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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传来一阵轻轻的脚步声。原来是坎迪——他就挨着沙发那头站着，看着我。他手中正握着那把弹簧刀。他一摁按钮，刀刃弹了出来。他又一摁按钮，刀刃缩回了刀柄。他的眼珠在闪闪发光。

“万分抱歉，先生，”他说道。“我错怪你了。是她杀了老板。我想我——”他打住了，那柄刀刃又弹了出来。

“不。”我站起身来，伸出手。“把刀给我，坎迪。你只是一个善良的墨西哥男仆。他们是会高高兴兴地把罪名扣在你头上的。这样的烟幕弹一定会让他们笑得合不拢嘴。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我知道。他们已经把事情彻底搞砸了，就算他们想要挽回局面，那也是不可能的了。再说他们也不想。他们只会从你嘴里撬出一份招供书来，动作快得甚至让你来不及报上全名。然后，三周之后的周二，你就该一屁股坐进圣昆丁监狱，开始你的无期徒刑了。”

“我告诉过你，我不是墨西哥人。我是智利人，来自瓦尔帕莱索附近的比尼亚德尔马。”

“刀，坎迪。我全都知道。你自由了。你存下了一笔钱。你家里说不定有八个兄弟姐妹。放聪明点儿，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吧。这份工作已经完结了。”

“还有许多工作呢，”他轻声说道。然后他伸出手，将那把刀放进了我手里。“为了你我才这么做的。”

我把刀塞进口袋。他抬头瞥了一眼二楼的楼道。“太太——我们该拿她怎么办？”

“不怎么办。我们什么都不办。太太很累。她已经在重压之下生活太久了。她此刻不想被人打扰。”

“我们必须报警，”斯宾塞斩钉截铁地说。

“为什么？”

“哦，天啊，马洛——我们必须这样做。”

“明天吧。收起你那沓未完成的小说，我们走吧。”

“我们必须报警。这世上还有一样叫做法律的东西。”

“我们根本不必这么做。我们手头的证据连一只苍蝇都拍不死。让执法机构去干他们自己的脏活儿吧。让律师们去解决这个案子吧。他们为另一群律师编撰了各种法条，好让这另一群律师能在又一群叫做法官的律师面前剖文解字，如此这般才会有另一群法官来发话说第一群法官错了，再由最高法院来发话说第二群法官错了。没错，这世上确实还有一样叫做法律的东西。我们都快被法律的汪洋淹没了。而它所做的一切几乎就是为律师们创造业务。要不是有律师在背后指明生意之道，你以为那些混得风生水起的黑道头子能蹦跶几天？”

斯宾塞愤怒地说：“你说的和这个案子没有丝毫关系。一个男人在这间房中被人谋杀了。他碰巧是位作家，而且是位非常成功的重要作家，可这一点也同这个案子没有丝毫关系。他是一个人，而你我都知道是谁杀了他。这世上还有一样叫做正义的东西。”

“明天吧。”

“你要是让她逃脱法网的话，那你就和她一样邪恶。我开始有点认不清你了，马洛。你当时若是警惕性够高的话，本可以救他一命的。某种程度上说，你确实让她逃脱了。在我看来，今天下午的这整场表演意义仅止于此——一场表演。”

“没错。一幕伪装之下的爱情故事。你也看得出来，艾琳爱我爱得如痴如狂。等到风头一过，我俩就会成婚。她手头应该是挺宽绰的。我还没从韦德家捞到一分钱呢。我快等不及了。”

他摘下眼镜，擦拭起镜片来。他抹去眼睛下方凹坑里的汗水，重新戴上眼镜，看着地板。

“对不起，”他说道。“我今天下午遭受了一次挺沉重的打击。得知罗杰自杀已经够糟糕的了。但这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却让我感觉受到了羞辱——我刚刚才如梦初醒。”他抬头看着我。“我能信任你吗？”

“信任我做什么？”

“做正确的事——不论那是什么。”他俯身抱起那沓黄稿纸，夹在腋下。“算了，就当我没说吧。我看你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是一个挺棒的出版人，但这件事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我看我归根结底不过是个一本正经的老古板。”

他从我身边走过，坎迪为他让开了道，然后快步走到正门边，拉开门。斯宾塞迈步出了门，与坎迪擦肩而过时朝他微微点了点头。我也随他出了门。经过坎迪身边时，我停下了脚步，直视着他那双亮闪闪的黑眼睛。

“别耍花招，朋友，”我说。

“太太很累，”他轻声说道。“她回房休息了。没人会打扰她。我什么都不知道，先生。我什么都不记得……一切遵照您的吩咐，先生。”

我从口袋里拿出那把刀，递到他面前。他笑了。

“没人信任我，但我信任你，坎迪。”

“我也一样，先生。非常感谢。”

斯宾塞已经在车上了。我钻进汽车，发动引擎，倒车出了私家车道，然后一路把他送回贝弗利山。我在酒店的边门处把他放下车。

“回来的这一路上，我一直在想，”他下车的时候说道，“她一定是有点精神失常了。我看他们永远也不会给她定罪了。”

“他们连试都不会去试的，”我说道。“但她不知道。”

他吃力地摆弄着胳膊下面那摞黄稿纸，理顺了之后，冲我点点头。我看着他使劲推开酒店大门，跨了进去。我松开脚踩的刹车，奥尔斯悄无声息地驶离白色的路肩——这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霍华德·斯宾塞了。

我到家时天色已晚，身心俱疲。这又是一个空气凝重、夜声含混悠远的夜晚。月亮高高地悬在空中，蒙着雾霭，冷若冰霜。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放了几支曲子，但耳朵几乎没有在听。我似乎听到了不知从哪儿传来的一阵有规律的滴答声，可这间房里根本就没有任何会“滴答”的东西。那滴答声就在我自己的脑海中。我是一个孤独的死囚看守，等待着行刑的那一刻。

我想起了我第一次见到艾琳·韦德时的情形，接着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但在那之后，她身上的某样东西就开始扭曲变形了。她似乎不再那么真实了。一旦你认识到一个人是谋杀犯，他的形象就会不可避免地脱离真实。有些人是出于仇恨、恐惧或贪婪而谋杀。有些狡诈的凶手会事先谋划，事后指望能全身而退。有些狂怒之下的凶手根本丧失了思考功能。还有些凶手爱上了死亡，对他们而言谋杀就是一种远期的自杀。某种程度上讲他们全都精神失常，但不是斯宾塞所说的那种失常。

当我终于上床休息时，天已经蒙蒙亮了。

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将我从睡眠的那口黑漆漆的深井中拽了出来。我在床上翻了个身，笨手笨脚地摸索着拖鞋，这才意识到自己不过睡着了两三个钟头。我感觉自己就像是在一家油腻腻的苍蝇馆子里吃下的一餐消化了一半的饭食。我的眼皮黏在了一起，我的嘴里全是沙子。我费力地两脚着地站了起来，蹒跚着走进客厅，一把抓起支架上的话筒，冲着里面说了句：“等着别挂。”

我放下电话，进了浴室，往自己的脸上泼了点冷水。窗外传来一阵“咔嚓”、“咔嚓”、“咔嚓”的声响。我茫然地朝外面看了一眼，看到的是一张面无表情的棕脸。原来是那个一周来一次的小日本园丁，我管他叫“冷酷的哈利”。他正在修剪黄钟花——以那种日本园丁修剪黄钟花的方式。你问他四遍，他会回一句：“下周。”然后他就会在早晨六点钟来到你家，在你的卧室窗外修剪黄钟花。

我擦干脸，回到电话机旁。

“谁？”

“我是坎迪，先生。”

“早上好，坎迪。”

“太太死了。”

死了。在任何一种语言中，它都是一个何其冰冷、黑暗又无声的词啊。太太死了。

“希望不是你干的。”

“我想是药干的。那种叫做德美罗的药。我想那瓶子里有四五十片。现在空了。昨晚没吃晚饭。今天早上我爬上梯子，朝窗户里面看了一眼。穿得就和昨天下午一样。我撬开纱窗。太太死了。冷得就像冰水。”

冷得就像冰水。“你打电话叫人了吗？”

“是的。给洛林大夫。他打电话叫了警察。还没赶到。”

“洛林大夫，是吧？那个永远迟到一步的男人。”

“我没有给他看那封信，”坎迪说。

“写给谁的信？”

“斯宾塞先生。”

“把信交给警察，坎迪。别让它落到洛林大夫手上。只给警察看。还有一件事，坎迪。别隐瞒任何事，别跟他们撒谎。我们昨天都在场。只说真相。这次切记：真相，全部的真相。”

一阵短暂的沉默。接着他说道：“是。我明白。再见，朋友。”他挂断了电话。

我拨通了利兹—贝弗利酒店的电话，说我要找霍华德·斯宾塞。

“请稍等。我为您转接服务台。”

那头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这里是服务台。我能如何为您效劳？”

“我刚才说了，我要找霍华德·斯宾塞。我知道这个时间有点早，但我有急事。”

“斯宾塞先生昨晚就退房了。他搭乘8点钟的飞机回纽约了。”

“哦，抱歉。我还不知道呢。”

我走出客厅，进了厨房，煮起了咖啡——一杯接一杯的咖啡。醇厚、浓烈、苦涩、滚烫、无情、堕落。困倦之人的生命之血。

两个钟头后，伯尼·奥尔斯给我打来了电话。

“好啦，聪明小子，”他说道。“快快过来受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