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行
长相思，在长安。
我的家乡在南方，将近四十年前的青春时代，我却远放西北。沿铁路线北上南下西去东回，好几次和唐代的长安今日的西安擦肩而过，伫候于列车的窗口，那雄伟迤逦的古城墙从唐朝就在等我，喊我去敲叩它的门环。回到南方数十年来，我常常西北而望，那是大唐的京城，唐诗人纷纷登场歌哭吟啸的舞台，怎不使我魂牵梦萦，心神向往？
“唐诗之旅”从长安出发。
正如那些优美的诗句，从唐朝就在等着我们，喊我们去敲叩它的门环。
不久前，年华向老的我终于远赴弱冠之年即已订下的约会。匆匆盘桓数日，在千年古都的城墙内外，于古典与现代交汇的巷尾街头，从唐人永不生锈的优秀诗句里，拾得这篇姗姗来迟的《长安行》。
兴 庆 宫
我去兴庆宫，并非朝拜帝王的宫苑，而是为了重温诗人的绝唱，寻觅李白的遗踪。
使兴庆宫重要的，不是唐玄宗的文治武功，而是李白的《清平调》三章。
兴庆宫，原是唐玄宗李隆基做太子时的藩邸。李隆基即位后，改建旧邸为新宫，兼有宫殿与园林之胜，开元天宝时代，与太极宫、大明宫一起被称为“三内”。唐玄宗多年在此理政，这里就成了盛唐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人生变幻，世事沧桑，到清代初期，昔日的煊赫繁华早已成了一方废墟瓦砾。现在于原址建成的兴庆宫公园，规模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有如一幅比例大为缩小的地图。
兴庆宫金明门内曾置翰林院。公元742年即天宝元年，李白于江南应召再入长安，被任为翰林院学士。那时，长安城内王侯的深宅大院多种牡丹，玄宗更是在沉香亭前广植此花，并辟花园。李白供奉翰林的次年春日，牡丹在眼，贵妃在侍，心态当然极好的玄宗不想闻旧乐而欲听新词，“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词乐为”，于是，在长安市上不知哪一处酒家召来醉乡中的李白，酒意尚自醺然的他绣口一吐，立成风流俊逸的《清平调》三章。歌唱家李龟年一边以檀板击节，一边引吭而歌。多才多艺的玄宗不知是想讨贵妃的欢心呢，还是一时技痒，也轻吹玉笛而相和。
待我来时，已是千年后的一个炎炎夏日。龙池之畔的沉香亭，为今日重建的赝品，而昔日的牡丹也早已和杨贵妃一起玉殒香销，李龟年的歌声虽然可以绕梁三日，但却绕不了千年，任你如何在池畔亭前侧耳倾听，那不绝的余音也早已断绝。玄宗时代，翰林供奉们要在翰林院轮流当值，李白呢，也许他此时正在翰林院里值班吧？我去金明门内寻寻觅觅，只见昔日翰林院的北部，早已为居民住宅区所占压，南部也只有考古学家才能查明的瓦砾残迹，许多游人到此，绝不会想到他们足之所履，也许正好踏上李白当年的一枚脚印。
国力第一（盛唐）、诗才第一（李白）、乐律第一（李龟年）、名花第一（牡丹）、地位第一（玄宗）、美貌第一（贵妃）、内臣第一（高力士）……一时都汇聚于此，可见兴庆宫当年的繁盛。但诗不在此，不在繁盛的正面，真正的诗都诞生在繁盛的背面。李白的诗亦如此。
李白的足印已然是凭空想象了，距翰林院不远之西南角，却尚有斑斑可考的勤政楼遗址。勤政楼原名勤政务本楼，是一座东西宽五间、进深三间、面积五百多平方公尺的大建筑，登楼可俯瞰远眺宫外的街市。此楼是兴庆宫内最重要的皇家楼台，节日庆贺、盛大宴会、策试科举以及咨询朝政等等活动，都在这里举行，曾经极一时之盛。中唐诗人王建的《楼前》写道：“天宝年前勤政楼，每年三日作千秋。飞龙老马曾教舞，闻着声音总点头。”八月五日玄宗诞辰为“千秋节”，每年届时盛宴三日于楼上，舞马于楼下。王建的诗追怀天宝旧事，可见当年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盛。稍后的白居易曾作《勤政楼西老柳》，他着眼的，却是一株可以为历史作证的柳树：
半朽临风树，多情立马人。
开元一株柳，长庆二年春。
春天，柳树半朽，当年的繁盛已不复见，令多情者欷歔不已。
从“开元”盛世到白居易来时的“长庆”年间，一百多年的岁月又已经交给了历史。白居易没有正面写楼与楼中之人，但言开元之临风无情老树，长庆的多情凭吊之人，无限的俯仰今昔之感，便尽在其中。数十年后，杜牧也前来吊古伤今，写了一首《过勤政楼》：
千秋佳节名空在，承露丝囊世已无。
惟有紫苔偏称意，年年因雨上金铺。
杜牧是咏史高手。这首诗咏唐玄宗“千秋节”事，暗含讥讽：期等“千秋”是空想。
莓苔随意滋生，甚至爬上衔门环的铜制门饰。虽未明说，但勤政楼的破旧荒废已意在言外。时间呵，这是天地间至高无上的主宰，人间任何位高权重者，都休想与之抗衡，哪怕贵为帝王；世上任何坚固的建筑，也无法经受它的风吹雨打，哪怕坚如金石。
待到我千年后跟踪前来，勤政楼不仅早已人去楼空，而且连楼也早已不知去向，只剩下劫后余生的几个石础，凄凉在蔓草荒烟之中，兀自回忆它们当年所承载的歌声与笑语，煊赫与繁华。能与时间角力并取得胜利的，不是手握重权的帝王将相，而是杰出的诗人和紫苔不侵风雨不蚀的优秀诗篇。这个问题，最好去询问李白，他当年虽然被唐玄宗赐金还山，等于逐出长安，但现在却早已凯旋。在兴庆宫公园内高达三重的“彩云阁”前，在一泓碧水中央，他正以手支颐侧身而卧，长眉入鬓，长髯垂胸。我想前去叩问，但恐怕他还没有从一时的醉酒千年的小寐中醒来。暂时别去惊动他吧，在他的石像之侧久久伫立，我仿佛听到轻微的鼾声。
“凯旋”语带双关，亦实亦虚。写仿佛听到李白轻微的鼾声，也是虚实相生。
渭 城 曲
渭城，是秦朝的首都，唐代的重镇，更是诗人的名城。名城呵名城，永远矗立在名诗人的名诗里。
从长安往西四十余里，便是曾经作为秦代帝都的咸阳。其名咸阳，大约是因为它在峻山之南渭水之北而山水皆阳吧？咸阳又称“咸秦”、“咸京”，时至汉代易名“渭城”，唐诗中或称咸阳，或云渭城，实为一地，如颜尚《送陆肱入关》：“舟行复陆行，始得到咸京。”如高适《答侯少府》：“赫赫三伏日，十日到咸秦。”他们所说的已都是唐代的渭城了。
对于两千多年前的项羽，我的印象虽然比出身市井的无赖之徒刘邦好得多，对他的英雄末路也颇为同情，但他却不该迷信武力轻视文化而作风粗暴，用如流行歌曲所唱的“一把火”，将全国最大的城市咸阳烧成一片焦土，我们至今在杜牧的《阿房宫赋》里，仍可看到那熊熊的火光。但是，如果项羽复生，他纵然能烧掉秦朝的百殿千宫，然而即使再纵火也烧不掉王维的一首绝句。自王维的《渭城曲》一出，千百年来，渭城便更令旅人伤感，离人伤怀，读书人伤情，也令从古至今的诗人伤神。三十多年前，诗人郭小川远去西北，他就在《西出阳关》一诗的结尾写道：“何必‘劝君更尽一杯酒’！这样的苦酒何须进！且请把它还给古诗人！什么‘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样的诗句不必吟，且请把它埋进荒沙百尺深！”当年，我就曾以《新时代的边塞诗》为题评论。小川英年早逝，我也人生易老，迟至不久之前才一骑绝尘，不，四轮生风，奔驰在王维和唐诗人的诗句里。
郭小川故作豪壮语，有时代因由。
车出西安，当渭城还在车轮前面，我的心早已从现代飞到了唐代，耳边满是唐诗人对渭城的歌吟。渭城，咸阳；咸阳，渭城，当年是从军戍边的战士的必经之地，所以令狐楚的《少年行》写得意气飞扬：“弓背霞明剑照霜，秋风走马出咸阳。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而李白的《塞下曲》也笔歌墨舞：“骏马似风飙，鸣鞭出渭桥。弯弓辞汉月，插羽破天骄。阵解星芒尽，营空海雾消。功成画麟阁，独有霍嫖姚。”这大约是所谓“盛唐之音”吧，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到了杜甫的《兵车行》中，就只听得一片呼天抢地的哭声了：“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
令狐楚诗比郭小川诗自然，更有豪壮气！李白诗没有丝毫苦味，只有冲天豪气。
左耳听的是壮曲，右耳听的是哀音。顷刻之间，沉思之际，我们的越野小汽车已驰上现代化的渭河大桥。桥梁雄伟，桥面宽阔，两侧雕花的石栏如绣带，路旁成排电杆高擎的，是要到晚上才盛开的簇簇金莲。我触景生情，忽然想起了温庭筠的《咸阳值雨》，于是，现代的咸阳桥上，响起了温庭筠的古典的绝句：“咸阳桥上雨如悬，万点空濛隔钓船。绝似洞庭春水色，晚云将入岳阳天。”温庭筠为什么头脑发热，或者说诗思飞腾，将渭水当成了湘水，把咸阳幻成了岳阳？面对夏日干涸得只剩下一线黄流的渭水，我更是心存疑惑，也许当时生态环境未被破坏，渭水也和湘水一样清碧吧，李白的《君子有所思》行中，也曾有“渭水银河清，横天流不息”之句。不过，我还要前去游览汉唐帝王的陵墓，回来时再步行于咸阳桥流连一番吧。待我在唐陵汉墓匆匆怀古之后，回到桥上，已是西风初起夕阳西下的时分了。漫步桥头，我俯仰天地，思接汉唐，不禁感从中来，不可断绝。
温、李诗既有夸张，亦有现实基础。
“山雨欲来风满楼”已成为一种象征：重大事变前的紧张氛围。诗写到这种程度已很难超越了。从“史识”的角度认为许浑诗不如李商隐诗有一定道理，若从形象思维与诗艺角度看，许诗高于李诗。
唐人写咸阳的诗作不少，佳篇也多。如喜欢写“水”而被人嘲谑为“许浑千首湿”的许浑，就曾作《咸阳城东楼》：“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如刘沧的《咸阳怀古》：“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废兴。渭水故都秦二世，咸原秋草汉诸陵。天空绝塞闻边雁，叶尽孤村见夜灯。风景苍苍多少恨，寒山半出白云层。”但他们的八句，似乎仍不及李商隐四句的《咸阳》：
咸阳宫殿郁嵯峨，六国楼台艳绮罗。
自是当时天帝醉，不关秦地有山河！
刘沧与许浑都是一般性的感时伤逝，而李商隐的诗则不仅有“史实”而且有“史识”：如果施行暴政而失掉民心，即使皇权神授，哪怕有山河之险，也不免倒台和灭亡。秦始皇如此，咸阳原上埋葬了西汉九个皇帝，十来个唐代帝王，他们不就是历史上来而复去的匆匆过客吗？在李商隐之前，李白早就唱过“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了。在李商隐之后，鲁迅也曾在《无题》诗中一说“六代绮罗成旧梦”，二说“下土惟秦醉”，化用李商隐诗的故典而借古讽今。
提到咸阳或渭城，就不会忘记王维那首《送元二使安西》，后来因被之音律管弦而称之为《渭城曲》：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渭水之上有桥，唐人送人西行，一般都送到渭桥折柳为别，王维的《渭城曲》，写的就是桥边送别的情景。这首绝唱一出，就传诵不绝，后来谱为《阳关三叠》，唐代长庆年间有位歌唱家何戡，就善唱此歌，刘禹锡就曾说“旧人惟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而现代作家郁达夫的《湖上杂咏》，也有“如今劫后河山改，未听何戡唱渭城”之句。然而，此城已非彼城，此桥已非彼桥。隋唐之后渭城城址屡经搬迁，现在的咸阳市，系明代在渭水驿的基础上扩建而成，而唐代的渭城，原址在今咸阳市西北之聂家沟。难怪我先前穿越咸阳市区时，不论如何左顾右盼，怎么也找不到王维送元二出使安西时，相送复相别的那座杨柳青青的客舍，且不说“元二”，连王维自己也不见影踪，不然，我也会去“劝君更尽一杯酒”，和王维一握手而加入送行的行列呢。
“绝唱”“绝”在何处？不复有能超越者。王维把个体经验上升为普遍经验：不舍与劝勉，担忧与祝福，无奈与豁达……惜别时的诸多情感尽在其中。后人无法超越，就只能引用了。
当年在“安史之乱”中，唐玄宗携杨贵妃西逃，为阻绝追兵而焚毁渭桥。桥亡河在，那里便成了“关中八景”之一的“咸阳古渡”，在今西安市三桥镇泮河入渭之处。我们在新建的咸阳公路大桥上徘徊，久久俯视桥下的渭河流水。来不及去寻访那叠印着李白、杜甫和王维的足迹的咸阳古渡了，苍茫暮色袭上我们的衣袖，远处的长安城已举起万家灯火，在喊我们回到现代的红尘中去。
受了渭城歌吟的浸润，在作者的笔下连现代红尘的万家灯火也似乎变得诗意起来了。
大 雁 塔
我追踪杜甫、高适、岑参等诗人的足迹，终于在朝阳初升时来到大雁塔，然而，却无法和他们联袂攀登了，我已迟到了一千多年。好像急急忙忙去赴一场盛会，待至赶到会场，早已曲终人散，只留下你形单影只，凭空想象演出的盛况而不胜低回。
唐代的长安，有如现在美国的纽约、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德国的柏林，是当时世界上最壮丽繁华的国际性大都会，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座人口超过一百万以上的城市。在“贞观”、“开元”之治的盛唐，更是声威远振，万邦来朝。然而，人生有悲欢离合，历史有兴衰更替，“安史”乱后，唐朝江河日下，京都也日渐败落，复经唐末的战乱和兵火，长安城几乎成了一片废墟。时至今天，往日的宫殿楼台千门万户，只能从考古学家绘制的复原图样中去追寻，而昔年的诗酒风流昌盛繁荣，也只能从诗人流传至今的作品中去想象。
只有这样的盛唐，才能轰鸣出诗歌史上的盛唐之音，形成文学的高峰。
然而，目击唐代盛衰的见证人仍在，那就是唐高宗李治之时修建而屹立至今的慈恩寺内的大雁塔。而先知者的预言呢，那就是杜甫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了，时在唐玄宗天宝十一年，即公元752年的秋天。三年之后，安禄山骑兵的铁蹄，就将关中大地将大唐帝国践踏得一片狼藉。其时大雁塔高峙半空，听到了也见到了下界的鬼哭狼嚎，愁云惨雾。
那年秋日同游并同登大雁塔的，有杜甫、岑参、高适、储光羲和薛据，前三位是盛唐的诗坛俊杰，后二人也非等闲之辈。除薛据之作失传外，其他人的作品都流传至今，而且题目大同小异，可谓中国诗史上一次颇有意义的同题诗竞赛。最差的是储光羲的诗：“冠上阊阖开，履下鸿雁飞。宫室低逦迤，群山小参差。”这已是他写景的好句，结尾的“俯仰宇宙空，庶随了义归。
屴非大厦，久居亦以危”，也不过一般的居高思危之意而已，而且认为万事皆空，只有佛家的“了义”才是最后的归宿。高适与岑参的写景胜过储作不止一筹，高适说“言是羽翼生，迥出虚空上。宫阙皆户前，山河尽檐向”，岑参说“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都颇能写出塔的高峙和登临的感受。但53岁的高适，其结句是“盛时惭阮步，末宦知周防。输效独无因，斯焉可游放”，抒发的仍然是一己的怀才不遇之情。岑参的结句是“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正当三十八岁的盛年，就想退隐宗佛，也未免过于消极。
以“退隐宗佛”为消极，是一种偏见，是儒家立场的偏见。
在洞箫低吹单弦缓奏之中，大雁塔的最高层，轰然而鸣的却是杜甫的黄钟大吕之声：
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
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
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
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
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
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
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
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
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
惜哉瑶池饮，日宴昆仑丘。
黄鹤去不息，哀鸣何所投？
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同题比较，参照系数更大，可比性更强。由此，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出诗人诗力的高下。
杜甫他们登临咏唱之时，到处莺歌燕舞的大唐帝国已经危机四伏，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独揽大权，斥贤害能，朝政日非，昔日励精图治的唐玄宗，也已经蜕化成为贪图享受终日醇酒美人的腐败分子，安禄山秋高马肥，反叛的旗帜即将在朔风中呐喊。前来登临大雁塔的几位诗人，他们的写景都各有千秋，不乏佳句甚至壮语，但在眼光的锐利、胸襟的阔大和忧国忧民的情怀方面，杜甫之作不但高出他们不少，同时也是唐代诗人写大雁塔的近百首作品之冠。时代的深忧隐患，社会的动荡不安，个人的忧心如捣，这一切都交织在“登兹翻百忧”的主旋律之中，全诗就是这一主旋律的变奏。仰观于天，俯察于地，“惜哉瑶池饮，日宴昆仑丘”，他讽刺唐玄宗贪于声色而荒于国事，他预见到时代的动乱有如山雨欲来，因而发出了“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的警告和预言。“有第一等襟抱，斯有第一等真诗”，前人不早就这样慨乎言之了吗？
“诗圣”之“圣”常体现在这“第一等襟抱”。杜甫的“忧心”已内化为他的诗思与诗情，所以诗句中常传递一种大悲悯、大情怀而自然贴切，且诗意盎然。这有时需要细细咀嚼。
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原籍唐朝的大雁塔，千年来一直候我登临。沿着塔内的回旋楼梯，踩着杜甫的足迹，高六十多米的古塔将我举到半空之上，凭窗阅读四方风景和千古兴亡。极目远眺，只见浑圆浑圆的地平线，千秋万代以来就和天边青蒙蒙的雾霭捉着迷藏，至今没有了局；低头俯瞰，唐宋元明清早已退朝，即使是月夜，也再听不到李白听过的万户捣衣之声。只见成群的大厦高楼拔地而起，汹汹然想来和大雁塔比高，而纵横交错车水马龙的大街是现代的驿道，喇叭声声向大雁塔宣告：昔日的长安已经不在，你面对的是今日的西安。以笔为生，以笔为旗，有时也要以笔为剑呵，在高高的大雁塔上，我书生气地想。虽然“斯人不可闻”，但“余亦能高咏”，面对八面来风，我高声吟咏杜甫登塔的诗章，以乡音呵湘音。流浪的鸟，过路的云，还有曾经认识诗人的八百里秦川，都在下面倾听。
华 清 池
在登大雁塔而赋诗之后三年，也就是公元755年11月，困守长安十年，最后得到个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从八品下小官，专司管理武器仓库和公私驴马的杜甫，从长安去奉先（今陕西蒲城）探望妻儿。他半夜出发，黎明时过骊山，凌晨经华清池。华清宫里，唐玄宗和杨贵妃及大臣们正在寻欢作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将沿途的见闻及归家后的感受，写成有名的一代史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当时没有电话电报和电传，安禄山已经在范阳即今日北京附近起兵，鼙鼓震天，铁骑动地，唐王朝却仍在“形势一派大好”中歌舞升平。
这样的诗句只能在唐代产生，其他任何时代都不可能。这由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决定。特别相对于其他朝代，唐代的“文字狱”“威力”较小。从这个角度说，杜甫是幸福的，因为他不需在这方面多下“功夫”。
八年过去，干戈扰攘，血流飘杵，生灵涂炭。白发唐玄宗与红颜杨贵妃的个人悲剧，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的时代悲剧，都终于烟尘落定，进入了历史，让后人评说。五十年后，在陕西周至县当县尉的白居易和友人议论天宝遗事，不禁感从中来，写下了千古传唱的《长恨歌》。它的主要倾向是咏叹李、杨的爱情还是讽喻？它表现的是二者兼有的双重主题吗？或者，它主要是抒写诗人自己悲时叹逝感伤家国？白居易没有也不应该直接说明，但却使得后人聚讼纷纭，一代人，黑发争成了白发，一千年，哀史争成了历史，至今也仍然没有定论。
一千年后的一个夏日，再不见剑戟森然的羽林军守卫巡行，也没有高力士指挥下太监们的盘查喝问，大约当年杜甫和白居易都不得其门而入，我却只买了一张窄窄的门票，便昂首阔步跨进大唐的皇家禁苑华清池，于其中悠哉游哉，留连半日。
华清池位于西安城东约七十里的骊山之下。山麓温泉流涌，周幽王在这里建过“骊宫”，秦始皇易名“骊山汤”，汉代改建为“离宫”，唐玄宗时更环山筑宫，宫周建城，名为“华清宫”。因融园林宫殿为一体而以温泉为中心，一些宫殿又架筑于汤泉之上，故又称“华清池”。唐玄宗每年农历十月均到此避寒游幸，次年开春才回到长安。在封建时代，朕即国家，唐玄宗在华清池初逢儿媳杨玉环，惊为天人，辗转反侧，于是他“曲线救国”，将玉环度为道士之后再册立为贵妃，其时杨贵妃才二十七岁，而唐玄宗已是垂垂老矣的六十二岁之年。“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于是，华清池便成了他们的游宴之地与温柔之乡，后来因白居易的一曲《长恨歌》，更是闻名遐迩。
这里曾演出过为博妃子一笑而“烽火戏诸侯”的荒唐剧。
鼎盛时期的华清池宫苑，从骊山山麓一直延伸到如今的临潼县中心。沧海桑田，今日整修后的华清池，已只是旧时的一小部分，如同泱泱上邦沦为蕞尔小国，一国首富降为中产人家。但进得宫来，你仍可以感受到一派富丽豪华的皇家气象：回廊如带，水波似镜，绮户低垂，檐牙高啄。在仿唐新建的宫殿里，你当然已见不到演出霓裳羽衣舞时那翻飞的长袖，在新发掘的原来专为贵妃修建的浴池“海棠汤”旁，你当然也无缘得见贵妃如一朵出水芙蓉。西绣岭第三峰峰顶东侧，有唐代长生殿遗址，那本是侍神的斋寝，白居易时隔数十年，又未能到华清池实地考察，故在《长恨歌》中误将其作为李、杨的寝殿。实际上，“夜牛无人私语时”的寝殿是“飞霜殿”，在海棠汤之北。七月七日月明之夜，如果你来原址侧耳细听，也许还能听到唐玄宗和杨贵妃山盟海誓的私语之声。如果你听不到，你说，那必要时就只好请高居其上的骊山出面作证了。
可以作证的，不仅有耳闻目见的骊山，还有唐人的诗句。除了杜甫和白居易之外，曾作《宫词百首》的中唐诗人王建，追念开元盛时，也有《华清池》一绝：“酒幔高楼一百家，宫前杨柳寺前花。内园分得温汤水，二月中旬已进瓜。”吴融的《华清宫》则颇有杜甫诗的遗风：“四郊飞雪暗云端，唯此宫中落旋干。绿树碧帘相掩映，无人知道外边寒。”而多忧时感世之作的杜牧呢？他的《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则更是时代的诗的证言：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驿马飞奔，不是为军情政事，而是为皇妃赶送荔枝。
新丰绿树起尘埃，数骑渔阳探使回。
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
这边已是鼙鼓动地，喊杀震天，那边却依旧歌舞升平，醉生梦死。
万国笙歌醉太平，倚天楼殿月分明。
云中乱拍禄山舞，风过重峦下笑声。
这边还以之为心腹，那边却早已暗藏杀机。
封建时代的中国，是君主集权专制的国家，所施行的是生杀予夺皆出于帝王的人治，帝王本身的素质和才能如何，往往决定国家的兴亡和苍生的苦乐。唐玄宗本是英明有为之主，但在位时间过长，长达四十五年，又无监督机制，到后期已经从明君变为昏君，导致天下大乱，国事不可收拾。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杜牧的诗，岂可只视为感慨一时一姓的盛衰呢！
凡杰出作品，必有超越时代、地域的普遍价值。
漫步华清池内，在写华清池的唐人诗句中神游，我恍兮惚兮，思接千载。待到回过神来，一千多年的时光早已随风而逝，唐玄宗和杨贵妃也早已一去不回。只有逶迤骊山，仍高高在上俯瞰尘世，唯有温泉流水，仍汩汩潺潺还似旧时。
灞 桥 柳
汽车往东奔上西安到临潼的高速公路，风驰电掣二十余里，便到了史名与诗名俱盛的灞桥。晚唐诗人郑綮说，他的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后代遂以“灞桥诗在”、“灞桥风雪”指作赋吟诗。今日我来是乘坐现代的桑塔纳，而且是其热可比南方的盛夏，我不想风雪中吟诗，驴背上得句，但是，灞桥杨柳能赠我一章散文吗？
长安之东有灞河，原名滋水。春秋时秦穆公称霸西戎，竟然不管滋水愿意不愿意，竟霸道地径行将它改名为灞河。秦穆公早就不在了，但阅尽千古兴亡流过唐宋元明清读过无数灞桥折柳诗篇的灞河仍在。灞河之上，秦穆公建有以舟相连的便桥，汉代定都长安，才正式兴建砖木结构的桥梁，后代许多桥梁如至今犹存的赵州桥，都是它的后辈子孙。没有河就没有桥，如同没有树就没有果实，但灞桥的名声却远在宽约四百米的灞河之上。自秦汉以来，它沟通北中国的东方与西方，是官员与百姓东去西来一桥当关的重要关卡和通道。灞桥两岸，广植杨柳，汉唐之时行人由长安远去西北，亲友们送到渭桥折柳为别，而从长安远去东南呢？则于灞桥相别折柳。暮春时节风中柳絮如雪花，不知由哪些评委评定，“灞桥风雪”就进入了“长安八景”之列，而灞桥也就成了中国历史和中国诗史中的一座名胜。
渭桥与灞桥，一西一东，皆为长安送别胜地。
“灞桥风雪”美在那种作赋吟诗的情怀。不解此意，缺失了人文之美，此景便成寻常。
桥上飞花桥下水，断肠人是过桥人。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说：“长安东灞陵有桥，来迎去送皆至此桥为离别之地，故人呼之为销魂桥也。”离别少不了柳条，甚至还有箫声伴奏，那至今没有消逝的箫声，从李白的《忆秦娥》中越千载而传来：“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李白这首词，上片歌长安东南之灞陵伤别，下片咏长安西北之汉家陵阙，柔婉与悲壮兼而有之。至于说到“年年柳色”，在李白之后，盛唐的戎昱也曾在《途中寄李二》中咏叹：
折柳送别取谐音“留”之意。代代相承，已成一种仪式。唐时对很多人来说，灞桥折柳送别更多了一重悲伤，因为长安为都城，而离开京都者多为落魄之人。
杨柳含烟灞岸春，年年攀折为行人。
好风若借低枝便，莫遣青丝扫路尘。
从诗中可见，当时河滩东西，官道两旁，杨柳低垂而枝条拂地。附带提及的是，此作在《全唐诗》中也归属于李益名下，而且题目相同，同时又属于另一位诗人杨巨源，只是题目为《赋得灞岸柳留辞郑员外》，一诗三主，如果其中一人像当代某些作者一样动辄诉诸法院，不知法院如何宣判版权所有？届时只怕要请灞岸之柳出庭作证。也许是多年来攀折者太多，加之后来者不愿重复前人，要故意抬杠，于是我们又见到另一种景象，中唐时的韩琮在《杨柳枝词》中就写道：
枝斗纤腰叶斗眉，春来无处不如丝。
灞陵桥上多离别，少有长条拂地垂。
这种现象少见。抬扛亦有道理。柳短了，离别长了，亦可解。
两位诗人虽都是唐人，但异代而不同时，所见所感同中有异，也都各有妙趣。你如果觉得柳长柳短不知听谁的好，那就兼听则明吧。
将车停在灞水桥头，我们在桥上漫步，左顾右眄。公路两旁仍然绿柳依依，毫无疑问是唐柳的不知多少代的苗裔。宽阔的河床上则到处是沙洲绿滩，枯瘦的水流像中国大地上它的许多同行一样，都已经患了污染之疾。什么时候，灞水还能像唐代一样清碧丰沛而一苇可航呢？虽然其清明浩阔已远不如从前，但一千多年的风沙吹过去，李白写灞水的《灞陵亭送别》却仍然流光溢彩，如同刚在纸上一挥而就那样新鲜：
送君灞陵亭，
灞水流浩浩。
上有无花之古树，
下有伤心之春草。
我向行人问路歧，
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
古道连绵走西京，
紫阙落日浮云生。
正当今夕肠断处，
黄鹂愁绝不忍听！
《楚辞·招隐士》云：“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自此芳草渐成象征离别的典型意象。
我的前辈同乡王夫之先生，在《唐诗评选》中曾说这是“夹乐府入歌行，掩映千古”的杰作，不知他当年是否到过灞桥？我往日读这首诗，也只是在故乡长沙，人隔千里，且局促于小小的斗室书房。今日有幸一睹此水，亲履斯桥，我当然便忘乎所以地高吟起来，不管那座现代化的钢筋水泥桥梁听得懂听不懂，也不管桥下年高体迈的古老灞水听不听得清。我只顾自己心血如潮，放声吟诵，李白正在唐朝正在千年的那一头倾听，我毫不怀疑，你信不信？
“乐府”因入乐要求，音韵节律相对要求较严，而由乐府发展而来的歌行相对要求较宽，句式自由，灵活多变。
曲 江 池
未到曲江池，好像美人如花隔云端，令人心神向往；来到曲江池，美人已化为黄土泥土尘土，你会又一次憬悟人生的短暂和世事的沧桑。
“乐游原”已成一种象征，一种代名，指代盛事美景。
还是在少年时，我就已经从唐诗中和历史读物里初识曲江池了。长安城外约五公里的东南方，离大雁塔不远，有一处游览胜地，秦代名“宜春苑”，汉代叫“乐游园”或“乐游原”，其中有盛开荷花的芙蓉园，还有一处弯弯曲曲长约七里的湖泊，人称曲江或曲江池。这里美如江南：湖水清亮似绿绸，夏天在水面绣了许多红莲与白荷；近岸处则是菖蒲与菰米的天地，湖畔柳丝拂地，乔木参天，亭台楼阁在两岸凌波照水，如同在举行盛唐的时装展览。从唐代中叶开始，进士们及第后要去大雁塔题名，来曲江池畔的杏园举行宴会，“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这就是刘沧《及第后游曲江》的开篇自白。唐玄宗为了自己和贵戚们的游乐之便，由大明宫至兴庆宫往南直至芙蓉园和曲江，沿城墙修了一道两边是城墙、中间是行车大道的“夹城”，他们心血来潮，就可以从夹城直趋曲江。“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这是杜甫在《秋兴八首》中的记叙。每年阴历三月初三，到水边除垢呈祥是自古相传的习俗，唐代上至皇亲国戚，下及百姓平民，也纷纷到曲江游赏，风光更是盛极一时。
古称“修禊”。《兰亭集序》中有“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之述。
我慕名远道而来时，曲江早已面目全非。当年的曲江池，已变为一大片低洼而弯曲的麦田。麦田周围树木稀疏，工厂的烟囱在吞云吐雾，民房与厂房踵接肩摩。“鱼戏芙蓉水，莺啼杨柳风”，张说的鱼戏与莺啼呢？“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杜甫的蜻蜓和蛱蝶呢？“更到无花最深处，玉楼金殿影参差”，卢纶诗中那些映水的玉宇琼楼呢？不止是现在的我已不复得见，唐代末年的诗人豆卢回，在他仅存诗一首的《登乐游园怀古》中，也早已说“昔为乐游苑，今为狐兔园”，而到北宋诗人李复的笔下，曾极尽繁华的曲江，就已经是“唐址莽荆榛，安知秦宫殿”了。
这些诗句都印证了当年曲江池之昌盛。
由盛到衰，道尽世事沧桑。
曲江池的由盛而衰，除了水源枯竭这一自然灾难之外，关键在于人祸。后期的唐玄宗，由英明之主变为昏聩之君，任用奸人，远斥贤者，朝政与国事日非。因宠爱杨玉环，他竟在同一天封大姨为韩国夫人，二姨为虢国夫人，八姨为秦国夫人，每人每月赐可买五百担米的十万钱作脂粉费。杨玉环的堂兄杨钏，本是游手好闲的纨绔无赖，玄宗认为“钏”字由金刀组成，有失吉利，故赐名杨国忠，并作为李林甫的接班人当了宰相。他一身而兼五十余职，百般诬陷正直有才之士，千方迎合贪图享乐的玄宗，贪污受贿不计其数，仅细绢就收藏三千多万匹。他曾对人说，他是碰上了机会，此时不捞，还不知日后是什么下场，名声无所谓，还不如眼前尽情快活。这，倒可以作为现代的贪官污吏的座右铭。现代的脏吏邪官，群众视之如同瘟疫寇仇，他们的名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恐怕是其源有自吧？“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杜甫作于安史之乱前夕的《丽人行》，揭露了皇室的追欢逐乐，骄奢淫逸，而结束全诗的“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批判的锋芒，直指其下场仍与金刀有关并不吉利的杨国忠。有识有胆的杜甫，真不愧“诗史”与“诗圣”这一光荣尊贵的称号。
这些数字已不再枯燥，而是生动地呈现了唐玄宗的昏聩与杨氏的贪婪。
安史之乱，是唐朝也是曲江池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后，唐朝已成了一轮不可逆转的西下夕阳，而往日如同美人的曲江池，也日见形容憔悴，无复盛时的风华。“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这种时代的沧桑巨变，长安沦陷时落于敌手的杜甫，在《哀江头》中已有身历目击的反映。数十年后，忧心国事的李商隐也写了一首《曲江》：
望断平时翠辇过，空闻子夜鬼悲歌。
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
死忆华亭闻唳鹤，老忧王室泣铜驼。
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草江花岂终极？”这是《哀江头》的名句。时局大变，而花草却年年依旧，没有终结穷尽之时，令人无限伤感。
而应该与此诗写作时间相近的《乐游原》，就更为概括而警策。胜地的衰败，唐王朝的日之夕矣，自己年华老去而壮志难申的悲哀，眼前景，世间事，心头情，无限丰富的内蕴和意韵，一起压缩在寥寥二十个字里，有如冰镇了千年而新鲜一如昔日的多味之果，让后世的读者重新品尝它的苦辣酸甜。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唐朝，早已降下永远不再升起的帷幕；李商隐，也早已转身走进了台后，再也不会出场。在李商隐驱车吟诵过的乐游原，在穿过原来曲江池的“雁引公路”旁的高地上，回眸20世纪那一轮饱经沧桑的落日，面对地平线上那欲吐未吐的晨光，豪情未衰，热血未冷，且让我张开筋力未老的臂膀，抱起新世纪的第一轮朝阳！