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艺术教育的特殊魅力

艺术品形象性与情感性高度统一的特点，决定了艺术教育所产生的这种肯定性的情感激动必然是极其强烈的，具有一种动人心魄的神奇魔力和巨大的感染力量。它可以使人“神摇意夺，恍然凝想”，以至于“快者掀髯，愤者扼腕，悲者掩泣，羡者色飞”。古希腊哲人柏拉图将这种情形称作一种“浸润心灵”的“诗的魔力”。高尔基也把这种现象称作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魔术”。他曾经生动地描写了自己少年时期在热闹的节日里避开人群，躲到杂物室的屋顶上读福楼拜的小说《一颗纯朴的心》的情景。当时，他由于无知，误以为这本书里藏着一种“魔术”，以致曾经好几次“机械地把书页对着光亮反复细看，仿佛想从字里行间找到猜透魔术的方法”[7]。对于艺术品这种动人心魄的奇妙作用，列宁也曾作过描述。有一天晚上，他听了一位钢琴家演奏贝多芬的几支奏鸣曲，被深深地感动了。他说：“我不知道还有比《热情交响曲》更好的东西，我愿每天都听一听。这是绝妙的、人间没有的音乐，我总带着也许是幼稚的夸耀想：人们能够创造怎样的奇迹啊！”艺术品这种神奇魔力甚至会导致某种罕见的群众性的狂热场面。例如，1824年5月7日，在维也纳举行贝多芬的《D调弥撒曲》和《第九交响曲》的第一次演奏会，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情况之热烈几乎带有暴动的性质。当贝多芬出场时，群众五次鼓掌欢迎。而在如此讲究礼节的国家，对皇族的出场，习惯上也只鼓掌三次。因此，警察不得不出面干涉。交响曲引起狂热的骚动，许多人哭了起来。贝多芬在终场以后也感动得晕了过去。大家把他抬到朋友家中，他朦朦胧胧地和衣睡着，不饮不食，直到次日早晨。总之，动人心魄的神奇魔力正是艺术教育的特色，也正是我们把它作为实施美育的重要途径的原因之所在。正因为艺术教育的特殊魅力，所以能够产生特有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首先，任何优秀艺术品都不同程度地给人以某种教育。

任何艺术品都不是无目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者企图将艺术关进象牙之塔，否定它的一切功利作用，这是不现实的。其实，任何艺术品都因包含着作者对生活的主观体验和评价而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某种思想意义。而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又都从不同的角度给人们以启发教育。鲁迅曾要求一切进步文艺成为引导人民前进的灯火。他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当然，文艺由于其题材与体裁的不同，所起教育作用的程度和角度都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山水诗、风景画、轻音乐等更多地是给人以一种健康的情感的陶冶，而小说、戏剧、电影、历史画等则更多地是给人以一种思想上的启示。

其次，艺术教育是以“寓教于乐”为其特点的。

艺术所给予人的教育是不同于政治理论的。政治理论是以直接的理论教育的形式出现的，目的明确，内容直接。艺术教育是以娱乐的形式出现的，是娱乐与教育的直接统一，思想教育的目的直接渗透、溶解在娱乐之中。关于艺术教育的这一特点，古代许多理论家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了。柏拉图就对文艺提出了“不仅能引起快感，而且对国家和人生都有效用”的要求。古罗马的贺拉斯在《诗艺》中认为，文艺的作用是“寓教于乐”。文艺复兴时期的塞万提斯也对文艺提出“既可以娱人也可以教人”的要求。狄德罗则将文艺的“寓教于乐”称作“迂回曲折的方式打动人心”。周恩来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这都告诉我们，文艺的教育作用是以娱乐的形式出现的，没有娱乐就没有艺术的教育，也没有艺术的欣赏。而所谓“娱乐”，有两大特点：第一，从目的上来看，是为了情感上的轻松愉悦、精神享受，而不是为了刻苦出力；第二，从欣赏者所处的境况来看，完全是一种自觉自愿，没有外在的规范强制，而是出自内在的心理欲求。这种艺术教育的特点是由艺术欣赏的心理特点所决定的。因为，艺术欣赏是一种理性评价与感性体验的直接统一，表现为强烈的情感体验的形式。所以，它所起的作用也就主要是动之以情。而政治理论则是一种纯理性的逻辑、判断、推理活动。所以，它的教育作用就是一种诉之以理的方式。

最后，艺术教育的娱乐性中渗透着理性的因素。

艺术教育尽管以娱乐性为其特点，但绝不是单纯的娱乐，而是在娱乐中渗透着理性，包含着教育。但这是一种特殊的理性教育。

第一，从性质上来说，这种渗透于娱乐的教育主要不是认识和道德的教育，而是一种情感的教育，是一种对于人的内在心灵的熏陶感染，也就是由情感的打动到心灵的启迪。歌德在其著名的论文《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中，认为莎士比亚著作的特点表面上看似乎是诉诸人们外在的视觉感官，而实际上是诉诸人们“内在的感官”。而所谓“内在的感官”就是心灵。也就是说，艺术教育是一种打动人们的心灵的教育。它扣触人们情感的琴弦，产生的效果是心灵的震动，即灵魂的净化、道德的升华。茅盾把这通俗地叫做“灵魂洗澡”。他在谈到自己第一次听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的感受时说道：“对于音乐，我是十足的门外汉，我不能有条有理告诉你‘黄河大合唱’的好处在哪里，可是他那伟大的气魄自然而使人鄙吝全消，发生崇高的情感，只是这一点也就叫你听过一次就像灵魂洗过澡似的。”[8]这种情形，我们都会有亲身的感觉。例如，当我们读到李存葆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中的这样一段：梁三喜带领全连攻上无名高地后，被躲在岩石后面的敌人击中左胸要害部位。他立刻倒了下来，但仍然微微睁着眼，右手紧紧地攥着左胸上的口袋，有气无力地说：“这里，有我……一张欠账单……”战友们在热血喷涌的弹洞旁边，在那左胸口袋里找到一张血染的四指见方的字条“我的欠账单”，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17位同志的名字，总额620元。此景此情，难道对于我们不是一场灵魂的洗涤吗？作者在这无言的形象描绘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位为国捐躯的高大英雄形象。在这样一个“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高大英雄形象面前，我们会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道德启示和人生哲理的领悟。

第二，从艺术教育的形式来看，它不同于政治教育的直接教育形式，而是一种间接的潜移默化，也就是在娱乐中不知不觉地、潜在地、当然也是逐步地使欣赏者接受、改变乃至培养起某种感情。人们曾经借用杜甫的一句诗，把这种情形比作细雨滋润大地，即所谓“润物细无声”。也有人将此比作战场上的一种出其不意、猝不及防的战术：对人的感情的“偷袭”。在艺术教育中，受教育者常常是不知不觉地被艺术形象所征服，从而当了它的“俘虏”。著名作家巴尔扎克非常了解艺术这种特有的潜移默化作用，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拿破仑用刀未能完成的事，我要用笔来完成。”

第三，从对文艺家的要求来看，正因为艺术教育具有这种特有的启迪、熏陶人们心灵的巨大作用，所以人们常常把艺术品称作“精神食粮”，把文艺家叫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从这个角度说，从事艺术教育和美育工作的人也应该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感到肩负着高度的责任，应十分重视并很好地利用艺术教育的武器，更好地培养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健康的审美能力，塑造他们的美好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