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美育在教育中的“中介性”地位

上面，我们探讨了美育特有的作用。这些作用是其他任何教育形式所无法取代的。现在，我们再进一步从美育与德、智、体三育的关系来探讨美育的作用。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美育与德、智、体三育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是这三育不可缺少的条件。在这一方面，王国维提出了著名的“体育”和“心育”的调和论，以及“知、情、意”的“心育”和谐发展论，俄国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别林斯基也较深刻地论述了美育与智育、德育的关系。他说，审美力是“人的尊严的一个条件：具备了这个条件，才能有智慧，有了它，学者才能达到世界思想体系的高度，从共同性上认识自然和现象；有了它，公民才能为祖国而牺牲自己个人的愿望和利益；有了它，人才能把生活看做伟业盛世，而不感到创业的艰辛困苦……美感是善心之本，是品德之本”[4]。

下面，我们具体地论述美育与德、智、体三育的关系，论述美育在教育中的“中介性”地位。

（一）美育与德育的关系

第一，美育是实施德育的必不可少的手段。

所谓德育，旨在培养正确的思想观点和高尚的道德观念，从理智上对客观社会现象作出正确的评价。而理智的评价总是以情感的评价为必要条件，理智上的肯定与否定总是以情感上的爱憎为前提。因此，美育对于德育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它是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的重要手段。正如鲁迅所说，“美术可以辅翼道德”[5]。

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包含道德认识、道德行为和道德情感这样三个方面的内容。所谓道德认识，是人的道德行为的理智方面的根据，是动机、目的和出发点，决定了道德品质的性质。而所谓道德行为则是道德认识的具体实践、外部特征及其所产生的效果，是直接表现出来，可供人把握的。道德认识与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是思想与行动、动机与效果之间的关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片面地强调道德认识、动机，即所谓“善心”，而机械唯物主义者则片面地强调道德行为和效果。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行为、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两者的统一必须有一个“桥梁”，即道德情感。道德情感是建立在坚实的道德认识基础之上的人的自觉的要求与愿望，是人的内心的指令。它形成一股变思想为行为、使动机产生效果的强大推动力。因此，没有道德情感，道德认识就不能付诸实践。例如，爱国主义的政治道德品质就同爱国主义的情感紧密相连。它不仅应具有对爱国主义的理论上的认识、对“祖国”这个概念深刻含义的逻辑思维上的把握，而且要把这种理论的认识和逻辑的把握变成实际的爱国主义行为，还必须在此基础上培养起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它包含着对祖国几千年来灿烂文化的自豪，对亿万勤劳勇敢的祖先的钦佩，对万里锦绣河山的眷恋，对人民用乳汁和血汗哺育我们的感激，对近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痛恨……这样一些具体的情感就凝聚成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从而产生作为中华儿女的尊严感，祖国虽然贫穷但我们却应更加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的道德感。这样，才能产生热爱祖国、献身祖国的高尚道德行为。方志敏为了祖国的解放、独立、自由，威武不屈，英勇献身，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这种高尚的爱国主义行为，除了深刻的理论认识和高度的思想觉悟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他在狱中所著《可爱的中国》就强烈地流露出这样的感情，抒发了自己对祖国的赤子之爱。

第二，美育的强烈感染力是一般的理论教育所不具备的。

审美教育以具体的形象感染为其特长，因而常常获得以概念见长的理论性教育所难以达到的效果，给人以长久的深人心灵的政治与道德启示。例如，保加利亚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法庭上同法西斯分子勇敢沉着地进行斗争，就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中革命者拉赫美托夫形象的感染和影响。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把一切献给党》和《红岩》等革命小说所塑造的革命英雄形象则哺育了我们好几代的革命青年。

美育的形象感染特别适宜于对青年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现代心理学证明，青年有两大重要心理特点。一是在青年时期（主要是十五六岁以前）主要以具体的形象思维见长，之后才逐步地转变到以抽象思维见长。二是青年的独立意识增强，喜欢独立思考，有一种排斥理论教育的心理倾向。而美育运用具体的形象，在不知不觉中进行思想理论的教育，往往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第三，美育本身包含着荣辱感、羞耻心等德育因素。

审美力尽管主要是情感的因素，但作为一种高级的情感，本身就包含着必不可少的伦理道德的因素、善的因素。特别是对社会美的评判，往往同善恶的道德感紧密相连，包含着明显的荣辱感和羞耻心等。而且，审美力作为一种高级的文化素养，往往直接或间接地制约着人们的道德行为、姿态风范、待人接物、衣着打扮、谈吐的文雅与粗鲁、高尚与庸俗。秦牧在题为《心灵美和风格美》的文章中指出：“文学艺术的爱好者，那些爱美的人，虽然可以属于各个阶级，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立场，但是比较那些和美的欣赏完全绝缘的人，相对来说，一般总是比较善良一些，至少，什么碎尸案的主角，什么吃人肉的凶手，或淫威虐待者，或者满口污言秽语骂人爹娘取乐的，在受到强烈的美育陶冶的人们当中，产生的比例总要少得多吧。”

正因为美育本身包含着德育的因素，所以一切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也都是道德高尚的人。我国古代画论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画品与人品的关系问题，认为只有人品好画品才能好。贝多芬就是一位既具有高度艺术修养又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大音乐家。当时他尽管艺术造诣很深，闻名遐迩，但地位低下，穷困潦倒。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蔑视权贵，坚贞不阿，从不向达官贵人低下自己高傲的头。1806年秋季的一天，贝多芬在他的艺术保护者李希诺夫斯基公爵的庄园里做客。晚上，当主人强迫他为当时占领维也纳的法国军官演奏时，他感到受了莫大的污辱，冒雨愤然离去，并致函怒斥李希诺夫斯基对侵略军的阿谀奉承。他在信中义正词严地指出：“你可以使人成为七品官，但却不能使人成为歌德和贝多芬。你之所以是你，完全是由于偶然的出身，而我之所以是我却由于自己的努力，今后会有无数的公爵，但却只有一个贝多芬。”真是字字珠玑，正气凛然。这位伟大的音乐家在给他兄弟的遗嘱中写道：“把‘德性’教给你们的孩子，使人幸福的是德性而非金钱。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在患难中支持我的是道德，使我不曾自杀的，除了艺术之外也是道德。”[6]

（二）美育与智育的关系

第一，审美力是人的智能不可缺少的方面。

一个人的智能，一般包含知、能、识三个方面。所谓“知”，即指一个人所掌握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各方面知识的多少。而所谓“能”，即指一个人的实际技能，具体指动作技能（学习与生产中的写字、演奏、体操、操作等实际动手能力）和心智技能（感知、记忆、想象、创造等思维能力）。而所谓“识”，又叫识见，即指生产活动和科技活动中预见性和计划性方面所达到的水平。这是在“知”与“能”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综合性的智力水平。而在这三个方面当中，知识是基础，能力是关键，识见是结果。能力是智能中最活跃的因素，可以使人从不知到知，从少知到多知，从已有的领域开辟新的领域，从知识转变为识见。而能力中最主要的又是心智能力，包括抽象的思维能力和形象的想象能力。这两种能力都属于思维能力的范围，遵循着从个别到一般、从感性到理性的法则，只不过一个凭借概念的手段，一个凭借形象的手段。而形象的想象能力在人的思维能力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心理机制就是从原有的形象创造出新的形象，因而从实质上来说它是一种举一反三的创造能力。这种想象的创造能力正是人的审美能力的表现。它不仅在艺术的创作与欣赏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也是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因素。

当代心理学认为，想象在科学研究中所起的是一种凭借直观形象进行模拟和类推的作用，并将其称作“发散思维”能力。这种“发散思维”能力是科学研究中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列宁认为：“即使在最简单的概括中，在最基本的一般观念（一般‘桌子’）中，都有一定成分的幻想。”[7]他还说：“有人认为，只有诗人才需要幻想，这是没有理由的，这是愚蠢的偏见！甚至在数学上也是需要幻想的，甚至没有它就不可能发明微积分。”[8]高尔基也说：“艺术家也同科学家一样，必须具有想象和推测——‘洞察力’。想象和推测可以补充事实的链条中不足的和还没有发现的环节，使科学家得以创造出能或多或少地正确而又成功地引导理性的探索的各种‘假说’和理论，理性要研究自然界的力量和现象，并且逐渐使它们服从人的理性和意志，产生出属于我们的、由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理性所创造出来的‘第二自然’的文化。”[9]可见，只有借助于直观的想象力，才能想象出肉眼观察不到的事物如何发生，如何作用，从而提出创造性的假设。人的思路常常可以通过这种假设，跳跃到崭新的境界，取得重大突破。例如，1959年，在坦桑尼亚发现古猿人化石，只有一片颅骨和几枚牙齿，但科学家却借助于想象力形象地复原了古猿人的形态。再如，德国气象学家魏格纳患病住院期间发现大西洋两边海岸线相似，非洲西海岸和南美东海岸犹如一张撕成两半的纸。于是，他借助于想象力提出了著名的“大陆漂移说”。还有著名的牛顿因苹果落地而借助于想象力发现了“万有引力”的故事。甚至连20世纪出现的电子计算机也是同对人脑模拟的设想分不开的。因此，爱因斯坦断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10]特别是当前，科技领域呈现出所谓“知识爆炸”的飞跃发展的崭新局面，而我国在科技方面又处于落后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使我国的科技和经济得以迅速振兴，使我中华民族能尽快站在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就必须大力进行智力开发。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培养出数量众多的具有创造能力的开拓型人才。而美育就是培养这类人才的重要途径。

第二，审美活动可以调节人的大脑机能，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

现代神经生理学家、美国医生、诺贝尔奖获得者斯佩里，研究探明了人的大脑两半球的功能分工：人的语言、数学、逻辑等是由大脑左半球负责的，俗称“数学脑”；图像、音乐及其他非语言信息则由大脑右半球管理，俗称“模拟脑”。而大脑皮质的活动表现为兴奋与抑制的过程。如果大脑的某个部分长期处于兴奋状态，就会引起疲劳而转化为抑制，工作效率就会降低。如果在紧张的科学思维之后有一个轻松的文娱活动，譬如听听音乐、特别是不带歌词的所谓“纯”音乐，就能转换兴奋中心，使左半球大脑皮质迅速进入抑制状态，心理学上称为“假消极状态”。在这种抑制性的“假消极状态”中，左半球大脑皮质就能得到必要的休息，从而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保加利亚心理学家洛柴诺夫博士通过研究认为，以优美的音乐使大脑左半球进入“假消极状态”后人的记忆力是平常记忆力的2．17～2．5倍。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潜心创立相对论的日子里，常常在书房里用小提琴演奏莫扎特的奏鸣曲。有时在演奏过程中突然茅塞顿开，创造性的思潮不断涌现。每当这时，他就立即投入紧张的科学理论研究之中。在工作之余，他也常弹奏贝多芬和巴赫的钢琴曲，放开喉咙纵情歌唱《花园小夜曲》。就这样，优美的旋律冲掉了疲劳。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能够再活一辈子的话，我一定给自己规定读诗歌作品、每周至少听一次音乐。要是这样，我脑中那些现在已经衰弱了的部分就可以保持它们的生命力。失去这些爱好，无疑就会失去一部分幸福，也许还会影响智力，更确切些说，会影响精神性格，因为它削弱了我们天生的感情。”[11]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既努力学习又积极参加文体活动的学生表面上看学习时间少了，但实际上却比一些死读书不参加文体活动的学生学习效率高。这就是有些人概括的“八减一大于八”的公式。但这不是一个数学公式，而是一个心理学的公式。

第三，美学知识已成为当代科技工作者知识结构的重要方面。

人类社会早已从吃、喝、住、穿等物质生活的满足发展到在物质生活之外的精神生活的满足。人们不仅仅按照物质需要去生产，而且还按照美的规律生产，对产品的外观及装潢提出了更高的美的要求。早在本世纪30年代，卢那察尔斯基就提出了对日用品和生产品进行美化的主张。他说：“更重要千百倍的是要使日常生活用品不但有用和适用，而且其形象和色彩都能使人感到愉快。……衣着打扮应当令人赏心悦目……规模宏大的工业设计的任务就是要去探索庄严、雄伟、活泼等令人信服的原则，以取得赏心悦目的效果，并把这些原则逐步运用到远比目前规模更为宏大的机器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建设方面去。”很明显，按照美的规律生产已经成为现代生产的一条原则。而且，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为了使我国的工业产品能够打入世界市场，对于产品的外观和装潢的美化显得更为迫切。鉴于上述情况，美学知识已成为当代一切科技工作者知识结构的重要方面。不仅要求他们按照科学的规律设计和生产，而且要求他们必须按照美的规律设计和生产。为此，出现了反映这方面要求的新的学科，例如生产美学、技术美学、工程美学等等。

（三）美育与体育的关系

第一，美育与体育作为身心的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

美育以心灵的健康为其目标，而体育则以身体的健康为其目标。心灵的健康一定会促进身体的健康，高尚的精神生活有利于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我国古代的健身之道首先讲究修身养性，就较好地反映了身心之间这种辩证统一的关系。相反，有些人身体不健康常常是由于精神因素造成的。

第二，美同样是体育所追求的目标之一。

体育所追求的目标在于身体的健康，而健康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美，即所谓健美。俄国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了“美是生活”的重要命题。他认为，这里所谓的“生活”，在普通农民看来就是一种包含着劳动的“旺盛健康的生活”，其结果是“使青年农民或农家少女都有非常鲜嫩红润的面色——这照普通人民的理解，就是美的第一个条件”。[12]虽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一观点中包含着人本主义的倾向，但仍有其合理的因素。对人体美来说，健康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另外，体育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蓬勃的朝气和高尚的风格也是一种精神的美，这种精神的美也是体育所追求的目标之一。许多艺术家曾以体育为题材，创作了优秀的表现体育运动中精神美的艺术佳品。例如，古希腊米隆的著名雕塑《掷铁饼者》就表现了一种人的力量与美的精神交相融合的健美，具有巨大的美的魅力。而且，许多优秀运动员也是美的追求者。他们不仅在体育运动中着意追求美的造型和高尚的精神之美，而且也从美的艺术中获取了体育运动的情感力量。我国著名的跳高运动员朱建华在创造出优异的跳高成绩之前总要在场上听一段优美的音乐，一方面使心境平衡和谐，另一方面也从中获取精神力量。我国著名体操运动员李宁每天在紧张的训练之余，总是听音乐和作画。他特别喜欢画竹，这是因为青翠挺拔的竹子画面蕴含着某种精神之美。他说：“竹子的素质好，不畏严寒，坚忍不拔，它给我带来精神上的鼓舞。”

第三，体育运动本身就包含着美的因素。

目前，体育运动的发展已同音乐、舞蹈等美的艺术有着某种程度的融合。音乐的节奏、旋律和舞蹈的优美已渗透于体育项目之中，其中尤以体操、花样滑冰等最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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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阿瑟·艾夫兰：《西方艺术教育史》，刑莉、常宁生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315页。

[2]2001年11月27—28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两岸三地“大学通识课程暨文化素质教育研讨会”论文。

[3]〔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01页。

[4]转引自巴拉诺夫等编：《教育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39页。

[5]《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96页。

[6]参见罗曼·罗兰：《贝多芬传》，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版，第13页注3。

[7]《列宁论文艺》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48页。

[8]《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9]高尔基：《论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159页。

[10]《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84页。

[11]转引自《译文》1955年第8期。

[12]《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