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家天子
一
盛唐时代的王昌龄，当世即有“诗家天子”的高名美誉，但他却命途多舛，遭逢不幸，令千年之后的我们仍不免为之扼腕叹息。在诗的王国里，特别是在七绝的殿堂中，他高视阔步，南面而王，然而，在人生的江湖上，他却历经暗礁的侮弄，险滩的暗算，最后于垂暮之年，那突然袭至的罡风恶浪，竟然吞没了他那伤痕累累的风帆。
明人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圣矣。五七言绝，太白神矣，七言歌行，圣矣，五言次之”。这一说法，大都认可。由此可见，李白是七言歌行圣手，杜甫是七言律圣手，七言绝圣手呢？则属王昌龄了。若说诗家天子，就七言而言李、杜、王三分天下。
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也就是公元739年，位沉下僚先做秘书省校书郎后转汜水尉的王昌龄，第一次“负谴”而被远贬岭南，开始了与其后半生相始终的谪宦生涯。贬谪已经令人痛苦了，何况王昌龄是北方人，南方炎热而潮湿，他不服水土，岭南更是未经开发的蛮荒之地，武则天时代便是放逐与屠戮李唐宗室的地方，因此，伴随王昌龄一路南行的，就只有挥之不去的凄风苦雨。然而，满天的阴霾偶尔散开，也会有亮丽的一角蓝空，苦雨暂收，照耀在天上和心上的，也会有不期而至的一轮晴日。王昌龄和比他小四岁的李白有缘在巴陵相见复同游，李白与杜甫在洛阳的初逢，传为唐代诗坛双子星座的佳话，中国的诗歌史和巴陵的山水，当然也应该铭记盛唐时代这两位天才诗人的第一次握手吧。
安史之乱前，是诗人兴会的盛世：李白与杜甫，李白与王昌龄；杜甫与岑参、高适；王昌龄与高适、王之涣，都曾亲密接触，大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盛唐之时，殷瑶编辑同时代诗人的作品名为《河岳英灵集》，他称字少伯的王昌龄为“太原王昌龄”，那大约因为王氏是太原的望族，殷瑶按当时的习惯称其郡望，如同李氏是陇西的望族，故李姓多自称陇西人，如李白就曾说“家本陇西人，世为汉边将”，虽然身世如谜，但他的籍贯应该是四川江油县的青莲乡。实际上，王昌龄是京兆人，唐时京兆的府治在长安，所以他可说是长安人。王昌龄《灞上闲居》说自己“鸿都有归客，偃卧滋阳村”，滋阳即芷阳，也就是长安万年县的浐川乡，也即当代陕西作家陈忠实所写的“白鹿原”。王昌龄成年以后，曾经北游今日山西太原的并州与今日长治县的潞州，然后经邠州、泾州和萧关而西行塞外。他以河西、陇右为背景的总共二十一首边塞诗，就是他在塞上行与塞外行之时，一一收拾进他的诗囊，当时他正当风华秀发意气干云的年华。“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从军行》）“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那些幽咽悲壮的边塞之歌，是在哪几阵马蹄声中和哪几曲胡笳声里吟成的呢？后来明清两代诗评家品评唐诗七言绝句的最上之作，共选了十一首，其中就有王昌龄的《出塞》，而李于鳞、杨慎等人，更推许其为唐诗七绝的压卷。王昌龄在校书郎与汜水尉任上十二年，虽是九品芝麻官，但他对长安妇女包括宫女的生活，却有了更多的了解，“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闺怨》）“奉帚平明秋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长信秋词》）那些抒写宫闺怨绪离愁的名篇，是在哪一炷烛光下和哪一道晨光中写成的呢？待到王昌龄南贬而路经洞庭湖畔的巴陵时，他的代表之作大都已经问世，奠定他“诗家天子”地位的边塞诗与宫怨诗已经完成。要是他生当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什么“文学创作一级”、“政府特殊津贴”、“作家协会主席”之类的待遇与头衔，那都是实至名归根本不在话下的了，因为有以上种种的当代作家，且不说千年以后，百年之后有哪些作品能“活”在读者的心上唇间，恐怕谁也不敢妄语，而那些善于自吹自擂并请人广而告之的作者，注定要贻笑大方，却可以断言。然而，当时才华绝代名满天下的王昌龄，不仅长期沉沦下吏，而且竟然成了南贬的逐臣。
即使仅拥有这些诗作中的任何一首，也足以让其名垂诗史。这些都是诗史上的精品，不可轻易放过。边塞诗较好理解，闺怨诗需要仔细咀嚼。妇女在以前的诗作中并不是经常歌咏的对象，至唐代闺怨诗多起来了。李白写得较多，王昌龄的闺怨诗与他的边塞诗齐名。闺怨诗事实上是诗人以悲天悯人的情怀为弱者（弱势群体）叫屈，同时也用弃妇的命运隐秘地传达诗人自己不被重用的郁闷心理。
这种对比不可用来证明唐代的黑暗与今天的光明，但可用以表明今天作家们确实过多地注意作品之外的东西了。
巴陵乃南北要冲，唐代谪守岳州的中书令张说于此修建“岳阳楼”之后，更是闻名遐迩。在这里，多少达官贵人高车交错，盛宴言欢，但历史的长风一吹，那曾经云集的冠盖煊赫的华衮早已了无痕迹，只留下不朽的诗文永志不磨。四十一岁的王昌龄在南贬途中，曾和比他年轻的李白有缘在巴陵相见，就让千年之下的我不禁心向往之。每当展读《全唐诗》中的“王昌龄卷”，我总不免油然而思接千载，临风回首：他们是怎么相见并相识的呢？也许是由于孟浩然的介绍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孟浩然于开元十六年四十岁时到长安应试，年方而立的王昌龄正初任校书郎，两人声气相投，一见如故，盂浩然落第后写的《初出关旅亭夜坐怀王大校书》，有云“永怀蓬阁友，寂寞滞杨云”，就是一以怀人，一以自况。王昌龄南贬而路经襄阳，当然要去拜望孟浩然以叙契阔之情，而“已抱沉疴疾，更贻魑魅忧。数年同笔砚，兹夕异衾稠。意气今何在？相思望斗牛”，孟浩然的《送王昌龄之岭南》，字里行间激荡的也是依依惜别之意。李白此时仍以寓居的湖北安陆为中心四方漫游，虽然傲岸不谐，目无余子，但他在开元十五年就和孟浩然相识，对年长他十二岁的孟浩然十分敬仰。多年前，他就写有《送孟浩然之广陵》这一名篇了，而同样有名的《赠孟浩然》，大约也是作于他游历襄阳和孟浩然再聚之时。孟浩然与李白或王昌龄把酒论文时，肯定分别赞扬过他的这两位朋友，并希望他们有缘一会。他们也许是先后到达巴陵后才得以相识，说不定还是从襄阳孟浩然处相逢，然后结伴往游巴陵。如果预知我千年后会寻根究底，他们当会留下详尽的文字资料以供稽索，但现在，却只能使我一半按迹寻踪一半凭空想象了。
以此为素材，可创作小说、诗歌、散文。不妨一试，或许能诞生非常出色的作品。
杜甫有《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贾至有《初至巴陵与李十二白同泛洞庭湖》，可证李白排行十二。李白和王昌龄在巴陵携手同游，然后李白乘舟北去，在洞庭湖边分别时，王昌龄曾有《巴陵别李十二》一诗相赠，现在分别见于《全唐诗》和敦煌新发现的唐诗抄本：
摇枻巴陵洲渚分，清波传语便风闻。
山长不见秋城色，日暮蒹葭空水云。
“摇枻”是写实，“清波”有荡漾意。诗作由质拙而及轻灵。
在《全唐诗》中，此诗“别”作“送”，“摇枻”作“摇曳”，“清波”作“清江”，当然不及敦煌抄本。不过，他们相见和分手的时间是秋日，从诗中的“秋城色”可见，也有孟浩然的“洞庭去远近，枫叶早惊秋”为证。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楚国宋玉的洞箫，早就吹奏过悲秋的曲调了，何况一位是贬谪南荒，一位是怀才不遇，而且千年前的巴陵也仍属南蛮之地，哪有今日的兴盛繁荣？两位大诗家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们聚会时同游何处又都说了些什么呢？巴陵虽是我的旧游之地，可惜异代不同时，我当时如果有缘追随旁听并记录在案，那今日定然可以写出颇具文献与文学价值的独家大块文章。现在看到的只是楫桨摇曳，一叶孤舟漂向洲渚远处，而李白和王昌龄互唤珍重的声音，还从水波上随风传扬。舟行已远，李白从湖上回首，水绕山环，已然不见秋日巴陵的城郭，王昌龄呢？暮色中也只见一片蒹葭苍苍，云水泱泱。如此妙用诗经《蒹葭》篇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诗意，借用现在流行的一首苏格兰民歌的题目，更显得王昌龄对李白“友谊地久天长”。
“悲哉”一句出自宋玉《九辩》。
“蒹葭”意象的妙用，幻化出多重意义：高洁的精神，深厚的情谊，伤感的心绪，共同传达一种美丽的忧伤。诗作的最后两句不知是否受到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的影响，写法相似，意境也相似。
翻遍有关典籍，找不到王昌龄赠答孟浩然的作品，这于情于理都有未通，当是遗落在历史的长河中再也无法打捞，而此时李白也应有赠王昌龄的诗，但同样没有流传下来，幸亏他有另一首名诗《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传世，但那已是好几年之后，王昌龄从唐之江宁今之南京再贬湖南龙标之时了。
二
开元二十八年，也就是王昌龄南贬的第二年，唐玄宗加尊号而大赦天下，王昌龄自贬所北还，当年冬天出任江宁县丞，次年即天宝元年春夏之交赴任，所以后人又称他为“王江宁”。他在江宁丞任上屈居约六七年之久，天宝七载他五十一岁之时，又被贬为龙标尉。龙标，即今日湖南怀化市之黔城镇。在唐代，这里是远离中原的蛮荒险恶之区，《荆州汜》称之为“溪山阻绝，非人迹所能履”。江宁虽然也仍是他的放逐之地，但较之龙标，已可以说是人间天上。
王昌龄在江宁任上曾回过一次长安，和被征召进京供奉翰林的李白第二次握手，而王昌龄再遭贬谪之时，李白也早已被放逐出朝而漫游于江南，所谓笑傲江湖，浪迹名山，客舍没有电话，案头没有传真机，手中没有“全球通”，道路险阻，难通音问，同样坎坷不遇的他辗转听到这一消息，已是暮春时节了，至今传唱人口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不知李白写在哪一家柳色青青的客舍：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这首诗以“清风”“明月”作为传情的媒介物，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愿逐月华流照君”及张九龄《望月怀远》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是同一种手法。
五溪，即今天湖南省与贵州省交界处的辰溪、酉溪、巫溪、武溪和沅溪。夜郎，在今湖南省沅陵县境，由龙标县分置而出，为唐代三个夜郎县之一，其他两处在今贵州省桐梓县。龙标在沅陵县西南，李白没有去过，只能想象得之，所以诗中说：“随风直到夜郎西”。在姹紫嫣红开遍的唐诗百花园里，那些咏唱真挚友情寄寓深远的诗歌，是风采独具的一枝，李白此诗以感情深挚见长，以构思婉曲取胜，而“我寄愁心与明月”一语，更是全诗的灵魂。在李白之前，不少诗人曾写风写月以寄相思，曹植有“愿作东北风，吹我入君怀”之句，徐干有“将心寄明月，添影入君怀”之辞，张若虚有“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的妙想，张九龄有“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的奇思，爱月而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作品写到月的李白，此诗的后两句自有出蓝之美。在李白抒写友谊的众多诗篇中，这是最好最动人的一首，每回诵读，我这个湘人的心弦都不免铿然和鸣。
李白诗的伟大体现在三点：一是原创；二是超越；三是成为生活语言，前两点有很多诗人能做到，后一点却很少能做到。李白为什么能做到？他把个人的独特感受上升为人类的普遍经验，并用天然的语言形式恒定、凝固为诗歌意象。这种意象集个体经验、集体意识、民族文化于一体，于是千秋万代都可引起共鸣。“我寄愁心与明月”就是具有这种魅力的诗句。搜寻一下，你时常脱口而出的李白诗句都是如此啊！其实，一切伟大的诗作都是如此。
李白当年身不能至而诗心飞临的地方，千年之后，我却有缘亲履。也是一个高秋之日，我由长沙而去湘西南的新兴城市怀化，再载驰载驱直奔离怀化六十里的龙标，与我偕行的，是我的对诗学颇具造诣的朋友——香港中文大学黄维梁教授，还有和千年前同一个版本的秋色秋光。时至今日，通往龙标仍然只有一条简易公路，可想而知，当年崇山峻岭中的羊肠小道是何等崎岖难行了。在公路旁热心为我们作向导的，是河水清且涟漪的
水。王昌龄当年曾说“昨从金陵邑，远谪沅溪滨”，我们身旁的这弯水，曾照亮过王昌龄悲愤哀愁的眼睛，洗刷过他从金陵远谪而来的满身风尘吗？地方志曾记载他贬官来此前后的情况和传说，“往返惟琴书一肩，令苍头拾败叶自爨。”（《湖南通志》卷93《名宦志》）他当年是一叶扁舟溯水而上呢，还是在荒无人烟的山野间踽踽独行？汩汩的水只顾一路送我们前行，说着我们都听不清也听不懂的方言，王昌龄是北方人，他怎会明白水说些什么呢？
千百年来，龙标深藏在湘西南的万山丛中。“浩浩沅湘，分流汩兮”，从远古到今天，
水和沅水在城之西南作永恒的约会，交流它们从深山中带出来的野史与传奇。一千多年之后，这里终于已有简易公路可通，城外山间有枝柳铁路穿过，车轮与汽笛宣告的是现代文明入侵的消息。然而，昔日的龙标今日的黔城镇，仍然只是一个简陋的小镇，仿佛还没有完全从古代的梦中醒来，任你如何寻寻觅觅，许多地图上都找不到它的大名。镇上年深月久的窄街小巷，多用资历极深的青石铺成，写满沧桑，真使人怀疑于其上仍可发现王昌龄的几枚足印，而猛一拐弯，也许还能听到他当年吟哦或謦咳的回声。镇外水之滨是香炉岩，有一座以“芙蓉楼”为主体的小小园林，那是后人为纪念王昌龄而修建的。我们高楼纵目，只见近处的水和远处的沅水在楼前流过，虽然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但它们唱的仍然是王昌龄曾经听过的渔歌，而对岸则是少数兄弟民族聚居的山野，王昌龄曾经入耳的俚曲山谣，想必仍在随风传扬。在秋日楼头，断鸿声里，我们抚今追昔，怀古之幽情不禁油然而生：
时而旷达，时而幽怨，或许这才是王昌龄此时的心境。旷达的背后可能是更深的忧伤，但也可认为旷达就是旷达，旷达的背后还是旷达。年过五十，已知天命。我相信王昌龄旷达的纯净，因为这可能更符合他的性格。
“‘沅溪夏晚足凉风，春酒相携就竹丛。莫道弦歌愁远谪，春山明月不曾空’，‘流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维梁低吟王昌龄的《龙标野宴》和《送柴侍御》诗，回头问我：“一代才人而遭远谪，他虽说‘莫道’、‘不觉’，实际上在故作旷达之中透出深沉的悲愤忧愁，这也是所谓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吧？”
我点头称是，说：“王昌龄性格豪迈达观，不然，他的边塞诗怎么会写得那样雄风起于纸上？一般人远谪于这种穷乡恶地，真不知何以自处，何以卒岁？但是，他也有直接写愁怨之作。”我随口背诵他的《送魏二》和《泸溪别人》：“‘醉别江楼桔柚香，江风引雨入船凉。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武陵溪口驻扁舟，溪水随君向北流。行到荆门上三峡，莫将孤月对猿愁’，真是深情幽怨，情何以堪！王昌龄在此谪居了七八年，我们如果设身处地，他真是度日如年呵！”
许多诗人诗作风格多样，这正与人性的丰富相应。
维梁接过我的话头：“王昌龄创作的黄金时期是他的青年时代。逐往江宁，他还写出了《芙蓉楼送辛渐》那首名篇。‘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他那首绝妙的《采莲曲》，大约也是写于江南吧？他贬到龙标时，正是年过五十的壮年岁月，本来应该写出更多更好的诗篇，但他的才华却被无端地窒息和扼杀了，今昔同悲，古今同慨，真是令人不胜欷歔！”
下得楼来，我们在园内徘徊留连，欣赏历代诗人文士为王昌龄所作的诗文联语，又去城内寻访王昌龄创建的“龙标书院”的遗址，然后来到城西南水和沅水的汇流之处，那该是民间传说中王昌龄经常来游的“芙蓉渡口”了。龙标的水呵可以洗俗肠，龙标的沅水呵可以清诗心，我和维梁各捧一掬清清的江水，一饮而尽。我们不远千里而来，不仅将这里的水色山光收入胸臆，更接受了古典的芬芳，诗神的洗礼。在王昌龄咏歌啸傲过的江边，传诵于民间而不见收录于《全唐诗》的王昌龄的一首作品，和滔滔江水一起在我们的心头流唱：
月色溶溶照古城，芙蓉渡口水风清。
焦桐一曲梨花雨，不知身在五溪滨。
……
据《集异记》记载，唐玄宗开元年间，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人有一次到酒楼畅饮。有乐官歌妓奏乐歌舞。他们私下约定以歌女唱自己诗的数量定高下。一歌女唱王昌龄“寒雨连江夜入吴”，又有一女唱高适“开箧泪沾臆”，又一歌女唱王昌龄“奉帚平明金殿开”。王之涣指着歌女中最漂亮的一个说：“这个人唱的如果不是我的诗，我就永远不敢和你们争高下了。如果是，你们就该拜我为师。”一会儿，那歌女张口唱“黄河远上白云间”，几人大笑。乐官歌妓来问，才明白原来客人正是这三位大诗人。
三
龙标四周的群山如插翅难飞的囚笼，囚禁了王昌龄的壮年岁月。待到他花甲之年，搅得天翻地覆的安史之乱爆发了，公元756年，唐肃宗李亨在甘肃灵武即位，改元至德而大赦天下。《新唐书·王昌龄传》说诗人“世乱还乡里”，他因此得以离开龙标。但长安尚未收复，道路不宁，想回故里实无可能，王昌龄只得沿江东下，于次年秋天到达九江，有《九江口作》为证。随后两京收复的消息于岁末传到江东，王昌龄决计还乡，但他怎能预知自己的生命也临近终点了呢？他路经亳州（今安徽亳县）时，竟然被刺史闾丘晓杀害，一代巨星，遽然陨灭！
在盛唐的诗坛上，王昌龄是与李白齐名的杰出诗人，因为他比李白年长，成名又较李白为早，因此开元年间他的诗名已经大噪，俨然诗坛盟主，从中唐人薛用弱《集异记》所载他与王之涣、高适三人“旗亭画壁”的传说，即可见其诗名之盛。他现存的诗只有一百八十首左右，其中绝句约八十首，可想而知，他应该还有许多名章俊句没有流传下来。整体而言，他的海拔不及李白，李白如一座壮丽的山岳，群峰逶迤，主峰耸出云表，只有比他年轻的杜甫才可以跟踪而上与之比肩。王昌龄的绝对高度虽无法与李白相比，但他的边塞诗却为李白所不及，李白的宫怨诗写得很好，但对王昌龄恐怕还要逊让三分，而王昌龄抒写友情的送别诗，却可以和李白一较短长。这如同体育场上的十项全能选手，李白是当之无愧的冠军，但王昌龄某些单项的成绩却要超过李白。这两位诗人友情深厚，处江湖而不相忘，而尤其可称为诗坛盛事的，是他们的七绝创作。在王昌龄和李白之前，创作七绝的诗人不多，成就不大，他们雄才并出，对这一文学样式的创作做了承前启后的贡献，常被后人相提并论。明代焦竑《诗评》说：“龙标，陇西，真七绝当家，足称联璧。”清代宋荦《漫堂说诗》有言：“三唐七绝，并堪不朽，太白，龙标，绝伦逸群。”明代王士祯《艺苑卮言》说“七言绝句，王少伯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而清初王夫之则推许王昌龄的七绝为唐人第一，他认为“七言绝句唯王昌龄能无疵颣”（《夕堂永日绪论》）。李白的绝句是不夜之珠，王昌龄的绝句是连城之璧，如果将盛唐的诗坛喻为武林，在七绝这个项目上的演出，李白和王昌龄的招数和风格虽然各有不同，但他们神乎其技的不凡身手，确实令人叹为观止！王昌龄当年在巴陵赠诗为李白送别，李白后来在江南作诗向王昌龄遥致慰问之情，并非巧合的是，这两首诗都是七绝，这是灵魂与灵魂的交流和问候，不也可视为艺术创造的默契与呼应吗？
也有人认为唐人七绝是三分天下。清人管世铭说：“摩诘、少伯、太白三家，鼎足而立，美不胜收。”
殷瑶编选当时的诗作为《河岳英灵集》，他选了24人，篇数之多以王昌龄为第一，在李白之上。宋人计有功在《唐诗纪事》中，引用他所见殷瑶选本评王昌龄语说：“及沦落窜谪，竟未减才名，固知善毁者不能掩西施之美也。”众士诺诺，一士谔谔，殷璠在王昌龄已贬龙标之时还选他的诗，并且数量排于首位，推为中兴高作，盛唐代表，这真可谓颇具胆识。“西施”是绝代美人，与此相映有趣的是，王昌龄还有“诗家天子”之盛誉。原来王昌龄贬逐江宁时，常约诗友在衙署后厅之“琉璃堂”聚会唱和，唐代画家绘有“琉璃堂人物图”，有多种摹本传世，并流传至今。一百四十年后，晚唐诗人张乔旅次江宁，还专程去凭吊琉璃堂故址，写有《题上元许裳所任王昌龄厅》一诗：
琉璃堂里当时客，久绝吟声继后尘。
百四十年庭树老，如今重得见诗人。
殷璠的诗家眼光虽偶有盲点，但对王昌龄的认识还是别具慧心的。
晚唐时流行的一本说诗杂著《琉璃堂墨客图》，尊称王昌龄为“诗天子”，此书残本今存于明钞本《吟窗杂录》中。宋人刘克庄在《后村诗话新集》中说：“唐人《琉璃堂图》以昌龄为诗天子，其尊之如此。”这是称王昌龄为“诗家天子”的最早出处。后来元代辛文房作《唐才子传》，说“昌龄工诗，缜密而思清，时称‘诗家夫子王江宁’”，从“时称”一词，可见此说由来已久。“夫子”乃先生之意，与“天子”在字形上只有毫厘之差，但其意却不如“天子”远甚。不知是传抄之误，还是辛文房或后人妄改？“天子”一词，难道只有朝堂上的帝王才能拥有吗？
若足后人妄改，其人必定是尊君王崇谦恭的礼法卫道士。
然而，这位手有彩笔的“诗家天子”，却敌不过手持屠刀的地方军阀。王昌龄沉于下僚的仕途三十年，却有二十年是迁谪的岁月，最后竟然不幸屈死于恶吏闾丘晓之手。唐代是封建盛世，政治较为开放与宽容，文网疏而不密，文人的命运远胜前朝，也远胜明、清两代以及当今的“文革”时期。官居高位的诗人上官仪被武则天处死，但他本来就是一个御用文人，死何足惜。唐代许多人虽然仍是怀才不遇，但如陈子昂在四川家乡为射洪县令殷简逮捕下狱，诬害而死，王昌龄在安徽他乡被亳州刺史闾丘晓杀害，可谓绝无仅有。闾丘晓，姓闾丘，名晓，据《旧唐书·张镐传》记载，“晓素愎戾，驭下少恩，好独任己”，可见是一个暴戾乖张之徒，这种人如果权力在手，其恶行更可想而知。在他的恶名与臭名之下，《全唐诗》居然收录了他一首诗，题为《夜渡江》：“舟人自相报，落日下芳潭。夜火连淮市，春风满客帆。水穷沧海畔，路尽小江南。且喜乡园近，能令意味甘。”——我在抄录他的这首“大作”之时，心头汹涌的是无尽的憎恨与鄙视，也生怕玷污了我的笔墨。此诗之平庸低劣，入眼便知，与王昌龄之作相比，犹如土丘之望山岳，死水一潭之比汪洋大海，王昌龄与之狭路相逢，真是如俗语所云“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王昌龄几次被贬，殷瑶说他是“不矜细行，谤议沸腾”，而诗人常建在《鄂诸召王昌龄张偾》一诗中，则说“谪居未为欢，谗枉何由分。午日逐蛟龙，宜为吊冤文”，言下颇为不平。王昌龄则说自己是“本性易然诺，得罪由己招”，傲视权贵，疾恶如仇，脱略世务，不拘小节，大约是王昌龄这种才华与骨气并兼的文人的通病，而闾丘晓身处高位，在乱世中拥兵自重，加之“愎戾”的本性，更是可以作威作福，在潜意识中，他还很可能忌妒王昌龄的诗才和名声，于是王昌龄便在劫难逃了。从古至今，多少有才华有抱负有骨气而不识时务的贤者，不得吐气扬眉，而巧者愚者奸者佞者却常常飞黄腾达，正人君子往往受制于得志便猖狂的小人，有的甚至死于其手，这真是历朝历代都花样翻新地上演的悲剧！
查有唐一代，没有一位文人因文字而处死刑，亦足证唐之伟大。仔细想想，这是一件令人十分感动的事。没有这等宽宏大量，就没有阔大之象，就不可能有盛唐之象。
然而，正所谓“人生无常，天道好还”，我们今天也仍然可以燃放鞭炮以示庆贺的是，闾丘晓终于未能逃脱对他的惩罚。我们应该感谢的是张镐。张镐出身布衣，为人刚正，当时兼任河南节度使，安史叛军合围张巡、许远死守的今河南商丘的睢阳，张巡告急，张镐挥师昼夜兼程，传檄闾丘晓克日就近赴援，但闾丘晓居然逡巡不进，待张镐赶到时睢阳已陷。张镐以军法问罪于闾丘晓而将处死之，平日威风八面气焰熏天的他连连求饶说：“家有老母，请留我一命。”张镐的回答令九泉之下的王昌龄冤恨稍申，令千载之下的我们仍然人心大快：“王昌龄也有老母，谁去抚养呢？”遂杖杀之。张镐令我感激的，还有他对李白与杜甫的关照。暮年的李白以戴罪之身流放夜郎，按今天的说法是所谓“政治犯”，位至宰相的张镐虽无法救援，但他不仅没有立场坚定地与李白划清界限，反而不远千里赠诗给他，并寄去两件夏天的衣裳，李白在答诗中不禁感慨之至地说：“惭君锦绣段，赠我慰相思。”年近五十岁的杜甫，逃出沦陷的长安奔往凤翔，被肃宗任命为“左拾遗”，履任才一个月，就上疏营救罢相的房璃，触怒肃宗而几遭刑戮，又幸亏张镐救助，才免于一死而贬为华州司功参军，由于重又深入民间，复得以写出“三吏”、“三别”等不朽之作。
让我们都记住张镐这个名字。作为诗人的朋友，张镐做到了他所能做到的一切。唐代诗家的三位天子，都得到过他的帮助。他是唐诗的辅弼大臣。
由此可见，对官员也不可一概而论，有贪官也有清官，有恶吏也有良吏，芸芸众生所望的是后者多于前者。即以张镐而论，就凭他给李白援手，替杜甫进言，特别是为王昌龄申冤雪恨，就足以使人感念了。张镐是爱才而惩恶的不可多得的好官，千年之后，“诗家天子”王昌龄令我追怀，张镐也令我感激，但他也早已走进了历史，我到哪里才可以找到他，为李白为杜甫更为王昌龄，略表我的敬重与感谢之忱呢？
人民命运系于官员的良心，小百姓只能盼望一个好官，这就是人治而非法治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