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席勒与情感教育
席勒（J. C. F. Schiller, 1759—1805），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期伟大的文学家和美学家，以其46年的短促生命，全力反对封建暴政和资产阶级黑暗，创作了大量的戏剧、诗歌和美学论著，为人类奉献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这些精神财富，特别是其美育理论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显现出巨大的价值。马克思在青年时代深受席勒影响，曾说席勒是“新思想运动的预言家”[26]。当代理论家R．克罗内认为，“席勒作为一个美学理论家，他所取得的成就是划时代的”[27]。席勒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美育”概念并加以全面深刻阐释的理论家。他也是第一个以美育理论为武器，深刻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分裂人性弊端的理论家。同时，他还明确地将美育界定为“情感教育”，从而为后世人文主义美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席勒美育理论的历史地位
席勒生活在18、19世纪之交的德国。当时，正值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整个社会正面临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急剧转变。社会变动迅速，各种矛盾尖锐，现实与理想、光明与黑暗、进步与落后、文明与卑劣并存。席勒出生在黑暗而分裂的德国施瓦本地区之符腾堡公国内卡河畔的马尔巴赫，父亲是随军的外科医生。席勒从小就被送入被称为“奴隶培训所”的军事学校，深受封建势力的压迫，同时也受到启蒙主义思想和狂飙突进文学运动的重要影响。后来，曾短期当过军医，但很快就摆脱封建束缚，投身到文学和美学论著的写作中，成为狂飙突进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席勒因其特有的经历，站在当时社会思想的制高点上，承受着各种社会矛盾的压力，切实感悟到社会各阶层的情感，并以其睿智的思考写出一系列传世之作。早期，席勒以“打倒暴君”、“自由高高地举起胜利的大旗”为口号，写了《强盗》、《阴谋与爱情》等戏剧，演出获得巨大成功，赢得了广泛声誉，并发表著名诗歌《欢乐颂》，成为贝多芬著名的《第九交响曲》的主题。1788—1795年，席勒致力于研究历史与康德哲学，深入探讨社会、人生价值问题和救世之道。1794—1805年的十年，席勒与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歌德结为深交，进入理论研究和艺术创作的崭新时期，不仅创作了《华伦斯坦》和《威廉·退尔》等著名戏剧，而且还写出了《美育书简》、《论美书简》、《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论崇高》等一系列美学论著。1805年5月9日，席勒在过度劳累和长期贫病的压力下，罹患肺病而英年早逝。
长期以来，我国美学界对于席勒的美学理论，由于受鲍桑葵（Bernard Bosanquet, 1848—1923）《美学史》等著作的影响，仅仅将其界定为“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桥梁”[28]。但站在21世纪的今天，再来审视席勒的美学理论，我们就会深深地感到过去的评价是不全面的。历史证明，席勒美学理论的意义绝不仅仅是黑格尔美学的一种“准备”和“桥梁”，而早已超越了他的时代，成为人类美学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不竭资源与宝贵财富。事实上，现在可见的席勒美学论著近20篇（部），尽管题目各异，但其核心论题却是“美育”，在《美育书简》的统领下展开。我们正是从这样一个崭新的角度出发来探讨席勒美育理论的划时代意义的。
席勒从美育的独特视角批判了他所在的时代。这种批判开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审美批判的先河，影响到后世，在当代仍有重要意义。当代德国著名理论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 ）在《论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一文中指出：“这些书简成为了现代性的审美批判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29]众所周知，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资产阶级现代化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构成了一个十分明显的二律背反：美与非美的悖论。所谓“美”，即指人们物质生活的富裕、文明与舒适；而所谓“非美”，即指人们精神生活的贫乏、低俗与焦虑。因此，对于同资产阶级现代化相伴而生的现代性之反思与批判乃至于试图超越，就成为现代与当代的紧迫课题。对现代性进行审美的批判与反思是众多现代与当代理论家的重要理论探索之一，而开其先河者即为席勒。他以其特有的理论敏感性，高举美的艺术是人“性格的高尚化的工具”[30]这一武器，深刻揭示了现代性之二律背反特性。一方面，他认为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非此方式人类就不能取得进步”[31]；另一方面，他又空前尖锐地批判了所谓现代性所导致的人性分裂和艺术低俗的弊端。他说：“现在，国家与教会、法律与习俗都分裂开来，享受与劳动脱节、手段与目的脱节、努力与报酬脱节。永远束缚在整体中一个孤零零的断片上，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断片了。耳朵里听到的永远是由他推动的机器轮盘的那种单调乏味的嘈杂声，人也就无法发展他生存的和谐，他不是把人性刻到他的自然（本性）中去，而是把自己仅仅变成他的职业和科学事业的一个标志。”[32]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美的艺术与现实的脱节以及走向低俗，席勒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说：“在现时代，欲求占了统治地位，把堕落了的人性置于它的专制桎梏之下。利益成了时代的伟大偶像，一切力量都要服侍它，一切天才都要拜倒在它的脚下。在这个拙劣的天平上，艺术的精神贡献毫无分量，它得不到任何鼓励，从而消失在该世纪嘈杂的市场中。”[33]从以上席勒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分裂和艺术堕落的批判可知，他的这种批判是非常深刻和具有普适性的，即便在今天仍不失其价值。
众所周知，黑格尔曾经批判资本主义时代审美与艺术对立，因而导致“散文化”倾向。马克思则在著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列专章讨论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特别对其“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34]的非人性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美国著名哲学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898—1979）于1964年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批判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信奉的单向度的技术思维，认为其扼杀了人与艺术的多向度“自由”本性。这些批判应该说都与席勒有着某种渊源关系，同时也说明席勒从审美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美与非美的二律背反并试图加以解决，是一个关系人类社会前途的具有重大价值的时代课题。
还有一点需要引起我们注意，席勒不仅是德国古典美学发展的桥梁，而且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德国古典美学，某种程度上突破德国古典美学的思辨性、抽象性，努力将美学研究带入现实生活，开启了现代美学突破主客二分思维方式，走向“主体间性”之路。席勒继承了康德但又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康德。正如黑格尔所说：“席勒的大功劳就在于克服了康德所了解的思想的主观性与抽象性，敢于设法超越这些界限，在思想上把统一与和解作为真实来了解，并且在艺术里实现这种统一与和解。”[35]而席勒本人在《论美书简》之中也明确表示，他要探索不同于康德的“主观—理性地解释美”的“第四种方式”——“感性—客观地解释美”。[36]席勒不同于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德国古典美学之处在于，整个德国古典美学总体上都是从思辨的哲学体系之整体出发来阐释其美学理论，而席勒却与其相反是从改造现实社会和艺术的需要来阐释其美学理论。他认为美与艺术是社会与政治改革唯一有效的工具。他说，政治领域的一切改革都应该来自性格的高尚化，但是在一种野蛮的国家制度支配之下，人的性格怎么能够高尚化呢？为此我们必须寻求一种国家没有为我们提供的工具，去打开不受一切政治腐化污染保持纯洁的源泉。“这一工具就是艺术，在艺术不朽的范例中打开了纯洁的泉源。”[37]德国古典美学仍然遵循着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康德的“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的形式”必须凭借着一个理性的先验原理，黑格尔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则将美确定为绝对理念的表现形式，而席勒的“美在自由”却是凭借一种初始的审美经验现象学，在审美的想象的游戏中将一切实体的经验与理念加以“悬搁”，进入一种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交融不分的审美境界。他说：“从这种游戏出发，想象力在它追求自由的形式的尝试中，终于飞跃到审美的游戏。”[38]席勒认为，这种审美的自由不同于对必然的认识之“智力的人的自由”，而是以人的综合本性为基础的“第二种自由”，其内涵为“实在与形式的统一、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受动与自动的统一”。[39]哈贝马斯认为，这实际上是当代“主体间性”理论和“交往理论”的一种萌芽，他在《论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中指出：“因为艺术被看做是一种深入到人的主体间性关系当中的‘中介形式’（Formder Mittelung），席勒把艺术理解成了一种交往理论，将在未来的审美王国里付诸实现。”[40]
特别重要的是，席勒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美育”的概念，并将其界定为“人性”的自由解放与发展。这不仅突破了近代本质主义认识论美学，奠定了当代存在论美学发展的基础，而且开创了“人的全面发展”和“审美的生存”新人文精神的重铸之路，关系到人类长远持续美好的生存。席勒于1793—1795年写作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美学理论论著《美育书简》，其另一标题为《关于人的审美教育书简》。这是资本主义现代发展过程中有关人性批判与人性建设的一部重要典籍，标志着美学逐步由书斋走向生活。在这一论著中，席勒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提出了“美育”的概念，并将其同人的情感与自由紧密相联。他在第二封信中指出：“我们为了在经验中解决政治问题，就必须通过审美教育的途径，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达到自由。”[41]审美教育的目的就是克服资本主义时代对人性的扭曲和割裂，恢复人所应有的存在自由。这种人的存在自由就是人性发展的无障碍性和完整性。他说，“我们有责任通过更高的教养来恢复被教养破坏了的我们的自然（本性）的这种完整性”[42]。将审美教育与人的自由生存和人性的全面发展紧密结合，其意义极为深远。从美学学科本身来说，开创了由美学的抽象思辨研究到现实人生研究的广义美学学科的美育转向，这就是从席勒以来二百年中绵延不绝的现代人本主义美学的发展。而从更深远的社会意义来说，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带来的人性和人格的片面性，追求人的审美的生存，是人类始终不渝的宏大课题。马克思曾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探讨了人类通过“按照美的规律建造”的途径，扬弃“异化”、恢复人的自由本性问题。后来马克思又探讨了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建设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的问题，他说：“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私有制才能消灭，因为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而且只有得到全面发展的个人才能占有它们，即把它们变成自己的自由的生命活动。”[43]当代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针对资本主义时代极端发展的技术思维对人性的扭曲提出“人诗意地栖居”[44]。席勒的美育理论尽管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他对现代化过程中精神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对人的审美生存的不懈追求却成为鼓舞人类前行的伟大精神力量。
（二）席勒的美育理论
席勒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围绕“美育”这个论题，以《美育书简》为中心，构筑了一个相对完备而新颖的美育理论体系。这个美育理论体系的核心是“把美的问题放在自由的问题之前”[45]，其实质是一种现代存在论美学的初始形态，预示着现代美学由认识论发展到存在论的必然趋势，直接影响到后世。正如我国有的学者所说，席勒美学“既超越古希腊以来自然（宇宙）本体论，又超越近代认识论，从而达到了人本学本体论的新高度，并且一直影响到二十世纪以来的美论”[46]。
席勒美育理论的哲学基础是由认识本体论到存在本体论的过渡。说席勒的美育理论继承了康德的哲学思想是没有问题的，他在《美育书简》的第一封信中即指出“下述命题的绝大部分是基于康德的各项原则”[47]。也就是说，席勒主要继承了康德的先验人本主义哲学，特别是康德有关自然向人生成的观点，但对于康德的认识本体论却有所突破。席勒对于欧洲工业革命以来盛行的认识本体论总体上是持批判态度的。他认为古希腊人之所以优于现代人就因为古希腊人的哲学观是一种人本本体论，而席勒所在的时代的哲学观却是一种从知性出发的认识本体论，这成为工业革命过程中各种“异化”现象的根源之一。正是出于克服这种“异化”现象的动机，席勒由古希腊的古典本体论出发，走向存在本体论。他认为，所谓美即是由感性冲动之存在到形式冲动之存在的过渡与统一；为了把我们自身之内的必然东西转化为现实，并使我们自身之外现实的东西服从必然性的规律，我们受到两种相反的力量的推动：“前者称为感性冲动，产生于人的自然存在或他的感性本性。它把人置于时间的限制之内，并使人成为素材”；“第二种冲动我们称为形式冲动。它产生于人的绝对存在或理性本性，致力于使人处于自由，使人的表现的多样性处于和谐中，在状态的变化中保持其人格的不变”。[48]只有由第一种冲动过渡到第二种冲动，实现两者的统一，才能使现实与必然、此时与永恒获得统一，真理与正义才得以显现。在这里，所谓“感性冲动”实际上是指处于时间限制的“此在”状态之存在者，而“形式冲动”则指隐藏在存在者之后的“存在”，两者统一才能使存在得以澄明，真理得以显现，这就是一种审美的情感的状态。对于这种使人性得以显现的审美，席勒称之为“我们的第二造物主”[49]，即席勒认为审美是使人具有精神文化修养并真正禀赋人性的唯一途径。同时他认为，“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50]。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作为情感状态的审美实际上是人与周围世界发生的第一个自由的关系，也是人脱离动物单纯对物质的追求走上超越实在的文化之路的标志。由此可见，席勒是从存在本体论的独特视角来阐释其美育理论的。
关于美育的内涵，席勒将其界定为“情感”与“自由”。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力量的王国和法则的王国。在力量的王国里人与人以力相遇，其活动受到限制；在法则的王国中人与人以法则的威严相对峙，其意志受到束缚；只有在审美的王国中，人与人才以自由游戏的方式相处，处于一种情感的愉悦状态。因此，“通过自由去给予自由，这就是审美王国的基本法律”[51]。席勒所说的“自由”包含十分丰富的含义。它不同于认识论哲学中的自由是对必然的把握，也不同于理性独断论的理性无限膨胀的自由，而是力倡超越实在、必然与理性的一种审美的关系性的自由，是一种情感愉悦的“心境”。诚如席勒所说，“美使我们处于一种心境中，这种美和心境在认识和志向方面是完全无足轻重并且毫无益处”[52]。这种自由的另一含义是审美的想象力自由，是想象力对于自由的形式的追求从而飞跃到审美的自由的游戏。当然归根结底，席勒所说的自由是人性解放的自由，是通过审美克服人性之割裂走向人性之完整。席勒认为，只有在审美的国度里才能实现“性格的完整性”[53]。席勒指出，只有通过美育这种“精神能力的协调提高才能产生幸福和完美的人”[54]。但是，席勒也清楚地看到，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试图通过审美教育营造审美的王国，培养自由的全面发展的人格是不可能的，只能是一种理想。这种理想作为一种需求只可能存在于每个优美的心灵中，而作为一种行为也许只能在少数优秀的社会圈子里找到。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席勒美育理论的自由观同康德美学的自由观密切相关，但又区别于康德。康德的自由观局限于精神领域，是一种想象力与知性力、理性力的自由协调。而席勒美育理论的自由观则不仅局限于精神领域，而更侧重于现实人生，追求一种人性完整、政治解放的人生自由。因而席勒美育理论的自由观是一条人生美学之路，开辟了整个西方现代美学走向人生美学的方向。
美育的作用是席勒美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美育是否具有不可代替性的地位。席勒认为，美育的特殊作用是通过建构一个情感的审美的王国使其成为沟通感性与理性、自然与人文、知识与道德、感性王国与理性王国之中介。席勒指出：“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没有其他途径。”[55]这就使美育成为由自然之人成长为理性之人的必由之途，是对康德自然向人生成的观念的继承发展。这正是席勒关于美育作用的“中介论”，成为席勒整个美育理论的核心环节，解决了整个审美之谜。席勒认为，审美联结着感觉和思维这两种对立状态，寻找两者之间的中介成为十分关键的环节。“如果我们能够满意地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能找到线索，它可以带领我们通过整个美学的迷宫。”[56]审美所关系到的感性和理性是一种各自成立而又相反的两端，构成二律背反，所以审美与美育就具有一种特有的张力、魅力与神秘性，这也是美育“中介论”的特性所在。美育的中介作用是多方面的，除了教化的作用之外，美育还是社会解放的中介。席勒认为，美育能在力量的可怕王国和法则的神圣王国之间建立一个游戏的情感的审美王国，从而使社会与人得到解放。他说：“在这里它卸下了人身上一切关系的枷锁，并且使他摆脱了一切不论是身体的强制还是道德的强制。”[57]席勒认为美育还是人性得以完整的中介。他说，其他一切形式或者偏重于感性，或者偏重于理性，都使人性分裂，“只有美的观念才能使人成为整体，因为它要求人的两种本性与它协调一致”[58]。正因为美育具有特殊的中介作用，所以席勒认为它是德智体其他各育所不可取代的。他说：“有促进健康的教育，有促进认识的教育，有促进道德的教育，还有促进鉴赏力和美的教育。这最后一种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我们的感性和精神力量的整体达到尽可能和谐。”[59]
席勒认为，美育所凭借的手段是美的艺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美育就是艺术教育。美的艺术之所以是美育的最重要手段，是由艺术的性质决定的。席勒指出，艺术的根本属性“是表现的自由”[60]。艺术美是一种克服了质料的形式美，也是一种无知性概念束缚的想象力的自由驰骋，所以，只有这种艺术美才能成为以自由为内涵的美育的最重要手段。席勒首先从艺术类型的纵向角度论述了理想的美育的途径，那就是由优美到崇高，达到人性的高尚。这就是理想的美育过程，也是理想的人性培养过程。他说：“我将检验融合性的美对紧张的人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振奋性的美对松弛的人所产生的影响，以便最后把两种对立的美消融在理想美的统一中，就像人性的那两种对立形式消融在理想的人的统一体中那样。”[61]这里所谓“融合性的美”就是滑稽，包括喜剧等一切有关的艺术形式，内含着某种形式的认识因素；而“振奋性的美”则是崇高，包括悲剧等一切有关的艺术形式，更多地趋向于道德的象征。因此，只有两者的结合才是理想的美育手段，也才能使人性达到统一，培养理想的性格。席勒认为只有以美与崇高结合为一个整体的审美教育，才能使人性达到完整，使人由必然王国，经过情感的审美王国，进人道德的自由王国。[62]从纵向的角度，席勒勾画了审美教育的历史过程，即由古代的素朴的诗到现代的感伤的诗，最后走向两者结合的理想形态的诗。他认为，古代素朴的诗趋向于自然，反映了人性的和谐；而现代感伤的诗却是寻找自然，反映人性的分裂，但给人提供更多崇高的形象。因此，由素朴的诗到感伤的诗是人类走上文化道路的反映，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理想的美育手段应该是未来的两者结合的诗（艺术形式）。他说：“但是还有一种更高的概念可以统摄这两种方式。如果说这个更高的概念与人道观念叠合为一，那是不足为奇的。”[63]他认为，美的人性“这个理想只有在两者的紧密结合中才能出现”[64]。
席勒的情感美育理论将美学研究从抽象的思辨带到现实生活之中，同时也将康德美学理论中的“自由”从形而上学的天堂带到现实生活之中。他第一次提出了现代社会人性改造的重大课题，并试图通过美育的途径实现人性的改造，建构了完备而系统的美育理论体系，给后世以巨大的启迪与影响。
（三）席勒美育理论的当代价值
席勒的情感美育理论在20世纪初的1904年就由王国维介绍到中国，其后蔡元培又提出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产生了广泛影响，由此逐步开始了这一理论的中国本土化过程。在五四运动前后的反封建时期，席勒的美育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启蒙的作用，所谓“代宗教”也是指取代封建儒教。而在当前我国进行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席勒的美育理论更有其重要作用。
席勒的美育理论是一种作为世界观的本体论理论，将审美看做人的本性和人的解放的唯一途径，因而成为最重要的价值取向。这一理论对于我国当前在马克思唯物实践观的指导下，通过美育的途径，培养广大人民的审美世界观，造就一大批学会审美的生存的人，建设和谐的小康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国的现代化在二十多年的建设中取得极大发展和辉煌成就，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美与非美的二律背反现象。在社会日益繁荣进步、人们生活日益改善提高的同时，也出现环境污染严重、精神焦虑加剧、某种程度的道德滑坡与文化的低俗倾向等精神文化领域的问题。我国优越的社会制度无疑有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但仍需采取政治、经济、法律等各种手段。其实上述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文化问题，也就是人的生活态度问题，因此只有从文化、世界观与价值观的角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其中就包括通过美育途径培养人民确立审美的世界观，以审美的态度对待自然、社会与他人，成为生活的艺术家，获得审美的生存。通过美育帮助人们确立审美的世界观，从而将人类从现代文化危机中拯救出来，这是具有普适性的人类自救之路。因为前工业时代人类依靠上帝这个“他者”来使自己超越私欲，而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破除了对于上帝的迷信，反而陷入某种道德真空的危机。但我们相信，在当代，人类依靠包括审美自觉性在内的理性力量就一定能够使自己摆脱过分膨胀的私欲，走出文化危机，创造审美的生存的崭新生活。
席勒的美育理论是一种人生美学，旨在克服现实生活中人性的分裂，实现人性的完整，造就无数人性得到全面发展的自由的人。这是对于工业革命时代工具理性对人性的压抑、人格的分裂与教育扭曲的反拨，是对新的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教育的呼唤，对于我们建设当代崭新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我国当前提出加强素质教育的重要课题，将美育作为其中“不可代替”的方面，在这项重要工作中，应该借鉴席勒有关美育所特具的将人从感性状态提升到理性状态的“中介作用”等重要理论资源。而在落实当前国家有关加强德育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工作中，要借鉴席勒有关美育思想所具有的“排除一切外在与内在强制的自觉自愿”的特性，充分发挥美的艺术在道德建设中的熏陶感染作用，落实德育工作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增强吸引力与感染力。
在当前的文化与文学艺术建设中，席勒的美育理论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席勒早在二百年前就敏锐地看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形成的艺术的低俗化、功利化倾向。他尖锐地指出，艺术的精神“消失在该世纪嘈杂的市场中”，艺术严重地脱离了生活。他力主艺术超越“兽性满足”和“性格腐化”，成为精神力量的“自由的表现”，使得日常生活审美化。当前，在文化与文学艺术的建设中也存在美与非美的二律背反。一方面，反映时代精神的优秀文艺作品大量涌现；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利益的驱动和腐朽文化的浸染，导致文化与文学艺术严重的非美化与低俗化。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很好地借鉴席勒有关美的艺术作为人性“高尚化”工具的理论，既正视当前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现实形势，又坚持美的艺术的“高尚化”方向，使我国的文化和文学艺术事业得以健康、全面、可持续发展。
在我们吸收中西理论资源建设当代美育理论体系的学术工作中，席勒的美育理论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作用。席勒的美育理论作为一种人生美学，是与我国古代美学“诗教”、“乐教”的传统相一致的。席勒在写作《美育书简》的同时写了《孔子的箴言》，表明他对遥远的东方智慧的向往，也说明他的美育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确实，中国古典美学之“中和论”美育思想，以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理论为哲学基础，显示出特有的哲思魅力。探索中国古代“中和论”美育思想与席勒“中介论”美育思想的结合与互补，将会更好地推动我国当代美育理论建设。
席勒的挚友、伟大的德国文学家歌德指出，席勒“为美学的全部新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65]，这一评价是恰当的。在席勒逝世二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回顾席勒的贡献，就会明显地看到席勒不仅是属于过去时代，更是属于未来时代的伟大美学家，他不仅继承了过去，而且开创了未来。他对时代的思考，对人类前途命运的关怀，以及他的美学理论中所灌注的强烈的人文精神，都是跨越时代的，必将惠及人类的今天和明天。席勒于1795年在一首名为《播种者》的诗中写道：“你只想在时间犁沟里播下智慧的种子——事业，让它悄悄地永久开花。”席勒就是这样的精神播种者，他在二百多年前所播下的美育理论的智慧种子已经在人类的文化园地里开出灿烂的花朵，并将愈加绚丽。
当然，任何伟人及其思想都是历史性的存在，难免有其历史局限性。今天我们从历史的视角反思席勒的情感论美育思想，感到其精英化倾向还是非常明显的。他将美育归结为艺术教育与情感教育，试图建立一个超越感性王国的审美的王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鲍姆嘉通感性教育思想的一种倒退，远离了鲜活而本真的感性，远离了丰富多彩的生活，走向了超越感性和平民的精英之路与艺术中心之路，为黑格尔美学与美育思想的客观理念之路作了铺垫。而其对艺术美的过分推崇、对自然美的忽视，表明了根深蒂固的“艺术中心论”观念。这当然是一种时代的、阶级的与哲学观的局限所致，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才能得到彻底的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