主义五者。在这里，所谓“军国民主义”即为体育，“实利主义”即为智育，“德育主义”即为德育，“美育主义”即为美育，再加上世界观教育。这就是“五育”的新国民教育方针。

这样的新教育方针是对清政府所谓“钦定”的教育宗旨加以批判与改造的结果。蔡氏指出，“满清时代，有所谓钦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可以不论。尚武即军国民主义也。尚实，即实利主义也。尚公，与吾所谓公民道德，其范围或不免有广狭之异，而要为同意。惟世界观及美育，则为彼所不道，而鄙人尤所注重……”[9]这当然不是简单地置换而是根本的改造，是由封建专制时代的所谓“教育宗旨”到民主共和时代国民教育方针的根本转变。前者是以封建专制政府的标准为出发点，而后者则以人民的要求为标准。诚如蔡氏自己所言：“教育有两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10]他认为，他所增加的“世界观、美育主义二者，为超轶政治之教育”[11]，实是共和时代的产物。

同时，蔡元培还在此文中对德、智、体、美与世界观“五育”的性质进行了认真的界定，当然也涉及对美育性质的界定，加深了人们对美育重要性的认识，提高了人们实施美育的自觉性。从历史继承的角度，他认为从中国古代来说，美育与虞之时夔典乐而教胄子以九德及六艺之乐教紧密相关；而从西方古代来说则与古希腊之美术教育密切相关。

关于美育的性质，蔡氏从多个学科的角度加以论述。从心理学的角度，他认为“美育毗于情感”[12]，也就是把美育定位于“情感教育”，从而为美育划出了特定的、不可取代的领域。从教育学的角度，他认为“公民道德及美育皆毗于德育”[13]。我想这里蔡氏是从人格培养的角度来讲的，并不等于他认为德育可取代美育。因为，他在1920年《普通教育和就业教育》的演说中力主把美育从德育中“分出来”[14]。蔡氏还在此文中将包括美育在内的“五育”与各种课程的对应关系作了阐释，十分有利于美育的实施。

蔡元培于1912年7月为反对袁世凯的独裁专制而采取了“不合作主义”，辞职退出内阁，是年冬再度赴德国留学。随着蔡元培的去职，美育也在1912年7月12日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上”被决议“删除”。鲁迅对此在日记中忿然写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尽管如此，美育被列入国民教育方针仍然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的重大事件，蔡元培重视美育，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巨大贡献将永远记录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

第二，倡导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说”。

“以美育代宗教说”是蔡元培终身力倡的一个重要美育命题，也是引起重要反响与争议的一个命题。早在他1912年就任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时，就对“厌世派之宗教哲学”表示“吾以为不然”。此后，又在不同时期连续三次发表几乎是同题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演说与文章。直至其晚年的1938年，还在《“居友学说评论”序》中重提二十年前所发表的“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并称“本欲专著一书，证成此议”，同时列出了所预拟的五项条目。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方法，研究一种理论观点应将其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审察其产生的原因，从而探索其价值作用。历史告诉我们，蔡氏力倡“以美育代宗教说”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背景之下，并与其所坚持的科学与民主这两大旗帜密切相关的。1917年，蔡氏在北京神州学会演说，第一次明确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并明确指出了提出这一命题的针对性。他说：“此则由于留学外国之学生，具彼国社会之进化，而误听教士之言，一切归功于宗教，遂欲以基督教劝导国人。而一部分之沿习旧思想者，则承前说而稍变之，以孔子为我国之基督，遂欲组织孔教，奔走呼号，视为今日重要问题。”[15]蔡元培作为民主主义革命家，敏锐地观察到在那个民族救亡的时代里竟然出现“以基督教劝导国人”与“遂欲组织孔教”等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文化现象。众所周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这并非简单的宗教现象，而是与文化政治息息相关。西方基督教的移入往往与列强的文化侵略相关，而孔教的组织则意味着封建势力的固守与复辟。因此，蔡氏认真地面对之，明确地意识到要倡导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就必须反对孔教与其他一切宗教。所以，蔡氏是以民主与科学为武器来力倡“以美育代宗教说”的。他所列的宗教的第一个罪状就是反对自由民主，他说，“而宗教家恒各以其习惯为神律，党同伐异，甚至为炮烙之刑，启神圣之战，大背其爱人如己之教义而不顾，于是宗教之信用，以渐减损，而思想之自由，又非复旧日宗教之所能遇抑，而反对宗教之端启矣”；而宗教的第二个罪状就是反对科学，诚如蔡氏所言，“及自然科学以渐发展，则凡宗教中假定之理论，关于自然界者，悉为之摧败，而一切可以割弃”。[16]

那么，美育何以能够取代宗教呢？蔡氏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证了宗教的衰败、各种功能的式微以及美育的优长及其必取宗教而代之的趋势。首先是历史向我们呈现了宗教的衰败。他认为，原始时代人类处于未开化之时，知、情、意等精神领域均“依附”于宗教，但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昌明，知、情、意等均逐步脱离宗教，甚至为宗教所累，宗教呈衰败之势。蔡氏指出，“知识、意志两作用，既皆脱离宗教以外，于是宗教所最有密切关系者，惟有情感作用，即所谓美感”；“然而美术之进化史，实亦有脱离宗教之趋势……于是以美育论，已有与宗教分合之两派。以此两派相较，美育之附丽于宗教者，常受宗教之累，失其陶养之作用，而转以激刺感情。盖无论何等宗教，无不有扩张己教、攻击异教之条件……甚至为护法起见，不惜于共和时代，附和帝制”。[17]蔡氏深刻地揭示了那个特定的时代宗教无可遏止的衰败历程，以及个别人士“附和帝制”的逆行，甚至与宗教关系密切的美育领域也逐步走上与宗教“两分”之路。由此说明，宗教的衰败与弊端决定了它不可能代替美育。

相反，美育的优长之处却使其可以代替宗教。蔡氏认为美育以其特具的普遍性与超越性之优长得以摆脱宗教的利己损人的自私性与人我之见的狭隘性。他说：“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18]

为了从历史的发展中论述“以美育代宗教”的必然趋势，蔡元培更为明确地将两者作比较而予以论证：

一、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

二、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

三、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19]

最后，蔡元培的结论是：“总之，宗教可以没有，美术可以辅宗教之不足，并且只有长处而没有短处，这是我个人的见解。”[20]

从蔡元培1917年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至今九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九十多年来，围绕这一课题的争议从未止歇。多数论者认为，“以美育代宗教说”充分体现了蔡元培的思想进步性，体现了他倡导科学与民主，追求精神自由和幸福的良好愿望，对其理论的先进性与思想的进步性应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以美育代宗教说”是百年中国美学的迷途，是以自然形态的审美取代神性形态的审美。对于这样的争论，我们认为还是前面说到的，应该按照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将“以美育代宗教说”放到其提出的历史背景中审视得失。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那就要首先肯定这一理论观点反映时代与历史发展趋势的进步性。因为，“以美育代宗教说”的提出正值20世纪初期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大潮中，救亡图存即是那个时代的主题。“以美育代宗教说”集中体现了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精神、反侵略的民族自救精神与反迷信的科学精神。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民主主义革命精神的体现，是蔡元培对中国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贡献。而这一理论所体现的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在当代仍有其价值。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有的学者认为，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反映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精神。因为，这些学者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单一宗教信仰的国家，而其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审美文化中所强调的“礼乐教化”、“天地境界”就包含着信仰的维度，可以在这个意义上“以美育代宗教”。李泽厚最近指出，“这正是从孔老夫子到蔡元培、王国维、鲁迅提倡的‘以美育代宗教’……但既然总有些人不信，不去跪拜上帝鬼神，在心理需求上，‘天地境界’的情感心态也就可以是这种准宗教性的‘悦志悦神’。这也是对天地神明的宗教性的感受和敬畏。审美在这里完全不是感官的快适愉悦”；又说，所以，“‘以美育代宗教’在宗教社会学的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儒学代宗教。虽然儒学或以美育代宗教仍然容许人们去信奉别的宗教，因为它始终没有‘上天堂’的永生门票”。对于这一点，蔡元培没有特别明确地指出，但却提出了“师法孔子”的问题。他在《孔子之精神生活》一文中论述了孔子精神生活的三个方面：智、仁、勇；两个特点：毫无宗教的迷信、利用美术的陶养。最后，蔡氏指出，“孔子所处的环境与二千年后的今日，很有差别；我们不能说孔子的语言到今日还是句句有价值，也不敢说孔子的行为到今日还是样样可以做模范。但是抽象的提出他精神生活的概略，以智、仁、勇为范围，无宗教的迷信而有音乐的陶养，这是完全可以为师法的”[21]。蔡元培提出的“师法孔子”精神，李泽厚提出的以“中国儒家传统审美文化代宗教”命题，是非常重要的论题，还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和论证，深入发掘中国传统审美文化所包含的“天人之和”的美学精神，使之在当代得到进一步发扬。

当然，从学理的角度来看，蔡元培对宗教完全否定，特别是在《关于宗教问题的谈话》中否定宗教“永存的本性”，应该说是不全面的。马克思指出，“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们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22]。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宗教是尚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的自我意识。从这个角度说，人类不断地为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努力，但却永远不可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与人的信仰维度是永远不可能消亡的，而宗教所包含的超越意识和终极关怀在人类的前行中也还是有其价值的。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神学美学”的逐渐勃兴也凸现了审美的神性维度的特有价值。正是从以上的视角来看，蔡氏的“以美育代宗教说”在学理上还是有其片面性的。但瑕不掩瑜，其积极的进步意义还是主要的。

第三，全面地论述了美育的内涵，为中国现代美育的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蔡元培全面地论述了美育的内涵，包括美育的作用、性质、特点、目的与研究方法等。这些论述从目前看是以介绍西方理论、特别是康德美学理论为主，蔡氏本人的创见不多，而且有些表述还欠周延，但放到我国20世纪初期的语境中就可以看到这实际上是现代形态的美学与美育学科构建的起始，其作用还是相当巨大的。蔡氏在1912年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不仅首次将美育列入国民教育方针，而且对美育的内涵与作用也主要借助康德的美学理论作了论述。他认为世界观教育还没有解决现象界与实体界之联系，只有美育能够成为沟通两者的“津梁”。他说：“然则何道之由曰美感之教育。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此为康德所创造，而嗣后哲学家未有反对之者也。”[23]他认为美感既能在现象世界产生喜怒哀乐之情，但又并不执著而可脱离（保持距离），并因而与造物为友而接触于实体世界。“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24]这实际上为美感乃至美育划定了介于现象与实体、知与意、真与善之间的特有的情感领域，从而借助于康德的这种二元论哲学论证了美育的独特性与不可取代性，为美育作为独立的一翼在教育中的独特地位及其在国民教育方针中的地位奠定了理论的基础，也使这一“津梁”之说成为蔡氏美育理论的哲学前提与基础。

正是在这一“津梁”之说的基础上蔡氏才展开了他有关美育性质、特点与目的的论述。蔡氏于1930年专为《教育大辞书》撰写了“美育”条目，在该条目中全面地论述了美育的性质、历史与实施。他说：“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25]此论的贡献在于明确地确定了美育的“情育论”性质，而其局限在于仅仅将美育看成美学理论之应用，在一定的程度上将美育与美学对立并隔离了起来。实际上，从今天的视角来看，作为人生教育的美学就是广义的美育。当然，蔡氏有关美育之“情育论”的观念是借鉴了康德与席勒的美学理论，但在当时处于反封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中国，对个人感情的倡导是亘古未有的，是一种对封建礼教的反叛。而从学理上来看，“情育论”也为“美育”学科的建设奠定了基础。正是在“津梁说”与“情育论”的基础上，蔡氏才论述了美感与美育特有的“普遍性”与“超越性”的特点。1921年，蔡氏在为北大学生所写《美学讲稿》中专门介绍了康德有关美的普遍性与超脱性的理论。他说：“康德对于美的定义，第一是普遍性。……而美的快感，专起于形式的观照，常认为普遍的。第二是超脱性。……而美的快感，却毫无利益的关系。”[26]正因为美感与美育的普遍性与超脱性特点，所有才具有巨大的作用并得以代替宗教。对于美育的这一特点，蔡氏在其晚年叙述自己在教育界的经历时又一次给予强调。他说，四十六岁（民国元年），我任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27]。在此基础上，蔡氏还进一步论述了美育的目的。按我的理解，他是从长远目的与近期目的两个层面来论述的。从长远目的来说，蔡氏认为美育是一种健康人格的培养。他在《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中讲到，“美育之目的，在陶冶活泼敏锐之性灵，养成高尚纯洁之人格”[28]。这一关于美育之长远目的的论述，既是对康德与席勒美学“人学理论”的继承借鉴，同时又适应了中国现代民主主义革命重视新人培养的宗旨。梁启超著名的“新民说”即为一例。关于美育的近期目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蔡氏认为美育乃“抗战时期之必需品”[29]。他认为，抗战时期最需要的，是人人有宁静的头脑，又有坚强的意志，而养成这种精神“固然有特殊的机关，从事训练；而鄙人以为推广美育，也是养成这种精神之一法”[30]。具体言之，他认为优雅之美可培养从容恬淡、超利害计较之情，从而抵御任何卑劣的诱惑；崇高之美可培养伟大坚强之情，从而抵御任何的威逼与胁迫；而美感的“感情移入”又可培养一种“同情”之心，促进全民抗战时期的互相爱护与互相扶助。将美育与全民抗战如此紧密地联系起来，进一步彰显了蔡元培的爱国主义情怀，同时也说明在中国救亡与启蒙所具有的某种相关性。关于美学与美育的研究方法，蔡氏在1921年所写《美学讲稿》与《美学通论》中列有专论，主张归纳与演绎的统一。他在介绍了冯特的实验心理学的美学研究方法之后说道：“然问题复杂，欲凭业经实验的条件而建设归纳法的美，时期尚早。所以现在治美学的，尚不能脱离哲学的范围。”[31]同时，他也力主从鉴赏接受与创作相结合的视角研究美学与美育。

第四，在美育的实施上进行了卓有成就的努力与示范，对于我国现代美育发展起到巨大推进作用。

蔡元培在我国现代美育发展史上的贡献除了上述教育方针的确立与理论的建树以外，还需特别引起重视的，就是他在我国现代美育实施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美育作为教育的组成部分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决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必须付诸实践。同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蔡元培在我国现代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崇高威望，特别是他曾任教育总长、北大校长的重要经历，使他对于美育的实施在我国美育发展史上具有示范的作用，留下一系列极为宝贵的遗产，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蔡元培绝不仅仅是一位理论家，更是一位实践家。他在《何谓文化》一文中特别谈到了实践在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以上将文化的内容，简单的说过了。尚有几句紧要的话，就是文化是要实现的，不是空口提倡的。”[32]

蔡元培在美育的实施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加以介绍和论述。宏观方面，他确立了家庭、学校、社会以及终生美育的框架。在家庭美育方面，蔡氏论述了建立胎教院、育婴院与幼稚园的问题；在学校美育方面，论述了开设有关课程科目，以及学校的建筑、陈列、展览、音乐会等实施美育的措施；在社会美育方面，论述了设立美术馆、展览会、音乐会、剧院、影戏馆、博物馆以及城乡美化等等问题；在终生美育方面，论述了“一直从未生以前，说到既死以后”的美育问题。以上所论，可谓翔实明确，更为重要的是在蔡氏的直接领导或参与策划推动下，成立了中国首个艺术院校与机构——他在担任中央大学院院长期间，在杭州成立了“西湖国立艺术院”。他又推动成立了国立美术学校，创立了首份音乐杂志，提交了《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就任国立音乐院艺术社社长，主持编写了《中国新文学大系》，支持并参与了一系列艺术展等等。这些艺术机构几乎都是今天我国各个重要艺术院校的前身，这样的贡献简直可以彪炳于中国教育史册。而从微观的方面看，蔡元培于1917—1923年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力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原则，励精图治，坚持革新，使北京大学成为20世纪初期中国高校的典范。其在北大大力实施美育，亲力亲为，开设美学与美育课程，成立各种课外美育组织，举办各种课外美育活动，投资建设各种美育设施，在美育的发展建设上为后世树立了榜样，积累了经验。他在1934年所写《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说：“我本来很注意于美育的，北大有美学及美术史教课，除中国美术史由叶浩吾君讲授外，没有人肯讲美学。十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停止。至于美育的设备，曾设书法研究会，请沈尹默、马叔平诸君主持。设画法研究会，请贺履之、汤定之诸君教授国画；比国楷次君教授油画。设音乐研究会，请萧友梅君主持。均由学生自由选习。”[33]在此思想指导下蔡氏在北京成立了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音乐研究会等课外美育活动组织，亲自为其确定宗旨、聘请导师、选定地点、参加开办与结业仪式等，成绩斐然。他在《北大画法研究会旨趣书》中指出，“科学、美术，同为新教育之要纲，而大学设科，偏重学理，势不能编入具体之技术，以侵专门美术学校之范围。然使性之所近，而无实际练习之机会，则甚违提倡美育之本意。于是由教员与学生各以所嗜特别组织之，为文学会、音乐会、书法研究会等，既次第成立矣”[34]。又在《在北大音乐研究会演说词》中指出，“吾国今日尚无音乐学校，即吾校尚未能设正式之音乐科。然赖有学生之自动与导师之提倡，得以有此音乐研究会，未始非发展音乐之基础。所望在会诸君，知音乐为一种助进文化之利器，共同研究至高尚之乐理，而养成创造新谱之人材，采西乐之特长，以补中乐之缺点，而使之以时进步，庶不负建设此会之初意也”[35]。这些已足见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美育的勤奋艰苦而卓绝的努力。

总之，蔡元培不愧是中国现代美育的开创者与奠基者，他所留下的遗产滋润着我们，他所开创的事业激励着我们，鼓励我们沿着他的足迹继续前行，开创美育事业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